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們通常喊他建法。

我是晚輩，叫他林老師或建法老師。現在，我愿意稱他建法先生。

最后一次見建法先生是在北京某飯店的包間，那應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當時他設宴招待臺灣作家張大春。有一年在蘇州大學，參加他和王堯主持的“小說家講壇”，我提到剛給張大春的《小說稗類》寫的書評。我說張大春這個人，才學識皆備，是罕見的人才。吃飯的時候，建法先生就問我是否認識張大春？我說不認識，以前只是看過他的小說《四喜憂國》，我覺得是部杰作。建法先生這天喊我過來，大概是想介紹我和張大春認識。

包間里滿當當的，建法先生的飯局似乎向來如此。他有他的核心圈子，我自認為不在那個圈子里，但這不影響我對他的感情，似乎也不影響他對我的看法。建法先生照例親自沏茶。他是普洱茶愛好者，曾專門做了茶餅送給朋友。他的紫砂壺出自張正中之手。張正中在清華大學進修時，他曾帶我去見過。茶壺很小，似乎只適合兩個人用，但現在那個茶壺卻要應付十幾個茶杯。于是他一遍遍地沏，將公道杯蓄滿，再給每個人沏上。大家都熟悉他的這個習慣，也就安之若素。

有人向張大春問起了書法。張大春前一天剛去拜見他的姑父歐陽中石。張大春說，寫好書法與腕力有關，所謂腕隨己左右。有人說建法先生的氣色比上次見面好多了。建法先生就起身，打開包，從包里拿出一只玻璃瓶子。他的藥就在瓶子里，據說是一個道行很高的道士給他開的方子。那是一些黑色的蟲子，比甲蟲小，比螞蟻大，在瓶子里疊床架屋，攀登翻滾。我雖然已多次見過這只瓶子，但仍然感到驚駭。

建法先生把瓶子舉過眉梢，童真般的笑綻開。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對他來說，那好像不是蟲子而是標點符號，是校樣上用錯的標點符號被他捉拿歸案了。仿佛疾病本身，倒有些事不關己。在一片抑制的驚呼聲中，他笑著把那個瓶子放回包里，然后招呼大家動筷。

在以后的幾年時間里，朋友們在電話中談到建法先生的病，偶然會提到那只瓶子，談到他的病似乎又加重了，談到某個朋友又帶他到哪家醫院做了檢查，但是情況不容樂觀。再后來，就知道他走路需要扶墻了，需要坐輪椅了，臥床了。我記得，有朋友去看望他的時候，曾在他的床前給我打過電話，他把電話接過來，問起我的寫作，鼓勵我多寫。他的聲音沒有大的變化，只是語句不夠連貫，還會把你最后的幾個字重復一下。我記得，當朋友從他家出來后打電話過來的時候，話語中流露出對他的愛、尊重和憂慮，或許還有惋惜。

最后一次與他聯系，是在去年3月。朋友去看望他的時候打來電話，說建法先生還在與他們討論，應該組織哪些批評家去寫哪些作家論，據說他羅列了20個名字。那時候他已經只能通過敲擊電腦鍵盤表情達意了，或者通過嫂子的同聲傳譯。我對朋友說，當疫情稍緩，允許出京，我就去沈陽看他。我們也在電話中談到對嫂子的敬意。嫂子名叫傅任，建法先生用他的福建普通話叫出來，聽著就是夫人。我們不能跟著叫夫人，只能叫嫂子，于是，嫂子就成了他夫人的代名詞。再后來，建法先生也跟著我們叫起了嫂子。

2022年5月24日，北京中考前第二次模擬考試在線上舉行，家長負責打印試卷、答題卡，并且承擔監考任務。監考是全程錄像，其間不能用手機。當孩子考完，將答題卡拍照上傳之后，我打開手機，看到眾人在微信里哀悼建法先生。我一時有些恍惚，隨后才悲從中來。我接了幾個電話，都是關于他的。朋友們都意識到，一個偉大的編輯家，一個真正的文學赤子，再也見不到了。我通過張學昕跟嫂子取得了聯系。除了讓嫂子節哀順變，不知道說什么好。而且，由于疫情防控措施日緊，外地朋友都不能前去沈陽送他最后一程了。

對很多人來說，這個缺憾將是難以彌補的。

我們是怎么認識的？我看到他在“林建法工作室”公眾號上發布的一篇短文，提到由于我們是校友，雖然在校期間并不認識，但還是會感到親近一些。這個說法讓我感動。這也是我前面說的，我雖然不在他的核心圈子里，卻并不影響彼此感情的原因。

他是華東師大中文系七七級的，我是八三級的。我進校的時候，他已經畢業回了福建，然后又去了遼寧。我后來知道，他經常到華東師大約稿，就住在華東師大招待所。他的很多同學都是他的約稿對象，而他們正好是我的任課老師。大概在90年代初，有一次我回華東師大，還聽人們議論他可能會調回華東師大。我想，或許某一天，我們曾在文史樓高大卻昏暗的走廊里擦肩而過。

雖然無緣認識，但他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1985年春天，建法先生還是小林的時候，就參與籌備了廈門會議。在新時期文學批評史上，那是個著名的學術會議，其意義類似于不久之前的杭州會議。華東師大有幾位青年教師參加了廈門會議，并把會議精神帶到了課堂。他們無一例外地講到了他。我清楚地記得，夏中義老師曾用抒情般的語氣宣稱，此人是個天生的編輯。隨后又補充說，此人是他的同學。同學們都笑了，這是夸誰呢。

我不知道，在建法先生籌備的眾多學術會議中，廈門會議是不是第一個。但是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他正是由此確立了當代文學批評界重要操盤手的地位。迄今，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人，大都與他有關。不同的批評家，與他的關系可能或深或淺，對他獨具個性的編輯活動可能或贊或諷，但所有人都承認，他是30多年來文學批評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90年代初，當我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建法先生的名字已經如雷貫耳。有朋友問我認不認識林建法，我老老實實承認不認識。朋友立即拿我打趣：你連林建法都不認識？那林建法就更不可能認識你了，你還早著呢。我也常聽到朋友們開玩笑說，他是“地下評論家協會主席”“民間作協主席”“文壇黑社會頭領”“二渠道批評界領袖”“評論家中的法西斯”等等，這當然都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贊美。后來的事實說明，其實還應該再送他一個綽號：林·堂·吉訶德。

我在一些雜志上看到過他的照片，長人、長發、長臉，不像福建人，倒真的像是長白山一帶的人。東北人長臉是比較多的，據說早年的蕭太后就是長臉，像馬。《中國作家》雜志的著名編輯蕭立軍，是遼國蕭太后家族的后裔，是他告訴我他們家族的人都是馬臉。這么說來，建法先生后來婦唱夫隨，到遼寧成就一代偉業，莫非真是天意？

1999年春天，王鴻生邀請建法先生來到新鄉小冀鎮，參加一個題為“中原突破”的文學討論會。當時我剛調入河南省文學院，在度假村的一間房子里負責登記來往賓客。我看到了他的名字，然后仰臉看到了這個風塵仆仆的長人。他好像只待了一天，就匆匆離去了。從頭到尾，我都沒能和他說上話。

第二年冬天，有一個深夜，我被一個陌生的電話驚醒，那人自報姓名林建法。我一時有些發愣。他大概已經忘記我們見過面，介紹說他也是華東師大畢業的，我們是校友，現在主編著《當代作家評論》。又說，他看過我的小說，要在《當代作家評論》上做一期關于我的批評小輯。他問我跟哪個人比較熟悉，說來聽聽。我還在猶豫，他已經報出了名字：南帆、格非、王鴻生，就這么定了。格非、王鴻生，我不僅認識，而且有很深的交往，這個他肯定知道了。他或許覺得我認識南帆，因為南帆是在華東師大讀的研究生，是徐中玉先生的弟子。

當我告訴他，我不認識南帆，難以開口的時候，他說他看到南帆在某篇文章中提到過我，南帆選編的小說集中也選用我的中篇小說。他向我提供了南帆的通訊地址和電話，要我盡早給南帆寫封信或者打電話。我還在猶豫怎么開口，他就打來了第二個電話，說他已經跟南帆說定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作品復印件寄過去。這就有了后來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4期）上的3篇評論：南帆的《饒舌與緘默：生活在自身以外》、格非的《記憶與對話——李洱小說解讀》和王鴻生的《被卷入日常存在——李洱小說論》。這是最早的關于我的3篇學術性評論文章，當然也是最早的評論小輯。

2001年冬天，建法先生看到了長篇小說《花腔》，他的興奮似乎超過我本人，主動表示要參加研討會，并要我向人文社建議，開會時應該邀請蘇州的王堯到場。這個會后來是在上海開的。人文社委托《文學報》的朱小如安排會場，朱小如或許喝大了，就近取材找的是個歌廳。會議開始前一個小時，我和人文社編輯趕到會場，發現里面沒有桌子，只有茶幾；沒有凳子，只有雙人沙發；燈光昏暗，看不清人臉。后來終于開了個大燈，卻是激光燈，艷光四射。我們臨時找了幾個落地臺燈，才勉強與黑燈舞會拉開點距離。一些花枝招展的姑娘趕在批評家到來之前來到會場，百般勸說才氣呼呼地離開。會議進行中，朱大可把我叫了出來，提醒我把會議海報取掉，“不然姑娘們會把你當成自己人”。正說著，更多的姑娘和油光水滑的先生們涌到了門口。

這件事一定給建法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來悄悄問我，什么時候與上海娛樂界掛上鉤的？搞得我哭笑不得。就在這個場合，建法先生也在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傾聽和判斷，誰講得有道理，誰來寫文章比較合適。會議之后，經建法先生介紹，我認識了他在上海的不少批評家朋友。就在2002年第3期，他又組織發表了關于《花腔》的評論小輯。他用稿極嚴，用的是復旦大學兩位學者的文章，一篇是王宏圖的《〈行走的影子及其他〉——李洱〈花腔〉論》，一篇是張懿的《行走就是迷路——讀李洱的〈花腔〉》。我后來認識了王宏圖，并且成為朋友，張懿我卻至今緣慳一面。

算下來，建法先生主編《當代作家評論》期間，組織過關于我的3個評論小輯。我大概參加過他組織的五六個學術會議，他也約我寫過幾篇評論性文字。他曾要求我與梁鴻做一系列對話，然后由他來出書。但是好像只做了4次，就沒有再往下做。梁鴻說過幾次，“林老師又催啦”。后來我和梁鴻與他約定，等新長篇出來之后再說。他為此打過幾次電話，詢問小說的進度，表示等小說寫完了，由他來組織研討會。可是，我的長篇還沒有寫完，他已離開了《當代作家評論》。

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那些交談，在海邊，或者在某個山崗；我記得那些飯局，精致的或者原生態的；我記得那些肯定或否定，關于某篇小說或者某篇評論；我記得他的固執，現在我愿意認為那是必要的堅守；我記得某些委婉的爭執，現在我承認他是出于智慧，而我是出于偏見；我當然也記得他的一些提醒，現在我愿意稱之為教誨。

對我而言，我寧愿認為，他那樣做出于某種偏愛。對于這份偏愛，我顯然應該誠摯地表示感謝，但我卻從未將之和盤托出。有些話，對于同輩人，或許可以用開玩笑的方式說出。對于長輩，或許也能夠以短信的方式表達。但對于林建法式的人物，似乎有點說不出口，否則你會覺得肉麻。事實上，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甚至有意與他保持一點距離，只是向他投去尊敬的一瞥。

建法先生喜歡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曾反復閱讀。他說，他喜歡勃蘭兌斯的精到客觀，要言不煩。勃蘭兌斯的宏闊和精微，發現和創造概念的能力，迄今罕有匹敵。第一個向歐洲推薦尼采，在課堂上講授并且以專題課講授尼采的不是哲學家，而是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尼采雖然瘋了，但仍然知道盛情回報勃蘭兌斯，說勃蘭兌斯是一個優秀的歐洲人，是文化傳教士。作為一個猶太人，勃蘭兌斯對流亡有著深入血液的理解，提出了“流亡文學”的概念，認為“流亡文學”是新世紀文藝戲劇的偉大序幕。我認為，近年國際學術界經常提到的“流散文學”概念，可以上溯到勃蘭兌斯。

在建法先生心中，是否有著成為勃蘭兌斯的夢想，我不知道。如果有，那也不是以批評家的形式，而是以編輯家的形式；不是用自己的寫作來抵達夢想，而是以發現別人的寫作來抵達。我想起托馬斯·曼曾說，勃蘭兌斯是創造性批評的大師。以建法先生的編輯成就，他應該稱得上創造性批評編輯的大師。而進一步說，創造性批評編輯的工作，何嘗不是一種批評？

文學史是由作家、編輯、批評家共同建構起來的，缺一不可。他們帶著自己的主體性進入公共空間，形成不同的對話關系，這個關系所形成的序列就是我們熟悉的文學史。這些年來，隨著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的被強調，人們確實注意到讀者在閱讀活動中的意義，這當然是必要的。不過有一個事實不能忽視：讀者其實是個相當模糊的概念，一個未名的曖昧的領域。對作家而言，他心中當然裝著讀者，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腦子里的那個讀者是誰呢？首先是編輯、批評家和作家在不同時期的同行。編輯、批評家和作家同行，就是讀者的代表。通常情況下，他們都同時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寫作者，也是讀者，也是批評家。而現在人們通常所強調的那個“讀者”，反倒說的不是“讀者”，而是“市場”。只是，現在，我不敢相信這個“市場”，不敢相信這個“市場反應批評”。

建法先生通過策劃一系列不同主題的學術會議、不同的批評欄目，來展開他的創造性批評工作。他以沙場秋點兵的方式將不同代際的批評家進行排列組合，他不斷地促成作家與批評家的對話，他也持續地編輯和出版年度批評文選和作品選。人選、文選和作品選，每一個選擇都意味著批評，每個被選擇的對象都是批評對象，都是批評觀念的呈現。當他以發表和出版的方式將之公布于眾，并作用于當下文學創作的時候，這種批評活動就是高度及物的批評實踐活動。

如果再考慮到這些工作是在缺少辦刊經費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就會知道他的費力與勞神，就更加理解這種高度及物的批評實踐活動其實滿含著艱辛。不妨順便提到一件小事，在很多年里，建法先生總是不停地請作家簽名，然后再把這些書送到贊助者手中。連我這樣的人都至少簽過幾百冊，更不用說那些大咖了。我也記得，我還在河南工作的時候，曾接到他的電話，讓我找二月河簽名。我跟二月河還算熟悉，又托了人，但二月河說，請先向希望工程捐款，“拿到捐款證書再來簽名”。二月河這樣做當然有他的道理，我其實是想說，找人簽名至少是件挺麻煩的事。

建法先生幾乎嘗試了一切，以使他的刊物保持活力，保持在場感，保持對當代文學的有效性。如果打個比方，那么他的刊物就是劍客的劍，舞者的舞，琴師的琴，詩人的筆，以及英雄的豪氣。他與很多大才有過精彩的合作，奉獻出很多佳作，雖然他遇到的并非都是良才。他拉弓調琴，有的琴音可能不大入耳，但他有本事讓人們意識到樂器本身的卓異；有時候樂器本身材質有限，但他會分配給它合適的曲譜。除了識才的本事之外，這一切還有賴于一個看似平常的詞：勞動。

勃蘭兌斯在散文《人生》中，曾經這樣描述過勞動者的一生：他們從事向思想深處發掘的勞動和探索，忘記了現時的各種事件。他們為他們選擇的安靜的職業而忙碌，經受著歲月帶來的損失和憂傷，以及歲月悄悄帶走的歡愉。當死神臨近，他們會像阿基米德臨死前那樣提出請求，“不要弄亂我畫的圓圈”。

編輯的工作，形神皆似勃蘭兌斯筆下的勞動者，看上去是安靜的，卻非常瑣碎，需要特別專心和細致。在中國復雜的語境中，很多時候甚至需要特別小心，才能踮著腳尖蹚過雷區。而在不知不覺中，人就老了。但正如勃蘭兌斯所描述的，勞動者仿佛又以自己的勞動和成果，延緩了沙漏的計時，時間的腳步似乎真的慢了下來。很多朋友都談到，直到坐上輪椅，建法先生還在編書，還在口訴如何編書，還在策劃作家與批評家的“拉郎配”。時間似乎也在建法先生那里消失了。他好像還是1985年的那個小林，還是那個籌備廈門會議的年輕人。

直到最近兩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的一些訪談才知道，除了喜歡勃蘭兌斯，他還喜歡伊格爾頓，這個人碰巧也是我喜歡的人。建法先生沒有說他為何喜歡伊格爾頓，但是我想他可能也是從伊格爾頓那里取得了自我認同。伊格爾頓的文學批評、文化批評，總是著眼于自我、他者、世界三者的關系，落腳點則是人的解放和自我形塑。在伊格爾頓提到的諸多概念中，我對他的“自我形塑”概念極為認同。在伊格爾頓看來，任何一部作品都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但是它利用這些因素來形成自己的邏輯，然后以自己的力量脫胎換骨，成為自己。所以伊格爾頓說：人生沒有既定的意義，這就為每個個體提供了自主創造意義的可能；如果我們的人生有意義，這個意義也是我們努力傾注進去的，并非與生俱來。這個話題有點沉重了，以致伊格爾頓發出了自嘲：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要么是瘋子，要么是喜劇演員。

在許多人看來，建法先生的行為既有瘋子的色彩，也有喜劇演員的色彩——這也是我稱他為林·堂·吉訶德的原因。不過，我寧愿換一個詞，換一個很多人都認同的詞：文學赤子。這個文學赤子，是在各種因素的制約下成長起來的。既然建法先生如此熱愛伊格爾頓，那么他或許早已把這些繁雜的文學活動看成自我形塑的過程。

然后呢？然后他就成了我們眼中的建法先生。

建法先生的形象，當然也會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出現。我曾讀過他的幾篇散文，感覺極好。他的散文就事論事，隱而不晦，都是好文章。對于長輩，他的態度是恭敬的，很有些侍坐的意思；對于年紀相近的朋友，他會偶露崢嶸，果真是諍友；對于晚輩，他卻會露出溫柔敦厚的一面，給人以垂愛的感覺。這些在編輯之余寫下的文字，客觀上記錄了編輯與人交往的要領，其中包含著嚴格與仁慈。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個編輯家忍不住去寫散文，還應該是因為他有一個更本真的自我，需要有另外一個表達方式。我也由此想到，如果他晚年沒有生病，將他半生遇到的人和事寫下來，不僅是好文章，而且是當代文學史上珍貴的文獻。但是這個遺憾，同樣不可彌補了。

我在微信上看到，沈陽友人送別建法先生的時候，正逢大雨。建法先生若有感知，必定會催促著人們，別淋雨了，回去寫文章吧，寫不好，不管你是誰，都是會退稿的。

202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