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啟蒙、革命、救亡被視為中國現代歷史的三大主題，魯迅形象被不同的歷史主體賦予了啟蒙、革命或救亡的意義，生成了“啟蒙魯迅”、“革命魯迅”與“救亡魯迅”的形象系列。相較于“啟蒙魯迅”與“革命魯迅”在不同歷史階段被反復言說，“救亡魯迅”主要建構于1936—1945年的戰時語境。《救亡情報》1936年5月30日發表的《前進思想家魯迅訪問記》初步涉及“救亡魯迅”的形象塑造，魯迅逝世后由“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印制并散發的《魯迅先生生前的救亡主張》正式開始“救亡魯迅”形象認定，之后全國文藝界的一系列悼念活動，將這一形象的建構推向高潮。北平的高校與左翼文學團體眾多且處于“國防前線”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救亡魯迅”的形象建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的消息傳到北平后，北平左翼文學社團及高校學生團體發起的紀念活動，既彰顯了魯迅在北平左翼文化界尤其是廣大青年中的重要影響，同時也以一種“入人深”“化人速”的形式實現了對“救亡魯迅”的形象建構。但這些活動及其彰顯的價值立場迄今尚未得到系統的梳理。[1]本文以北平左翼文藝社團期刊為考察對象并兼及《世界日報》《北平新報》《華北日報》等大眾媒體，對魯迅逝世后北平左翼文藝界的悼念活動進行梳理，在呈現北平左翼文藝界對魯迅形象的特殊體認的同時，揭示“救亡魯迅”形象建構的內在肌理及其歷史意義。

宋慶齡、茅盾、巴金、胡風等人為魯迅抬棺

魯迅喪儀隊伍

一

北平各界（包括各文藝團體及各大學學生組織）曾發起籌備全市規模的追悼會，1936年10月25日的《華北日報》第九版登載消息稱“魯迅追悼會現正進行聯絡工作中參加者已有十余團體”[2]；10月31日的《世界日報》稱“平市擴大追悼魯迅仍在籌備……魯迅追悼會之籌備，未曾稍懈，聯絡工作，仍甚積極……由文藝界名流署名發起籌備，請各文藝團體，及各校學生代表各文化團體等廣為參加……已決定無論如何于下周內開成追悼會，因此事頗具時間性也”[3]。據李何林11月4日寫給孔另境的信“以后如有大規模的全市聯合追悼會，當可供給點材料，只怕難以實現耳。因為到現在尚無具體辦法”[4]。籌備良久而未能舉行，據《庸報》載系“因時局關系、不能舉行規模較大之集合、故籌備事、暫行停頓，俟經向各方接洽后、再進行整頓”[5]，內在和深層的原因恐怕是京派文人、左翼作家及各界代表等籌備人的“魯迅觀”存在較大分歧。

全市范圍的大型追悼會雖未能舉行，北平高校和各文藝社團以追悼會、紀念會、座談會等形式舉辦的分散的追悼活動卻相當活躍。據不完全統計，1936年10月先后召開追悼會的北平高校和文學社團有中法大學（10月23日）、清華文學會（10月24日）、民國學院（10月26日）、北京大學文藝研究會（10月29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10月30日）等，除北京大學文藝研究會組織的追悼會及演講人無明確的左翼背景外，其余追悼會基本都由左翼社團組織發起或約請左翼人士進行演講。

10月24日下午在清華大學同方部召開、由清華文學會發起，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和救國會等團體參加的追悼會具有代表性且影響廣泛，《世界日報》《北平新報》《清華副刊》等報刊均有報道，并有相關文字收入193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追悼會入口陳列魯迅著作和遺像、遺墨，清華文學會編印的《追悼魯迅專刊》（含魯迅著作目錄、魯迅當年發表在《語絲》的自傳以及清華學生寫的獻辭），會場內陳設清華文學會的挽聯、學生自治會與救國會的花圈。追悼會最后朱自清、聞一多和李長之分別發表講話。[6]

中法大學、民國學院、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追悼會也值得關注。中法大學追悼會的演講人是曹靖華和李何林，曹靖華在講演中哀悼“魯迅死得太早”，他的死“失掉了我們的燈塔”，李何林對“轉變說”提出了批駁，認為魯迅“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轉變！就是由生到死”[7]；民國學院追悼會的演講人是齊燕銘與孫席珍。齊燕銘在演講中對章太炎與魯迅進行比較，認為“魯迅先生在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爭取民族的自由”上與章太炎是一致的；但“在程度上”，“章先生的晚年好似一位解甲歸田的宿將。而魯迅先生直到死的那天還是全副武裝在火線上，努力應戰的一員先鋒”，所以“魯迅先生的死比起章先生的死對于今日民族革命運動上，其損失更為巨大”[8]；孫席珍以“魯迅先生在文壇上的斗爭”為題，對梁實秋的魯迅“轉變論”及周作人的“悲觀說”進行了駁斥，指出紀念魯迅“必須繼承他的意志，接受他的指示，學習他的經驗，千百倍的加強我們的努力，尤其是他臨終前所用力促成的，為民族求生存的聯合戰線，我們必須竭力使之實行”[9]。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追悼會采取座談形式，孫席珍、李何林、李輝英等人出席。孫席珍認為“魯迅始終為一現實主義者”“始終把握現實，而無所謂‘轉變’”“有人謂魯迅為消極的悲觀者，觀察未免歪曲”，李何林也指出“魯迅之思想為封建社會制度所造成……為三十年來整個文化思想之反映”，“魯迅逝世與救亡運動，及青年今后之任務”等議題是座談中最受關注的話題，“引起強烈之興趣與辯論，結論是紀念魯迅必須促成統一戰線于文學界以及整個中華民族之建立”。[10]追悼會的主題除了駁斥梁實秋、周作人等人提出的“轉變說”和“悲觀說”之外，主要聚焦在魯迅與民族救亡及文學界統一戰線問題上，這既是1936年的特殊時局以及北平作為“國防前線”的地理位置使然，同時也是左翼文化界響應統一戰線政策的必然反應。

二

除追悼會外，各社團出版的專刊、專輯（專葉）和專書是左翼文化界魯迅悼念活動中最為重要的部分。1936年底和1937年初出版的北平左翼文學社團期刊，都以顯著篇幅登載了追懷魯迅的文章。以十二九文藝社成員為主要力量的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以唐訶為中心的文地社出版的“哀悼魯迅先生特輯”和“紀念魯迅先生木刻特輯”以及《清華周刊》《清華副刊》第45卷第1期設置的悼念魯迅的專欄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幾種。

《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1936年版

《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1936年11月上旬出版，系魯迅逝世后最早出版的一本紀念專集。紀念集以魯迅頭像為封面，扉頁插圖為魯迅手握如椽巨筆，之后是《挽歌三首》（《魯迅先生挽歌》《安息歌》《哀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魯迅先生遺作選》（包括《自嘲》《八月的鄉村·序言》）等文章；其后是“LU HSUN: AN APPRECIATION”（《對魯迅的景仰》）、《挽詩》《他去了，可詛咒的時代還沒有擊退呢》、《懷念魯迅先生》、“A FOREIGNER’S TRIBUTE TO CHINA’S ‘VOLTAIRE’”（《中國的伏爾泰——一個異邦人的贊辭》）、《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等論文及紀念文章；再后是專欄“音容宛在”（收《魯迅買書》《出殯的行列》《瞻仰遺容》）；其后是《魯迅底死》《秋風里底顫抖——紀念文化巨匠魯迅》《追悼魯迅先生》《魯迅死后怎樣》等悼文，最后是趙榮聲撰寫的《后記》及《附錄：魯迅先生譯著一覽表》。從欄目設置與文章編排看，不乏匆促編就的痕跡，但內容相當全面，從整體上建構起較為豐富立體的魯迅形象。這其中，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對魯迅的景仰》（謝迪克著，龍門等譯）、《中國的伏爾泰——一個異邦人的贊辭》（施樂著，蕊譯）。

在《對魯迅的景仰》中，英國評論家謝迪克將魯迅定位為“戰斗員、人類的愛護者、詩人、中國的革命英雄”并認為“在中國的文學革命和文學實驗之中，其他中國文人的功績也許還有各種爭議和不同的看法，只有魯迅的貢獻和價值是被眾人所肯定的”。文章通過對《阿Q正傳》《故鄉》《祝福》《在酒樓上》等代表作的分析，總結出魯迅作品的三大特質——“悲憤的誠懇”和因此產生的“透徹的人生批評”、“仁慈”和“對同胞的同情”、“對故鄉的眷戀”。[11]《中國的伏爾泰——一個異邦人的贊辭》的作者“施樂”即《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她將魯迅稱為“剛強勇敢的革命志士”，是“幾個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榮的一頁的偉大的作家”，魯迅“激發中國大眾的情緒來反抗一切精神物質上”的“痛苦”。海倫·斯諾的魯迅論揭示魯迅戰斗的知識分子的特點。《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提供了兩位英美學者對魯迅在世界文學中的定位的判斷與認知。

《文地》1936年第1卷第1期

1936年11月和12月出版的兩期《文地》是紀念魯迅的重要載體。創刊號封面主要版面由“哀悼魯迅先生特輯”八個大字和魯迅遺容照片組成，在扉頁、封底等顯著位置登載魯迅先生遺像、手跡并在第二頁以特殊字體刊載魯迅遺作《〈全國木刻聯展專輯〉序》，還刊發了《對魯迅先生的獻祭》（相當于發刊詞）、《哀魯迅先生》（唐訶）、《我敬愛的魯迅先生》（梁榛）、《文藝的驅敵政策》（黃既）等文章。第二期辟有“紀念魯迅先生木刻特輯”，扉頁刊載曹白的木刻《魯迅〈祝福〉插圖》，目錄后的第1、2頁還刊載了惟元、李樺二人分別繪制的木刻《魯迅先生像》及新波的木刻作品《魯迅先生遺容》。黃既的《文藝的驅敵政策》除旗幟鮮明地支持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外，提出的“認敵做友是莫大的錯誤，應該馬上起來反對；化友為敵也是莫大的錯誤，也應該馬上起來改正”[12]，與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表露的對“先前的友和敵，都站在同一陣圖里”的疑慮不謀而合。

1936年11月出版的《清華周刊》和《清華副刊》均設置悼念魯迅的專欄。《清華周刊》除刊載《魯迅先生遺像及簽名》外，還刊載了主編王瑤的長文《悼魯迅先生》及以“古頓”筆名發表的雜文《蓋棺論定》、文藝欄主任瑛（孔祥瑛）的《挽詩》以及（韋）君宜的《哀魯迅》、羅白（趙德尊）的《悼魯迅詩》、李可宗關于《魯迅雜文集》的書評；《清華副刊》則編發了魯特（張卓華）的《魯迅先生》、（李）偉華的《獻給偉大的導師》以及趙儷生的《魯迅追悼會記》三篇文章，撰稿者均為清華左翼社團“清華文學會”的骨干成員。其中，王瑤的《悼魯迅先生》是最為重要的一篇。王瑤將魯迅視為“《新青年》時代的諸戰士”中“能始終領導著時代而未為時代所遺棄了的，能始終保持著一致的前進步調的”唯一的一位，全面概括了魯迅“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及作為“一個進步的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于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努力和成果”。[13]

時代文化社、黎明社等左翼文藝社團雜志也刊發了多篇魯迅紀念文章。《時代文化》創刊號設置“追悼魯迅專頁”，編發了《戰士喪殯速寫》《哭魯迅先生》《魯迅先生追悼會在旅途上》及該社同人悼文四篇，（齊）燕銘的《念魯迅先生》中，“魯迅先生的死，不是幻滅，而是一個震動”“我們紀念魯迅先生，不是用悲哀的淚，而是用憤怒的火”[14]也是對所有魯迅悼念活動主旨的概括。《黎明》創刊號設立“追悼魯迅”專輯，刊載蘊光的《悼魯迅》、李雷的《悼魯迅先生》、天佑（丘琴）的《別了，我們中國的高爾基》以及芬君的《魯迅死了！》四篇悼文；《文學導報》雖然沒有開列“悼念魯迅”專輯，但也發表了余修的《挽詩》、愷夫的《悼魯迅先生》、金臺的《憶魯迅》三篇悼文，彰顯了清晰的左翼立場與戰斗風格。承接《時代文化》的《文化動向》雜志、中國詩歌作者協會的《詩歌雜志》、十二九文藝社的《青年作家》、榴火文藝社的《聯合文學》等北平左翼文學期刊也都以顯著篇幅或在重要位置登載了紀念魯迅的文章；清華文學會的魏東明、今日文學社的魏伯等人同時也在《實報半月刊》《益世報》《群鷗》等報刊發表悼文，將北平左翼文藝界的聲音傳達到京外報刊及非左翼陣營。

三

在悲慟與激情中，我們

高呼著口號:

我們民族解放導師永遠不死！

我們要踏著魯迅先生血路前進！我們都睜大著兩眼，臉孔燃起來，合跳著一顆巨大的心，我們的大口像潰決河堤似的把聲音拼裂起來，我們唱救亡行曲。

汽笛嗚咽地在向前突進，車輪在腳底下和著悲壯的悼歌！[15]

此段文字出自《鐵篷車中追悼魯迅記》，作者吳山（伍石夫）系北平左翼文藝社團榴火文藝社主要成員。文章記敘他們在開往前線的鐵篷車上為魯迅舉行追悼會的情形，對魯迅的書寫被自然置放在了“救亡”的情境中。這也是北平文化界魯迅悼念活動的一個特色。魯迅在被賦予“偉大的導師”“文化巨人”“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領袖”“民族解放的斗士”等多重意義的同時，還被特別賦予了重要的“救亡”色彩。

對“救亡魯迅”的強調，首先見于各大學追悼會的挽聯與標語。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魯迅座談會的挽聯是“民族正艱危，劇憐睡獅未醒，振聾猶須作吶喊；世途多荊棘，太息哲人竟去，枕戈那許尚彷徨”[16]；中法大學追悼會會場入口掛有“紀念魯迅要從民族解放運動做起”的標語，挽聯是“革命導師魯迅先生千古”“國難方殷正須先生支大廈，良師竟逝怎教我輩作苦撐”[17]；清華大學追悼會的挽聯是“樹新興文藝之教育，教育青年，教育大眾；為民族解放而戰斗，戰斗到底，戰斗到死”[18]；北京大學追悼會的挽聯是“東北淪陷一片沃土何日收復，先生逝世偉大先導誰人擔當”“為民族解放為勞苦大眾拼將生命奠大路，看強敵壓境看跳梁小丑誓承遺志爭自由”[19]。

其次，強調“救亡魯迅”是諸多資深左翼文化人士言說的重點。譚丕模的長篇論文《魯迅作品的時代性——紀念魯迅先生》，將對魯迅作品時代性的分析作為紀念魯迅的“奠儀”。他將魯迅的奮斗精神界定為“救亡運動”中“發生”的“一種偉大的力量”，并指出“魯迅先生之死，不僅是中國文化界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文化界的損失，不僅是中國民族解放戰線上少了一位戰士，而且是全世界弱小者解放戰線上少了一位戰士”。文章以階級論視角將魯迅的一生劃分為四個階段，認為魯迅“以努力發動民族革命戰爭的斗士資格出現者”[20]的第四階段寫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鼓吹發動民族革命戰爭，從戰爭中去求中國民族的生存”，“他這幾年來的雜感，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以至于每一篇，都浮動著反帝精神和救亡情緒”，“假使魯迅還健在的話，他一定又是民族統一戰線上的柱石，努力于救亡工作及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寫作”[21]。譚丕模對魯迅雜文的理解反映出左翼文化陣營亟待借助魯迅的影響力擴大救亡宣傳力度的緊迫性，“民族魂”的魯迅也被悄然置換為“民族解放斗士”的魯迅。

譚丕模：《魯迅作品的時代性——紀念魯迅先生》（上），《文化動向》第1卷第1期

曹靖華強調魯迅對全人類的意義及對抽象的“黑暗”的戰斗色彩。曹靖華認為，“救亡”斗爭中“身先士卒的宿將”魯迅與“集體主義者”、“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和“深切的痛恨中庸主義，痛恨妥協主義”的“堅決的反自由主義者”魯迅是一致的，魯迅的死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進軍中我們陣亡了一位身先士卒的宿將”，使人們“感到救亡工作的艱巨”并“悲痛他在領著千百萬大眾在堅毅英勇的民族解放的進軍中驟然的陣亡”[22]。

最后，“救亡魯迅”的形象，也是文地社等左翼文學社團凸顯的要點。除伍石夫的文章外，《黎明》、《文地》以及《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等書刊同樣把為民族爭自由的“救亡魯迅”形象放到了重要的地位。李雷的《悼魯迅先生》將魯迅之死與“九一八”之后的民族危機相聯系[23]，成為北平左翼文學期刊中的主題傾向。比如《文地》“哀悼魯迅先生特輯”中《對魯迅先生的獻祭》，魯迅之死與東北民眾之死的對比，凸顯了魯迅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意義；魯迅之死與高爾基之死的對比，則凸顯了中華民族的困境與時局的艱難。最后，作者號召讀者“把做奴隸的期限縮到最短短度”“掙得民族的自由解放”作為對魯迅的獻祭。

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的《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扉頁印有“我們愿以莊嚴的民族解放工作來紀念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字樣，其后的首篇文章即為《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通過“對于學生救亡運動的主張”“對于聯合戰線的意見”“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三段文字，將魯迅定位為“救亡文化運動”中的“偉大的導師，和一個堅強的戰斗員”[24]。《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系照錄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在魯迅葬儀中印發的文字，三段文字中的前兩段錄自《幾個重要問題》[25]，第三段則錄自《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的“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三段文字中的前兩段是否系魯迅原意存在一定疑議。據馮雪峰回憶，魯迅曾就《救亡情報》的采訪對其說“你看，記的完全不是我的話，是記者自己的話”，馮也認為“訪問記中記的魯迅先生的話不象魯迅先生的口吻，大半是一般的道理”[26]。誠如王瑤在《悼魯迅先生》一文所表達的：“魯迅先生在病中，在死前，尚屢次不忘而且竭力促進的是中華民族的救亡和文藝界的聯合問題，這是時代課與了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也是魯迅先生遺留下而必須我們所擔負起來的重要工作。完成魯迅先生的遺志才真正是紀念了魯迅，也才真正夠得上一個紀念魯迅的人。”[27]這一點，也許正是北平左翼文化陣營試圖建構“救亡魯迅”形象的根本原因——至于“救亡”的具體內涵是否準確符合魯迅本意，則已不是那么重要。

注釋：

[1]李斌《魯迅逝世后北平文化界的反響》（《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一文對青年學生悼念活動的論述中已對北平左翼文化界有所涉及，但“左翼文化界”及左翼文學社團均未作為獨立的文化力量進入考察視野。

[2]《魯迅追悼會現正進行聯絡工作中參加者已有十團體》，《華北日報》1936年10月25日。

[3]《平市擴大追悼魯迅仍在籌備》，《世界日報》1936年10月31日。

[4]《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頁。

[5]《文化界聯合魯迅追悼會暫停止籌備》，《庸報》1936年11月4日。

[6]儷（趙儷生）：《魯迅追悼會記》，《清華副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2日。

[7]白林：《中法大學魯迅追悼會記》，《世界日報》1936年10月28日。

[8]齊燕銘：《魯迅先生在歷史上的地位——魯迅先生追悼會的講演》，《民國學院院刊》1936年第6期。

[9]孫席珍：《魯迅先生在文壇上的斗爭——魯迅先生追悼會的講演》，《民國學院院刊》1936年第6期。

[10]《平大法商學院學生魯迅座談會談述辯論均強烈結論是紀念魯迅須促成統一戰線》，《世界日報》1936年10月31日。

[11]謝迪克：《對魯迅的景仰》，《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1936年版，第17~21頁。

[12]黃既：《文藝的驅敵政策》，《文地》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10日。

[13]王瑤：《悼魯迅先生》，《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1日。

[14]燕銘：《念魯迅先生》，《時代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17日。

[15]吳山（伍石夫）：《鐵篷車中追悼魯迅記》，《聯合文學》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1日。

[16]《平大法商學院學生魯迅座談會談述辯論均強烈結論是紀念魯迅須促成統一戰線》，《世界日報》1936年10月31日。

[17]《中法大學魯迅追悼會記》，《世界日報》1936年10月28日。

[18]儷（趙儷生）：《魯迅追悼會記》，《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2日。

[19]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頁。

[20]譚丕模：《魯迅作品的時代性——紀念魯迅先生》（上），《文化動向》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5日。

[21]譚丕模：《魯迅作品的時代性——紀念魯迅先生》（下），《文化動向》第1卷第2期，1937年3月20日。

[22]平略（段若青）記：《魯迅去世后的觀感——1936年10月曹聯亞在平大女院的講話》，《魯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曹聯亞為曹靖華原名。

[23]李雷：《悼魯迅先生》，《黎明》第1期，1936年12月1日。

[24]《魯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張》，《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1936年版，第6頁。

[25]《夜鶯》第1卷第4期，1936年6月15日。該文系編者據《救亡情報》1936年5月30日發表的《前進思想家魯迅訪問記》一文整理而成。

[26]《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89頁。

[27]王瑤：《悼魯迅先生》，《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