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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東西的小說多寫人的感情世界，即使在其幾部現實性很強的長篇小說里，也常常從人物的欲望、感情和心理方面切入，從而形成與現實世界的呼應關系。從感情譜系入手，我們能更深入地探究東西敘事中的核心元素，即“愛”的產生與變遷。其新作《回響》，是一部“愛”的多重奏，是東西感情書寫的集大成之作，集中表現了人物復雜的情感糾葛及其多重演化。

關鍵詞：東西 《回響》 “愛” 感情譜系學

一、《回響》中“愛”的多重奏

毫無疑問，東西的新作《回響》，是一部非常好看好讀的小說，部分原因是他借用了偵探小說的外殼，故事情節曲曲折折、懸念迭生、高潮不斷，既燒腦又讓人欲罷不能。但《回響》的內里，是寫人物的感情世界，深邃幽微，不可方物。“感情遠比案件復雜”，這是小說男主角慕達夫對女主角冉咚咚說的，同時也是作者寫作的真正旨歸。慕達夫回答冉咚咚的提問“你還愛我嗎”時，答案是一個字：“愛”，這也是全文的最后一句話。 “愛”是《回響》的關鍵元素，小說中人物的行為動力都可以歸結到愛上面。當然，這指的是廣義的愛，接近古希臘哲人所說的“愛欲”和弗洛伊德指出的“力比多”。男女情愛可以是其中的典型，但并不是全部。柏拉圖在《會飲》中，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講過一個寓意深邃的故事，說從前的人每一個都一模一樣，形狀都是圓的，所有器官都是兩個或四個，都是對稱的，相背排列。由于人的力量過于強大，引起了諸神的害怕，所以主神宙斯就把他們一個個切成兩半，以削弱人類的力量。人被切成兩半后，每一半都渴望與自己的另一半走到一起，重新合為一體。這種渴望只有愛欲（神）才能滿足，愛欲（神）會把人類帶往原初的自然，最終造就快樂和幸福。或者說，愛欲是對某種不可企及的東西的追求。如此說來，這個故事也許還暗含著某種對圓滿、完美的追求的意味。冉咚咚對“愛”的深究，確乎是這種追求的極致化表現。丈夫瞞著她在酒店開房，可能是臨時起意的偶然事件，可在她看來，事物的發生總有其必然的原因，世界必須是符合邏輯的、因果鏈條完整的、清晰明白的，不容存在任何差錯、意外、偶然、模棱兩可、不清不白。她心目中那種理想化的、純凈的“愛”，也是如此。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男女愛情起源的實際情形復雜微妙，很難厘清界定，但自浪漫主義文學興起以來，它確乎又切切實實地影響著具有一定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受過教育特別是文學教育的人們的情感生活，這一點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比如《回響》里涉及的《包法利夫人》《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等。這種浪漫主義的愛情觀念通常認為，真正的愛情是超越一切利害關系的，不計較階級、民族、文化等的差異，甚至越能沖出世俗利益和偏見的束縛，就越顯得高尚和純粹。冉咚咚第一次見到慕達夫時，只是溫柔地看了他一眼，慕達夫就愛上了她，這種“一見鐘情”就是真正的愛情的標志，因為這是排除了任何現實考量的。倒是冉咚咚，是在確認了慕達夫的文學才華后，才“覺得遇到了對的人”。當然這也不妨礙她的愛的品質，因為她并非是因為他的相貌、體格、身份、家底等外在原因而結交他的，而是出于對他的文學才華的佩服。這與《回響》里的另一條主線，即關于生命價格或者說殺人的代價的冷冰冰的計算形成鮮明的對照。邵天偉對冉咚咚的愛，則建立在理解與崇拜之上，仿佛是冉咚咚對慕達夫的愛的倒影。但東西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男女愛情在他筆下不可能是一種單純的形態，他總是將其置于一種復雜的現實情境中來加以描繪。冉咚咚與慕達夫的第一次見面，就并非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可能是她父親的精心安排。當然這在兩人的愛情生活中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他們是完全平等、具有自主意志的個體。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看小說中關于徐山川與夏冰清關系的部分，從故事的開端與結局來說，這是一個關于強暴與殺人的犯罪故事，似乎與愛情無關，但詭異的是，故事的大部分內容，卻是關于這一對冤家的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當徐山川與夏冰清簽訂所謂的協議之后，理論上他們的關系也是一種在自由與平等的個體之間，在自愿自主的、不受強制和脅迫的基礎上達成的。也許這是一種不平等條約，但徐山川并不這樣認為，當回答冉咚咚的訊問時，他特別強調“沒有誰強迫誰”。后來夏冰清由恨生愛又愛恨交織，既想跟徐山川結婚又想除掉他。徐山川自己其實也跟夏冰清處于同樣的情感與倫理困境中，《回響》在這里為我們展示了情感起源與演變的另一種辯證法。

二、情感起源的想象

人類的感情/情感問題，一直是東西小說關注和書寫的重點。我們也可以從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挽留即將消失的情感》中，側面觀察到他在生活中所重視的各類情感，如親情、鄉情、友情等。當然，這些情感可以視為一種文化的建構，或群體生活的產物。傳統時代在識文斷字的村民中流布很廣的《增廣賢文》中，就充滿了“美不美，山中水。親不親，故鄉人”等句子。在東西的散文《故鄉，您終于代替了我的母親》中，作家曾表示故鄉是由于有了母親的存在才成為故鄉的。其實東西早期的小說《祖先》，就是圍繞故鄉情感的建構展開的。原先在縣城過著優裕生活的冬草，本是一位大商人的女兒，在把丈夫的尸體運回他的老家一棵楓后，卻被丈夫的前妻竹芝扣留下來，讓她供別的男人淫辱換取水田，后來又讓她嫁給一個奇丑無比的男人扁擔。但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位曾經感到被“這塊土地強奸”般難受的婦人徹底改變了自己。小說中寫道，冬草與扁擔的兒子，也就是敘述者“我”的“父親”，“曾多次問冬草，媽，你是從哪里嫁來的？冬草指著河的那一邊說，一棵楓”，她已經忘記了自己真正身體意義上的故鄉，也忘記了一棵楓曾經強加給她的屈辱和痛苦。《祖先》固然不算東西成熟的作品，但已經觸及了他后來經常書寫的主題，即情感的建構性、實踐性與制度性。社會學家布迪厄對此問題有過深入的思考，他曾經無比犀利透徹地論述道，“家庭作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勞動的產物，既是禮儀性的也是技術性的，其目的是在這個制度化單元中的每個成員間（培養）持久的制度化的情感，這將確保這個單元的存在和持續的條件，即融合（integration）”，而且這些情感必須進行“不斷的維護”，“用無數的重申和鞏固的活動來生產出一種長久的產物，即家庭感情（夫妻之愛、父愛和母愛、子女的愛、兄弟和姐妹的愛，等等）的義務感（obliged affections）和感情的義務（affective obligations）”。顯然，冬草正是于在一棵楓與竹芝、扁擔等人的長期共同生活中，培養起了自己跟他們之間的情感。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更容易理解東西小說中很多人物顯得怪異的行為。《商品》里，“我”奉母命去尋找多年前失蹤的父親，由于沒有一起生活過，所以“我”根本沒把找父親當回事，迷失在路途中。相比之下，《我們的父親》要復雜得多。子女們都進城工作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種種壓力之下，原先對父親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以至于漠視父親的存在。而在《耳光響亮》中，敘事由父親牛正國的失蹤生發開來，隨之母親離家與別的男人同居，家庭的破碎和社會生活方式的巨變，同時改變了牛家三姐弟的情感模式，最終導致牛翠柏出賣了自己的姐姐。如果缺乏產生情感的現實條件和對其不斷的制度性的維護，任何傳統意義上的血緣和地緣感情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目光愈拉愈長》里，我們可以看到幾種重要的情感產生與變化的模式。馬一定的姑姑馬紅英顯然并不把姑侄之間的血緣感情當回事，反而利用親戚之間的信任關系，毫不留情地拐賣自己的侄子。甚至人類最深刻最無私的母愛，也在小說中受到了質疑。馬一定為了一雙新鞋子，離開了深愛他的母親，到城里去。作品里用了一個極富象征意義的細節表現孩子的心態和理想，他奔跑了起來，這似乎表明，他這時的心情是快樂的。劉井愛自己的孩子，但為了讓兒子馬一定有吃有穿有文化、發財做官過上好生活，盡管兒子并不愿意離開，還是強迫他跟姑姑到城里去。東西描寫的劉井和馬一定的離別場景，在當代小說中并不多見，是令人難忘的感情描述。當時劉井站在路上，目送馬紅英背著馬一定離去。“漸漸地他們的腦袋變成了一個腦袋，馬紅英的行李包再也不飛起來落下去了，劉井看不見他們了。劉井踮起腳后跟，才又看見他們的背影。他們繼續往前走，他們愈來愈小，劉井向前跑了幾步，站在一個土坡上，他們的背影又清楚起來。現在她可以看著他們走很長的一段路。”對比蘇東坡的“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見烏帽出復沒”，小說的描寫充分細膩，體現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積累和語言表達功底，更讓人拍案叫絕的是，這段充分體現劉井感情的文字中竟沒有出現一處心理描寫。我們從作家純粹的白描中，能充分體會其中人物感情的暗流洶涌澎湃。小說最后，思子心切的劉井爬到屋頂上，伸長脖子，拼命往遠處看，越看越遠，終于看見了在城里的兒子馬一定，看到他在城里過著比自己還好的生活，這時她卻從屋頂上摔了下來。小說沒有透露她為什么看到兒子過上了好生活，卻無法承受這一點。也許，她無法面對的真相是自己的生活其實是沒有希望的；也許，她無法忍受孩子離開自己，反而過上了真正幸福的生活。雖然她原先希望兒子離開自己，到城里去過上好日子，但由于長期不在一起生活，感情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質了。

三、感情消失的“癥候”

對于感情的消失，東西小說提供給我們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是人的“成熟老練”，這句話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是人變得理性，或者說把利益的考量當作行為的主要動機。這當然不是什么新穎的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并毫不留情地粉碎人類最后一個關于感情的美夢：“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但東西小說中那么多的人物不擇手段地追逐金錢和自身利益，完全缺乏道德考量，仍然讓人驚心動魄、目瞪口呆。親姑媽可以毫不猶豫地拐賣自己的親侄子（《目光愈拉愈長》）；父親為了有錢起房子讓親生女兒跟老板去城里（《勾引》）；牛翠柏為了讓金大印資助自己，不惜犧牲自己姐姐的幸福（《耳光響亮》）；一個人可以為了錢殘忍地毒害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送我到仇人身邊》）；張鬧不停地欺騙老實的曾廣賢，曾經的好朋友于百家也這樣干（《后悔錄》）……不管是傳統的“父慈子孝”“長惠幼順”，還是現代的“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等，這些情感規范在小說中顯然都受到了無情的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東西固然對那些真實的或想象的帶著浪漫或傷感色彩的感情的消逝痛心疾首，卻也不是一味地消極被動，他還是力圖在筆下記錄或創造關于人類情感活動的美好愿景。在《沒有語言的生活》里，幾個生活困難的殘疾人，一個瞎子、一個聾子和一個啞巴組建了一個家庭，常常借助彼此的器官，以彌補自身的不足，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一起面對外面變幻莫測與帶有惡意的世界。《耳光響亮》中，牛青松把一生都耗盡在尋找失蹤的父親上，直至死在路途上，而牛紅梅為了弟弟甘愿犧牲自己。《篡改的命》里，汪長尺為了能讓兒子過上幸福的生活，不惜將他送給有錢人，自己則按協議跳河自盡，以絕后患。這幾個人物中，除了汪長尺對兒子的感情被置于一種寓言性的情境中加以表現外，都具有實踐性、制度性的物質基礎，即他們的感情是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培養出來的。有些情感狀態，則是出自想象力的作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寫盡了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在災難過后的漫長歲月里對鄰居嫂子的美好想象與無盡思念。《把嘴角掛在耳邊》中描寫了未來世界，那時四季沒有太大的區別，人們沒有見過鮮血和暴力，只會哭不會笑，不用出門，食物有公司送到家，和別人聯系有電話，了解世界有電視和網絡，傳遞表情有攝像機。小說里描寫的其實就是一個機器統治的世界，那里的人們無法看到和聽到真實的情況，也無法容忍這種真實，“電視和網絡上的人們表情過于嚴肅，所有的花朵都開一種顏色”。情感在這種未來社會中被驅逐了，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作家對未來感情形式變化的理解和認識比較集中地反映在《與鋼鐵達成默契》一文中，文中寫道：“我們必須在一種環境遠離我們之后，趕快面對另一種環境，在一種詩意消失之后，尋找另一種詩意。我們能否像與動物建立感情那樣，與那些鋼鐵機器建立感情？”既然人能在與動物的長期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感情聯系，當然也可以對無生命的鋼鐵機器產生感情，至少就其表現為一種深深的依賴感而言是如此。當然也有一些人類感情要比這些從日常交往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情感復雜深刻，如《挽留即將消失的情感》（“情感”一詞，在后來其他版本中，也作“感情”，可以視為同義）一文，是小說《伊拉克的炮彈》的創作談，按作者的說法，寫這篇小說的原始沖動是要用小說挽留即將消失的“人類最寶貴的情感”，即同情，這種無條件的本能。顯然，在東西小說的感情譜系中，這種感情稀少也特別珍貴。他試圖追問，是什么使一位中國鄉村的農民對遙遠的幾乎沒有任何聯系或共同點的伊拉克人產生了同情？雖然可以作出其他合情合理的回答，但有一點確實是無法回避的，即這里的情感可以解釋為一種天性或本能。東西無意于探究道德和良心的起源，但其小說卻實實在在地回應了諸如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中所提出的假設，即沒有同情心或同感共情的能力，人類的群體生活將無法運行，社會也將崩潰。

四、東西小說的感情譜系

雖然在許多中短篇小說中，東西都描述了當代男男女女們的感情狀態與其流轉播遷，但其感情譜系還是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其四部長篇小說中。這四部小說都涉及深廣的社會現實和歷史背景，也都將焦點集中在家庭和感情問題上，但側重點各有不同。《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直面現代情境下的家庭破碎與情感教育缺失，關注一代人成長過程中的心靈創傷和扭曲。雖然在歷史進程中，家庭一度受到質疑，但其作為感情生產和維護的主要場所這一地位仍牢不可破，也仍然是生產和培養后代的基本單位。在東西的這三部長篇里，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生產方式的巨變導致了生活方式的巨變，人的行為模式和感情模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耳光響亮》里，牛家的孩子在父親失蹤母親又拋下他們時，發出了這樣的質問：“我們還不滿十八歲，我們要控告你們，你既然生下我們，為什么不把我們養大？為什么拋下我們不管？”幾個孩子雖然相濡以沫，但也難以治愈心靈所受的戕害。《后悔錄》則將過去和現在聯結在一起，進一步深化了對現代人孤獨感的描繪。小說主人公曾廣賢的情感需求一直無法得到滿足，而這種無法滿足是以他的身體狀況作為隱喻體現出來的，即他無法與異性做愛，情感在這里以欲望的形式呈現。《篡改的命》則更為復雜，汪長尺不惜一切代價要改變兒子的命運，甚至賭上自己的性命，難以理喻，卻又令讀者觸目驚心，只有將其置于社會現代大轉型的歷史情境中，他的行為和心理才能得到解釋。汪長尺是從農民轉變為工人或其他形式的雇傭勞動者的一個典型。但吊詭的是，小說里著墨不多的林方生，也即改名后的汪大志，完全解構了其父汪長尺苦心經營的這一切的意義。他的情感和行為方式已經被“篡改”了，“利”成了行動指針，而不再是欲望和情感。

如果說《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三部小說的情感描述主要是圍繞縱向結構，也即父子關系展開，那么《回響》則主要圍繞橫向的夫妻關系或男女關系展開，涉及的方面和情感模式也更為復雜，雖然其主要反映的仍是理智與情感、利益與欲望之間的多重矛盾與糾葛。恰如本文開頭所言，《回響》主要觀照愛或愛欲的表現，其形式多種多樣，愛情只是其中一種。愛情（戀愛）本身也常常由一種激情演化為日常情感，恰如慕達夫對冉咚咚說的，“愛可以永恒但愛情不能，所有的‘愛情’最終都將變成‘愛’”。如果我們認可以下幾點由學者總結出來的愛情（戀愛）的行為傾向，“希望能讓愛的人更美滿、幸福和快樂”“希望同愛的人保持密切聯系，同居、共餐、共玩”“希望同愛的人有頻繁的接觸和性交”，則慕達夫所言非虛，并不是為了欺騙冉咚咚而編出來的。冉咚咚自己所總結的愛情發展的三階段論，所謂“口香糖期”“雞尾酒期”“飛行模式期”也就是慕達夫說法的具體化。

但不得不說的是，《回響》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小說對當今的愛情狀況有所發現或發明，而是小說的奇數章和偶數章，常常是對立存在的。如果我們將冉咚咚置于作品的中心，則小說的奇偶數章分別對應她的工作即破案，和她的生活，主要是婚姻和家庭。相應地，奇數章對應人的理智部分，偶數章對應人的情感部分。在奇數章里，冉咚咚理應訴諸邏輯和推理，也即運用人的理智，去發現案件的真相；而她的對手，即轉手承包殺人的案犯們，他們之所以冒險，乃是為了金錢利益，并且展示了追逐利益時的無情一面，即計算生命的價格。但在小說里，對兩者的深入描述卻都在向人的心理或感情靠攏。那些案犯，他們并非為了單純的獲利，即純粹為了賺錢而殺人，而是為了謀生或感情的需要才鋌而走險，比如劉青為了和卜之蘭在一起，而答應吳文超去殺害夏冰清，而易春陽則是為了取得夏冰清的一只手臂送給自己暗戀的吳淺草。如果對照前面我們分析過的現代的普遍認識，即人們會為了冷冰冰的金錢利益而忽視或拋棄感情，《回響》的描述顯得過于浪漫了，似乎是在往回走。而在冉咚咚審理案件時，她也很注重從對方的心理方面取得突破，特別是在沒有確鑿的證據或線索時。這就使整部小說獲得了一種統一性，即作品其實是在寫人物的心理或感情世界，所謂破案，倒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噱頭，當然也可以說是深入現實世界的契機。在偶數章里，小說在詳述冉咚咚將破案的手段或習慣延伸到她的生活世界中，給自己的整個工作和生活造成了重重危機，倒像是在給讀者以某種“難得糊涂”的教益。

在某種意義上，《回響》敘述的是情感產生和演化的復雜，包含著種種倒錯、誤置、辯證、悖反與吊詭。比如在徐山川、夏冰清和沈小迎的三角關系中，再現了人類情感的不確定性、流動性與開放性，愛恨情仇隨情境和時機而變化。徐山川強暴夏冰清，可能是一時控制不住沖動而產生的所謂激情犯罪，也可能是由于掌握權力而任性肆意，但在后來與夏冰清的相處中，他也不是沒有產生過真情，也曾想與沈小迎離婚，而與夏冰清結婚。而沈小迎之所以不愿跟徐山川離婚，并不是因為還留戀他，而是出于利益的考慮，她才是那個真正想置徐山川于死地的人，但同樣出于利益的考慮而沒有主動動手。她的寬容，是為了掩飾她的仇恨。至于小說發現的所謂“疚愛”，即人物由于內疚而產生、喚醒的對對方的愛，更是東西著力刻畫的部分，不光是劉青與卜之蘭，就是冉咚咚與慕達夫，吳文超的父母與他，等等，都可以視為這種情感轉化的例子。至于易春陽虛擬出自己的愛人謝淺草，冉咚咚想象鄭志多，更是表現了人類情感生活中某種深層次的需要。總括起來，《回響》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東西感情書寫的集大成之作，發揚光大了自己的感情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