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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批判》是李長之于1935年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和《國聞周報》上陸續發表的評論魯迅系列文章的集結，隨后于1936年在北新書局出版。這不僅是系統研究魯迅的第一部專著，也是魯迅生前親自批閱過的研究他的唯一專著。此書以魯迅的生平為線索，先分析作家本人再論及作家作品，最后回到作家本身總結其本質特征，李長之在此書中所運用的批評方法與研究視角都十分獨特。

《魯迅批判》的誕生與其坎坷的接受歷程

李長之，1910年出生在書香世家，自幼接受新式教育，青年時期深受魯迅影響。在《魯迅批判》“后記”中，他曾寫道：“我受影響最大的，古人是孟軻……現代人便是魯迅了，我敬的，是他對人對事之不妥協。”李長之寫作此書時年僅25歲，只是清華大學的一名學生，與魯迅的交際和聯系甚少，而且在當時他對魯迅的研究不僅數量尚少，還大多是印象式、雜感式的，因此在寫作時面臨著諸多困難。但《魯迅批判》一經出版后，便受到了《青年界》的高度評價，于1936年4月刊登《批評界之權威著作〈魯迅批判〉》一文，認為此書是中國批評界上劃時代的著作。盡管李長之自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但此書還是于20世紀末被重新挖掘出來。1975年，司馬長風在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中率先重新肯定了《魯迅批判》，他認為李長之在這本書里所作批評十分中肯，表現出了卓越的批評才能。1986年，袁良俊在《魯迅研究史》（上卷）中，首次將《魯迅批判》與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提到同等地位，認為它是第一本研究魯迅的專著，使革命民主主義者派別的魯迅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王富仁同樣在1994年發表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連載三）中指出《魯迅批判》“在中國魯迅研究史上占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部系統完整的魯迅創作論，還因為它重點在于論述魯迅的人生感受和作品藝術?！遏斞概小房部赖慕邮軞v程從側面彰顯了此書在中國魯迅研究史上是帶有首創性和開拓性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研究價值。

獨立的批評精神和“不虛美、不隱惡”的批評態度

20世紀30年代，國際無產階級文藝運動蓬勃發展，形成了彌漫全球的“紅色三十年”。受此影響，我國左翼文藝思想開始發展，并在同其他文藝思想的論戰中一度成為主流思想，其基本主張是堅持文藝的階級立場原則，強調文藝的社會性，倡導文藝大眾化，文學評論界也因此偏重從政治和階級的角度進行剖析的批評，“激進的批評家大都離開文學的特性去評判作家與作品，許多文學評論都在追求政治、經濟學論文那種嚴肅權威的架勢”。《魯迅批判》正是寫于此背景下，李長之并不否認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但他不認為社會環境會對作家創作產生直接影響，他認為這種影響是經由作家精神、性格的選擇后再折射到創作中的，而且那種“像政治、經濟論文似的”批評文章在他看來“也太枯燥”，“批評文章也得是文章”。因此，李長之在對魯迅的創作進行批評時，首先考察了魯迅在不同時期外在環境（包括時代大環境和魯迅個人生活的小環境）的影響下精神發展的幾個階段，然后在此后的章節中將魯迅的精神與作品風格相互闡釋。

由此可見，李長之在進行批評時并不依附于任何權威，堅持獨立的批評精神。他曾說過：“批評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權威，屈服于時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虛榮和金錢），屈服于輿論，屈服于傳說，屈服于多數，屈服于偏見成見（不論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創造），這都是奴性，這都是反批評的?！彼鸪鐚W術研究的獨立性，在研究中盡可能地避免政治等外在因素對文學的限制，強調文學自身的獨立性：“一個藝術家（文學家也在內）觀照人生的態度就必須是審美的而后可……”

基于其獨立的批評精神，李長之在批評實踐中始終堅持著“不虛美、不隱惡”的批評態度，在《魯迅批判》的“序言”中他就曾表示過：“我的用意是簡單的，只是盡力之所能，寫出我一點自信的負責的觀察，像科學上的研究似的，報告一個求真的結果而已，我信這是批評者的唯一的態度。”

李長之自中學時代便開始讀魯迅的文章，其思想和文字都深受魯迅的影響，對魯迅的敬仰之情自是不言而喻，但當他一站在批評者的角度，獨立的人格和求真的態度就使他避免了對魯迅的盲從和頂禮膜拜：“因為求真，我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顧忌，說好是真說好，說壞是真說壞，所以事后既不會反悔，人死也不會讓我的論斷變更?！?/p>

在《魯迅批判》中，李長之設置了一個章節來考察魯迅的作品，他認為在魯迅的《吶喊》和《彷徨》這兩部小說集里，只有八篇小說是完整的藝術作品，有永恒的價值，分別是：《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贰秱拧贰峨x婚》。李長之總結在這八篇小說里，魯迅通過他那帶有詩意、情緒的筆表達了對農村社會的深切了解以及對于愚昧、執拗、奴性的農民的憎惡和同情，他那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也躍然紙上。李長之在肯定魯迅小說的同時，卻在這章里又專列了一節來批評魯迅在這兩部小說集里的失敗之作，《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節》《在酒樓上》《肥皂》《弟兄》這幾篇文章在他看來簡直“壞到不可原諒的地步”，他認為這些小說里有的故事太過簡單，有些文字沉悶又平庸，即使像茅盾在當時極為贊揚的《孤獨者》《藥》等小說，他也認為它們并不完整、沒有生氣。在當時，對于魯迅小說這樣的評價極為少見，較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觀點：“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欣然有多數人跟上去實驗。”但李長之卻認為魯迅的小說并非完美無缺，先不論他的這些批評是否正確，至少他表現出了罕見的學術勇氣和求真的學術態度。

在對魯迅的雜文進行批評時，李長之同樣沒有屈服于任何權威，表達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魯迅的雜文在當時散見于各大報刊，專集一版再版，掀起了一股股雜文創作熱。關于魯迅雜文的評論繁多且褒貶不一，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引起廣泛論爭。雜文這一文體并不被當時的文學界所認同，包括梁實秋、林語堂在內的很多創造社、太陽社的自由知識分子都曾對魯迅雜文進行激烈的批判，梁實秋甚至把魯迅貶斥為“雜感家”；而瞿秋白、茅盾、馮雪峰等左翼評論家則高度肯定魯迅的雜文，其中瞿秋白的評價被奉為經典：“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這里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斗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崩铋L之并不為時論所影響，堅持從文學自身的角度出發，從藝術上分析魯迅的雜文，他認為魯迅雜文的長處在于“常有所激動，思想?？於腥?，比喻每隨手即來，話往往比常人更深一層，又多是因小見大，隨路攻擊，加之以清晰的記憶，寂寞的哀感，濃烈的熱情”。同時，他也認為無論文章所表露的是何種情感，好的文章必須要從容，因此他指出有時魯迅的雜文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魯迅常將太盛的情感毫不含蓄地訴諸筆端，“太生氣了，便破壞了文字的美”。李長之還將《野草》歸入雜文中，不承認其是散文詩，他認為它不是純粹的審美的，諷刺的氣息大過抒情的氣息。在肯定其中大多數作品的同時，也對不少作品提出了批評，例如《風箏》《好的故事》和《失掉的好地獄》在他看來都十分膚淺，《我的失戀》太過無聊，《秋夜》中魯迅對于兩棵棗樹的描寫則“簡直墮入惡趣”。這些批評在現在看來都有些過于大膽。

精神史的批評方法與本質論

李長之在《魯迅批判》的“后記”中曾寫到他的批評很受宏保耳特（洪堡——作者注）的影響，他繼承了宏保耳特精神史的研究方法，“理解精神史的含義，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系統、全面地考察一個人一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其演變與發展；二是將其放在宏觀歷史文化語境中來看其思想的地位與價值，同樣遵循聯系、發展、整體的原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也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精神史的方法，既有對傳主微觀心態的精雕細刻，又有宏觀精神譜系的寫意或素描”?！遏斞概小芬粫抢铋L之運用這種方法對魯迅本人及其作品進行批判的。

在《魯迅批判》第一章的“導言”中，李長之結合社會大環境和魯迅個人生活的小環境，從宏觀角度先去分析魯迅的思想，進而分析魯迅的性格以及他的作品。在此書的第二章中，李長之從細微處入手，依照魯迅的精神進展將魯迅的思想分為6個時期進行考察，并且著重分析每個時期外在環境的變更對其思想和創作的影響。在這兩章中，李長之說明了魯迅的思想性格與環境之間看似偶然卻必然的聯系，換言之，時代背景和生活經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魯迅的發展，但魯迅本人的主觀思想和獨特性格也對環境作出了選擇，“就是倘若不是魯迅的話，他不會把環境這樣選擇著”。

基于這種精神分析的思路，李長之在《魯迅批判》后面的章節中進一步把魯迅的精神性格與魯迅的作品放在一起相互闡釋，從中揭示魯迅作品中所蘊含深刻的思想內涵。例如李長之在對《阿Q正傳》進行分析時，改變了他從前專注的對于一般國民性的攻擊，他認為阿Q不是魯迅所要詛咒的人物，反而是魯迅最關切、最不放心、最為焦灼的人物，“別人給阿Q以奚落，別人給阿Q以荒涼，別人給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創傷，可是魯迅是愛撫著他的，雖然遠遠地。別人可以給阿Q以棄逐，可是魯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懷里的”。阿Q的一生雖然愚昧、荒涼且悲哀，但那是被環境所壓抑的，外界不容許阿Q有任何好的改變，甚至連他想變好的愿望都被忽略掉，因此魯迅對阿Q的同情遠過于諷刺，“在一切匆促的、機械的、灰色的人生里，人不知有多少愿望是這樣摧殘和抹殺了”。在這篇小說中，魯迅的情感和阿Q的情感是融為一體的，魯迅的性格與阿Q的性格上是有相似之處的，他們在精神上有著內在聯系。在《傷逝》這篇小說中，李長之則直截了當地判斷道：“無疑地，這篇托名為涓生的手記，就是作者自己，因為，那個性，是明確的魯迅的個性故。他一種多疑、孤傲、倔強和深文周納的本色，表現于字里行間。”李長之在對這篇小說進行批評時，很大程度上是透過涓生這個人物去研究魯迅的，直接將涓生等同于魯迅，這樣去研究雖然有些武斷，但在普遍都是社會學批評方法的當時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又如，李長之在探究魯迅善于寫農村題材而不善于寫城市生活的小說的原因時，是從分析魯迅的性格特點入手的：“魯迅更宜于寫農村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堅韌、固執、多疑，文筆的凝煉、老辣、簡峭都似乎不宜于寫都市。寫農村，恰恰發揮了他那常覺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涼，不特會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讀者。同時，他自己的倔強，高傲，在愚蠢、卑怯的農民性之對照中，也無疑給人們以興奮與鼓舞?！币驗轸斞冈缒晟钤谵r村，性格也慢慢定型于這個時期，后來雖居住在城市，卻沒有體會到城市，動亂、脆弱、紛繁復雜的城市生活使一個慣于寫農民靈魂的作家眼花繚亂、措手不及。李長之在分析魯迅為什么不長于寫小說的原因時，也首先指出這是因為魯迅是一個愛孤獨、性格內傾的人，李長之認為善于寫小說的人往往是十分圓通、十分適應社會的人，“魯迅不然，用我們用過的說法，他對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貼近了，他沒有那末從容，他一不耐，就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來，這都不便利于一個人寫小說”。

在《魯迅批判》中，李長之還通過這種精神史的批評方法抓住了魯迅的本質，“自從讀了宏保耳特的《論席勒及其精神進展之過程》，提醒我對一個作家當抓住他的本質，并且須看出他的進展過程來了”。李長之通過對魯迅的精神分析，大膽地認為魯迅在文藝上是一個詩人，在思想上卻止于一個戰士，稱不上是思想家，這也是歷來《魯迅批判》這部書中備受爭議的一點。在李長之看來，徹頭徹尾陷在情緒里的魯迅所擁有的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這些使魯迅變得被動、情感、印象，因此在文藝上，魯迅是一個詩人；然而魯迅卻不是思想家，因為他“沒有深邃的哲學腦筋，他所盤桓于心中的并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也沒有那樣的能力”，“他缺少一種組織能力……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系。系統的論文，是為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他進一步指出，魯迅在根底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李長之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學術背景所決定的，他在清華大學時期由物理系轉入生物系，學習西方哲學，醉心于德國古典哲學，因此他認為只有擁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抽象思辨能力的人才能稱得上是思想家。1950年，李長之在《〈魯迅批判〉的自我批判》的一文中對此又作出批評，認為自己的批評方法是有局限性的，當時自己在創作時割裂概念，不能從統一的、有機的和聯系的方面看問題，因此未能肯定魯迅作為思想家的價值?，F在看來，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作出對于魯迅不是思想家的苛責評價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他寫作這本書時，涉世未深，還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方法，偏重對魯迅藝術性的分析，未能對魯迅進行全面具體的評價。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批評家，李長之為20世紀30年代的批評界帶來一股新鮮氣息，《魯迅批判》一書雖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創新了批評方法，其批評視角也令人耳目一新，開拓了當時魯迅研究的視野。尤為可貴的是，李長之在研究中一直堅持獨立思考，以求真的態度對一切權威的話語表示懷疑，《魯迅批判》最有意義的價值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