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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作家余華的小說新作《文城》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部分同學懷著熱情對作品進行了閱讀。2021年5月，根據閱讀情況，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李擔任主持人，組織2020級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在專業課程上針對《文城》接連做了兩次討論，并邀請《寫作》雜志編輯部宋時磊老師、外國語言文學學院鄒小娟老師擔任研討嘉賓。本文為討論成果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討小說內容本身，同時也展示了從“文本周邊”與“文化互動交流”的視角闡釋、理解作品的可能。全文基于研討內容整理而成。

葉李

作家駱以軍在《作為魯迅之后一百年的小說小讀者》中曾假設過這樣一個問題：“你靈魂底層，最愛的5根手指頭，只能選5位你最深愛的20世紀的小說家，會是哪5位？”如果就此對當下的讀者發問，許多人會把余華列入到那5根手指頭之中。對于這根令人鐘愛的“手指頭”，人們也總是報以異乎尋常的期待，希望作家的每一部新作都是另一本《活著》，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證明作家磅礴的才華和他的創造力始終“活著”。《文城》是迎著這樣的憧憬走到我們面前的。然而，我們如果還是拿《活著》作為尺子去評價一件新的藝術品，那么多少會錯過新的精彩，也未必能夠公正地評價新品在藝術上的真正得失。經典或者偉大的作品是充滿激勵性的、顯示世界的真實與打破世界的邊界的存在，而不是作為一個固定的框架去規限創造、探索——哪怕是不那么完美的探索。但是，作為呈現作家藝術生命狀態的文本一旦公之于眾，其中那些明示或暗示了藝術品之缺陷的創作上的猶疑、回撤、后退、衰減、過于平滑的文字宣告的突破的無力、自我變法的尷尬也就展露于世人眼前，它被評價，也應該被評價——接受那些富有洞見、創造精神、鑒賞力和對文學懷有嚴肅而熱烈的期待的批評者的打量與考察——無論他們是對讀者說話，還是向作者發聲。

面對《文城》，達成共識的部分是，許多讀者包括專業讀者認為當他們翻開書頁，開始閱讀，就如同辨認出喜愛的歌唱家的嗓音那樣，感受到屬于余華的“說話”的腔調。閱讀新作雖說是開啟一段新的旅途，與作家重新相遇，但沿途所見卻不乏“風景舊曾諳”的相識之感，諸如敘事的節奏、簡美而具音樂感、甚至具有透明感的語言——無論鮮血四濺、骨斷肉碎抑或情義流淌的綿密都能在近乎透明的語言折射里被最大限度地呈現；還有那些為人所熟悉的敘事元素——南方的氣息、狂歡化的敘事、暴力與血腥里交疊的諧謔，刀鋒寒光閃閃的冷冽、荒誕里浮現的人世悲苦，如同大地、河流一樣寬闊的溫厚人情。余華早期先鋒文學中暴力、殺戮的刺骨寒涼覆蓋世界的殘酷物語、創作轉型后“重復的詩學”對“活著”的那些人堅韌的生命意志、生命信念的詩性表達、《兄弟》《第七天》希圖以荒誕乃至現實魔幻主義的方式對中國當代社會變動中的浮躁與哀慟進行洞穿的艱難努力，似乎都疊映在《文城》之中，以至于有的評論者聲稱《文城》體現了余華創作的“綜合性”。不過，另一方面，綜合、嫻熟、順暢地講故事，是不是又意味著作品缺少了“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的沖擊力與突破性？這正是一種質疑的聲音。

《文城》奉獻于世人面前的是帶有余氏調性的中國版“南方與北方”。與工業革命時期在彌漫濃煙、飛絮、霧霾的英倫社會舞臺上上演的南方淑女與北方實業家的浪漫傳奇不同，《文城》演繹的是由欺騙開始，一個北方男人走向南方的苦心“尋找”——尋找妻子、尋找文城而譜就的傳奇。浪漫又凄涼的愛情不是這段傳奇的內核，余華把“尋找”與“傳奇”置于近代中國社會世變最為劇烈的歷史背景下展開，雖不尋求歷史細節上的精準定位，卻要借時代的激變與大動蕩、大混亂、個人難以抗拒的無序，造成傳奇中的戲劇性沖突，又表達文學的社會性內涵——個人所遭受的種種沖擊、無法預料的命運、不得不承受的苦難、令人慨嘆的選擇總與時代之勢、社會現實、歷史洪流有關。這是“傳奇”里的人會經歷的，也是現實世界里的每一份子不能完全避免的。因此，寫時間距離較遠的故事也就是寫最近的現實，寄托了作家對現實生活中的人以及人的命運的關切。

余華在《文城》里恪守了這樣的寫作倫理，用虛構的藝術把一種有價值的生活帶到眾人面前。文學是雕刻時光的技藝，但更是讓“時于此間”的人意識到有價值的生活、感受靈魂的氣息、見識生命氣象的魔法。因此，“尋找”雖然沒有完美的結果，悲劇是傳奇的終局，但作家始終要在動蕩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造成的酷烈的生存處境里用不證自明的誠、信、仁、義作為絕對的價值支點撬動命運的輪盤。這不是什么精細而客觀的現實主義，這是營構道德烏托邦的寓言。作家模糊歷史細節、虛化歷史事件，他想突出的并非歷史，而是要在歷史的暴風驟雨里抒寫殘酷世界的溫情、時代變亂中的暖意。他從容地在蒼涼底色的浮世繪上涂抹溫情，亂世浮生與磐石般堅定的精神信念并峙，暴力的陰影、散發血腥氣的殘忍也不能消弭人對于信義的持守，冰雹、龍卷風、雪凍，封凍、席卷、毀砸，自然災害的威力與社會性暴行的殘酷顯示了生命的脆弱，而道德倫理上的堅守又標刻了生命的硬度。作家再次用文字證明，文學不是用蠱惑人心的描寫引人與破碎而荒謬的世界共沉淪，它恰恰是要激發起我們向著一個應然的世界進發、活得更好的熱望和努力。

一部分讀者和評論者欣喜于《文城》的溫暖、寬厚，如果說像劉劍梅所說的那樣，卡夫卡筆下的變形提供了道德與人性的試金石，那么《文城》似乎又在依托余華擅長的寓言化敘事煉成“道德化石”。但同時，另一部分閱讀者也在追問：架空了歷史邏輯與生活邏輯的敘事，真的能使這塊“道德化石”經得起推敲嗎？“文城補”力求填補正文中的敘事空白，完成一個流暢、完整的故事，這會不會和寓言化的寫作慣性之間形成分裂與背離？小說以清末民初的亂世為背景，敘述在相當程度上仍然要依賴歷史經驗、現實經驗造就歷史語境中的現實感，偏偏又要打造極力揄揚人性、道德之美的烏托邦，脫離現實邏輯，來完成超現實、超歷史的“設定”，這會不會使敘事的內在邏輯破裂，進退失據？會不會令人物的塑造服從了作家先在的“道德判斷”，而成為在飛揚的歷史煙塵里活動的符號，缺了真實可感的血氣與活氣？作品中不少敘事的線索似乎剛開了頭就失了后面的蹤跡，這是不是作家最初的寫作雄心落實到文本層面時卻后續乏力？“那個熟悉的余華又回來了”的感嘆是不是也含著這樣的失望：他并沒有能夠繼續以往日那般“先鋒”的姿態挑戰敘事的常規、抵抗平庸順滑的敘事，對沉悶的寫作發出有力的一擊。

僅僅以喜歡或不喜歡、失望與滿意來對《文城》表態是最憊懶的行為，也不應該是多數人對待鐘愛的那根手指頭的態度。用傅雷先生的話來講，“是非好惡，不妨直言”，因為“輿論還得大眾去培植”，“文藝的長成，急需社會的批評”。期待大家的發言！

文城：無法抵達的情義之鄉

一

李佳涵

余華小說新作《文城》的主題可以從小說題目入手進行分析，“文城”表達出作家對于“文”的思考和追問。林祥福為了給女兒找回母親，千里迢迢尋找文城，最后他選擇的落腳點卻是溪鎮。溪鎮這一偽“文城”，確實具有忠義、仁愛的“文”的特征，商會會長顧益民接納了外來者林祥福，陳永良、李美蓮夫婦收留了林祥福父女二人，林百家也吃著百家奶和溪鎮的孩子們一起長大。“文城”的“文”可以理解為代表仁愛傳統的文化之“文”，但是真正的“文城”并不存在，它只是阿強為欺騙林祥福而編造的地名，這意味著林祥福一生追尋的、帶有仁愛傳統的“文城”只是一個虛構的終極幻想。作品后半部分由“文”轉向“武”，世道混亂、戰爭頻仍、土匪猖獗，“文”的力量不再能統領溪鎮，野蠻、殘忍的“武”的力量取代“文”稱霸一方，曾經富裕的溪鎮最終“蕭條凋敝”，“曾經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長的田地，如今雜草叢生一片荒蕪；曾經是清澈見底的河水，如今渾濁之后散出陣陣腥臭”，顧益民、林祥福等代表“文”的優良傳統的人，或向土匪低頭，或被土匪殘殺，“武”的力量最終毀滅了符合林祥福的想象、待他和女兒異鄉如故鄉的溪鎮。“文城”代表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雖然這個地點并不存在，但是向往它的人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個安放自己的地點，正如小說中的林祥福找到了與之對應、可以安身立命的溪鎮。而小說《文城》的結局是美麗、祥和的溪鎮遭到外來野蠻勢力的入侵后毀滅，這表明“文”的傳統不可追，以及它最終無可挽回的衰落。

苑博

我想說說對“城”的看法。余華的小說里一直很少出現明確的地點。早期的“先鋒小說”，如《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自然不用說，之后的《古典愛情》《鮮血梅花》亦是如此。余華“現實主義轉型”后的小說，如《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其中我們也不能準確判斷出故事發生的地點。《文城》講述的是一段“南方往事”，小說開頭便明確交待故事涉及的空間坐標：江南水鄉溪鎮。

《文城》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想到蘇童的《米》。《米》中的五龍也是逃難般地從北方來到南方，又在生命結束之際由南方返回北方。不同的是，蘇童的南方是“一種腐敗而充滿魅力的存在”（《南方的墮落》）。與蘇童的南方聯系在一起的，是潮濕、陰暗、糜爛、腐敗、頹廢、綺麗、感傷這樣的詞匯（《蘇童研究綜述》）。而《文城》中的南方——溪鎮——則缺乏明顯的性格。在林祥福尋找文城的旅途中（1-20章）尚能看出溪鎮的風貌——第3章里，關于溪鎮有具體的描述：“在遙遠的南方，渡過長江以后還要走六百多里路，那里是江南水鄉。”而在林祥福定居溪鎮后，便很難從敘述中看清溪鎮的面目。作者留下的線索大概只有第28章里對江南風物的描寫：“幾十個酒壇一字排開，里面波動著幾十種南酒，顏色深淺不一，香味濃淡各異。有紹興的老酒，蘇州的福貞，松江的三白……”。溪鎮在《文城》中處于不斷后移的狀態：從21章直到小說最后，幾乎沒有對溪鎮的正面描寫。敘述南方匪事之時，溪鎮僅是一個遙遠的背景。這時的溪鎮完全可以替換成中國的很多地方——說實話，讀抗匪這段故事的時候，我完全忘了作者講述的是“南方往事”，反倒覺得更像是“梁山往事”。

對于“文城在哪里？”這個問題，評論者眾口一詞，其中楊慶祥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在小說中，文城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但是，在小說中，文城又無處不在，它在想象和象征的層面提供了行動的指南”——如此纏繞的話語似乎是想說，我們無法也不應在現實的層面去理解文城，文城是小說中一個巨大的象征，是“人間真情厚義的承載符號”。

因此，《文城》里存在著雙重的敘事。一方面，《文城》中流露著作者對江南水鄉的迷戀，這來于作者的文化鄉愁。早在1998年，余華就在訪談中說：“我現在對給予我成長的故鄉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感受，不管我寫什么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場景都不由自主地屬于故鄉。”——當然，余華的這番表白同他的小說創作，尤其是“先鋒小說”之間，構成了極大的張力。另一方面，《文城》依舊屬于余華慣有的寓言式寫作，作者為“文城”賦予了一個巨大的、遠超虛假的地名的意義。余華將具體的江南水鄉溪鎮與作為精神象征的文城對接，而這造成了《文城》敘述中不可調和的矛盾：作為“懷鄉”的《文城》，需要一個真實可感的南方，需要在敘述中出現江南的風物與習俗；而作為寓言的《文城》，則需要一個抽空的故事背景，一切地域性的元素都要盡可能消失在敘述中。我想，《文城》終究更像是寓言，所以溪鎮幾乎在《文城》敘述中消隱。

趙紫梅

我在閱讀時也感覺《文城》里相較《活著》，似乎社會歷史背景在稍稍淡化，我在想，敘述方式從第一人稱變成了第三人稱，是否是余華刻意地對于小說人物的一種疏離呢？余華說，與《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不同，新作《文城》是一部傳奇小說。在他看來，傳奇小說與寫實主義小說，最大的不同是，寫實主義是人物帶動故事，傳奇小說是故事帶動人物。但是余華的話不能使我完全信服，我的閱讀感受里，這本書的小說性還是強于它的傳奇性的。同時這本書也讓我感受到對于“深刻”的一種回避，其實從余華的一些發言中也可以看出來，他說他們這代作家的一個共同點在于想把他們跟所經歷的時代的關系表現出來，不想自己的寫作變成象牙塔的故事，“年紀大了，我害怕深刻，就和大家講講故事。”（《余華、張文宏等在滬漫談“江南文學、閱讀與日常”》）

葉李

大家從“文”“城”的角度來進行破題很好。文城的地域性特征是比較模糊的，溪鎮的文化性格也比較模糊，作家行文走筆點染南方氣質，但確實不像有些作品那樣著意塑造一城一地與現實地理具有較高對應性的地域特征。這種模糊性，讓人覺得可以對小說中的“地方”進行置換。作家調動他熟悉的生活經驗來賦予溪鎮以及虛構中的文城粗線條的南方風韻，卻并不刻意將其細致地具象化，以與現實中的真實地域實現“對位”。小鎮的文化風情，比如說雪天祭拜的儀式，其實很難調動起讀者明確而強烈的地域性文化記憶。你可以說溪鎮就是文城，也可以說林祥福還沒有抵達文城。這也就是余華自己為什么會覺得《文城》比《南方往事》好，因為地名越具體，就越能與這一地點在客觀存在層面上的虛無構成張力，體現“名”“實”之間的背離，簡而言之，越具體就越虛無。“文城”之名賦予了作品更大的虛構性，也給讀者提供了更廣闊的想象空間，如此，《文城》也就具備了向多樣的理解敞開的開放性。林祥福尋找的對象既然是缺乏確定性的，是一段閃爍其詞的謊言牽帶出的虛幻迷離的存在，那么他跋山涉水的堅定尋找、他在溪鎮年復一年的等待是否會因為對象的虛無而失去意義？

尋找：沒有結果的溫情之旅

二

盧倩

我想講的是《文城》的尋找主題。林祥福南行尋找小美的動機比較復雜。首先，林祥福找到小美并且能夠帶回小美的概率很小，或者換句話說他去尋找小美的時候也沒有抱著必然要帶回小美的信念，林祥福南行在意的是尋找小美和找到小美的這個結果，至于找到小美之后要怎樣似乎已經不重要。林祥福在小美離開以后就開始懷疑小美和阿強是夫妻，以林祥福的性格，不會為了個人或者孩子迫使小美留在自己身邊，他不會去拆散他們夫妻，另外林祥福也不會因為責怪小美而帶回小美，因為林祥福有了懷疑之后從始至終沒有責怪過小美或者他們夫妻。加之小美是主動離開林祥福，因此小美被找到后也不會主動跟林祥福回家。除此之外，林祥福如果只是為了孩子和這個家庭的完整找回小美，那么他一個人南行迅速找到小美會方便合理得多，因為他的女兒只是個嬰兒，獨行會省去很多麻煩，加上他家里有忠心的仆人和錢財，短時間地照顧嬰兒完全沒有問題，況且林祥福也不是多疑的人。

另外，林祥福南行尋小美出于戀母情結也不大成立。林祥福對于母親只是正常程度的依戀，父親在他五歲時離去，母親直到19歲才離去，因此他有記憶以來母親的身影自然會多得多，對于母親的依戀更多是人之常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戀母情結同時也會伴隨著弒父情結，而林祥福對自己的父親同樣十分懷念，他一直用著父親做的兒童板凳。仆人一直稱呼他為少爺而不是老爺，按習俗老爺死了之后應該稱呼他的子嗣為老爺，況且林祥福已經結婚，完全沒有理由被稱呼為少爺，這個細節大概能看出林祥福對父親的紀念與敬意。另外還有一個細節，在他決定去找小美時，下意識想到的是“小美的以往，想到她如何身穿他的衣服在月光下為轉胎而繞井游走，想到她如何小心翼翼從剃頭匠手上接過女兒的胎發眉毛……，”他想的是小美出現過的情景，如果說一開始林祥福帶著對母親的記憶而選擇了小美，顯然這時候的林祥福已經是對小美本身的想念，而不是出于戀母。

個人覺得林祥福南下尋找小美，根本上是出于他純粹的品性，余華在訪談中談到自己想重寫《圣經》故事，想寫一個“純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的人，他想寫的是一種類似“信，義，愛”的信念，一種關于文學的觀念，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就像是被抽掉了個人特征的工具，成為某種極致品質的象征，“林祥福就是這么一個至善的人物，善到極致的一個人物。有的人可能認為找不著了，但是我相信還有這樣的人”這是余華的原話。

劉朋朋

“尋找”是《文城》的“在路上”，而為什么主角們會“上路”，我認為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召喚”。“召喚與尋找”的模式在余華之前的作品中已有所體現，主角們受命運的召喚踏上尋找的過程，尋找的結果是找不到，但好像又找到了。如《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少年在路上想尋找的是旅店，沒有找到，但他最后發現自己乘坐的卡車就是他要找的旅店；《鮮血梅花》中的阮海闊尋找的是殺父仇人，也沒找到，但他最后發現就在漂泊中已經有人幫他報仇了。《文城》其實也是這樣，林祥福要尋找妻子和孩子的母親，尋找文城這個地方，尋找就是部小說的主軸和意義。文城根本不存在，但他又找到了，溪鎮其實就是文城。尋找的模式在西方小說中也有很多，這種模式可以理解為一種隱喻，主人公尋找的是靈魂得以棲身的家園，是存在的意義。余華曾坦言卡夫卡對他創作的影響，卡夫卡的《城堡》講的也是個尋找的故事，土地測量員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目的地，現在可以理解為這是對人類荒誕處境的一種寫照。但是余華和卡夫卡不一樣的是，他的作品里始終有一種溫情和一抹亮色，找不到他想要的，肯定會找到一些別的東西，既然既定的目標肯定找不到，余華的敘事重心就會轉向尋找的過程，過程本身成了意義。驅動林祥福尋找的是倫理動機，血脈親情連接著尋找的和被尋找的，但是主人公的命運又偏偏和途中的“陌生人”糾纏在一起，林祥福也沒有想到溪鎮這個離家千里的地方成了他安身立命的第二故鄉。按照夏中義對于余華的評論，余華善于寫“苦難中的溫情”。尋找的目標是個謊言，對于林祥福來說是個無盡的虛無，但偏偏在尋找中有道義，有友情，有人性的光輝。如果說這部小說有什么價值旨歸的話，“信義”可以概括之，這點其實是余華之前的小說中很少會有的，義氣能夠穿越千里，陌生人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緊張的，而是溫暖的，可以完全寄托自己生命的，余華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最終還是緩和了。

葉李

余華曾經是一個跟現實的關系很緊張的作家，在他早期的不少作品里我們常常看到他者意味著毫無理由卻根深蒂固的絕對之“惡”的殘酷之景。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這種惡是沒有歷史起源也沒有因果邏輯的，惡對人的凌虐、傷害有時并不因為受害者的錯誤、道德上的污點而發生，它只是絕對地、頑固地、不問情由地存在、爆發。但是當余華寫作《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時，作家逐漸與現實和解，緊張的關系開始松弛，暴力和血腥慢慢淡去，“血”甚至成為稀釋苦難、緩解困厄、解除生存危機的資源，是一個人在極度匱乏的情境下被發揮到極致的進行拯救的本能以及最后可憑借的“原始積累”。“血”不再是殘酷暴力的外顯，而是象征最大的拯救的可能。但是到了《兄弟》《第七天》，我的感受是又看到作家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這種緊張并不是源于敏感的心靈對于所有可能對自我造成傾軋的外部力量的警惕、對于虛偽的現實的戒備，并非出于自我認同或寫作者身份意識建構過程中面對即將破繭而出又缺乏明確方向感的狀態的掙扎，它也不是早期基于個人生活經驗而無法完全信任現實、外部世界的緊張。這種緊張是作為一個即便被有論者認為“缺乏處理人類復雜經驗的能力”，擅長在寓言化寫作里展現純粹、以及純粹所具有的力量的作家，作為一個成功地講述了含有普遍意義的生存寓言并把這寓言最動人心魄之處放在歷史之輪與社會之軌對個體命運造成的規定性里去烘托的作家，作為一個從來沒有放棄關注文學之中的社會性的作家，余華注目歷史與現實的時候體會到歷史邏輯背后強烈的荒誕和社會化的暴力對人的侵犯，基于對此的敏感，他必須做出回應。因此，破壞性的社會力量和歷史的暴力搭載狂歡化敘事、黑色的戲謔、摻雜亡靈的沉哀粉墨登場，作家為歷史與現實留下濃重、夸張而又沉郁的文學剪影。在《文城》中我又看到了緩和，不過所謂緩和，并非原諒所有罪，以富含宗教精神的悲憫接受一切，不是用善抵消所有的惡，而是為可以進行價值衡量的生活找到根本的依據。曾經，這個依據在福貴那里就是“活著”，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一樣不斷領受苦難并繼續下去，窮盡這命運，這個過程本身就足夠給人以力量。《文城》中的主人公更具有主動性，他不是把所有的惡都消融在善里面，而是主動地去相信某種價值并且毫不質疑地去堅守它，并且以之托起生存的底線。在這個意義上尋求化解個人與現實之間的緊張的方法可能是一種新的“松弛”與“緩和”。

《文城》里面很少有質疑性的人物，比如說陳永良在陳耀武和林百家產生感情的時候，并不因知曉顧同年是浪蕩子就勸林祥福悔婚，而竭力促成這樁對自家有利的婚姻；賣身謀生的翠萍在得知林祥福財產存放處后從沒有一刻想過謀取它。他們似乎都不是我們能夠按照現實生活中復雜的人性動機去推敲、質疑道德行為的內在邏輯的形象。小說當中絕大部分人物用道德倫理的視角去看，都不太有模棱兩可、曖昧含糊之處，他們要么作為絕對之惡出現，比如嗜血施暴的土匪，要么作為人性純良的典型而存在，比如陳永良夫婦、比如林祥福——作家只需要他們堅守絕對性的存在。作家以此托舉生活、生命的價值底線、道德底線，當然這種托舉的行動可能未必那么有力，這個底線也不一定足夠牢固。但這是作家在處理與現實的緊張關系上去探索的一種在世的態度，這可能是“尋找”的意義之所在。從這個層面上講，跟以前的作品關聯起來考察的話，余華似乎又顯示了屬于他的“重復的詩學”。

通過剛才的討論，大家基本認為，盡管林祥福終其一生的“尋找”都是奠基于“虛言”之飄渺上的“錯過”，但是尋找的行動與過程讓“意義”誕生，大家還可繼續就此發表看法。

趙紫梅

我也認為《文城》的“尋找”主題很明顯。阿強和小美離家出走，由南往北，想尋求的是二人一起的逍遙日子，后來具體目標體現為一個從未見過也不知道姓甚名誰的在京城的姨父，顯然很虛渺。所以他們最后也沒能在北方立住腳，最終還是通過欺騙林祥福和偷他的金條才得以生存，并只得回到南方的故鄉溪鎮；林祥福帶著女兒由北向南，企圖尋找離開了的小美，他要去往那個存在于謊言當中的虛幻的文城。當他走到溪鎮時，小美其實就在當地，但是他是找不到這個逃走并隱蔽起來不愿意被找到的女人的，正如他怎么也找不到“文城”一樣。文中已經表明“這個虛無縹緲的文城意味著林祥福和女兒沒有盡頭的漂泊和找尋”。從這個層面上來看，他們的找尋似乎都是以失敗告終，沒有好的結果的。那么他們找尋的意義在于什么呢？他們的這種找尋好像都是因為對于此時的不滿或者說無法接受，想要尋找一種彼時或許在想象中更為美好的存在。這也很像是一種人生狀態，不斷找尋、漂泊、探索，不過這種狀態有時具有階段性。就像林祥福放棄家中一切，來到溪鎮，那時的他執著于找尋當中，然而去往了更多地方過后，他卻是定居在了這個最像“文城”的地方，似乎放棄了漂泊的找尋，而是選擇了等待小美自己出現，從此過起了好像隨遇而安的生活。而在作者的安排下，此時小美已經死去了，他找尋的具體目標在客觀上來講也確乎消亡了。但是余華好像并不旨在表現一種找尋意義的消解。我們回到小說的情節和敘事上可以看到，在類似《現實一種》時期慣有的冷靜的暴力敘事、將血淋淋的畫面平鋪直敘來表現土匪的殘忍之外，有更多溫情存在。李美蓮把林祥福的女兒完全當自己親生女兒一樣撫養，在被綁票后毫不猶豫地讓自己的兒子去交換人質，土匪“和尚”帶陳耀武到自己家里，最后還放走了他。小說開頭的敘述描寫林祥福是“一個身上披戴雪花,頭發和胡子遮住臉龐的男人,有著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描述的口吻像是一個滄桑又從容的老人在娓娓道來一個久遠的故事。還有林祥福感傷的對著毛驢說“只有你一直跟著我”一下子就會讓人想到《活著》里的徐福貴和那頭老牛，不過后來老驢跟了他五年因不能一起渡河被賣掉了，而老牛卻是在最后唯一陪福貴的。這本書在悲劇之中存有的對于溫情、憐憫的找尋與展現仍然在繼續，這或許也是余華找尋主題的核心意義之一，因為找尋本身似乎并不是他的終極目標。或許可以說，《文城》是余華對于“活著”之外的回應。

張博瑾

在作者筆下，阿強小美夫婦和林祥福均作為歷史衰頹邏輯的反抗者而存在。但是，兩者所反抗的“歷史的衰頹”的具體內容有別：前者反抗的是歷史的衰頹造成的個人生命力的衰頹，即家庭內部的陳腐權力秩序使阿強與小美成為父母/公婆的附庸，導致他們在年輕的時候便暮氣沉沉；但后者反抗的是歷史的衰頹帶來的“仁”、“義”、“信”等傳統精神的岌岌可危。正是因為存在這種差異，所以當阿強小美和林祥福均以“尋找”來反抗歷史衰頹的邏輯時，他們的價值追求也不相同：前者逃離家庭，北上京城尋找一個活在親友的敘述之中的姨夫是為了通過“另立門戶”實現人格獨立，從而重拾被破敗家庭所泯滅的鮮活的生命狀態；而后者舍棄家業，南下溪鎮尋找一個虛無縹緲的“文城”則是為了確證“仁”、“義”、“信”等傳統精神在江河日下的年代依然堅不可摧。但客觀而言，兩種“尋找”均是失敗的——阿強小美尋覓無果，最終回到溪鎮，整日“沉淪在過去里”，心如枯木；為保護溪鎮而死的林祥福被田家兄弟帶回故鄉，曾經生機勃勃、富饒祥和的水鄉如今因匪患而籠罩在一片蕭瑟凋敝的氛圍之中，人格化的“至善”終究無法在亂世中力挽狂瀾。至此我們會發現，兩次遙相呼應的“尋找”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構關系，使得《文城》的敘事呈現出一種回環的特點并將深重的宿命感與悲劇性賦予整個文本——不論人們如何掙扎，都不可能逸出歷史衰頹的邏輯。在此意義上，張一斧在淪落碼頭時所說的話仿佛成了《文城》的“題眼”：“先天何處，后天何處，要知來處，便知去處”，如果人們從歷史的衰頹之中來，最終也必然回到歷史的衰頹之中去。這恰恰反映了余華一貫的對歷史與現實無可奈何的悲觀態度。

至善：托舉生存的絕對價值

三

陳群

我覺得文城象征重情重義、恪守禮法的傳統鄉村社會，是人們心中超越現實的烏托邦，而溪鎮則是其在亂世中的遺跡，作者通過一個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的“文城”寄托了對舊夢的追思。《文城》將更多筆墨用于講述故事，而非塑造人物，始終關注群像人物的行動，而較少深入人物內心，讀者難以從人物的心靈世界中找到支撐其行動的合理動機，于是許多人物便成為作者手中的提線木偶，他們各司其職，扮演反派、義士、忠仆、勇者等角色，在作者意圖的操縱下共同演繹了一出跌宕起伏的鄉間傳奇。《文城》的腰封寫著，“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小說一方面完整地描摹了林祥福個人的生活史，另一方面以林祥福對“文城”的探尋與守望為切口，揭開了許多人生命歷程中的某一段橫截面，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小說中有那么多沒頭沒尾的故事。林祥福終其一生都渴望找到文城，盡管“文城”是胡謅的，然而作者借阿強之口道出“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林祥福并沒有找到名為文城的地點，然而他的確到達了心目中的文城——溪鎮。林祥福在此定居，并成為溪鎮的守護者中的一員。清末民初軍閥混戰、匪禍泛濫，傳統鄉村在動蕩中仍然固守禮法信義，卻也為了生存苦苦掙扎。

然而不論是溪鎮還是文城，它們都只存在于作者一廂情愿的想象中，扁平而臉譜化的群像人物是作者手中最易于操縱的棋子，他們的性情、欲望、形象被應需剪裁，助力作者完成了對于原始鄉村世界的暢想。然而噤聲的人物卻暴露了這一出鄉間傳奇的虛幻性，中國的鄉間從來并非如此，因而《文城》是一個好故事，然而其現實意義也因其虛幻性打了折扣。

楊舒蘭

“文城”這個不存在的地名象征著林祥福要追求的鄉紳道德烏托邦，“溪鎮”是這個烏托邦在人間的短暫幻影。林祥福的完美人格就是鄉紳理想在“溪鎮”這一典型的中國鄉土社會中的復魅，與現代性強調的“祛魅”背道而馳。同時由于小說中所有的人物刻畫都沒有給人性留出足夠的輾轉騰挪的空間，讀者對林祥福的命運更難產生共情——至少，我們不像他那么輕信，也不如他那么“成功”。在這一點上，《文城》的實際閱讀效果辜負了讀者對余華潛在的閱讀期待。

書中的正面人物基本可以用“俠”與“紳”兩種模式概括，反面人物就是單純的“匪”和“惡”。善惡都只是人性中的被動屬性，缺乏主動的掙扎與救贖，是一種標準化的道德人設，因此整個故事都近乎“懸設”，直至匪徒血洗溪鎮，這個以鄉紳為核心的道德烏托邦徹底向著殘酷的人間煉獄坍塌下去，對鄉紳道德的想象和招魂被血與暴力完全摧毀，最后只能靠“俠”獲得不徹底的拗救。項飚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中反復提及鄉紳的品格：“公共知識分子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出一個普世性的原則，提出理論、知識、道德、行為上的典范，做一個批判者。而鄉紳是很溫和的，它不做這樣的普世性評判或者倡導，他從小世界里看東西，沒有宏大的、居高臨下的說法，對體制沒有道德上的優越感。” 余華作為一個承擔了部分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作家，卻想象出一個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顧益民，為了“保全溪鎮”不惜以妓女勞軍，給出了輕浮且殘忍的價值判斷。公知角色與鄉紳想象分裂，批判者的立場與居高臨下者的姿態結合，導致他的烏托邦只能塌陷為“地獄”，再也回不到“人間”。

張博瑾

我認為給“文城”下烏托邦式的定義是需要斟酌的。私以為“文城補”這個標題極具誘導性與迷惑性，它讓我們下意識地認定阿強小美的故事不過從屬于林祥福的故事，是為了襯托林祥福“一生的尋找”之徒勞與崇高而存在的。但這種“林祥福本位”的分析思路很容易讓我們忽視“文城”這一符號內在的矛盾：對于林祥福來說，“文城”是一個亟需尋找的標的，它象征著一種重建破碎家庭的希望與林祥福對“善”的篤信；但是對于阿強小美而言，“文城”是一個避之不及的陰翳，它暗示著兩人在歷史衰頹年代試圖逃離破敗家庭卻最終失敗的絕望、卑微與無力。就此而言，“‘文城’是一個仁義烏托邦”這類美化、詩化“文城”的結論是深可懷疑的，因為它們是論者基于林祥福的情感認知與行動邏輯而得出的，已然遮蔽了“文城”之于阿強小美夫婦的迥然不同的意義。

葉李

林祥福，祥是吉祥的祥，福是福氣的福，林祥福是不是有那么多福氣？這形成了一種反諷。“祥福”又可以諧音享福，如果是享福的話，他享了什么福？福報從哪里來？只能從苦難里來。作家在《文城》中把絕對的人性善當作信仰的根基，為人在世的行動和生活托底，化解虛無。在某種程度上，追求和實現人性中的至善仿佛就是人與“天”或超出于人類自身的某種最高意志之間訂立的絕對法則、契約。我們所要遭遇的罪惡都是為了讓善顯現，惡使得善有價值。這部作品是把理念推到極致后打造的傳奇，林祥福所面對的苦難不是他的罪惡招致的，這是一個“圣徒”在人間的經歷。與此相對，作家還要寫一個“人”在人間的經歷——一個人被命運推著走進而顯現命運的撕裂，那么這一部分在誰身上完成呢？我認為是小美。小美不是天生的圣徒，她只是一個“人”，她無法選擇、無法抗衡自己的命運。林祥福主動地作為，小美則是被命運推著行動。林祥福通過領受命運來展現他的善德，他死亡時眼前出現女兒的身影，臉上流露對女兒的深情，這個走向死亡的受難者最后定格的形象如同一尊在臉部的表情里深蘊愛與慈柔的雕塑，散發著善的光輝，而他的女兒林百家則象征這個“圣徒”最大的善念，所以當他眼前出現女兒的幻影，“享福”的受難者平靜地死去。不僅林祥福，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理念的載體，張一斧從名字、行動到品性都是惡的象征，換言之，他是喻示毀滅性力量、暴力的符號；其他大多數人的名字都是“善”的表征，比如顧益民、陳永良、李美蓮，包括小美。有論者說《文城》是南方和北方雙向互動的故事，但實際上它是更具普遍性的人性寓言。“文城”作為道德烏托邦而存在，它最后能不能托起人的生存？與其說我們從作家那里能夠找到明確的答案，不如說我們得到的是意味深長的問題。前面我們圍繞“文城”“尋找”“至善”這三個關鍵詞對文本內容進行了解讀，在座的也有其他專業的同學，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理解文本的新視角。

新解：文化互動與文本周邊

四

顏雨欣

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我想從跨文化交際的視角來做一些闡釋。所謂跨文化交際指具有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人們之間的交際。這里我們將它縮小化，不同區域之間的交際。林祥福來自北方，小美來自南方小鎮，正是因為南方與北方存在的文化差異使得林祥福對小美產生了好奇和強烈的興趣。比如小美說著林聽不懂的語言；她的溫柔靦腆；她有著精美刺繡的頭巾，她穿的木屐。這些都是林所從未見過與體驗過的東西，兩種文化的碰撞之間使給林帶來了新奇的體驗，吸引著他向小美走去。

黃菊

小美和阿強的家鄉——文城，對于林祥福這個來自黃河以北的北方人而言，無疑是新奇、神秘而充滿魅力的。

“他感到小美有著他從未見過的清秀，那是在南方青山和綠水之間成長起來的濕潤面容，長途跋涉之后依然嬌嫩和生動。”

“一個在屋子里走動時只有木屐聲響的女子，一個不會笑出聲音而是將笑意含在嘴角的女子，此刻容光煥發了。”

首先從定語的使用來看，邢福義先生在《漢語語法三百問》中將定語分為兩類八種，在寫到與小美相關的南方事物時，呈現的是包含多項定語的復雜的定心結構。如以上所列舉兩例。

其次從語篇銜接的角度看，根據韓禮德和哈桑的語篇銜接理論，詞匯銜接指的是語篇中兩個或多個成分互相之間存在的語義聯系。詞匯銜接分為兩大類，是復現，一是搭配。復現包括重復，同義詞、近義詞，上義詞，泛指詞。在以上摘錄的片段中，“藍印花布”作為一個意象被反復描繪，有意識地重復，使得“藍印花布”幾乎成了小美形象的一部分，也是小美南方風情的一部分，之后的情節中有著睹物思人的作用。“南方”“北方”這類詞則屬于序列性銜接，作為一組對照，更顯南方的秀麗精巧和北方的粗樸。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余華對于“南方”的描繪是細致、柔情和詩意的，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小美代表的南方文化，無疑是吸引林祥福的一個重要因素。區域文化的差別，南北方的差異，使得小美作為一個非常突兀的異文化的代表者闖入林祥福的世界，那個水鄉、有藍印花布、女性穿旗袍和木屐的遙遠南方在林祥福眼中是完全新奇的。南方文化為小美營造了一種氛圍，使她帶上了異文化的魅力。

張琪

我了解了一下《文城》的出版情況，《文城》首印50萬冊，次日加印10萬冊，單價59元，該書的出版與營銷涉及到上千萬的資本運作，書是商品，也是商業鏈的一環。部分營銷手段值得注意，書評的水軍影響讀者的期待視野，“余華新作”“暌違八年”等關鍵詞都是賣點，贊譽或爭議都是熱度。新京報書評周刊、南方周末、鳳凰網讀書、澎湃新聞等媒體均有專文評論《文城》；知乎、豆瓣等年輕人的社交、討論平臺也有相應話題，豆瓣中不乏頗成系統的評論；與書幾乎同時推出的還有專業學者的定調式評論，這種文章推出的時間節點很值得注意，為什么不讓子彈飛一會兒再發言？

各種評論總體上是正面的，但是評論話語也有縫隙。比如最流行的“是個好故事，但不是好小說”，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好故事已經足夠，但是讀作品評論也要留意，“但”字后面往往是更重要的內容。如果只想看好故事，現實生活往往比小說還要復雜，一些激起強烈社會反響的新聞事件，哪一件不比亂世之中的尋找與錯過更引人注意？也許非虛構寫作中的故事更讓人震撼。對于小說而言，比故事更重要的是寫法，優秀的小說甚至可以沒有故事。這本書的熱度由作家、出版社、期刊、評論家共同推升，以上角色也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把視線轉移到作品外部，推廣《文城》的商業化運作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

宋時磊

我想補充張琪同學說的，我認為需要考慮當代文學作品在圖書市場的營銷問題。《文城》由新經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該機構先后與1400多位國內外知名作家，包括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建立起良好且穩固的合作關系，期間推出了4000多部作品，塑造一批百萬級銷量的暢銷圖書，自稱擁有2億人次以上的讀者。在《文城》的發售過程中，十月文藝出版社和新經典文化的合作甚為密切，前者負責編輯、出版，后者負責宣傳和發行。《文城》能否成為經典，還需要時間去檢驗，但是，雙方會通過“暌違八年”這種詞匯把《文城》包裝成經典作品，評論家的評論和讀者選購也會潛移默化受到這種運作的影響。從商業的角度，來分析我們當代的作家作品的市場推廣，是非常好的學術研究話題，因為它可以和文學內容、圖書出版、文學批評生態等話題結合在一起，涉及到多個領域，也容易產出學術成果。

我讀完這本小說，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講了個好故事。如果說前面部分還有點霧氣朦朧或者說帶有點神秘色彩的話，《文城·補》直接把它陳述得一清二白，讓我們直接把這個故事看穿了。《文城·補》的故事比較流暢，是一個典型的婆媳關系破裂導致的人間悲劇，之后的故事從此生發。這個帶有一點懸疑性的題材適合拍電影，類似于五一熱映的《懸崖之上》。很多場景，比如剛才有同學提到的耕田比賽，都可以用電影鏡頭表現出來，這讓整部小說的閱讀感受類似于看一幕一幕電影的感覺。這說明當代作家在創作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影視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或許表明作者在從事創作時有將作品影視化的后期考量，蘊藏著這部作為未來會成為影視改編IP的可能性。

回到作家創作本身，當代作家可能有些共同之處，一是此前成功的作品會給他帶來“影響的焦慮”；二是疑慮自己的新作品，在新的市場環境下能不能引起社會關注，并追求經典化的可能。作家一方面想努力地吸取宗教方面或者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資源去作為他的創作背景，另一方面他要通過提出“文城到底是什么”這個話題讓大家去思索，凸顯主題的深刻。我以為《文城》可能像張煒的《九月寓言》一樣，營造一個寓言化的場景，結果作者越寫越實，反而把本來刻意寓言化的場景給解構了。我們今天的文學是要盈利的，作家要自己拿版稅的，所以當代作家要接受市場的規約，要考慮市場的反應。作家面臨的處境，最終表現為：涵納市場并深受其熏染，又想獲得文學史的地位，在兩者之間踟躕、徘徊。這種分裂和悖論所帶來的矛盾性，在《文城》這部作品中體現得格外明顯。作為專業化的讀者，我們應該把作家還原到具體的“人”，文學成績比我們高一點，技巧比我們好一點，名氣比我們大一點的普通人。對于已經成名的作家的普通人的人化理解，可以消除作家神圣化的一面，他們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經典；也可緩解讀者內心因期待而帶來的失落焦慮。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些年當代作家喜歡把文學故事放到歷史的總體背景中去創作，包括《北上》，也是在歷史中講述大運河的故事。《文城》《北上》等作品，其中的故事背景和結構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嘗試對讀多部小說，會增進我們對當代文學文本的理解。

葉李

今天的討論整體來說比較豐富。大家今昔相照，細讀最新的文本，察鑒其中的作者意圖、文本意圖，品評作品呈現的藝術實態，又“卻顧所來徑”，在作家個人寫作史的脈絡里把握新作的價值、位置，乃至局限。同時，不同專業的討論者的加入，使得討論有了將文本內外勾連的靈活、自由與“越界”的新意。將所謂嚴肅文學、“純文學”的作品放在今天文學與市場運作、文化消費模式、藝術品商業化策略的多方互動、深度關聯的生產傳播機制里去考察，是一個合理的研究維度，畢竟，時至今日，像在一切尚未分裂、四散的古典時代那樣，沉浸于個人營造的藝術桃源虔誠打造作為靈魂映像的藝術杰作，已然難以想象。復雜的社會生活和發生巨大變化的文學生產機制，使得任何個人化的文本也不能擺脫時代文化運行的方式對之產生的影響，作家一樣無法“置身事外”。這樣的討論有利于打開批評的空間和展示由文本引出的更大的“問題域”。

有的同學認為“尋找”的過程展現了人世間的溫情，有的同學認為“尋找”的失敗反映了余華對歷史與現實的悲觀態度，可見“尋找”意味之豐富。《文城》正篇的最后，“文”的力量覆滅了，無論是作為理想的道德烏托邦的“文城”，還是林祥福所要尋找的“文城”似乎還在云水渺茫之處，難以牢固地矗立在人間，作為尋找的完滿終局。作為文城化身的溪鎮——被“誤解”的文城，林祥福抵達了，而作為原初意義上的“文城”和寄托理想人性、至善之德又不為暴力的侵襲而擊碎的“烏托邦”，它似乎只能在尋找的過程里存在，而永遠不能成為抵達之所。“《文城》里林祥福的尋找是這個故事的起因，也是沒有結局的結局，這是有血有肉的尋找，不是哲學上的尋找” （余華、洪治綱《<文城>內外》）。然而，有血有肉的尋找的結局是一首浪漫傳奇音消曲歇之后以血肉為代價的悲劇。小說中秉持了最大善念的人并沒有得到“享福”的結局，那些恪守善德、信義的人也不斷地面對暴力和權力、武力的施暴經歷“喪失”和“失去”，暴力似乎還是對抗暴力的有效方式，比如陳永良手刃張一斧。依靠暴力去實施正義與余華此前的眾多小說致力于撕破“暴力與正義的合法關系”相悖（《小說的越界》），這樣的悖謬又把問題而不是結論放在了讀者面前。如果作為絕對信仰和生活依據的“情”“義”“仁”“信”并不能保證必然的善果，那么人還是否可以依賴、信靠絕對的倫理價值給予我們的生活一個強有力的支點？我們到底應該從期望的結果是否達成出發來選擇“所信”，還是應該選擇憑借“所信”經歷過程，走向結果——無論結局如何？到底哪種選擇更能造就合理而有價值的生活。我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尋找”與“文城”構成了我們決定自身在世態度的深刻勾連的兩環——我們應該懷著對“文城”的信去開始尋找，無論走多遠、走多久、最終走到哪里；還是應該由“文城”是否真實存在以及是否能夠抵達作為前提來決定要不要尋找？文學不負責給世界和人現成的解答，作家也無需事事皆明以后才把結論用文學的方式昭告天下。那些不能用歷史邏輯、客觀規律、社會發展模型去充分解釋說明的曖昧、混沌、惶惑、迷茫，又必須被某種形式去表達從而喚醒我們的意志去展開追索——這正是文學誕生的理由。

雖然跟進、摹仿、追隨批評并不能使藝術散發無與倫比的靈韻，然而“藝術企圖擺脫批評，其結局卻是發人深省的。”（《批評的解剖》）無論是為了藝術而藝術，還是為了生活而藝術，批評都不應缺席。如果要堅定地捍衛藝術，就需要同樣堅定地捍衛批評，而捍衛批評，“我們應該確認如下的前提，即批評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結構，這種結構本身有權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討論的藝術，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批評的解剖》）期待在未來的研討和批評實踐里，我們都能用展現思想的洞見、知識的力量、獨立性追求的言說來真正地捍衛文學和批評。

（基金項目：武漢大學“教育教學改革”建設引導專項“融媒體語境下文學教育與批評實踐、文學生活互動式教學實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