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魯迅的學歷中，除了在紹興的舊學學歷和在南京的新學學歷，還有在日本的留學學歷。留學學歷屬于新學，但因為時間較長、內容較多，而且一些內容不宜置于新與舊的框架之中，所以在此單獨考察。1902年1月，魯迅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被選派到日本留學深造。他于1902年3月24日乘日本輪船大貞丸從南京出發，到上海換乘海輪神戶丸東渡日本，4月4日抵達橫濱，7日到達東京，開始了長達7年多的留學生活。在這7年多的時間里，魯迅經歷了什么？學到了什么？收獲了什么？這無疑是值得關心的。從表面上看，魯迅的留學似乎并不成功，因為他沒有選擇熱門專業，也沒有獲得體面的文憑。然而，他走出了一條特別的道路，留學期間他為自己選定了終生事業：啟蒙立人，而且有效地從各方面武裝了自己，為后來的文學成就和思想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本文的任務就是對這個過程進行必要的考察和解讀。

一、從幾個小問題說起

在進入主要問題的考察之前，我想先來澄清幾個小問題：

（一）魯迅官費留學日本，是誰派送的？過去一些傳記上說是“江南督練公所”，現在的報刊上也還常見這種說法。這種說法最先見于1938年版《魯迅全集》中的《魯迅先生年譜》，又因為相關內容是周作人撰寫的，所以有比較廣泛的影響。然而，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江南督練公所”成立于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也就是1905年初。那時候魯迅去日本留學已經近三年。周作人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是因為他去日本留學是由江南督練公所保送的，所以就以為魯迅也是同一機構保送的，卻沒有注意到1902年這個機構尚未成立。在這一點上，魯迅自己的說法是正確的。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曾經寫道：“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于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也就是說，魯迅留學日本，是兩江總督派送的。當時的兩江總督是清末名臣劉坤一，具體操辦此事的是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

（二）與魯迅一起去日本留學的同學是哪幾位？一般傳記和介紹材料大都說是五位，也就是在礦路學堂畢業生中以畢業成績為據選取了前五名。但照魯迅的說法，卻只有四位：“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剩了四個。”周作人在回憶中也說：“魯迅在學堂的時候，我去訪問，在宿舍內見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體乾，畢業后改姓名為顧瑯）與張協和（名邦華）。后來派往日本留學，在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學），本來是‘前五名’，又一個人則如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說，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所以只好中止了。”這里提到的名字也只有四個。

關于魯迅等五人的名單，有一種說法是：“同去日本留學的礦路學堂同學有：顧瑯、張協和、伍崇學、陳衡恪。”但種種材料可以證明，陳衡恪雖然也是礦路學堂的學生，卻未被選為官費生，而是自費去日本留學，后來才改為官費生，所以不在“前五名”之內。

作為當事人的張協和回憶說：“翌年（1902年）三月，魯迅、顧瑯、徐廣鑄、劉乃弼、伍崇學和我即由當時的總辦俞恪士（明震）親自送到日本留學去了。”在這里，同學成了六個——多出了徐廣鑄和劉乃弼。

那么，情況究竟如何呢？與魯迅同去日本的礦物鐵路學堂的同學究竟是哪幾位？這要感謝日本學者北岡正子，她從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找到了幾份文件，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文件之一是俞明震帶領魯迅等人出發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事務代理巖崎三雄從上海發往日本的公函，其中說：“江南陸師學堂俞總辦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此次奉兩江總督之命，兼來日視察學務，帶領該學堂畢業生二十二名，礦務學生六名，同隨行人員，教習羅良監、王繼美，翻譯森村要，文案陳貞瑞、陳衡恪等將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發，于本月二十九日左右乘坐由該港起航的郵船會社的輪船來日。”由此可知，俞明震帶領的留學生是陸師學堂的22名，加上礦務學生6名。而且很明確，這6名學生不包括陳衡恪，他是以文案的身份赴日的。

那么這六名礦務學生是誰？北岡正子提供的文件之二，是魯迅等人到達日本之后清國駐日公使蔡鈞發給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郞的公函，內容是送六名礦務學生入弘文學院學習。在這份公函中，附有六名學生的名單：徐廣鑄、顧瑯、周樹人、張邦華、劉乃弼、伍崇學。

借助這些材料，我們終于確切知道：與魯迅一起去日本留學的，并非魯迅所說的四人，也不是一般所說的五人，而是六人。看來魯迅所說的祖母哭得死去活來的那位同學，最終還是留學去了。魯迅回憶中所記述的，也許只是曾經發生的事，而不是最后的結果。不過，關于這位同學，仍有許多疑點：首先是在公函、檔案和同學們的回憶中，出現了三個不同的名字：徐廣鑄、徐慶鑄、徐光鈺。我在這里寫作徐廣鑄，是因為他的同學張協和在回憶中寫的是徐廣鑄，清國公使蔡鈞在公函中寫的也是徐廣鑄，而繁體字的“廣”和“慶”字型相近，毛筆抄寫或許容易出錯。其次是根據沈迭民回憶，同時到日本并且同時進弘文學院同住一個房間的是六個人，其中沒有徐廣鑄，而有陳衡恪。那么，這個徐廣鑄到哪里去了呢？北岡正子說她為徐廣鑄、徐慶鑄、徐光鈺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抑或是三個人而“陷入了迷津”，我也為這個人的失蹤而大惑不解。從公使致外務省的公函和留學生會館的題名錄看，他應該是與魯迅一起到了日本，而且一起進了弘文學院。然而，魯迅記憶中的同學為什么沒有他？沈迭民不是“礦務學生”，但在弘文學院卻被安排與“礦務學生”住同一宿舍，并且同用一間自修室。他的記憶中，也與魯迅一樣，同住的六人中沒有徐廣鑄而有陳衡恪。尤其令人迷惑的是，在北岡正子提供的《清國留學生會館報告》的“第一次·第二次報告提名錄”中，1902年4月作為“南洋官費”派遣生進入弘文學院的六名學生，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張邦華（燮和）、徐慶鑄（甄才）、周樹人（豫才）、劉乃弼（濟舟）、顧瑯（石臣）、伍崇學（仲文），只是“廣鑄”寫成了“慶鑄”。但到了1903年3月，弘文學院發生“退學事件”，根據《學生異動報告書》和《文學院沿革資料》留下的“攜行李妄宿院外”的學生名單可見，其他五人都在，卻不見了“徐廣鑄”或“徐慶鑄”。那么，這位與魯迅一起到日本、而且一起進了弘文學院的徐廣鑄，究竟哪里去了？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三）魯迅為什么未進成城學校而進了弘文學院？到達東京之后，魯迅立即寫了家信，信中曾說“不日進成城學校”。魯迅到日本是準備進成城學校學習軍事的，然而，這計劃卻未能實現。原因是成城學校作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根據參謀本部的要求，對入學者要確認專業基礎和從軍志愿。因此，江南陸師學堂的二十多位同學都順利地進了成城學校，而魯迅等六名“礦務學生”卻因為本來學的并非軍事而遭到拒絕。怎么辦呢？駐日公使蔡鈞致函日本外務大臣，希望把他們送入弘文學院，待其有了日文基礎之后再入別的學校學習。收到蔡鈞的公函之后，日本外務省馬上向弘文學院轉達了清國公使的請求，弘文學院立即大開綠燈，于是魯迅等人于4月20日進入弘文學院。

二、東京的機遇與魯迅的選擇

魯迅的留學生活開始了。我想請大家注意的是，魯迅在東京遇到了個人發展的大好時機。那時機不是一般人在一般的時代能夠遇到的。

魯迅赴日留學之際，正是義和團運動過去之后出現的改革大潮帶來的留學熱潮第一波。當時，朝廷接受失敗的教訓，開始進行一系列改革：改革官制，改革兵制，改革學制。而改革學制的重要內容就是廢科舉、開學堂、派遣留學生。從理論上講，既然要學習西方，留學應該首選歐美，但事實上卻是大多數去了日本。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日本官方和民間提供的種種方便；二是因為距離近、成本低。當時去日本留學，一年只須300元，而且無須護照，無須簽證，隨便登上一艘開往日本的輪船，上岸就可以成為留學生。正因為這樣，身份不同的各色人等，一時間都成了留日學生。據宋教仁的說法：“國人因拳匪亂后，知閉關之不足自存，竟談新學。江介大俠，馨遁老儒，其聚于東京者，近將萬人。”事實上，根據一般常見的數據，1901年留日學生只有300人，1902年增至1058人，1906年增至13000人……到魯迅回國的1909年，降至5174人。可以看出，魯迅留學期間經歷了第一次留日高潮的全過程。

到日本的那一年，魯迅21歲。年輕人到了這個年紀，只要不是渾渾噩噩，就不能不面臨人生道路的選擇，也不能不對自己的未來有所設計。人的自我選擇和設計，是在特定條件下進行的。一個置身窮鄉僻壤的農家子弟，一個城鎮胡同里的商販兒女，與一個王子、一個公主，對自己的人生設計大不相同，原因就在于面對的條件不同，眼界不同，理想藍圖也不同。設計自己的人生，需要具體的條件和機遇。所謂條件，首先是擁有的平臺和資源。出身于商賈世家，做生意會比較容易；出身于書香世家，做學問會比較容易；木匠的孩子當木匠，鐵匠的孩子當鐵匠，都會比較容易。原因很簡單：他的出身已經為他提供了條件。所謂機遇，有歷史的大機遇，也有個人的小機遇。大機遇就是時勢造英雄，時代風云際會，一個人只要置身于風口浪尖，就容易成為影響歷史的大人物。小機遇來自個人遇到的人和事。遇到人，就能建立某種關系，進入一個新天地，所以聰明人珍惜生命途上遇到的人。因為在這些人中，固然會有“小人”，卻也可能有能在關鍵時刻幫助自己的“貴人”。遇到事，才能在做事的過程中展示自己，從而被人發現、被人記住，為將來顯身手準備了條件。對青年學生來說，遇到什么樣的同學，遇到什么樣的老師，看上去很簡單，但事實上很重要。因為遇到什么樣的人，就可能獲得什么樣的平臺，就可能獲得什么樣的機會，從而走上什么樣的道路。一個人的人生輝煌或黯淡，不僅取決于自己，也取決于遇到的人和事。

魯迅來到日本，面對的機遇是空前的。因為歷史的風云際會，政界、軍界、學界的英才，以及已經是或將要是的歷史變革的領導者，在東京聚集了一大群。這是一個簡略的名單：黃興、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陶成章、徐錫麟、秋瑾、張繼、鄒容、陳獨秀、蔡鍔、蔣方震、范源廉、楊度、章士釗……這里面有革命派的代表，也有改良派的干將，盡管一些人心思不在讀書，但他們都在日本，有的住在同一座樓上，有的住在同一個院里，有的隨時可以見到。如果想結交，是可以隨時走近的。這又是一個名單：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孫文……他們不是留學生，而是政治、思想和文化界的領導人物。他們在日本的時間或長或短，但作為留學生，都有走近他們的機會。除此之外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清國派往日本的留學監督，負責管理學生，也負責為朝廷發現人才。如果想為朝廷效命，這是一條通途；一種是留學生中的皇家子弟，比如良弼等，如果得到他們的賞識，通往朝廷的路也會比較順暢。

身邊有這樣一些人，真可謂可遇不可求。然而，長達7年的時間證明，魯迅沒有緊跟任何一派。在時代變革的大潮中，不靠攏官府倒是可以理解的，但面對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宣傳和論爭，既沒有追隨孫、黃，也沒有追隨康、梁，這就有點與眾不同。孫文作為革命派，做了同盟會總理，他卻沒有走近孫文；他與黃興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可以透過窗子看到黃興赤膊在院子里洗澡，卻沒有參加他所領導的同盟會。在一些大事件中，魯迅的立場與汪精衛、胡漢民高度一致，甚至是并肩作戰的戰友，卻也沒有因此走近。他與光復會的人關系密切，而且為光復會保存過重要文件，但光復會的活動他卻很少參加，以致他是否參加過光復會也成了問題，學界至今認識不一……總之，不趕時髦，不追潮流，是魯迅骨子里的特點。站在一邊，不聲不響，看得多，說得少，一旦表達意見，則如斬釘截鐵，自有振聾發聵之力。由此可見，這時的魯迅，已經不同于尋常之輩。

魯迅交友相當謹慎，在弘文學院，他朋友不多，深交只有一個：許壽裳。

用中國傳統的話說，許壽裳是魯迅命中的“貴人”。在魯迅的人生旅途上，這個同學很重要。多么重要呢？魯迅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給發表的；魯迅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他給找的；辛亥革命后魯迅去教育部工作，又是他向蔡元培推薦的……這樣的同學，也許真的無須多！

回到1903年的弘文學院，當時的情況是：許壽裳接編了《浙江潮》。這個刊物早已存在，但以前的編者不熟悉周樹人，所以，一方面是編輯為無人寫稿而苦惱，另一方面是能寫稿的周樹人有稿子而無處發表。許壽裳接管了刊物，情況就不同了，他知道魯迅的思想和才華，于是馬上向他約稿，他則馬上把稿子送來。從此，周樹人開始發表文章，開始為更多的人所矚目。這就是機緣，無論是誰，無論多么有才華，都需要這樣的機緣。

于是，僅在1903年，魯迅就在《浙江潮》連續發表了《哀塵》《月界旅行辨言》《說鈤》《中國地質略論》《月界旅行》《斯巴達之魂》等，既有對物理學、地質學的研究，又有文學作品翻譯。文學作品中既有科幻小說，又有偉大的作家雨果的作品。由此可見，這時的周樹人還沒有確定自己的方向。

三、仙臺經歷

1904年，魯迅從弘文學院畢業了。報考什么院校？他沒有選擇當時的熱門專業的軍事、政法和理工，而是獨自到偏僻的仙臺醫專學醫去了。遠離當時的熱門專業，遠離轟轟烈烈的東京，意味著對時代浪潮的某種疏離。然而，入學不到兩年，魯迅卻半途而廢退學了。

關于仙臺的經歷，魯迅本人留下的材料不多，眾所周知的材料只有他剛入校時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以及眾所周知的《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

為什么選擇學醫？魯迅自己說過，是早在南京時就有了這想法：“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后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為什么又半途退學？他自己是這樣說的：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余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于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根據魯迅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棄醫從文，最直接的原因是“幻燈片事件”。不過，據日本“仙臺魯迅事跡調查會”的報告，當時的課堂上并沒有放映過魯迅所說的那張幻燈片。日本的專家找到了當年細菌學教學所放的幻燈片，卻沒有發現魯迅所說的內容。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魯迅所說的不是事實。正如日本學者所指出的，當時的報紙和雜志上刊登過不少那樣的照片。幾十年后回憶，把報紙上的圖片與課堂上的幻燈片相混淆，也屬正常。

日本學者竹內好認為“幻燈片事件”存在虛構的成分，所以他更看重“找茬事件”。所謂“找茬事件”，就是升級考試后幾個同學出于對魯迅成績的懷疑而去要魯迅筆記查看藤野先生是否向魯迅漏題一事。對此，魯迅曾經說過自己的感受：“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這一事件對魯迅的自尊心無疑是一種傷害。正因為這樣，竹內好認為魯迅從仙臺醫專退學，這件事比“幻燈片事件”更重要。

關于魯迅退學的原因，近年來又有了另一說法：魯迅之所以退學，是因為課程太難，魯迅的學習成績太差，跟不上。持這一說法的人，如果只是網絡寫手信口開河也就罷了，問題是專家、教授們也有人持這樣的見解：“魯迅的棄醫從文與其說是愛國的表現，不如說他是學醫失敗的結果，相比較而言，他的醫學成績實在是不敢恭維。”對此我想說明的是，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是不對的。可以查證，魯迅在仙臺醫專升級考試的成績是：解剖學59.3分，組織學72.7分，生理學63.3分，倫理83分，德語60分，物理學60分，化學60分。這樣的成績放在今日中國的大學當然是太差了，但在當時的仙臺醫專卻并不算差，因為全班142人，魯迅的成績名列第68名。

應該說，魯迅從仙臺醫專退學的原因也許并不單一，各方面因素導致同一個最后的結果，是完全可能的。但無論原因多么復雜，根本的原因還是魯迅本人興趣的轉變。而興趣的轉變背后是理想和追求的轉變。退學之后干什么？要用文學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所以，魯迅棄醫從文走向文學，也就是走向了啟蒙立人之路。

“找茬事件”給魯迅留下過不愉快，但仙臺醫專也給他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在《藤野先生》中，魯迅曾深情地敘寫藤野先生對他的熱心指導和幫助，并且寫到自己時時記起他，對他充滿感激。文章在結尾一段深情地寫道：“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值得慶幸的是，魯迅所說的那些丟失的筆記后來找到了，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不是3厚本，是6厚本，分別是《脈管學》《有機化學》《五官學》《組織學》《病變學》《解剖學》。藤野先生的確在里面做了大量批改，而批改最多的是他親自講授的《脈管學》。

根據日本專家的說法，藤野先生是一位很一般的教授，日常不修邊幅，而且脾氣有點怪。所以他的工作并不順利，后來就離開醫專到鄉下開診所去了。但是，他對一個外國學生的善意，他那誨人不倦的精神，卻深深地留在了魯迅心里。藤野先生臨別所贈的照片，一直掛在北京魯迅寓所“老虎尾巴”的東墻上。1934年底，日本巖波書店要出版《魯迅選集》，魯迅致信增田涉說，選集的事由他全權處理，卻特別請增田涉把《藤野先生》一文譯成日文編進去。什么意思？是希望讓更多的日本讀者了解藤野先生，還是希望自己的思念能讓藤野先生讀到？總之，這是一份放不下的情。

直到去世前不久，魯迅還在打聽藤野先生的消息。因為沒有下落，他曾慨嘆：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吧！其實，藤野先生當時仍然健在，只是離開仙臺到鄉下去了。1937年，當藤野先生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讀到《藤野先生》一文，很感動，寫了《謹憶周樹人君》一文，其中說他如果知道魯迅是那么想知道他的消息，是一定會寫信的。那也應該是一篇動人的文章。

四、魯迅與秋瑾

當下中國的出版界，與網絡媒體一樣，“標題黨”和“八卦風”盛行，往往更喜歡趣事和驚人之語。這種風氣表現于魯迅傳播，就是嚴肅的論文很少傳播，而《魯迅偷看弟妹洗澡》之類的文章卻有極大的閱讀量。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像“魯迅與秋瑾”這樣本無多少傳奇性的題目，若上網搜索，也會首先看到一些吸引眼球的標題：《秋瑾為何要“刀斬魯迅”？》《魯迅與秋瑾的恩怨情仇》《秋瑾為何要判魯迅死刑？》……若看內容，則是一些情節被掐頭去尾，胡亂拼接，結果是本來清楚的事實也被弄得云里霧里。鑒于這種情況，一些基本史實就有必要說清楚。

首先請注意這一組數據：秋瑾生于1875年，比魯迅年長6歲；魯迅是1902年4月到日本的，秋瑾于1904年4月到日本，比魯迅晚了兩年；光復會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陶成章于年末赴日本建立分會，魯迅是最早一批會員，而秋瑾則是1905年7月才由徐錫麟介紹加入的。所以，“秋瑾引導魯迅走向革命”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他們兩位的關系怎樣？網上的熱門話題之一是“秋瑾曾宣判魯迅死刑”，并且“拔刀相向”，讓魯迅“吃我一刀”。

考察此說的源頭，應該是周作人的回憶錄。但目前人們所征引的卻是日本學者永田圭介的《秋瑾——競雄女俠傳》。據這位日本學者研究，那是在陳天華蹈海自殺之后留學生召開的追悼會上，秋瑾有如此舉動：

翌日（12月9日），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

“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者），吃我一刀。”

有必要先來看看這件事的背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出臺了《關于公私立學校接納清國留學生的規定》（即被稱作《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的文件）。這個規則由15個條款組成，主要內容是加強對留學生的管理。這個文件的出臺或許與清政府駐日使館有關，那么其用意大概在于限制留學生進行革命活動。但日本文部省出臺的規程顯然并非只是限制中國留學生，而是同時限制日本人濫開野雞大學和販賣文憑。其中涉及中國留學生的，主要是以下幾條：第1條：清國學生需要有清國公使館的介紹，方能入讀日本公私學校；第4條：清國學生轉學、退學，需要征得清國公使館的同意；第9條：接受清國留學生的學校，應安排學生住宿或在學校監督下租住民宅，禁止學生在校外任意租房；第10條：因品行不端而被學校開除的清國學生，其他學校不準錄取。

日本報紙將這個文件斷章取義，稱之為“取締規則”。中國留學生一見“取締”二字，立即沸騰起來，召開大會抗議。然而，會上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集體退學回國，被稱為“激進派”，他們在會后組成了“聯合會”，胡瑛、秋瑾是主要代表；另一派則反對集體退學回國，在會后組成了“維持會”，所以被稱為“維持派”，代表人物是汪精衛、胡漢民等，魯迅和許壽裳也在其中。

兩派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陳天華寫下《絕命書》，于12月8日早上在大森海灣蹈海自殺。長期以來，陳天華的自殺被說成是對“取締規則”的抗議，但從《絕命書》本身看，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因為其中這樣寫道：

惟留學而皆放縱卑劣，即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矣，二十世紀之后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亟講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由此可見，陳天華之死主要并不是抗議“取締規則”，而是痛心于留日學生的“放縱卑劣”。

在陳天華的追悼會上，出現了所謂“判處魯迅等人死刑”的事。關于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

以前她在東京，在留學生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發表取締規則，這里當然也有中國公使館的陰謀在內，留學生大起反對，主張全體歸國，這個運動是由秋瑾為首主持的。但老學生多不贊成，以為“管束”的意思雖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從這文字上去反對是不成的，也別無全體歸國之必要。這些人里邊有魯迅和許壽裳諸人在內，結果被大會認為反動，給判處死刑。大會主席就是秋女士，據魯迅說她還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

然而，事情發生時周作人尚未去日本，以上回憶并非親歷，又因為缺少旁證，所以這事就成了懸案。但是，只要我們把視野放得寬一些，證據是不難發現的。比如，作為同盟會領導人之一的胡漢民，在他的自傳中就寫下了這樣的內容：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忽頒取締中國留學生所入學校及寄宿舍之規則，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以當時人數過多，有不自整飭其行為者，俾日人有所借口；日人亦有以販文憑為利之私校，其寄宿舍更不堪言。其二、革命黨之組織成文，清公使館當有所聞，則與日本交涉，日政府乃使文部省為此以敷衍之。留學界聞此則大嘩，有徑行歸國者，同志陳天華（星臺）至發憤投海死。同盟會黨員對此，分為兩派意見：宋教仁、胡瑛等主張學生全體退學歸國，謂即可從事革命。余與精衛、執信、伯翹、湘芹、君佩則反對之，以為此事縱出于最惡之動機，吾人自可運動打消之，退學歸國為下策……方聯合會勢最張時，竟宣布余與精衛之死罪于全體留學生俱樂部，女同志秋瑾尤激烈，范源廉避匿醫院，亦為所毆擊。

吳玉章在《辛亥革命》一書中也曾寫到，在“取締規則”斗爭進入高潮時期，由胡漢民和汪精衛組織了“維持會”，規勸留學生不要回國。此舉觸怒了激進派，由胡瑛出面成立了“聯合會”，判處了汪精衛、胡漢民等人死刑。

由此可見，“宣判死刑”的事是歷史的事實，但被秋瑾等人判處死刑的，主要并非魯迅，而是胡漢民、汪精衛等。魯迅只是那一派中的一員，而且并不引人注目。

與“判處死刑”相關的是秋瑾讓魯迅“吃我一刀”。

如前所述，周作人說的“據魯迅說她還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這個說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秋瑾的確拔過刀，把刀“拋在桌上”，或者“插在桌上”。這有許多人的回憶為證。但是，秋瑾拔刀是對魯迅嗎？“吃我一刀”是對魯迅說的嗎？事實并非如此。徐雙韻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的具體情景。兩派沖突之中，秋瑾等人曾找胡漢民辯論。據胡漢民說，經他對秋瑾、胡瑛等人曉以革命大義，終于說服了他們。但從實際效果看，秋瑾等人并未被說服，最后還是退學回國了。秋瑾回國前夕，浙江留學生為她送行。在那次送行會上，出現了這個場景：

秋瑾發言，力主回國，詞意激昂，隨手從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講臺上說：“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這大概就是“吃我一刀”之說的原型。但秋瑾說的明白，是“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魯迅并不回國，自然與他沒關系。

所以，歷史的事實是：一、“判死刑”是事實，那是在陳天華追悼會上，但被判死刑的主要是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魯迅只是那一派當中的一員，沒有材料證明秋瑾提到過他的名字；二、秋瑾說“吃我一刀”也是事實，那是在她歸國時的送別會上，不是對魯迅說的。

永田圭介的《秋瑾——競雄女俠傳》沒有注明材料出處，也許是把不同時間里發生的事混到了一起。

除此之外，關于魯迅與秋瑾，還有一事值得一說：魯迅接受過暗殺任務，但他“臨陣退縮”，沒有回國去執行。然后是徐錫麟回國了，秋瑾回國了，都為革命獻出了生命。這很容易使人把魯迅與他們放在一起作對比，一邊是英烈的光彩，一邊是退縮者的怯懦。一些竭力貶低魯迅的人，自然要借此做文章。

魯迅接受暗殺任務而最終沒有回國，這事本來少有人知。最早披露此事的，是日本學者增田涉。增田涉說：“他（魯迅）曾經向我說過，他在晚清搞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地知道這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果是說，因為那樣地記掛著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罷。”

此事的真實性無須懷疑，因為增田涉沒有造假的理由，也因為這符合魯迅的性格。魯迅知道從事暗殺活動可能會死，所以雖然接受了任務，臨走時卻向組織提出：我如果死了，母親怎么生活？想到自己會死，而有這樣的牽掛，是人之常情。一些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也許不會這樣，但放在魯迅身上，有這顧慮卻是必然的。這就是那個真實的魯迅，那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魯迅。他對浪漫的革命本來就敬而遠之，對暗殺之類的行動并不贊同。他不是那種義無反顧的英雄，從來不主張赤膊上陣。如果英雄就意味著不顧惜生命，魯迅的確不是英雄。他與秋瑾的性格差異很大。秋瑾是激烈的，一旦認定一種理想，可以義無反顧。魯迅卻不會那樣激烈，也不會那樣壯烈犧牲。在《兩地書》中，他曾跟許廣平談過自己對革命的態度：“對于社會的戰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么之類者就為此。”他還說：“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愿使別人做犧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總之，魯迅與秋瑾不同，與同盟會、光復會的領導者們也不同。他是思想者，不會像秋瑾那樣激烈，也不引導人們那樣激烈。但是，終其一生，魯迅對秋瑾都充滿敬意，對她的死則充滿惋惜，這是在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到的。

五、魯迅與章太炎

棄醫從文之后，魯迅主要是自學。這期間他去聽章太炎的課，成了章門弟子。

魯迅早就熟悉章太炎，而且非常仰慕。那是因為他剛到日本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件事：章太炎發起舉行“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

1644年4月25日（舊歷三月十九日），明崇禎皇帝吊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崇禎皇帝死后，南明王朝于永歷十五年（1661年）亡國。到1902年，已經是242年。在這個日子到來之際，章太炎發起要舉行“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他在宣言中說：明朝亡國二百四十二年了！要紀念！他的倡議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包括梁啟超、孫文等人都列名贊成。對此，清國駐日公使不能坐視不管，于是請求日本政府禁止此會，并且威脅說：如果日本政府縱容此舉，將會影響兩國關系。日本政府答應了蔡鈞的請求，令警方通知發起人取消此會。

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日本警方請章太炎等人到警局談話。章太炎長衣廣袖，手執羽扇，大模大樣地來到警察局。警長問他籍貫是清國哪個省。他回答說他不是清國人。警長問他的身份，他的回答是“遺民”。馮自由的《革命逸史》中有這樣的記載：“警長首問各人籍貫為清國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非清國人。’警長大訝，繼問屬何階級：‘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遺民。’”

紀念會雖然沒有開成，卻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在留日學生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最明顯的影響之一，是從1903年開始，海內外許多報刊都不再使用清國皇帝紀年，而改用黃帝紀年、孔子紀年或其他紀年方式。這意味著一代覺醒者不再承認清國是自己的國家，意味著他們對清國合法性的徹底否定。

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事實上是一群特別的愛國者。他們愛國，但事實上無國可愛，因為他們愛的不是他們實際置身其中的清國，而是另一個國家。那個國家或稱華夏，或稱中夏，或稱中國，并不是實際存在的政治實體。眾所周知，政治意義上的愛國無法不愛國家政權，但章太炎們顯然不情愿。怎么辦？人民、土地、主權，這是國家三要素，缺一不成為國家。章太炎們面前的現實是：土地已經被占領，人民已經被征服，主權已經被侵奪。自己在別人的這個國家之中，算是什么？只能算是亡國之后的“遺民”。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他們把自己劃入了已經亡國的大明帝國。

毫無疑問，這意味著那一代人國家意識的覺醒，意味著他們的愛國不再是盲目的，而是開始辨析眼下的國家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自己是否享有國家主權。辨析的結果是他們不再愛別人的國家，而要愛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家在哪里？回答是已經亡了。那么，甘心做亡國奴嗎？不甘心，那就要把國家奪回來……這就是章太炎此舉所彰顯的革命意義。

考察當時的思想界，許多人都無法避免一些思想上的矛盾。比如，他們從國外接受了某些現代國家理念，根據這些理念，國家是保障國民權利的工具，因此國民應該愛國，等等。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清楚自己所屬國家的性質，因而往往用西方現代國家法理談論自己所面對的國家問題。這就常常陷入難以解決的矛盾：他們愛這片土地，愛這個人群，卻不愛國家統治者。然而，如果在國家三要素之中抽掉了主權，只愛土地和人民，那能算愛國嗎？因為眾所周知，如果沒有主權，只是一片土地上生活著一群人，是不算國家的。只要是國家，就必然有政權。而對于當年的革命者而言，那政權恰恰是他們不但不愛而且要顛覆的。這種愛國而不愛現實的國、愛國而不愛國家主權的情況，使他們想出了種種理由，比如，把國家與政權分開來，把愛國與愛政府分開來，等等，最終卻依然是矛盾重重。這原因不難明白：致力于維護現有國家的愛國者的愛國之情是不言自明的；而致力于顛覆現有國家的愛國者的愛國之情卻很難論證。唯一能自圓其說的，就是他們愛的是一個已經亡了的國家，或是尚未建立的國家。章太炎的“亡國紀念”以“亡國”之說解決了人們在理論上的一些困惑，以“遺民”的身份解除了與現實國家的某些糾纏。他們后來的組織叫“光復會”。所謂“光復”，就是奪回自己的國家、重建自己的國家。

當然，如果進一步想，章太炎們也很可悲。首先是雖然他們不愿承認自己是“清國人”，但在他們的種種證件和登記表上，卻都清清楚楚地寫著他們是“清國人”，這讓他們無處可逃。其次是他們不承認大清帝國是自己的國家，自認是大明帝國的遺民，但在事實上，大概他們連自己也說服不了。因為“大清”固然是“他們”的，“大明”就是“我們”的嗎？很顯然，章太炎并不姓朱，即使回到大明，家天下的大明帝國也是朱家的，姓章的并不享有國家主權。章太炎未必不清楚這一點，但在某種感情的支配下，他們只愿承認先人被征服而亡國的歷史，卻不愿承認祖先們一代又一代都不曾擁有過國家主權的歷史。

盡管如此，章太炎的這種思想在當時的影響還是很大，對魯迅影響也很大。正是它給了魯迅清醒的國家意識，使他不再盲目愛國，而是開始思考眼下的國家與自己的真實關系。正因為這樣，他曾經去水戶憑吊那位誓言“非中國恢復不歸”因而老死日本的明末大儒朱舜水。在進客店登記時，他寫下名字“周樹人”，然后在國籍一欄寫下了“支那”。對此，許壽裳曾解釋說：“那時，日本稱中國人曰清國人，我們卻不愿自稱清國，又不便稱中國……所以寫作支那。”

魯迅對章太炎非常崇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連續寫了兩篇文章：先是寫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寫于1936年的10月9日；幾天后又寫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時間是1936年的10月17日。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寫完這篇文章幾十小時之后——10月19日，他就離開了人間。在生命的最后，他所回憶和懷念的，是章太炎先生和那段歷史。

回到魯迅從仙臺醫專退學回到東京的日子，為了能繼續拿官費，他把學籍掛在一個德語學校，而主要時間卻是自己閱讀、翻譯和研究文學。這時候，章太炎也到日本來了。眾所周知，他在1903年因蘇報案入獄，被判刑3年，1906年6月刑滿出獄。出獄后即東渡日本，做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1908年4月，章太炎開始在大成中學講堂給留學生講小學（即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魯迅、許壽裳等人仰慕章太炎的人格，敬佩他的學問，也想去聽講，但與他們固有的課程時間沖突，于是托龔寶銓轉達，希望能在星期天另設一堂。章太炎欣然同意，于是，從7月開始，龔寶銓，許壽裳，周樹人，周作人，錢鈞夫，朱蓬仙，錢玄同，朱希祖，這八個人，每到星期天就到章太炎寓所去聽課。從此之后，這8人就成了章門弟子。

因為是“章門弟子”，魯迅的學問在學界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但在魯迅看來：“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魯迅說他去聽章太炎先生的課：“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對于章太炎，這才是他最為贊賞的：“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魯迅從章太炎那里學到的，的確不只是學問，而是風骨。

六、人生志業的選定

在這個小標題之下，我首先想說，魯迅人生志業的選定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些曲折。在南京，他曾選擇了地質和礦產；到日本之后，又選擇了醫學；然而不到兩年，他又棄醫從文，要通過文學而啟蒙立人！他似乎很任性，卻又透露著青年人選擇人生道路時的一個規律：越是對自己的生命認真負責的人，越可能猶豫再三；倒是那些隨波逐流的人，更容易無論怎樣偶然走上一條路，就隨遇而安不再想，一直走下去了。

客觀地、冷靜地，真正以局外人的目光看魯迅，他選擇的是怎樣的一條路呵！看看他身邊的人們，有的致力于革命，有的致力于改良，有的在謀求富國強兵，有的則只想學得一技之長，用以養家糊口……魯迅卻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中國人的精神！這是怎樣的志向呵！在一般人看來，它是多么迂遠，多么大而無當，又多么不自量力！然而，魯迅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之后的決定。

早在去仙臺之前，他就顯示了對文學的興趣，并且開始探討中國人的精神，尤其是所謂國民性。據許壽裳回憶，那時他們就常常討論以下三個相關的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經過幾年的思考，魯迅已經形成了一些基本見解。這時的魯迅已經是一個進化論者，從《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等文章可以看到，講到歐洲和人類的歷史，他看到的是不斷進步的文明圖景；回望中國的歷史，中國人卻是在幾千年專制統治之下不斷弱化和愚化，民力、民智、民德都是一路頹敗和淪落。魯迅不甘心，不甘心華夏民族如此沉淪，所以選擇了這條路。

作為孤立無援的個體，卻要承擔起改變國人精神的使命，這的確比改朝換代打天下當皇帝還要艱難。改朝換代打天下，可以利用“闖王來了不納糧”的無知追求，可以利用饑民的絕處求生之力，也可以利用人們的貪欲，從而讓人們去流血犧牲。而改變人們的精神，改變人們的思想，改變人們的文化性格，卻找不到什么誘惑力。在這條路上，注定不會有太平軍或義和團那么多的追隨者。

魯迅不必要首先考慮敵我友的力量懸殊，不需要獲得足夠的追隨者，不需要考慮如何贏得大眾，不介意讓他們看到自己臉上的鼻涕和頭上的瘡，看到自身的愚弱和丑陋。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無論是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無論是底層大眾還是上層精英，都是批判對象，統統不留情面。這不是與全社會作對嗎？不是與大眾為敵嗎？因此，對自己選定的事業，魯迅不敢樂觀。對同胞們是否能夠被喚醒，也不敢樂觀。通過歷史的經驗，他看到了一個事實：民眾是不歡迎啟蒙的，而且會迫害啟蒙者。在《文化偏至論》中，他寫到了蘇格拉底之死，寫到了耶穌之死；在《摩羅詩力說》中，他看到的是拜倫、雪萊的命運。這些人都是在為人類而思索，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卻為社會所不容。由此可見，魯迅清醒地知道自己選擇的這條路有多么艱難，知道這事業成敗難卜。

但是，魯迅上路了。開始，他和幾個人一起計劃辦雜志。雜志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新生》。然而：“《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刊物辦不成，怎么辦？魯迅沒有放棄。他一面與周作人翻譯《域外小說集》，一面利用《河南》等刊物發表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一系列文章。

那么，這時候魯迅想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思想和主張？應該說，這時的魯迅已經是一個思想家——他是先成為思想家，然后才成為文學家的。

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首先指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若有叛逆者出現，“必竭全力死之”，這樣的結果必然是使人們“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所以，文學藝術也缺少反抗和挑戰的聲音。面對這樣的歷史和現實，魯迅不能不寄希望于反抗者和挑戰者，不能不特別欣賞他們的聲音。因為那才是中國特別需要的。所以，他在文章中詳細介紹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克拉辛斯基和裴多斐等八位詩人，把他們稱作“摩羅詩派”，贊美他們那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作品，稱他們是“精神界之戰士”。在文章的最后，他呼喚中國的“精神界之戰士”早日出現，打破精神界的蕭條，帶來一場真正的精神革新運動。

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提出了一個大問題：生存天地之間，角逐列國之中，何為根本問題？何為當務之急？他的回答是：“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也就是說，什么富國、強兵、改良、革命，等等等等，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因為國人處于奴隸狀態，處于愚昧無知而且野蠻頑劣的狀態，繁榮富強有什么意義？自由平等只能是空話。改變國人的精神，從何入手？魯迅的答案是“尊個性而張精神”。這個主張在魯迅的表述中還有一個說法：“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是他關注的首要內容。在他看來，人要真正成為人，就不能完全被淹沒在物質之中，而是要有點精神；就不能習慣性地隨大流，和光同塵，沉淪于大眾之中，而是要有個性，有自我，有獨立人格，要知道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至于國家富強這一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時代主題，魯迅并未忽視。他的說法是：“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也就是說，只要“人國既建”，國家富強是附帶著就能實現的。

這就是當時魯迅已經確立的“立人”思想。他關心的不是維新改良或排滿革命，也不是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因為在他看來，只要國民性不變，中國人的精神不變，即使身體強壯，也不過是殺頭示眾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進的武器，也只能去欺壓弱小；即使進行政治革命，也不過是在同樣的舞臺上重復上演陳舊的歷史劇。因此，國人所面臨的問題關鍵，不在堅船利炮，不在維新或革命，而在于讓國民成為一個個站立起來的覺醒的個人。

考察魯迅的思想淵源，他的立人思想毫無疑問是從“新民”思想發展而來的。嚴復曾經提出強國需要標本并治，重要的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梁啟超接過這個思路，提出了“新民說”，認為只有新民，才有新制度和新國家。他們是魯迅的前輩，已經觸及人的自由等現代社會的基本主題。在他們面前，魯迅是后來者。

然而，在嚴復和梁啟超們那里，關于人的思考只是關于國家和民族問題的思考的一種副產品。開出“新民”的藥方，目的仍在醫治國家和民族衰弱之疾。他們還沒有能夠獲得從人出發的價值立場，所以，他們雖然看到了破除奴隸性和個人自由對于新民的重要，卻對自由抱有警惕，甚至認為今日中國國民還不可以享有自由，甚至不能沒有皇帝。他們反對民主共和而主張君主立憲，理由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因為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由此可見，梁啟超們與他們的前后反對派都是國情論者。他們關于維新改革的思考是在承認國情的合理性和不可更改性的前提下進行的。在他們看來，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開明專制，才可以實行民主。一句話，在他們那里，新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國”而不是“民”，更不是單數的“人”。

魯迅的思想卻有明顯的不同。他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看上去似乎目的仍是“角逐列國是務”，是為了“邦國之興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論述中的“溢出”和“跑題”現象。也就是說，他從嚴復、梁啟超的那里出發，沿著為強國而尋求真理的路徑走來，卻常常游離本來的目的而直奔人的自由主題。他贊美那個曾經宣布“我是國家的死敵”的斯蒂納爾，對其思想津津樂道。他贊美克爾凱郭爾，贊美易卜生，也都是因為他們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強調。他對尼采的認同也是因為那種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而不做他人奴隸的個人主義。也就是說，他從強國走向立人，但一旦發現個人之后，全部的關心卻為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所吸引。此時的魯迅當然還存在思想矛盾，因為他一腿仍然在“新民”之中，而另一腿卻已經跨出，他的“立人”將不再以別的目的為目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日本留學時期，魯迅的“立人”思想還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成熟的。他以“尊個性”超越了新民思想，卻仍然沒有與梁啟超們為國家富強而維新、又為維新而新民的思路劃清界限。章太炎以個人的自由與尼采一起幫助他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新民說，卻又以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給他留下了各種矛盾。這一切，直到五四時期才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