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梳理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的關系，一個突出印象是，他們之間的往來總是以神交為主。見面的有無，見面的頻次……如果以這些作為標準和前提，很多關系是建立不起來的。但分明，我們又能感受到一種神奇的力量，即無論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有無交往，無論這種交往在頻次上如何并不足觀，他們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聯系與互動，總是能夠讓人感受得到。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話題又是成立的。魯迅與周恩來就是其中一例。我們可以斷定，魯迅與周恩來并無見面的經歷。兩個并無直接往來的人，他們之間還能有什么可說的呢？的確，故事產生于交往，素昧平生，何來關系？可能神交一詞就是用來解釋以下這些故事的吧。

一、周樹人、周恩來：同宗同族

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周恩來，江蘇淮安人。然而，真的是一筆寫不出兩個“周”字，他們二人原來還真有同宗淵源。周恩來曾多次強調，他是紹興人，而且是魯迅的本家。

根據有關考據，再往上溯，周氏二人或許還與另一歷史上的周姓名人有關聯。我們都知道一篇古文《愛蓮說》，作者周敦頤，湖南人氏，就被后人考證為周樹人和周恩來的先祖。據《周恩來自述評傳》一書介紹，1961年，身在臺灣的于佑任先生想到其時生活在大陸的夫人八十大壽，不能相見更不能祝壽自然令他焦急。在周恩來的關照下，于佑任先生遂了心愿。有關人士致信于佑任時，自然想告訴他這一信息，但顧及到臺灣方面對“周恩來”三字的敏感，不知如何是好。此時，邵力子出了個計謀，即在信中說明是“濂溪先生”幫忙就好了。果然，于佑任先生見信后，大喜過望的同時對這一密稱也心領神會。“濂溪先生”是周敦頤的別號，本來只是借用，且不知或許還真有淵源。據說，在紹興周恩來的祖居“百歲堂”，有一門聯就寫道：“濂溪綿世澤，沂國振家聲。”這是后世人對先祖功德的銘記。而在湖南道縣的濂溪故里，宗祠里撰有一副楹聯：“周庭舉世皆尊元公哲學魯迅文章恩來開國總理，風景這邊獨好濂水湛藍都龐蒼翠道巖今古奇觀。”這又是用今人的驕傲告慰先祖。特別是把周樹人和周恩來并提，視作周敦頤的后代。

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祖籍浙江紹興。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浙江紹興人。1946年9月，在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話時講道：“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紹興人。”在1962年3月2日的一次講話中又說道：“有人問我是哪里人，我說原籍紹興，生在淮安，江浙人。為什么這樣啰嗦呢？因為我的親兄弟、堂兄弟都是紹興人，我不能不說原籍是紹興，否則就有企圖擺脫這種關系的嫌疑。”同年12月，他再一次在大會上向與會者講述了自己的出身：“我原籍紹興，就是戲曲中紹興師爺的那個紹興，他們長著紅鼻子，也是丑得很！”

紹興人，姓周，就是周樹人的本家嗎？對此，周恩來本人深信不疑，且確有家譜之類的記載為證。1939年，周恩來為考察抗日軍事和宣傳抗日統一戰線，曾回到紹興，這是他第二次回到故鄉。第一次是1909年隨伯父周貽賡回紹興探親。百歲堂祖居留下了他的足跡，他還在抄錄鄉人沈復生的一首詩后注明：“因抗戰機緣，得來故鄉掃墓。”那次回鄉，周恩來查看了家族的族譜，并續上了自己的身世：“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云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

據譜牒學方面的專家考證，按世系表排列，魯迅是周敦頤第三十二代孫，周恩來是周敦頤第三十三代孫。魯迅要比周恩來長一輩。周恩來對于與魯迅同宗的關系曾多次提起過。1938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日，周恩來在武漢紀念會上作講演。他一開頭就說：“我想，在今天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大家都是誠意來紀念魯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學作家，然而卻參加了文藝協會，同時在血統上也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身在紹興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按：指會議主席郭沫若）所說以來賓資格講話。”

他還幾次主動與魯迅的親屬談及這份親緣。1952年，許廣平到中南海周恩來家做客時，他再次提到這個話題，很認真地對許廣平說：“排起輩分來，我應該叫你嬸母哩。”許廣平自然是表示不敢當。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間，周恩來到北京飯店看望魯迅三弟周建人，對他說：“建老，我已查過哉，你是我的長輩，我要叫你叔叔。”周建人忙說：“你是總理，這樣叫我不敢當。”

無論如何，這一切都體現出周恩來對故鄉、對故鄉人特殊而深厚的感情。身為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十分關心紹興的發展。一方面用自己的工資資助求助的鄉親，同時對親屬們也嚴格要求。他曾向毛澤東主席推薦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澤東著名的詩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就得自于觀此劇并和郭沫若詩而得。

總之，紹興周氏，讓周恩來與周樹人有了同宗同族的解不開的緣分。

二、魯迅、周恩來：錯失了的見面機緣

魯迅與周恩來本來是有機會見面的，這要追溯到1919年。那一年的6月19日，魯迅與周作人一起到北京的第一舞臺，觀看北京大學生劇團演出的新劇《新村正》。周作人當日日記：“晚同大哥西珠市第一舞臺觀新劇。演《終身大事》及《新村正》。十二時回寓。”[《周作人日記（中）》第32頁]魯迅日記寫道：“晚與二弟同至第一舞臺觀學生演劇。計《終身大事》一幕，胡適之作。《新村正》四幕，南開學校本。夜半歸。”其中的“南開學校本《新村正》”，就是周恩來等人在南開學校時編演過的五幕劇。魯迅與周作人觀看的，是由北京大學新劇團改編、排演的四幕劇。周恩來在南開學習期間，“曾擔任南開新劇團布景部副部長，并多次參加演出。……南開新劇團在社會上很有名，周恩來則是南開新劇團的出色演員。”（《周恩來自述評傳》）

1919年，魯迅本來已經受邀到南開演講。如果這次演講成行，周恩來和魯迅就有了見面結識的機會。那一時期，周恩來在天津組織了進步團體“覺悟社”。覺悟社常邀請新文化運動名人演講，魯迅也在被邀請者之列。可是，約定的1919年11月8日，魯迅忽然有事，不能如約前來，便由二弟周作人代替前往。為此事，周恩來到晚年還深深地感到遺憾。1971年夏天，周恩來在接見日本作家、魯迅研究專家尾崎秀樹時還談及這件事。他告訴尾崎秀樹：“魯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開，來了代替他的人——周作人，同學們略感失望，但相談后，就說那也好吧，就請周作人先生去學校，他講的是關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實篤先生，講得非常有趣。”

查《周作人日記（中）》，1919年11月8日記有：“8日晴。上午同重君至東站，乘火車午至天津，寓芝迺館。下午在各書店得《三重吉集》等五冊。往東馬路青年會。四時至三戒里李宅閑談。晚回會飯。七時至新學書院講演，題為《新村的精神》。九時返旅館。十一時睡。寄紹函。”演講后的第二天，周作人“上午同重君往旭街買玩具。九時二十分乘火車，午回北京”。

為什么魯迅沒有成行？據魯迅日記，其時，魯迅剛買下八道灣的房子，要付房款，還要親自指揮工人搞裝修。家事讓他忙得不可開交。“四日晴。下午同徐吉軒往八道彎會羅姓并中人等，交與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訖。”“七日曇，風，午晴。下午往八道彎宅。”“八日晴。下午付木工泉五十。”魯迅為什么不讓周作人盯著裝修，自己去天津演講呢？這只能說，魯迅太了解自己這個弟弟了，周作人生活能力比較差，讓他寫文章、講課沒問題，讓他指揮裝修，這種活兒他可做不了。魯迅只好親自盯著了。

周恩來與魯迅錯過了見面機緣自是遺憾，不過，周作人這次與周恩來的見面機會居然在三十年后還產生了回響。眾所周知，抗戰勝利后，周作人因漢奸罪名被判刑十年，1949年1月提前獲釋。這一年的7月，周作人曾致信周恩來。這封長達六千多字的信里，周作人竭力為自己辯解。比如，對自己為什么在抗戰時留在北京而沒有南遷，就寫道：“北大遷移長沙，教授集議過兩次，商定去留隨意，有些年老或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時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兒（女婿去西北聯大教書）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信中還舉例自己的文章、演講為日本人所不滿，從而為自己開罪。“這里可以看出來我在淪陷中的文字是那一種色彩，敵人認為是他們的障礙物，積極之妨害者，必須掃蕩摧毀之對象，這種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來的人。”信的最后寫道：“過去思想上的別扭，行動上的錯誤，我自己承認，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許望先生能夠了解，所以寫這一封信，本來也想寫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表了。”

但這封信的結果卻并未如愿。信件發出去之后，根本就沒有下落，周恩來似也并沒有看到。信件中轉了好幾人，學者林辰1951年向馮雪峰同志借閱的時候抄寫下了副本。后發表于1987年第二期的《新文學史料》。

可能由于沒有得到周恩來的回復，1951年初，周作人又分別致信毛澤東“毛先生”以及周揚。我從《胡喬木書信》中讀到有關此信的過程。1951年2月24日，胡喬木致毛澤東信全文如下。

主席：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作為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信給周揚，現一并送上。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后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敬禮。

喬木

二月二十四日

周總理處也談過，周作人給他的信因傳閱失查。他并未看到。

從《胡喬木書信集》對此信的注釋可知，毛澤東在信上批示：“照辦”。

無論如何，周作人先后給周恩來、毛澤東寫信，很大程度上是仗著自己是“五四運動”的前輩，毛澤東、周恩來都見過自己，又曾經是李大釗的好朋友。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有趣。魯迅與毛澤東、周恩來在思想上多有相通處，卻未有見面之緣，而周作人，倒是在兩位政治人物的青年時期，就與他們相見得識。魯迅在世時，周恩來十分關心魯迅的處境。尤其是在“革命文學”論爭期間，據《周恩來年譜》對于1930年3月2日的記述：

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前，周恩來已發現上海進步文化陣營中出現某些裂痕，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發生論戰。回國后從潘漢年和馮雪峰處了解到矛盾有新進展，決心解決這一問題。這是中共中央抓文藝工作的開始。中共中央向文藝界有關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內戰，加強團結”，并決定成立左翼作家聯盟。周恩來將夏衍（沈端先）從閘北街道支部調出，在中央文委領導下于一九二九年冬開始籌組。本日，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

據有關文章介紹，因為太陽社、創造社的黨組織關系直屬江蘇省委宣傳部，周恩來便委派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處理此事。“1929年秋的一天，李富春與文化支部書記陽翰笙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談話。李富春說：‘魯迅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過來的一位老戰士，堅強的戰士，是一位老前輩，一位先進的思想家。站在黨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團結他，爭取他，我約你來談話，是要你們立即停止這場論爭，如再繼續下去，很不好。’”（引自《“左聯”：以筆為戈，鼓舞大眾》，澎湃新聞）

在批評、制止太陽社、創造社攻擊魯迅方面，周恩來做了直接工作。

從魯迅這一面來說，對周恩來也頗有好感。據馮雪峰回憶，1936年10月初，魯迅逝世前不久，“當時魯迅有一點錢在我身上，我就替魯迅買了一只相當大的金華火腿送毛主席，他說很好。也是差不多這時候，《海上述林》上卷剛裝好，魯迅拿了兩本給我，說皮脊的是送給M（毛主席）的，另一本藍絨面的送周總理。火腿、書等都是由‘交通’轉交陜北的。”[據《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五冊（上）第241頁]這個故事的前因后果，本身也很復雜，但至少說明一點，魯迅知道、惦記著周恩來。

雖未謀面，卻也有神交記錄。

三、周恩來歷論魯迅

魯迅逝世后，周恩來曾參加過多次魯迅紀念主題的活動，發表過關于魯迅的演講和文章。主要有以下幾次。

（1）1938年，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周恩來發表題詞。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之偉大，在于一貫的為真理正義而倔強奮斗，生死不屈，并在于從極其艱險困難的處境中，預見與確信有光明的未來。這種偉大，是我們今日堅持長期抗戰，堅信最后勝利所必須發揚的民族精神！

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

周恩來

（2）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會上發表講話。

最后一個講話的是周恩來同志，他說：魯迅先生的許多話，活生生的在記憶之中，成為奮斗的指南針。他首先提到魯迅先生所說“革命的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

……

接著恩來同志說，我又想到十幾年前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對舊社會舊勢力的斗爭要堅決持久，同時還要注意培養實力，這句話首先說明魯迅先生的目標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復古的、法西斯文化斗爭，去開辟新的道路。其次說明了：要是沒有這種持久下去的清醒認識，我們就不會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長時期去建立，而且還要靠人民大眾來鋪路，要喚起和依靠人民來參加。文化戰線要擴大，應廣泛吸收文化斗士參加，去動員廣大人民為新文化奮斗。魯迅先生對文化青年新戰士的歡迎、提攜、培植不遺余力，這精神也是今天非常需要的。魯迅先生所說的以上三點意見，是今天我們所需要接受的，此也看出魯迅先生的立場和態度。魯迅的立場是與革命息息相關，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的立場，魯迅的態度是對敵人狠，對自己嚴，對朋友和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值得每一個作家學習的。

（3）1946年10月19日，周恩來在上海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

魯迅先生曾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魯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魯迅先生之立場。在人民面前，魯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動派，對于反動派，所謂之千夫指，我們是只有橫眉冷對的，不怕的。我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假如是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我們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愛，有所為。

除了上述些有文字記錄的演說，周恩來對魯迅身后事，對魯迅親屬也多有關心和幫助。1946年，在上海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后，周恩來于次日和許廣平、沈鈞儒、郭沫若等前往魯迅墓地祭掃。新中國成立后，身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內，整整放了兩架子書，其中就有他十分喜愛、經常翻閱的《魯迅全集》。1968年3月3日，許廣平病逝于北京，享年70歲。她留下遺言，不保留骨灰。周恩來得知后，提出可少取一點骨灰，撒到上海魯迅墓前的小松樹旁。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既尊重了各方，又肯定了許廣平的地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這是中美關系史上的大事。周恩來為其準備的禮物，就是一套《魯迅全集》。這一故事多有記述，我在本專欄第一篇《紙張壽于金石——〈魯迅全集〉出版述略》里也曾敘述，在此不贅。

不僅如此，周恩來對魯迅紀念場館也十分關心。1950年11月，為上海魯迅紀念館題寫了館名。1955年5月22日，周恩來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及魯迅故居參觀。我曾讀到魯迅故居的工作人員李育華口述回憶文章。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周恩來在參觀過程中的幾次感慨。頗能見出他對魯迅文章、生平的熟稔，對魯迅作品的了然。看到故居里一件件珍貴的文物和十分簡單的陳設，周恩來贊嘆道：魯迅的生活可真儉樸啊。參觀至西屋時，工作人員又介紹說：魯迅的母親送給魯迅的“愛人”朱安，當時就住在這間屋里。周恩來聽到這兒，立刻爽朗地大笑：咳，那怎么能叫愛人呢！在故居后園，周恩來詢問道：魯迅《秋夜》的后園就是這里嗎？那兩株棗樹在哪兒呢？工作人員說：《秋夜》里的兩株棗樹就是鄰家院里伸向這邊的兩棵。總理抬頭看看說，是這兩棵嗎，還活著呢。當他聽說原來的兩棵已死，這是解放后按原位置補種的兩棵時，不免有些惋惜，同時又熱情地贊嘆道：《秋夜》寫得不錯呀！周恩來還在后園過道推開一扇門，知道里面是22號，當年是一個姓白的木匠居住在里邊，“三一八”慘案后，魯迅還曾在這里避難并寫作。總理頻頻點頭，并指示說：這房子也有意義，應該保留……（以上內容摘引自李育華、張小鼎《“小，價值可不小”——憶周總理視察北京魯迅故居》，見《黨史縱橫》1997年第1期）可以說，每一句點評都包含深情而且到位精準。

這就是魯迅與周恩來之間的神交，你可以說似乎什么都沒有發生過，又可以說深情似海，令人難忘。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作家的價值。他的作品被人欣賞、認可，他的人格為人敬仰，圍繞在他身邊的故事就會特別多，而且多有感人之處。也可以領略到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風范。他對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的贊許，對其作品的閱讀，對其思想的弘揚，都可以見出一種道義擔當和令人動容的情懷。

主要參考書目：

《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2月版。

《魯迅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周作人日記》，大象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周作人年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周恩來自述評傳》，中譯出版社，2016年6月版。

《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魯迅生平史料匯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