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潘旭瀾是被稱為“第二代批評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我與潘旭瀾相識，是40多年前的事了。他是福建人，生于1932年，1956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一直執教于母校，專業方向是現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著有文學批評集《藝術斷想》《潘旭瀾文學評論選》《長河飛沫》，主編《十年文學潮流》《當代散文精品珍藏本》《新中國文學詞典》，散文隨筆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太平雜說》等。他步入文學批評的初期，文壇的主導風氣是強調評論緊密符合社會政治要求，而他那個時期寫的文學批評《藝術斷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卻側重于藝術分析和點評，令人刮目相看。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文藝報》當編輯部主任，主管文學評論，潘旭瀾在我們的重點作者名單之中，與他多有書簡交往。歷年來他給我的佚簡，從一個個側面記錄了文壇動態和學界故事。

1982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40周年，《文藝報》編輯部為組織重點文章，于2月10日至3月10日在北京西山一個招待所舉辦評論家讀書班，潘旭瀾是被邀者之一。應邀參加讀書班的評論家，還有王愚、宋遂良、劉思謙、吳宗蕙、徐緝熙、黃則新，以及本刊的閻綱、彭華生和我。

讀書班前后歷時一個月，結束前夕，在沙灘北街文化部院子里中國作協剛恢復工作時那個抗震棚的會議室里開了一次匯報會，就當年的文學創作情況交換了看法。編輯部決定將大家的文稿陸續在《文藝報》上發表。由于讀書班和文學評論由我負責，潘旭瀾回滬后于3月11日給我寫來了一封信。

錫誠同志：

您好！

我已于昨日下午回到家里。在京一月，承蒙你和編輯部諸同志多所關注，殊為感謝！拙稿《五年來報告文學之一瞥》，第二頁提到《歷史的審判》，作者應為穆青、郭超人、陸拂為。稿中遺漏了郭超人，希代為補正。

問候各位同志。

敬禮

潘旭瀾

（1982年）3月11日

我寫信告訴老潘，他的稿子我們準備安排在1982年第7期上發表。他于5月18日回信給我，向我通報了他的第一本評論文集《藝術斷想》和他長期以來研究杜鵬程小說的進展情況?！白罱榭諏ⅰ墩摱霹i程的小說》脫稿，算初步了卻一件事。那本小冊子《藝術斷想》，不久前林吶同志（時任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來信說，照一般情況要九月份才能出版。這樣，離交稿已有二年之久。我原想五月份用點時間將過去寫的東西略加整理、結集，鑒于出版之慢，也就沒有多大勁頭，所以尚未動手。倘不是在校教書且年已半百，我很可能會改行學搞創作?！?/p>

潘信中說《論杜鵬程的小說》脫稿，指的是他和曾華鵬合寫的一篇文章，對杜鵬程小說的藝術特點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對潘旭瀾來說，此文不過是試筆而已，杜鵬程小說研究已經成為他長期研究的一個課題。他的專著《詩情與哲理——杜鵬程小說新論》完成后,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1982年年會于10月23日至11月2日在南京召開。這屆年會是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學院、南京軍區文化部、江蘇社會科學院、江蘇省作家協會、《雨花》編輯部等單位聯合主辦的。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以黨的“十二大”精神為指導,回顧近兩年來文學創作的成就和問題,討論如何開創文學的新局面以及進一步提高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等問題。會議結束后，部分與會的同行們，應在揚州大學教書的曾華鵬的邀請，繞道去揚州走了一趟。潘旭瀾沒有參加當代文學研究會的這屆年會，會后我寫信向他作了通報。他于1982年11月29日給我寫了一信。信里說：“《（潘旭瀾文學）評論選》我正抓緊在搞，一定在十二月底或稍前寄上。拙作《藝術斷想》，百花社的編輯來信說十月間已看到相關樣本，去今已一個半月，還未收到樣書。該社一、二年來整個工作似甚不順利，非獨我這本書如此。一俟收到樣書，當即寄請郢正，給人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書稿《論杜鵬程小說》，前些時來了一封蓋公章的信，說要列入發稿計劃，但還要我作些刪削和‘稍加修改補充’?！?/p>

從促進文藝批評的發展和提高的愿望出發，馮牧、閻綱和我決定主編一套《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約請老中青三代文學批評家20人各自選編一本文學批評選集。潘旭瀾也在約稿對象之列。入選這套叢書的老一輩文學評論家有：馮牧、羅蓀、胡采、陳荒煤、黃秋耘、蕭殷、王元化、朱寨、潔泯、李希凡；中青年文學評論家有：王愚、顧驤、王春元、潘旭瀾、陳遼、謝冕、張炯、繆俊杰、陳丹晨、李元洛，共20種。閻綱和我主編的文學論集，不列入此叢書中，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另出單行本。我的單行本是《小說創作漫評》（1981年11月），閻綱的單行本是《小說論集》（1982年4月）。這套叢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套文學評論選叢書，包括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評論家各十人。

潘旭瀾信中所說“《評論選》我正抓緊在搞，一定在十二月底或稍前寄上”，指的就是我寫信約請他編的《潘旭瀾文學評論選》書稿。由我提名，經閻綱和馮牧同意，《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把潘旭瀾納入選題，從而確立了他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代評論家的地位。

1983年4月3日，潘旭瀾在給我的另一封信里說：“大作《辯難》早已認真拜讀。我贊同您的基本論點。根本不能同意什么‘現實主義過時’‘現代化必然要求藝術上的現代派’之類的觀點。我認為現實主義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最好的創作原則（或方法），當然它也要不斷豐富、發展，正如馬克思主義也要不斷豐富發展一樣?！?/p>

潘信中所說的拙作《辯難》，是指發表于（蘭州）《當代文藝思潮》2003年第1期上的拙文《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辯難》。這篇旨在于“現實主義過時了”一類的聲浪中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文章，寫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南京會議期間，被參會的《當代文藝思潮》主編謝昌余拿走，發在了該刊上。潘旭瀾借此就作為創作原則方法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境遇，發表了充實的、令人信服的意見，他說：“我堅信，現實主義決不是幾位老作家和新星寫幾篇文章說它‘過時’就壽終正寢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今后還要繼續證明這一點?！痹趫猿指锩F實主義、反對把現代主義當做濟世良方的大討論中，我與潘旭瀾、謝昌余是立場相同、觀點一致的。

差不多同時，他給我寄來幾本出版未久的《藝術斷想》。前面說到，《藝術斷想》里所收的評論文章和藝術隨筆，與一般評論集子不同，自有其風格，其特點在品評和論析文藝作品的藝術特點，不是在成本大套地教育人。他于1983年4月26日回信說：“這小冊子不想趕時髦，沒有講現代派，更不認為現實主義是什么‘已經到了盡頭’”“現代化必然要求文藝上的現代派”。

1988年12月3日，潘旭瀾在給我的信中說，“那時，以及后來宗蕙的信說《（評論）選刊》要改為《（中國）》熱點文學》，我同徐俊西、王愚談到此事時，都感到可惜?！哆x刊》所以發行量不多，主要是宣傳不夠?！彼傅氖侵袊敶膶W研究會主辦的《評論選刊》，隨著主編閻綱回到北京任《中國文化報》副總編輯，掛靠在我所供職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也終于因沒有必要的出刊資金撐不下去，而宣布停刊了。代之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主辦，中國熱點文學雜志社出版的《中國熱點文學》（月刊），于1989年1月正式面世，前后出版了12期。編輯人員都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領導成員。

1991年12月4日，潘旭瀾信中提及：“收到《作家的愛與知》。在這種年頭出評論集，當然是值得高興和祝賀的?？戳四夸洝⒑笥?、又記，知道已在出版社擱了七八年之久，不由與你一樣‘感慨系之’。但終于還是出了，而且出的相當大方，版心也好，就像自己出了書一樣欣慰。……我不久前去西安。為了友誼，同意將在開幕式的發言稿給當地報刊，又應約給《文匯報》《文學報》各寫一文（刊11.26,11.21）。要不是為紀念老杜，我近年就幾乎沒發表什么。”

作為杜鵬程的重要研究者和評論者，潘旭瀾去西安，是為了參加杜鵬程的追悼會，用他的話說是“為了友誼”。信中所說拙著《作家的愛與知》是我的第二本文學評論集，是花山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李屏錦來我單位向我約的稿，1984年12月編好，1991年7月出版。老潘在信里用了“感慨系之”這個詞兒，這是我在《又記》里寫的。我寫道：“相隔八年之后，這部集子終于要付印了。當我重讀這些文稿的時候，真是感慨系之，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頭。生活是難以捉摸的。1983年9月我奉調離開中國作家協會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持會務，一去就是八年！八年時間繞了一個大圈子，回到原地，頭發已經白了，從這里起跑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但我生性不是一個偷閑的人，我還要奮起去追趕一程?！?/p>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年會于1998年11月9日在重慶師范學院舉行，會議主題是新中國文學五十年。潘旭瀾此前來信表示，“我很贊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每年開幾次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和別的省市。以當地為主，也可邀外地學人作書面發言。報道和發言，除在《當代文學資料與信息》刊出外，還可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為活躍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做出貢獻?！迸诵駷憣ξ疫@個朋友寄予厚望和給予指點。《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創辦于1980年的內部學術刊物，1983年正式成立雜志社，朱瑢任社長，來春剛任主編。1988-1999年，由白燁、來春剛任主編。雙月刊。

我與潘旭瀾相識和交往40年，由于我工作變動導致“三十五年四轉身”（陳遼語），使我們的交往多少受到影響。除了書信來往、電話交流外，潘旭瀾多次邀我和老伴到上海去看看新上海，新浦東，看看他那新裝修的家，我們再相聚一次。每次我都答應著，卻都沒有能夠兌現。2002年11月8-10日，我和潘旭瀾都到桂林去出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第十二屆學術年會，他的著作獲獎，應該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如今在我垂暮之年翻讀旭瀾的這些僅存的佚簡，許多往事涌上心頭，深深地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