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長期以來，受周氏族人親友著述1及紹興魯迅故居建筑規(guī)模的影響，學界多強調周家曾是紹興的巨姓望族、讀書世家，雖因太平天國運動、族人不事生計等原因家道式微，但大族世家的遺風尚存。這種對魯迅家世的習慣性描述，因脫嵌于明清紹興社會歷史語境，與史實已有相當距離，遑論以之為據(jù)，推測家族因素對魯迅思想發(fā)展和創(chuàng)作心理的影響所產(chǎn)生的偏差。2本文擬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借助地方文獻，重建明清紹興社會歷史現(xiàn)場，考辨魯迅家世的歷史本相，以期為重識魯迅思想起點提供史實支撐。

一、 “大大族”與“小康”

在傳統(tǒng)中國，一個家族成為地方社會的巨姓望族，必須在先世事功、經(jīng)濟實力、學銜品秩等方面有突出表現(xiàn)，至少要具備其一?？疾祠斞讣易逶诿髑褰B興社會中的地位，須從這三個主要方面入手，進行史料辨析，接近史實本相。

關于先世事功方面，周以均在《越城周氏支譜》（以下簡稱“《支譜》”）中說：“余家本姬姓文王之后，子孫以國為氏，世居汝南，代有偉士。傳至有宋而有濂溪公，纘承道學，為世巨儒。厥后蔓延天下，無處無之。但世次久遠，支派莫得其詳。”3周氏族人的燈籠上標識“汝南周”，即源于此。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浙江鄉(xiāng)試朱卷》稱“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國公，學者稱濂溪先生，從祀文廟”。魯迅丁酉年（1897）購買正誼堂本《周濂溪集》，庚子年（1901）寫《蓮蓬詩》“好向濂溪稱凈植，莫隨殘葉墮寒塘”，即有致敬先祖的意味。周作人早年所作日記詩文，不僅署名“汝南介孫氏”、“汝南駒隙生”、“溓溪甲申生”、“汝南甲申生”、“汝南星杓氏”，而且更進一步署名“漢真將軍后裔”，與漢代名將周亞夫扯上了關系。但如果對祖孫三人的行為作一歷時性考察的話，則發(fā)現(xiàn)：周福清現(xiàn)存手稿、文字、印章署名“介孚”“周福清”“會稽周福清”等，大概僅科舉考試時才自稱為周敦頤后人；周氏兄弟成年以后，極少提及自己與汝南周氏、周敦頤、周亞夫的關系?？梢姡芨Ｇ迮食睹酥皇菫榱丝荚嚶臍v好看，周氏兄弟攀扯望族則屬于少不更事的孟浪之舉。后來周作人自己就對這種攀附名人心理有所反省和批評：

會稽姓周的大族很不少，但和我們都是同姓不宗。他們家譜上的世系從南北宋列記下來，有的可以上達漢唐，有五六十代之多，我們的便不行，從始遷祖算起到我們這一輩才有十四代，以三十年一代計算，只有四百年的歷史……一般家譜的辦法，始遷雖是晚近或微末，卻可以去別找一個闊的始祖來，最普通的是拉住那做過《愛蓮說》的周茂叔，喜歡往上爬的還可以硬說是周公之后，大家弄慣了也不以為可笑，但是我們的家譜上不曾采用此法，干脆說逸齋公以前不可考。

既然名聲顯赫的祖先查無實據(jù)，那么只好從周氏始遷祖起考察其家世流變，及其經(jīng)濟實力在明清紹興社會的位置。周福清在《恒訓》中說：

予族明萬歷時，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萬歷年置。累世耕讀，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韞山公生七子。合有田萬余畝，當鋪十余所，稱大大族焉。逮嘉道時，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產(chǎn)。復遭十七爺房爭繼，訟至京師，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輩不事生計，侄輩繼之，賣田典屋，產(chǎn)業(yè)盡矣。

這應該是影響學界對魯迅家世敘述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值得重返明清紹興社會的歷史語境，考辨“大大族”與“小康”的本相。

《支譜?譜例》云：“吾周氏自始遷祖逸齋公于明正德間徙居越城竹園橋，而字諱生卒不詳，宗支世系亦無可考。” 一世逸齋公即魚化橋周氏6始祖，能進城、住臺門即意味著家道殷實，已脫離農(nóng)業(yè)體力勞動，與“耕”的聯(lián)系可能僅限于收租和院中種菜自娛。此后人丁興旺，一再分家遷居。五世述先公遷居清道橋東首安橋河沿。《支譜》說他“家無余貲，尤好施予，遇歲饑，嘗出粟活人，雖自食饘粥亦澹如也”7。述先公有七子，其第二子周煌（即韞山公）為舉人，第三子懋俊被舉為鄉(xiāng)大賓，余者五人為捐職國子監(jiān)生，人丁興旺而能讀書，荒年歉收而能助人，說明家庭經(jīng)濟條件相當不錯。六世韞山公遷居偏門外跨湖橋，又生七子。其第五子樂庵公又徙至福彭橋，購置老臺門定居，創(chuàng)辦“尊德”“崇德”當鋪，是為福彭橋周氏始祖。周福清所說“大大族”時，即乾隆、嘉慶年間六世韞山公、七世樂庵公時，彼時魚化橋周氏近四十個房族，共擁有當鋪十余所，田萬余畝。

明清兩代，紹興府除官田（公田）外，民田（私田）多為封建地主所占有，長期維持著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

清嘉慶、道光年間，嵊縣竹溪鄉(xiāng)財主錢萬祥（1789-1879）……利用荒歉戰(zhàn)亂，兼并山水田地1萬余畝，其中水田近5000畝；十里竹山一直延伸到諸暨境內(nèi)，并開設紙竹房13處；道光年間（1821-1850），嵊縣長樂鎮(zhèn)錢炳旺，利用手中囤糧，在荒年以每畝300斤稻谷的地價，兼并農(nóng)民土地1.2萬多畝。其時，諸暨縣佃農(nóng)以禽獸比喻地主，有‘四只象’（占地萬畝以上）、‘八頭?！ㄕ嫉?000畝以上），‘三十六只累灰狗’（占地1000畝以上），‘七十二只陳閹雞’（占地500畝以上）之說。8

據(jù)史料記載，乾隆年間紹興“八大士紳為陳、趙、袁、杜、徐、李、吳、田” 9，錢萬祥、錢炳旺等人未能躋身此列，遑論魚化橋周氏?；蛴腥艘浴伴T當戶對”為由，引述七世周渶迎娶酒務橋史善慶（貤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云貴總督）長女，論證周家已經(jīng)進入大族之列。實則只需稍作考察，即見真相：史善慶的貤贈官職緣于其子史致光；史致光早年為拔貢生，充湯溪縣教諭，直到乾隆丁未年（1787）考中狀元，仕途才逐漸發(fā)達，而史善慶長女卒于乾隆己亥（1779年），可見周、史兩家訂婚時，史氏尚未進入紹興大族巨宦之列。周渶確有不俗的經(jīng)濟實力，但又因他間接地造成魚化橋周氏的衰落。魯迅的高祖周珄曾如此講述：

我 曾祖輩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積財二三十萬。娶陸氏，生一女嫁舊族，無子將娶妾。陸悍而狡，偽稱有妊，買貧家子冒己子。族人以異姓亂宗訟。陸遍賄當途，族人幾得誣告罪，乃赴省赴都，訟始得直。官斷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議：陸氏不準入宗祠。10

此即上文周福清在《恒訓》中所言的魚化橋周家“遭十七爺房爭繼，訟至京師，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周福清的高祖，即福彭橋周氏始祖樂庵公的獨子周渭，字熊占，故人稱熊占公，屬周氏第八世?！案咦媾上隆?，自然是周渭以下的福彭橋周氏（以下無特殊說明，“周氏”“周氏家族”等均指福彭橋周氏）。那么福彭橋周氏的“小康”又如何呢？

《支譜》中說，周渭“生而孝友，比長端謹，多智略，能以材力起其家。初，樂庵公家僅小康，每歲足自給外，囊無多金。公積貲，擴先緒，置典庫，親司出納，不十數(shù)年而家大起”11，購買房產(chǎn)，建造新臺門、過橋臺門，為周氏家族奠定了較為雄厚的經(jīng)濟基礎。周渭以下，人丁興旺，九世分致、中、和三房。致房下分智、仁、勇三房，智房下又分興、立、誠三房，魯迅的曾祖周以埏即興房始祖；仁房又分禮、義、信三房，后來扶助周氏兄弟赴江南水師學堂求學的周慶藩即出自義房。中房下分忠、恕兩房，忠房下又分慎、裕兩房。勇房、和房在十一世人丁單傳，未再分房。福彭橋周家分居時，按照小房守老的原則，和房、勇房、恕房住老臺門，智房、仁房住新臺門，中房住過橋臺門。九世周宗翰（即佩蘭公，致房始祖）繼承祖業(yè)，一生從事典當生意。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寫的《分書》表明，致房擁有679畝田、佩公祭田140畝、讀書田20畝，而福彭橋周氏共有田產(chǎn)可能達到2759余畝，且“尊德”“崇德”兩爿典當依然存在。12至十世忠房周其琛開設寶來飾店、會亨錢莊，利潤豐厚，家族經(jīng)濟實力進一步增強。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房族因居住環(huán)境的熏陶，形成了不同的謀生之道和精神氣質。樂庵公最初在清道橋安橋側河沿開設“尊德”典當，后來又在老臺門開設“崇德”當鋪。于是老臺門的和房、勇房、恕房繼承了商業(yè)傳統(tǒng)，精于算計，投資利潤低、風險小的田產(chǎn)（主要為和房）、典當（主要為勇房）行業(yè)?！八麄円话愣际浅陨虡I(yè)飯的，而且大多數(shù)是當朝俸，他們的人生觀是‘關門吃飯’，‘外婆家火著，只要我媽在家里，管它做啥’。他們都奉行這種格言的”13，對社會公益事業(yè)參與度較少。家族的大書房設在新臺門，居住于此的智房、仁房多以繼書香為業(yè)，生計方面僅留適當田產(chǎn)收租，保持穩(wěn)定收入，又在其他兩個臺門的產(chǎn)業(yè)中入股分紅，風險適中，具有清高自持、過于理想的特點。像十世周瑩一生斤斤于制藝，參加八科鄉(xiāng)試未能進取，赍志而沒，即是典型。過橋臺門的族人既不像新臺門族人那樣苦讀詩書、不事生計，又不像老臺門族人那樣一心經(jīng)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而是砥行修名、黜浮求實、熱心公益，成為名副其實的儒商。周其琛一方面經(jīng)營會亨錢莊、寶來飾店，一方面關心社會，致力公益事業(yè)?！暗拦飧?，海氛偪姚江，欽差揚威將軍統(tǒng)師入援，閭閻騷擾，民不能安。時杜稼軒姻長襄辦籌防，為大帥所倚重。王父（即周其?。┦渍垏儡娏睢⒚骷o律，閭里賴之。又思兵糧支絀，倡捐朱提三十流。兵輟，得敘鹽運司知事銜”，“有生子不能舉者，則捐金使人乳哺之；歲寒，備衣襦與鄰里貧寡；疫作，購良藥以施”。14后來周其琛的兒子周以均、周以增，孫子周錫祺、周錫嘉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yè)，實乃家風使然。

族人周冠五對福彭橋周氏鼎盛時期的經(jīng)濟狀況有如下描述：

福彭橋周氏自七世祖樂庵公遷居福彭橋起至十一世這一階段，大概有百余年的時間，為福彭橋周氏的黃金時代。以房產(chǎn)而論，除老臺門、新臺門、過橋臺門三所巨宅外，從福彭橋至都昌坊口南北兩邊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數(shù)為周氏所有。和房并在福彭橋南堍和過橋臺門櫛比之處造有別墅名之曰：小過橋臺門。大云橋和大街、大路一帶也有周氏的房產(chǎn)。至于田地，則南門外、偏門外幾乎都為周氏所有。根據(jù)上代的傳說，每屆收租的時候，周氏租船未經(jīng)開出以前，各姓租船都在猶豫觀望，必定要等周氏租船開出和佃農(nóng)議完租水以后，各姓租船方才開出。15

房屋、田產(chǎn)狀況多有實據(jù)，議租之事得自傳說，雖不能完全視為信史，至少說明周氏家族在都昌坊一帶具有相當?shù)慕?jīng)濟實力，但不宜過高估計。

或有人依據(jù)現(xiàn)存紹興魯迅故居，評估周氏家族在清代紹興社會的經(jīng)濟地位。但這需要對紹興魯迅故居狀況作歷時性的考察，并選擇合理的參照系，才具有說服力。就周家三臺門而言，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是老臺門，五開間四進，規(guī)范豪華，有大戶人家的氣象，但這并非是周家一己之力修建的結果。1861年，太平軍攻占紹興府城，寧王周文嘉以老臺門為王府，“拓地造花園，輦石壘山，人牛喘漢……購花木，通泉沼”16。解放后，政府出資修繕，老臺門方有今日的景象。周家新臺門除橘子屋、百草園外，均被朱閬仙改建過，解放后又經(jīng)政府頗有力度的翻修，高大壯麗與紹興現(xiàn)存的其他臺門形成明顯反差，已非當年舊觀。從新臺門整體看，前后六進，規(guī)模很大，但后面的建筑并不規(guī)范。百草園內(nèi)，菜畦、瓦屑堆、廢地、糞缸、毛坑雜陳，缺少大族居所的氣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周氏的經(jīng)濟狀況和文化品味。就參考系的選取而言，“紹興城里五萬人，十廟百庵八橋亭，臺門足有三千零”中的臺門大多已經(jīng)消失；房屋建造多受地形、家庭人口限制；現(xiàn)存臺門主人的階層屬性、修繕狀況，均影響著參考系的合理性。其實，我們無須將百草園和紹興富商趙焯、趙鏏父子修建“省園”對比，無須和小皋埠秦秋伊在當臺門修建的“娛園”對比，甚至也無須和皇甫莊旗桿臺門中假山疊翠、樹木掩映的花園相比17。單是周氏西鄰梁家大臺門中百十竿淡竹的竹園，即非略顯寒傖的百草園所可比擬，令魯迅的父親周伯宜非常羨慕18。盡管魯迅故居建筑具有一定規(guī)模，但與現(xiàn)存的李家臺門（原為四進）、探花臺門（原為五進）、杜家臺門（五進）、皇甫莊旗桿臺門（六進）的建筑面積、氣勢相比，也未能名列前茅，更不要說像呂府十三廳、伯府第等那些巨宦的宅邸了。

其實，紹興府城的“大戶人家每家都不只一個臺門，像先前的‘陳、趙、袁、杜’，以后的‘徐、李、胡、田’，最后的‘徐、鮑、張、王、平、陳、許、姜’等等，都是有兩個三個或四五個臺門”19，在紹興社會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此處“先前”、“ 以后”、“最后”大致對應乾嘉道、咸同光、清末民初三個時期。像會稽東浦村杜氏，經(jīng)十一世濟之公努力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而家大起，又在康熙年間設計全殲溫州、臺州一帶的山寇，得到官方賞賜而成為巨富。道光庚子年英軍犯紹，十三世杜煦首捐錢三千緡，其子杜寶辰率領鄉(xiāng)紳設籌備局，練兵修城，廣募防堵，操持三載，兩逐英軍間諜，英軍遂知紹興有備而未犯紹興，揚威將軍奕經(jīng)登門拜訪杜稼軒三天，咨詢御敵對策，并囑其主持經(jīng)略紹興軍事。20像徐氏在太平軍犯紹期間與李、胡、田等三大家族輸捐巨資平亂。徐樹蘭因此以舉人資格被授兵部郎中，后改候選知府，旋因母病歸鄉(xiāng)。徐樹蘭一生致力地方公益事業(yè)，創(chuàng)設豫倉、救疫局、清節(jié)堂，捐資筑三江至斗門一帶里塘一萬丈，建言“以工代賑”大興水利，總辦平糶拯救萬余饑民。1896年又與羅振玉等在上海組織農(nóng)學會、創(chuàng)辦《農(nóng)學報》，在昆山新陽一帶購地百畝用于推廣試驗各國果木良種……尤令人矚目的是徐樹蘭1897年捐洋銀1000元（后增至4000元）仿照天津中西學堂二等學堂，創(chuàng)辦紹郡中西學堂，為紹興新式教育之嚆矢；1900年又出資32900余兩白銀，捐7萬余卷藏書（有人參考嘉業(yè)堂藏書樓的購書價格，估計折合白銀3萬余兩），創(chuàng)辦近代中國第一個公共圖書館——古越藏書樓。21相比之下，1918年周氏家族《絕賣屋契》上整座周家新臺門估價洋6200元整。《越城周氏支譜》中，周氏族人也是多以勸捐辦賑、監(jiān)造工程的身份出現(xiàn)，至于捐資數(shù)量則鮮有記錄。此外，紹興醬園業(yè)、綢莊業(yè)、典當業(yè)、茶業(yè)、鹽業(yè)等發(fā)達，世代經(jīng)商者甚多，富裕者不在少數(shù)。在都昌坊，魯迅“曾祖母的娘家——戴家臺門離老臺門只有四五家門面，是一排朝南的房子，也是深宅大院”22，梁家大臺門、壽家臺門雖不及周家臺門，但都有一定規(guī)模。因此，周家以其資產(chǎn)狀況屬于紹興社會的中產(chǎn)階級應無異議，未能躋身紹興大族之列也是不爭的事實。周福清自稱“小康之家”絕非謙辭。

傳統(tǒng)中國社會尤重流品，職業(yè)亦有高下清濁之分。一個家族成為社會大族，不僅需要相當?shù)慕?jīng)濟基礎，還需要通過獲取學銜品秩，得到紳士地位及其特權，參與社會事務。紳士有正途、異途之分：通過科舉考試成為紳士被視為正途，以捐納成為紳士被視為異途。紳士又有上層、下層之分：上層紳士指正途出身的官吏、進士、舉人、貢生（包含各類貢生）和異途出身的官吏；下層紳士指生員（包括各類生員）和異途出身的監(jiān)生、例貢生，且上層紳士在入仕、行使社會職責、婚喪祭祀儀式乃至日常衣冠穿著等方面，均和下層紳士有著明顯區(qū)別。23依清制，平民可捐貢監(jiān)、封典、職銜，“捐事戶部捐納房主之，收捐或由外省，或由部庫，或省、部均得報捐。咸豐后，并由京銅局。凡報捐者曰官生，部予以據(jù)，曰執(zhí)照。貢監(jiān)并給國子監(jiān)照”。24就此而言，《越城周氏支譜》中凡標注“捐職”、“國子監(jiān)生”而未進過學的族人均屬異途出身。周作人就曾向紹興魯迅紀念館捐獻過曾祖周以埏的戶部執(zhí)照及監(jiān)照?！罢a封”是朝廷對官員及其先代、妻室援予爵位或稱號，“誥贈”“貤贈”“覃恩貤贈”則基本上是因后人為官而得的封誥。如此考察以后，太平軍入紹以前，福彭橋周氏正途出身的上層紳士僅周以均一人。

周以均于道光十年（1830）浙江鄉(xiāng)試高中經(jīng)魁，之后參加三次會試不中，遂潛心力行，不求仕進，道光十九年起在里門授徒。因鄉(xiāng)試同年、道光庚子年（1840）進士、地方名紳沈元泰的提攜，周以均得以參與社會公共事業(yè)，對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起到關鍵作用。道光二十八年，應紹興知府王德寬延邀，分修《會稽邑志》；二十九年，紹興水災，參與勸捐辦賑，疏江筑塘。咸豐二年，奉山長宗稷辰、知府徐榮令，經(jīng)理蕺山書院院務；三年應浙江巡撫黃宗漢檄委，跟隨沈元泰招募練勇，監(jiān)修城垣，連續(xù)數(shù)年幫辦籌餉局務。因此，周以均在咸豐五年以揀選知縣報捐國子監(jiān)學正，隨帶加二級；咸豐七年，經(jīng)浙江巡撫何桂清奏保，賞加光祿寺署正銜；咸豐九年，以內(nèi)閣中書候銓并敘員外郎銜，又經(jīng)浙江巡撫胡興仁保奏，賞加四品銜。其間主講鑒湖龍山書院，任龍山書院山長，又隨沈元泰監(jiān)造三江閘側石塘。至太平軍入紹，已有及門弟子周丙堃、陶謨、周寶瑛、阮寶霖、胡福增、陳爾幹考中舉人。由此，周以均逐漸成為紹興社會的知名紳士。

在傳統(tǒng)中國，遵循“門當戶對”傳統(tǒng)的聯(lián)姻往往是宗族之間進行資源互補、強強聯(lián)合或親上加親的手段。周家大致自九世起與大戶人家、官紳階層聯(lián)姻的頻率逐漸增加。九世，周宗翰次女適道光辛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福建龍巖直隸州知州（正五品）馬百慶；周鑒，配候選按察使經(jīng)歷郭鴻女；周釗配廣東按察使經(jīng)歷（正七品）凌德奎女。第十世，周珄配江西太平寺巡檢（從九品），署藍山縣知縣勞烈祖女；周其琛配州同銜（從六品）余大年女，次女適咸豐辛亥恩科舉人、江山縣訓導陶謨；周其珹四女適欽加知府銜、福建云霄廳同知（正五品）章熙嗣子、捐職州同章辰。第十一世，周以埏女適捐職同知章湘云三子、州同銜候選府經(jīng)歷章錫侯；周永年配乾隆戊辰科狀元、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正一品）梁國治曾孫女、福建正和縣知縣（正七品）梁承綸孫女、捐職按察使經(jīng)歷梁念恭女，長女適道光戊子舉人、丙申恩科進士、紹興府湖州府教授（正七品）唐廷綸子、錢塘學附生唐恭安，次女適道光己酉拔貢候選教諭杜衡繼子；周誥配嘉慶己未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江西南昌府知府（從四品）朱淥女；周之錞配山東曹州府知府（從四品）潘尙楫次女；周以均四女適欽加道銜、江蘇蘇州府知府（從四品）鐘殿選三子；周以增女適咸豐己未會元、翰林院編修（正七品）馬傳煦長子；周以坶長女菱姑嫁江西袁州府同知升用知府（正五品）沈超。十二世，周錫祺配乾隆甲辰狀元、兵部尚書、吏部尚書茹棻孫女、廣東墩百場大使（正八品以下）茹壽彭之女。十三世，周起風配咸豐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趙一林長女……

考慮到族人功名、官階，周家的聯(lián)姻對象得以逐漸向官宦人家靠攏，主要是家族整體經(jīng)濟實力以及周以均成為名紳使然。如果僅從名單看，個別聯(lián)姻對象的官宦品級似乎說明周氏已是地方大族。然而如果按照時間線進行考察，結果則會迥然不同。像周永年之妻是朝廷一品大員梁國治的曾孫女、梁承綸的孫女、梁念恭的女兒。待周永年于道光丁亥（1827年）出生時，梁國治早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卒。兩家聯(lián)姻時，梁承綸曾以副貢資格為福建正和縣知縣，不知尚在世否；梁念恭僅為捐職按察使經(jīng)歷（正七品）的虛銜。像周錫祺之妻是巨宦茹棻孫女、茹壽彭之女。而茹棻歿于道光辛巳（1821年），周錫祺生于道光丙戌（1826年），而茹壽彭所任廣東墩白場大使，“大使”在清代僅屬雜職官，品秩自正八品至未入流不等。如此考察下來，從紹興府道光、咸豐、同治年間科舉進士名錄及其官階，周氏的聯(lián)姻對象大都屬于書香門第、鄉(xiāng)下名紳、尚未發(fā)達或已經(jīng)衰落的官宦人家。

綜上所述，無論魚化橋周氏，還是福彭橋周氏，與紹興上層的名門望族均有一定距離，顯然屬于紹興社會的中間階層。魚化橋周氏諸多房族中落之后，福彭橋周氏則憑借家族商業(yè)財富和周以均的地位聲望，逐漸在晚清紹興社會中崛起。正在此時，太平軍李秀成部主將陸順德，率人于咸豐辛酉年（1861）九月二十九日占據(jù)紹興府城，導致周氏家族的命運由盛轉衰。

二、“中落”與“底蘊”

關于太平軍對周氏家族的影響，周福清在《恒訓》中說：

我家 高曾祖，勤儉率下，歲有贏余，必置田產(chǎn)，所得租谷，變價買田，故田多而產(chǎn)實。自忠房開寶來飾店，會亨錢莊，始變浮財。各房貪利息之厚，紛紛存放。咸豐辛酉，粵逆犯紹，盡為賊有。始悔不買田之失計，晚矣。我族中落，由此。25

在周福清看來，謀生方式由實產(chǎn)變浮財，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兩相疊加，成為周氏家族命運轉折的關鍵因素?？上У氖侵芨Ｇ鍍H揭示了家族經(jīng)濟層面所遭受的打擊，不足以反映豐富的歷史本相，應當將這一事件置于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考察，挖掘其背后的諸多史實。

清朝中后期，中國人口激增，吏治腐敗，會黨舉事，民生日艱，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至鴉片戰(zhàn)爭后近十年間更為嚴重?！昂樾闳珳蕚鋵⒅袊囊磺写笫伦兏?，并改造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則是特權階級，舉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濟’?！?6于是以信仰統(tǒng)制、兵民合一、軍事化行政、圣庫與田畝制度為特色的太平天國運動乘勢而起。太平軍與清軍之間展開長達十余年的殊死搏斗（包括隨之而起的災荒、饑饉和瘟疫），給人民生命財產(chǎn)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主戰(zhàn)區(q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七省人口損失7330萬。27浙江“通計浙東八府，惟寧波、溫州尚稱完善，紹興次之”28。即便如此，1861-1863年間，紹興府人口損失近400萬，損失率60.6%，29以致戰(zhàn)后府城百姓自發(fā)興起“斷屠”風俗。時人有記載云：

壬戌九月二十九日，郡城失陷。太平軍從西郭門長驅直入，一無所阻。至凈平庵前，首先向庵縱火焚燒，遂即開始殺人，縱至興文橋下小能仁寺?？v火沿途見有新剃頭之人，稱為妖人，即行殺戮，無一倖免。五日后，始出安民告示。凡住居鬧市或通衢大街之處，搶掠之風至此少戢，而偏僻冷落地方則搶掠殺戮依然如故。郡人有不滿太平軍奸殺搶?行為者，乃書為痛斥匿名之榜，乘夜揭諸通衢，遂觸群賊之怒。（賊）遂大索城中，不拘老小，悉以屠之，致成尸橫遍地，血流成河情狀。殺戮之慘，無以復加。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克復之后，每值九月二十九日，郡人鑒于空前浩劫，遂于是日，郡中自動斷屠一天，婦媼并有茹素者。蓋以迓天和而以懺悔，至今不衰，永以為例云。30

太平軍將領陸順德拆小能仁寺及附近宗祠、家廟，在下大路藥王廟附近建成九開間、五進的來王殿；周文嘉、孟文悅初居水澄巷徐氏大宅，后孟文悅遷往前觀巷凌家臺門，周文嘉遷往覆盆橋下沈家臺門（即周家老臺門），一徐姓將領進駐周家新臺門；又在觀音橋下明朝閹黨徐大化舊宅，設立姐妹館，掠有姿色的年輕婦女充之，餐以膏漿，衣以綾羅，飾以珠玉，教以音樂文詞，監(jiān)視以老嫗，遇有臨陣出力者可擇一而賞之。

人尚如此，何況產(chǎn)業(yè)！周氏所依賴的錢莊、典當行業(yè)遭受巨創(chuàng)?！昂闂钪邸魈幟癖姶笃鹂只?，皆謂長毛造反，時局極現(xiàn)不安，于是紛紛至各莊提取現(xiàn)銀……多數(shù)莊因此崩潰。”31“迨至清咸豐五年（1855），太平軍入浙，典當驟減。紹興城內(nèi)僅存菩提弄信和一家當鋪?！?2 周氏“十一世值太平軍起義以后，遭受兵燹影響，損失甚巨，各房族多致一蹶不振，甚或流離失所?！?3過橋臺門忠房開設的會亨錢莊、寶來飾店慘遭洗劫，周氏族人倉皇逃至鄉(xiāng)下避難，周永年、周之錞、周茀庭、周錫恩、周慶祁被太平軍或殺死、或刺傷致死，或擄走失蹤。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六日，紹興被清軍攻陷，太平軍守將周文嘉敗走蕭山。周氏族人回到府城，發(fā)現(xiàn)在老臺門墻上涂滿壁畫；新臺門第五進“西頭的兩間經(jīng)了太平軍的戰(zhàn)亂已經(jīng)殘毀，只剩下南邊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后邊朝北的一間則因樓板和窗戶都已沒有了……東偏一間即是在《魯迅的故家》里所說的橘子屋……樓上也是空著，卻比東邊倉間的樓上更是荒廢了，因為那邊只是沒有樓板，空空洞洞的沒有什么奇怪，這邊卻仍是一間空著的房子，卻是窗戶全無”34，直到1906年魯迅結婚時，這一部分房子才重新修造。因為周作人只是提及和自己家有關的部分，其他房族的房屋損毀情況尚無記錄。魯迅的高祖周珄、曾祖周以埏回家不久，就分別于同治二年六月初七、六月十六去世，應該與看到臺門的慘象有一定的關系。

盡管戰(zhàn)亂給周氏家族造成了巨大損失，但大部分房族保持著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水平，甚至還表現(xiàn)出較強的發(fā)展活力。由于謀生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差異，三個臺門的房族有不同的表現(xiàn)。相對而言，老臺門房族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和房經(jīng)濟狀況本就好于其他房族，主要投資的田地屬不動產(chǎn)，故得以坐擁巨資，過著優(yōu)越生活。戰(zhàn)后，和房周以坶的次女順姑（早逝）、四女月姑（補填作繼室）嫁前觀巷鹽商兼當商、后來成為紹興商界頭面人物的鮑薌谷（鮑家在清末民初才真正崛起而躋身紹興大族）；三女裕姑嫁紹興四大望族之一張溇胡氏的一個有點像神經(jīng)病書呆子，以致婚后常住在娘家發(fā)牢騷，鬧別扭35。從“門當戶對”的婚配傳統(tǒng)看，和房的聯(lián)姻對象屬于正在崛起的富戶或有點缺點的大族子弟，其在地方社會的地位可見一斑。直到周以姆晚年，“和房有兩個賬房，工頭是文相，服侍十五曾叔祖有個年輕工人叫恭慎，服侍新老太太有兩個丫頭，另外各有燒飯媽媽，做粗活的長工，管花草的花匠，管鳥的、管魚蟲的工人，還有忙月、短工，總加起來，也有20人”36。恕房從事何種職業(yè)不詳，但一直擁有老臺門的房屋產(chǎn)權，后因絕嗣由慎房的周壽恒繼承產(chǎn)業(yè)。勇房經(jīng)此沖擊，不知是無力開設當鋪，還是擔心浮財風險，只好到別處從事典當或其它實業(yè)，都能腳踏實地，家境不錯：十三世，周傳梅到浦江縣隆泰當學生意，后到紹興諸善弄的善興當做經(jīng)理，周梅卿20歲起在杭州一家當鋪學做朝奉，后在紹興作揖坊的容大當繼續(xù)做朝奉，周心梅14歲起在紹興大路元泰紙店工作，一直到70歲退休，周梅舲從事錢莊業(yè)；十四世，周錫三先在紹興開元弄道記當做學徒，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人進城搶當鋪后，就到諸暨鮑同順醬園當出納，解放后在諸暨副食品公司做營業(yè)員直到退休……37因此，原老臺門的房族都能守住祖業(yè)，始終未將臺門賣出。

過橋臺門、新臺門房族的情況比較復雜。一方面，各房族入股的會亨錢莊、寶來飾店被洗劫一空。盡管有余力的房族仍不失商家本色，38但多數(shù)房族失去了廣置田產(chǎn)、從事經(jīng)商的本金，幾乎徹底放棄了商業(yè)傳統(tǒng)，以繼書香為業(yè)，依靠有限的地租維持生活，而一旦人口繁衍，分家析產(chǎn)，經(jīng)濟境況就不容樂觀。另一方面，周以均在太平軍入紹后，繼續(xù)致力于抗擊太平軍和戰(zhàn)后恢復事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可圈可點：同治二年，應山陰知縣臧可園邀，任吳融兵米局總辦；應紹興知府楊豫庭邀，至善后局襄辦事務，主持新建昭忠祠、新司考棚、證人書院工程，又隨辦米捐局；同治三年至六年，掌教龍山書院，兼辦貢院、捐局、善后局務，又因紹興水災，赴塘工總局，襄辦籌捐筑塘抗汛 ，重浚三江閘港；經(jīng)閩浙總督左宗棠、浙江巡撫馬新貽奏保，交部從優(yōu)議敘；及門弟子王熙年、王崧年、楊燮和、潘良駿、孫琥銘、沈百墉、鮑謙、胡大晟、周福清又考中舉人……正因如此，周以均雖非“紹興的首席紳士”，但在地方社會中仍具有相當?shù)挠绊懥Α?9大致受周以均的積極影響，新臺門、過橋臺門的房族，或參加科舉考試、充當幕僚佐治，走從政之路，或投身文化教育事業(yè)，從而形成與老臺門房族迥乎不同的謀生方式和精神氣質。十二世，周福清考中進士，仕途坎坷，官品不超過正七品；周藕琴在陜西長安、富平、合陽、韓城、華陰等地當刑名師爺；周慶藩考中舉人，投身教育，后來扶助周家子弟到江南水師學堂讀書，回到紹興后曾任紹興府學堂總理（即校長）；周花塍、周玉田等坐館授徒。十三世，周鳴山、周伯文、周仲翔等從事教育；周憶農(nóng)、周伯?、周仲陽、周慰農(nóng)、周子衡、周秉模（即四七）均當過幕友、師爺；周秉樞（即六四）在育嬰堂做司事，周丙鈺在杭州報關行做司賬；周冠五先做幕友，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蘇松江縣政府第一科科長、紹興縣政府地政處處長等職，抗戰(zhàn)期間紹興陷落，任紹興縣政府第一科科長、印花局局長，解放戰(zhàn)爭時期又先后任紹興縣政府清丈處主任、縣政府建設科長等職……也有個別族人“臺門氣”十足，眼高手低，不樂做事，最后處境潦倒，下場悲慘。

盡管太平天國運動過后，過橋臺門、新臺門的族人多投身科舉及文教事業(yè)，但在紹興稱“讀書世家”則是過譽。福彭橋周氏上溯到一世祖逸齋公，中進士者僅周福清1人，中舉人者僅周煌、周以均，周慶蕃等3人。便是擴大到自逸齋公以下的整個魚化橋周氏近七百人中，進士1人，舉人6人，中秀才者數(shù)以十計，其余有功名者多為捐職，實職最高七品。紹興素稱人文淵藪，教育昌盛，明清兩代僅會稽、山陰二縣考取文科進士者999人（其中狀元9人，榜眼5人，探花4人），考取文科舉人者2805人，40且世家望族甚多。水澄劉氏明清兩代考取進士者13人，考取舉人者41人；下方橋陳氏，明清兩代考中進士者15人，考取舉人者27人；陶堰陶氏明清兩代考取進士者42人，考取舉人者66人；另有狀元坊張氏、偁山章氏、張溇胡氏、孫端孫氏、霞川沈氏、五云王氏、梅墅祁氏、魯墟陸氏、后馬周氏……一般而言，家譜記錄著一個家族的榮耀，為家譜作序者乃是家族所能接觸到的最高層次的人物。就此而言，《越城周氏支譜》作序者分別國史館總纂、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章嗣衡。而《水澄劉氏家譜》作序者為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參贊機務商周祚；《會稽孫氏家譜》作序者為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萬；《山陰張川胡氏宗譜》作序者為浙江布政使加三級許應鑅，《會稽陶氏族譜》作序者為貴州布政使汪新……相比之下，周家在文化上的表現(xiàn)、所處的社會階層，在紹興很難說是讀書世家，文化大族。

其實一個家族的經(jīng)濟實力、文化底蘊在生活細節(jié)中最能體現(xiàn)。周作人曾說：

例如同是住于東陶坊的人家，在百草園西邊的梁家和迤東河南岸的壽家即三味書屋，他們掃墓的儀式便截不相像，兩者都出于顧范的記錄之外……梁家儀式繁重，上午早到墳頭，從獻面盆手巾，茶碗煙袋起，演到吃中飯，要花上小半天工夫，壽家則用小船，父子二人祭畢下舟，懷中各出燒餅兩個，吃了當飯，雖然沒有說明，大概只備香燭紙錠，并無什么食品的。這固然是極端的例……至于周家那是極平常的一般的辦法，與顧范二家所記大抵相同，或者可以說是最沒有特色的一種吧。41

此處周作人所說的梁家，即周家的西鄰梁子貞家，“聽說上代出過狀元”42。紹興歷史上中狀元且為梁姓者，只有乾隆戊辰科狀元梁國治，其曾任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在紹興雖非大族，也是巨宦。梁子貞一生設塾授徒，家境已衰落，卻仍然保持著繁重的儀式，說明家族遺風尚存。而三味書屋的壽家，先前壽鏡吾的祖父壽峰嵐在紹興偏門外釀酒、賣酒，因珍惜愛好文字，遷居福彭橋購置建造了壽家臺門。至壽鏡吾的父親壽韻樵擺脫商業(yè)，壽家才真正成了書香門第，文化積淀略顯不足，故于儀式也不甚講究。周家介乎其間，說明周家的文化積淀在紹興社會處于中等水平。

或有人認為梁子貞未必是曲池梁氏后人，上述說明沒有足夠的說服力。那么，我們比較一下周氏、杜氏的清明節(jié)上墳儀式。周作人曾說，會稽周氏掃墓成規(guī)與山陰平氏大抵一致，差別僅在周氏祀后土及祭祖時普通用雙響炮仗五個、十個，并引平步青編《平氏值年祭簿》如下：

座船兩只，今改大三道船一只，酒飯船一只，吹手船一只，吹手四名。向例每只約船錢銀三錢幾分不等，臨時給船米七升五合，酒十五吊，魚二尾，雞蛋二個，折午飯九四錢百文，點心等俱無，后改一切俱包，回城上岸時每只給撣艙酒一升壺。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鹽一盤，腐一盤，太錠一副，燒紙一塊，上香，門宵燭一對，酒一壺，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葷兩素，內(nèi)用特雞。三牲一副，鵝、魚、肉。水果三色，百子小首一盤，墳餅一盤，湯飯杯筷均六副。上香，門宵燭一對，橫溪紙一塊，大庫錠六百足，祝文。酒一壺，獻杯三只。

在船子孫每房二人。值年房備茶，半路各給雙料葷首兩個，白糖雙酥燒餅兩個，粉湯一碗，近改用面。散胙六桌，八葷兩素，自同治二年起減為兩桌。每桌酒幾壺不等，醬油醋各二碟，小桌二桌，三爐十碗。吹手水手半路各給小首兩個，燒餅兩個，粉湯一碗，近年改用面一中碗。管墳人給九四錢二百文，酒一升壺。43

而大族杜氏的祭規(guī)，據(jù)《會稽東浦村杜氏家譜》中的記載則更為詳實周密，如去徐家塘一節(jié)：

值年房備烏篷大船五只，吹手六名。每船備值茶人。船桌、椅、凳、茶炊、茶碗、茶葉、炭籃。……徐家塘祭畢，給守墓人熟肉一斤、酒一升，又田八分，土名杜家田。令其耕種，拜掃日值年房收錢二百文以作租息。與祭人登舟，每人給朱糕四埭、白糖燒餅四個、甘蔗二節(jié)、二寸為度。門香干一塊。舟人、吹手各給白糖燒餅二個，與祭人各給胙肉簽一支。墓前領。

后土祀品：杯箸二副，獻杯三只，三事一副，桌圍一張，酒一壺，鹽筍，饅首、果品，寒食一盤，單餅一盤，鵝一只，門宵燭一對，香一股，方連一塊，永富一副，祝文一道，徽炮五枚。

墓前祭儀：庶羞十六簋，魚翅、刺參、魚肚、貢干、火腿、扣肉、整雞、整鴨、鯽魚、羊肉、油豆腐、素雞、細炒、整面筋、筍、鉤湯。五牲，雞、鵝、鯉魚、肉、羊。如水果四盤，饅首一盤，寒食二盤，燒餅二盤，杯箸六副，蓮子茶六鐘，粉湯飯各六椀，酒一壺，四兩燭一對，香一股，板紙二塊，獻杯三只，祭文一道，足錠一千八百，雙聲六枚，黃傘一頂，五事一副，八仙桌二張，桌圍二張，棕薦二條，豬羊架一對，全豬一口、全羊均插花。

……

與祭人午席飲胙，每席四位。鵝八兩，片肉十兩，煎鯉魚八兩，咸蛋二個，筍十兩，湯雞、和菜、羊肉八兩，血羹二椀。撐船等吹手午酒八椀，一桌。肉七兩，羊七兩，鯉魚六兩，鵝六兩，筍、和菜、肉羹二椀。管祠人菜一桌照式，酒一升……遠方與祭者、舟人俱給酒飯。照上式。吹手工錢有貴賤，不限定。44

杜家沒有詳細記載雇船費用，大概是家族自有舟船。從掃墓祭規(guī)看，場面之大，細節(jié)之繁，均超過平氏（即周氏），對管墳人、吹手相當厚待?？梢?，周家上墳儀式在壽家之上，在杜家之下。除此之外，《會稽東浦村杜氏家譜》中對家訓、世系、祭祀、人物傳略等較為完備充實，尤其祭祀之典，分元宵祭、追遠祭、生辰祭、忌辰祭等，且對參加人員、祭祀儀式、出資數(shù)目、下人待遇等均有細密的規(guī)定。相對而言，《越城周氏支譜》僅述姓氏淵源、世表、世錄、宸章、祭田、義田、家傳，內(nèi)容相對簡略粗疏，祭祀之典更是付之闕如，也能說明周家的文化積淀處于中等水平。

隨著周以均于同治辛未（1871年）去世，周以增于同治甲戌（1874年）去世，地方公益事業(yè)中便鮮見周氏族人，家族的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但在都昌坊（即西至都亭橋，東至覆盆橋）一帶，戴家臺門的人已經(jīng)敗落。壽家臺門的壽子持與魯迅從叔祖周慶藩同為光緒二年丙子科舉人，其子壽孝天和其弟壽鏡吾一家都是秀才，壽鏡吾次子壽洙鄰直到1903年以秀才身份考取浙江優(yōu)貢，1904年參加優(yōu)貢會考取得朝考第一名即 “朝元”。梁家臺門的“梁子貞，他是新臺門的西鄰，他是一個老學究，也曾進過秀才，進學后一直沒有去鄉(xiāng)試?！惠呑釉诩以O塾教書，他家境平常，雖非富有，尚足溫飽”。45租住老臺門閑屋的沈守愚設塾授徒，屢考不第，直到科舉停廢始終是個文童。其余人家大致如周作人所說：

那時東昌坊口是一條冷落的街，可是酒店卻有兩家，都是坐南朝北，西口一家曰德興，東口的即咸亨，是魯迅的遠方本家所開設，才有兩三年就關門了……德興坐落在十字路的東南角，東北角為水果蓮生的店鋪，西邊路北是麻花攤，路南為泰山堂藥店，店主申屠泉以看風水起家，綽號“矮癩胡”更為出名。路南德興酒店之東有高全盛油燭店，申屠泉住宅，再隔幾家是小船埠頭，傅澄記米店，間壁即是咸亨，再過去是屠姓柴鋪和一家錫箔鋪，往南拐便是張馬橋了。路北與水果鋪隔著兩三家有賣扎肉腌鴨子的沒有店號的鋪子，養(yǎng)榮堂藥店，小船埠頭的對過是梁姓大臺門，其東為張永興棺材店，魯迅的舊家，朱滋仁家，到了這里就算完了，下去是別一條街。中間有些住宅不能知道，但是顯明的店鋪差不多都有了……46

可見在都昌坊一帶，除了幾個臺門以外，其余都為街頭店面商鋪和手工業(yè)作坊。在四民社會，士紳階層的社會地位要高出其他階層。周以均去世以后，周福清考中進士，周慶藩考中舉人，而且周氏家族人丁興旺、個別房族富裕程度在附近首屈一指，周氏家族自然成為都昌坊的最突出的家族，備受街坊鄰居尊敬。

余 論

中國廣土眾民，地區(qū)間差異極大，尤其到了近代，“中國社會上的狀態(tài)，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倘若研究近代歷史人物時，研究者忽略地區(qū)差異、時代懸隔等因素，“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huán)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47則極易看朱成碧，其言論愈有條理統(tǒng)系，則去歷史之真相愈遠。從歷史學、社會學的角度入手，借助地方文獻，考慮著述者的境遇、地位，比較、辨析各種材料，庶幾接近魯迅家世的歷史本相。周氏家世流變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tǒng)，藉由“數(shù)世同堂、內(nèi)外有制、長幼有序、上下有分”的臺門，所構成的相對固定的文化場域，對長期浸淫于其中的魯迅影響深遠。因此，中產(chǎn)階層、里坊大戶、商業(yè)傳統(tǒng)、書香傳家等家族特點，才是探尋魯迅經(jīng)驗限度、文化慣習、思想觀念的邏輯起點。

改定于2022年6月3日

注釋：

1 如“魯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紹興城內(nèi)姓周的一個大家族里”，見魯迅：《自傳》，《魯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01頁；“周氏有三個大臺門，有兩爿典當，有幾千畝田，有無數(shù)的市房，往來的盡是巨商、豪族”，“周氏為當時社會望族，自命書香傳家”，見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3、240頁；“鏡吾公執(zhí)教雖嚴，對于魯迅，從未加以呵責，每稱其聰穎過人，品格高貴，自是讀書世家子弟……魯迅家為紹興城中望族。……周氏三臺門，嘉、道以來，老臺門以富稱，新臺門，過橋臺門，以讀書世家稱，光緒之際，皆衰落矣，至魯迅而家聲以振”，見壽洙鄰：《我也談談魯迅的故事》，《魯迅研究資料3》，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25-226頁。

2 有關代表性的成果有段國超：《魯迅家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年；張永泉：《從周樹人到魯迅》，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顧瑯川：《周氏兄弟與浙東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曉初：《魯迅：從越文化視野透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彭定安：《魯迅的性格與家族的影響》，《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86年第1期；陳方競：《“大家族”出身之于魯迅的積極意義》，《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6期；裘士雄：《論周氏族群對魯迅的影響》，《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李新宇：《魯迅的出身與周家的文化》，《關東學刊》2018年第1期等。

3 周以均：《舊譜自序》，首都圖書館藏《越城周氏支譜》，北京：線裝書局，1996年。

4 鐘叔河編訂：《四百年前》，《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24頁。

5 周福清著，魯迅抄，國家圖書館藏：《恒訓》，1899年。

6 因其宗祠在魚化橋，故得名。

7 沈元泰：《述先公傳》，首都圖書館藏《越城周氏支譜》，北京：線裝書局，1996年。

8 紹興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紹興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2頁。

9 杜世楙：《杜家臺門的變遷》，《紹興文史資料》第14輯（內(nèi)部發(fā)行），2000年，第199頁。此處“吳”疑為“胡”。

10 周福清著，魯迅抄，國家圖書館藏：《恒訓》，1899年。

11 史致光：《熊占公傳》，首都圖書館藏《越城周氏支譜》，北京：線裝書局，1996年。

12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經(jīng)濟狀況》，《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頁。

13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經(jīng)濟狀況》，《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3-34頁。

14 王父，即祖父，周其琛是口述者周錫嘉的祖父。朱提，銀的代稱；流，量詞，八兩為一流，此處即指忠房的周其琛捐銀二百四十兩，得敘鹽運司知事銜，見周錫嘉述、鮑臨撰：《燮三公行實》，首都圖書館藏《越城周氏支譜》，北京：線裝書局，1996年。

15 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頁。

16 王彝壽：《越難志》，詳見邢鳳麟、鄒身城：《天國史事釋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第371頁。

17 裘士雄著：《魯迅避難過的皇甫莊旗桿臺門及其主人范嘯風》，《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4期。

18 鐘叔河編訂：《兩個明堂二》，《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32頁。

19 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5頁。

20 杜立夫等：《會稽東浦村杜氏家譜》卷十、卷十一，光緒二十五年（1899）。

21 裘士雄：《徐樹蘭百年祭》，《紹興文史資料（內(nèi)部交流）》第17輯，2003年，第63-65頁；陳惟予：《書饗天下 碩德可風》，《紹興文史資料（內(nèi)部交流）》第17輯，2003年，第62頁；民國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浙江省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128-3129頁；紹興圖書館整理：《浙江紹郡中西學堂章程》，《民國紹興縣志資料第二輯》第20冊，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版，第8頁。

22 周建人口述，周曄整理：《魯迅故家的敗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頁。

23 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8頁。

24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234頁。

25 周福清著，魯迅抄，國家圖書館藏：《恒訓》，1899年。

2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84頁。

27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53頁。

28 左宗棠：《浙省被災郡縣同治三年應征錢糧請分別征蠲折》，《左宗棠全集 奏稿一》，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第369頁。

29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86頁。

30 紹興叢書編輯委員會：《城陷紀念日斷屠》，《紹興叢書 第二輯》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20頁。周作人己亥年（1899）九月日記：“二十九日，晴，諸暨縣童正場，冷。荷孫往皋步去禁屠，以是日為咸豐發(fā)逆進城之日也，”見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0頁?？梢姟敖馈憋L俗至少沿襲至1899年，此時距太平軍退出紹興已三十七年之久。

31 紹興圖書館整理：《錢業(yè)》，《民國紹興縣志資料第二輯》第26冊，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第67頁。

32 紹興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紹興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9頁。

33 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7頁。

34 鐘叔河編訂：《家里的改變》，《周作人散文全集13》，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8-329頁。

35 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36 周建人口述，周曄整理：《魯迅故家的敗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8頁。

37 裘士雄：《口述與筆談（二）》，《上海魯迅研究》2006年秋季卷。另見張能耿、張款：《魯迅家世》，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0年。

38 新臺門周仲翔大約在咸豐甲午、乙未之間于新臺門大門對面開設咸亨酒店，見鐘叔河編訂：《咸亨酒店》，《周作人散文全集12》，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1-192頁。魯迅家可能直到1899年還在和記投資分紅，見劉潤濤：《魯迅“家道中落”考》，《魯迅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

39 周建人口述，周曄整理：《魯迅故家的敗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6頁。周建人說周以均是紹興的首席紳士，周冠五說周以均是地方社會的首席縉紳。考察史實，周以均參與分修邑志、招募練勇、監(jiān)修城垣、幫辦籌餉局務、建造三江閘，多緣于有總角之交且鄉(xiāng)試同年沈元泰的推薦提攜。周以均雖為虛銜，但品級高于紹興知府（從四品），會稽知縣（正七品）。

40 分別見紹興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紹興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5-1946頁、第3310頁。

41 鐘叔河編訂：《風俗異同》，《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35頁。

42 周建人口述，周曄整理：《魯迅故家的敗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4頁。

43 鐘叔河編訂：《掃墓》，《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36-737頁。

44 杜立夫等修纂：《會稽東浦前村杜氏家譜》卷九，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

45 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風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4-65頁。

46 鐘叔河編訂：《孔乙己的時代》，《周作人散文全編10》，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28-729頁。

47 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第279-280頁。

（作者簡介：劉潤濤，男，文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魯迅研究。現(xiàn)執(zhí)教于河北大學文學院。）

（轉載自“現(xiàn)當代文學通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