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新傳》的寫作 程應镠先生佚札五通
顧孟武（1929-不詳），江蘇蘇州人。曾長期擔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編輯。
近日，筆者因偶然的機緣獲睹五封程應镠先生致顧孟武先生親筆信札，皆虞云國教授《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事輯》”）所未及者。程先生是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創(chuàng)始人，筆者對先生為人為學，素所欽慕，對這五封信札略作疏證、予以刊布，以饗同好。
程應镠先生
程先生是文史大家，一生歷經(jīng)坎坷，只留下了《南北朝史話》《范仲淹新傳》《司馬光新傳》三部史學專著。其中1986年10月出版的《范仲淹新傳》、1991年8月出版的《司馬光新傳》二書責任編輯皆為顧孟武先生。這批信札主要涉及《范仲淹新傳》寫作，對另外二書也有涉及，并及個人交誼。
1982年4月，程先生因鼻咽癌住院，當年11月才結(jié)束養(yǎng)病、恢復工作。（《事輯》第433、446頁）9月23日，先生在致顧信中寫道：
孟武同志，手書奉悉。宋史研究會已定下月廿一日至廿六日在鄭州舉行年會，通知不久即可發(fā)出。我因每天須服藥十次以上（煎藥，楓斗，西洋參），不能去了。大作極好。《赤壁之戰(zhàn)辨》我沒有看過，從你的文章所敘引看來，真是有點荒唐的。專頌
編安
程應镠 九.廿三
1982年10月在鄭州舉行的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先生因病未能參加。1981年3月31日《光明日報·史學》刊載了尹韻公《赤壁之戰(zhàn)辨》一文，引起了一些商榷，顧孟武先生也寫了一篇質(zhì)疑文章，這就是后來發(fā)表在《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九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的《赤壁小戰(zhàn)說質(zhì)疑》。當時顧先生應是將論稿給程先生看過，所以程先生在病中有此回信。
1983年3月8日，程先生致顧信云：
孟武同志：
去北京開了五天會，第六天發(fā)個寒熱，耳朵就聾了。提前于四日飛返上海，五日去醫(yī)院，說是中耳炎（急性），打了三天青霉素。今天復診，還是要打針。昨天你來時，我正在睡，未得一晤，至悵悵也。病中屢承存問，亦所心感。《范傳》擬先作平生事跡著作編年，已作到慶歷四年，還差八年未作，過兩天將繼續(xù)作下去。估計七月可動手寫傳，國慶前可寫完。做編年的工作量較大，七九年開始，時斷時續(xù)。這回集中工作了五個月，后三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都在六小時以上。算來大約也有三年了。
給伯涵同志一箋，請轉(zhuǎn)交。
耑頌編安。
弟程應镠 三.八
信末提及的“伯涵同志”應是指當時亦任職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劉伯涵先生。是年2月24日，程先生赴京參加由教育部召開的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規(guī)劃會議，“兼為即將成立的古籍研究所爭取設置古典文獻專業(yè)而多方努力”。會議期間，因洗澡受涼，突發(fā)寒熱，遂于3月4日乘飛機匆匆返滬。（《事輯》，第454、455頁）但先生的努力并沒有白費，當年，上海師范學院（上海師范大學前身）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并開始招收古典文獻學專業(yè)本科生。
先生此次患急性中耳炎，致使聽力受損，身體受到影響，但此時仍掛心于《范仲淹新傳》的寫作。先生作此傳，是從摘抄資料、纂輯傳記長編開始的，在長編的基礎上再正式寫作傳記并編纂事跡著作編年，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范仲淹新傳》正文及附錄《范仲淹事跡著作編年簡錄》。先生搜集有關資料始于何時？此信言1979年，而《范仲淹新傳·自序》（以下簡稱“《自序》”）中言1980年，未知孰是？《事輯》據(jù)《自序》所言系于1980年。大約1982年10月，先生在樓鑰《范文正公年譜》的基礎上開始纂輯傳記長編，至此信寫作時，已完成絕大部分，只剩最后八年。先生在信中表示“過兩天將繼續(xù)作下去。估計七月可動手寫傳，國慶前可寫完”，可能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所以在27日給友人王勉的信中說到：“這使我了解，為什么醫(yī)生要我休息一年！這些日子什么也不作，完全休息。”（《事輯》，第455頁）但身體稍一好轉(zhuǎn)，他又開始繼續(xù)工作了，4月12日在給王名衡的信中，他表示：“近準備寫范仲淹傳，已作生平事跡著作編年長編，本月內(nèi)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動筆寫。”（《事輯》，第459頁）實際上，正式動筆已是當年秋天。到了“寒假多暇，上午沒有人來，往往能成二三千字。”（《自序》，第1頁）
不過，從容的日子總是不多的，寫作時斷時續(xù)。1984年3月22日，程先生致顧信云：
孟武同志：
兩信都收到。掛號件迄未來，這里管郵件的同志又不在家，日內(nèi)當可收到。當遵囑為檢核。
福建人民出版社已來過信，表示愿意出版《宋代思想史資料匯編》，第一輯希望我們國慶前交稿。此書分量很大，第一輯收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朝須兩輯，愈后愈多。初輯進度遠遠超過我的估計，十之九利用所外力量。我目前正審閱《歷史詞典》中魏晉南北朝及宋遼夏金條目釋文。一月后又要看《大詞典·宋史卷》的清樣，朱瑞熙、王曾瑜都要來。《范傳》還是去年暑中寫了五萬多字，秋后即為所中及過去承擔下來的工作所擾。續(xù)寫恐須待夏秋了。十分抱歉！
《論叢》我只有發(fā)表過我的舊作關于《尉繚子》的那一本。刊載大作的，希望能一讀。
《宋史研究通訊》印好了快十天，忘了叫辦事的同志寄給你，已囑今后都寄送。匆匆問好。
弟程應镠
三月二十二日
早在1980年，上海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就確定了以整理宋代史籍為中心，以宋代思想史為研究重點的發(fā)展方向。（《事輯》，第539頁）1983年2月18日，《文匯報》刊載了一則消息，題為《上海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采取五項措施廣招賢才加快古籍整理進度》，介紹了上海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所承擔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古籍的整理工作及其進度，并提出了“招聘待業(yè)人員”等五條措施吸收社會人員，加快古籍整理工作的步伐。當時已聘請了二十三位專業(yè)人才，消息還提到“他們還擬聘請幾十位社會上專業(yè)人才，著重進行唐詩、宋詞和唐宋思想文化史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1983年9月上旬，在古籍所成立大會上，程先生發(fā)表講話，又著重提到了宋代思想史資料的輯錄匯編工作。后來因經(jīng)費原因，資料集未能正式出版。（《事輯》，第462頁、474頁）從此信可看出，當時已做了大量工作且進度很快。程先生所言“十之九利用所外力量”亦是實情。此外，程先生當時還承擔著《中國歷史大辭典》部分條目釋文和清樣的審讀工作，據(jù)王曾瑜先生回憶，程先生對《宋史卷》的每條釋文都進行了仔細審讀。（《事輯》，第428頁）這些工作無疑耗費了他巨大精力，對《范仲淹新傳》遲遲不能交稿也只能表示“十分抱歉”了。
這年夏天，他又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寫。直到1985年7月20日才全部寫完，又花了10天時間做《范仲淹事跡著作編年簡錄》。當時已是7月末，先生想起了1938年的那一天，他從南昌動身奔赴昆明西南聯(lián)大。（《自序》，第2頁）四十七年彈指一揮間，看盡人世變幻、歷經(jīng)坎坷的先生，此時心中大概有無限蒼涼之感吧。
信尾提到《論叢》和《宋史研究通訊》，從此亦可窺程、顧二先生之間不只是作者與編輯的合作關系，他們還有著個人的學術交誼。《論叢》指的是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籍論叢》，上面刊載了程先生《關于尉繚和〈尉繚子〉》一文。而先生向顧先生索閱的應該同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史論叢》，在該刊1983年出版的第七輯上刊載有顧先生《〈后出師表〉一誤辨證》一文。
1985年12月，程先生赴京參加燕京大學同學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的聚會，16日乘飛機返滬。19日致信顧先生云：
孟武同志：
十六日返滬，即忙于上課。昨日奉手書，知《范傳》已發(fā)稿，很高興，希望明年能和讀者見面。北圖宋本《范集》，亦已讬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圖聯(lián)系，估計必可速為攝寄也。北京故舊議論和我們差不多。謀及子孫，決不能繼續(xù)下去的。月歷極精美，感謝感謝。專覆，敬頌
冬祺。
弟 流金 十九日
年會中心為有關王安石的問題，地點在撫州。我的論文為《〈明妃曲〉書后》。
得知《范仲淹新傳》發(fā)稿，先生很高興，第二年10月，《新傳》正式出版。信末提及的年會似為1986年在江西撫州舉行的“紀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學術討論會”，先生提及的論文《〈明妃曲〉書后》即后來發(fā)表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的《書王荊公〈明妃曲〉后》，在論文末尾先生自記道：“一九八五年十月初稿，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改成。”
1986年10月《范仲淹新傳》出版，受到各方好評。1987年5月10日（據(jù)信封郵戳5月12日推定），程先生致顧信云：
孟武兄，手書奉悉，在繁重工作中還能作學術研究，至可喜也。《司馬光傳》已寫了十一余萬字，因臨時要作王國維論史學的論文，擱置已兩周，可能要到下月才能續(xù)寫。《范傳》評介文學，這里《學報》有一篇，質(zhì)量頗高。《通訊》也有一篇，是北京近代史所沈自敏寫的，今日已寄還給他，請他改一些連我也不認得的草字。日本有一篇，下月可刊出。有個學生（程兆奇）也寫了一篇在港報發(fā)表。書出后，周一良、鄧廣民（按：“民”應為“銘”）都有信來，頗為贊賞，以為材料確實，不獨文筆見長也。《史話》出版后，《人民》《光明》的評論都是北京出版社組織的，這回，卻十之九是我的學生。
耑復，順頌，編好。
流金 十日
《范仲淹新傳》出版后，1986年11月，先生即開始了《司馬光新傳》的寫作。此書的寫作推進很快，作信時已寫了十一萬多字，至當年9月7日正文即撰寫完畢，開始撰寫《司馬光事跡著作編年簡錄》。（《事輯》，第549、572頁）
信中提及的“《范傳》評介文學”，“《學報》有一篇”指的是后來發(fā)表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的朱圃《〈范仲淹新傳〉：歷史人物研究的佳作》一文。《通訊》上沈自敏的文章是指后來發(fā)表在《宋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3期上署名林寧的《“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范仲淹新傳〉讀后》一文，是年10月29日沈自敏在致先生信中曾提及此文：“日前鄧恭三先生的博士生包偉民君來訪，并帶來了那篇《芳草無情》，說：‘這才知道林寧是你’。”（《事輯》，第574頁）實際上朱、沈這兩篇文章當時都還未正式發(fā)表出來。發(fā)表在日本以及程兆奇發(fā)表在香港的文章，筆者暫未能查考到。先生提及周一良、鄧廣銘對《范仲淹新傳》的贊賞，周一良的評論今日尚可見，抄錄如下：
尊著深入淺出，無一事無依據(jù)，而文字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尤其穿插大量詩句，而敘友朋關系，烘托傳主，更覺形象豐滿。書中論到縣專人選及辦學等條，今日讀之，也大有現(xiàn)實意義。（《事輯》，第560頁）
先生的《南北朝史話》出版后，《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曾組織了一些評論文章。而此次《范仲淹新傳》的評介者，朱圃、程兆奇等大都是先生的學生。信中提及的關于王國維論史學的論文，未見發(fā)表，其詳情不得而知。
這批書信的寫作時間，貫穿了程先生在學術舞臺上最燦爛的歲月，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時光。在這批書信中最后一封寫完沒過多久，程先生即因“文革”舊傷纏綿病榻，直至去世。他用自己的筆將范仲淹、司馬光的人格精神留在了天壤之間，他自己也將永遠閃耀在學術星空之中。
附記：這批信札為廣州青年信札愛好者何效飛珍藏，蒙何先生慨允刊布，在此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