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對于那些出生于農村，成年后才離開鄉村，定居城市的作家而言，無法消抹的鄉村經驗和難以斬斷的情感牽絆，往往成為終其一生的文字糾纏。這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文學資源。中國當代小說家的代際分野與文本面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決定于鄉村經驗的差異。作為出生于桂西北山區農村的“60后”，東西每每被問及過往鄉村生活對日后創作的影響，除了描述山村自然風光的美好，他更強調那些鄉村經驗作為寫作資源的意義：如早年對自然的認識，對人性的看法，對美好的向往，還有對山外世界的想象都融入血脈，在日后的寫作中慢慢流出來[1]。對于“農裔城籍”作家而言，這無疑是過于切實的事實，東西此說并無甚新意。一個人的過往，除了保留在記憶里的往事，表征其存在的還有那些曾經一起生活的人。隨著歲月流逝，個人記憶會風化、漫漶，那些表征過去的親故也會一個個逝去。因不斷面對鄉下親人的亡故，東西坦言不敢輕易觸摸過去，“但有時捏捏自己膘肥的肉，總是感覺到它就像一根刺躲在里面，不時會劃破我的手指。于是我現在就把它從肉里擠出來，使自己在短暫的痛中獲得長久的舒心”[2]。如此，東西以文字反顧過往，便是一次擠出“肉中刺”的行為。綜觀其現有創作，大致表現為鄉村、都市、成長三個敘事層面；而都市敘事之于其寫作行為本身而言，大多關涉當下；過去，亦即那根躲在肉中之“刺”，無疑便是曾經的鄉村生活。

以“肉中刺”來指涉早年鄉村經驗，是我所見過的同類作家中最為觸目的表述，透著尖銳與疼痛。這無疑錨定了東西對于鄉村的情感立場、敘事方式與圖景呈現。不同于魯迅式的沉郁與哀傷、沈從文式的浪漫與喜悅，東西的鄉村敘事極具痛感，充滿反諷，追求真實是其守持的敘事倫理：“我不喜歡沉溺于假想的鄉村和風景，用童話來自我安慰，那是旅游文學，不是真的現實”[3]。長期以來，現當代作家基于原鄉情結而生成的鄉愁，在很多人那里不自覺演變成一種低眉蹙首甚至無病呻吟的情感預設。有論者認為東西“突破了鄉愁的預設，既沒有過去的黃金時代，也沒有對寧靜的鄉村生活的懷念”，呈現出的是“悖反的鄉愁”；并強調東西雖然在創作上受沈從文的影響比較深，但對沈的浪漫傾向則是“滿懷狐疑，自覺不自覺地加以抵制”，正因如此東西小說展現鄉村人物命運的諸多細節，比起“那些描繪‘大地烏托邦’的作品要顯得真實多了”[4]。極致敘事往往是東西的美學追求，與《邊城》式烏托邦鄉村圖景相對，東西在《一個不勞動的下午》《沒有語言的生活》《篡改的命》等短、中、長篇小說里，極力呈現一種相反向度的鄉村圖景。似乎唯有極致敘事才能擠出“肉中刺”，獲得暫時的安寧與暢快，才能傳達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鄉村真實，才能恪守自身的敘事倫理。

1868年英國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下議院的一次演講中，譴責政府的愛爾蘭政策時說道：“或許稱他們為烏托邦主義者都有過譽之嫌，他們更應該叫惡托幫主義者（dystopians）。烏托邦通常是指美好得不切實際的理想國，而他們支持的卻是一個窮兇極惡到難以想象的社會”[5]。這是形容詞“dystopian”的最早使用；其后“dystopia”（漢譯為“惡托幫”）慢慢進入大眾視野，現如今成為英文常見詞匯之一。期間，中西學界關于“烏托邦（utopia）”“反烏托邦（anti-utopia）”“惡托幫（dystopia）”三者的所指以及含義辨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無意糾結于此，而高度認同美國學者薩金特對“惡托幫（dystopia）的定義：“一個與讀者處于平行時空的虛構社會，作者意在通過細致的描寫，展現一個比現實社會更加險惡的世界”[6]。在薩金特看來，“惡托幫”是消極的烏托邦。

參照薩金特的定義，東西的大部分小說可謂是典型的“惡托幫敘事”。毋庸置疑，東西鮮明的寫作個性，極大程度上源于他將先鋒寫作的寓言性與日常生活的現實指向性緊密結合在一起，充滿了戲謔、荒誕與反諷。東西近年創作愈益趨向寫實，及物性越來越強，但神秘、荒誕、反諷始終是其表達現實不可或缺的元素，傳達著作家對于現實、人性的理解。有論者將此種特征概括為“寓幻現實主義”[7]，可謂切中肯綮。東西的小說世界時空兼備，日常生活細節的敘寫傳神、密實，而其文字所呈現的時空卻讓人感到明顯的虛指性，甚至是一個預設的空間，就在于其筆下的人物行為以及人際關系，總是不自覺地彰顯出一種寓言品格。如是乎很難將小說中的谷里村/屯，跟東西故鄉谷里村等同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東西小說所呈現的鄉村圖景，確乎讓人看到了一個“比現實社會更加險惡的世界”——那些鄉村人物往往受困于不能遏制的情欲（《原始坑洞》）、人性的貪婪（《祖先》），還有難以消除的劣根（《蹲下時看到了什么》）而無法自拔。整體來看，東西以極其冷靜的敘述，呈現了一個“惡”的世界，在那里善意不是沒有，而是如此稀少，且會被更大的惡所掩沒。某種意義上，“寓幻現實主義”在東西鄉村敘事文本里的表現，便是建構了一處鄉村惡托幫。有意味的是，東西常常談到沈從文對自己的深刻影響，而在創作上其鄉村敘事跟其所敬重的文學前輩卻是兩個完全相對的向度。如果說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邊城是現實的“別處”，那么，東西筆下桂西北山村同樣也是一個“別處”。烏托邦的“別處”是對“此處”的詩意逃避；而惡托幫的“別處”之于東西，不過是對其早年鄉村創傷性記憶的試圖治愈。正如東西坦言其最開始的寫作源于傾訴的沖動：“少年時，我看過許多不平，受過不少的欺凌。因為受出身論的影響，再加上階級劃分，我沒有犯錯卻要背負罪名，于是就有了傾訴的沖動，這也許就是我小說荒誕的源頭”[8]。從《祖先》（1992）到《篡改的命》（2015），讓我無法忽視的是，東西的鄉村惡托幫敘事立場、美學趣味始終沒有變化，這似乎印證了那個說法：有些人的童年經驗需要用一生來治愈。寫作是東西治愈的方式，亦即，擠出肉中刺的方式。而這種治愈式寫作之所以遷延不已，原因在于對于任何個體來說，過去的經驗已然成為自身經歷的一部分，即便不適如肉中刺，亦無法徹底拔除。每一次言說不過是自我暫時消釋痛感的努力——那根刺已然成為肉身的一部分。

東西的鄉村敘事主要集中在幾部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篡改的命》里。早期的《雨天的糧食》《一個不勞動的下午》等短篇，呈現了鄉村權力之惡。前者寫到糧所所長故意刁難交公糧的鄉民，暗示婦女奉獻身體供其淫樂，村婦忍氣吞聲只能照辦，而且還要承擔被逼奉獻身體的后果——撫養兩人的孩子；后者敘述在勞動間隙，隊長一時淫欲頓生，想占有女孩冬妹的身體，便故意用燒荒來轉移村民注意力，為其獵獲冬妹的身體提供方便，不想火勢失控，兩人一起葬身火海。兩篇小說的時代背景都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細節詳盡，時空兼備，只是無論小說中的人物，還是小說敘述人，對這些鄉村惡人、惡事的態度都極其淡然，人物行為詭異、怪誕，鄉村圖景黑暗，如處非人間。鄉村敘事只是長篇小說《篡改的命》的一個敘事層面，小說所呈現的新世紀之后的鄉村圖景，體現了現代化進程加快之后的諸多鄉村面貌。但谷里村作為鄉村惡托幫的存在事實卻絲毫沒有改變。村民對汪槐、汪長尺父子，以及彼此之間所表現出的人性之惡，并不因時代進入新世紀而有所改易。

二

東西對鄉村始終秉持著自己獨有的觀照角度，其鄉村敘事的獨特性，很大程度上亦表現為鄉村惡托幫建構的持久性。而在我看來，最能體現東西鄉村惡托幫想象的，是集中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三部中篇小說。《祖先》（《作家》1992年第2期）呈現于讀者面前的鄉村社會一棵楓，近乎一個非人的“動物世界”，人性之惡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年輕漂亮的冬草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千里水路護送亡夫光壽已然開始腐敗的遺體返鄉。此舉是作為一棵楓的他者冬草，對橫死異鄉的丈夫表達愛情的方式。只是進入一棵楓后，才知道光壽已有老婆竹芝和兒子見遠。她意識到自己被騙，更感受到愛情的虛妄。在一棵楓的世界里全然沒有愛的位置，一如竹芝的那句反問：“愛情能頂得幾畝水田？”[9]事實上，這個世界不僅沒有愛的位置，也沒有良善的任何空間。竹芝完全控制了弱女子冬草，利用其身體在家里招引嫖客，換取水田作為自己和兒子后半生的生活保障。福八沉迷于冬草的身體不能自拔，向竹芝交出一畝畝水田，直至敗光所有。福八妻子力圖制止丈夫的瘋狂，被竹芝謀殺于河邊。在竹芝操持之下，冬草和福八之間的性交易，對見遠是最直接的啟蒙。他變成了另一個福八，將冬草用身體換來的水田又一畝畝地嫖出去。一如福嫂，竹芝同樣無法制止兒子的瘋狂，甚至建議他將精力發泄在冬草身上。見遠對此的回應是嫌冬草臟。水田沒有了，生活捉襟見肘，竹芝最終將冬草賣給奇丑無比的船夫扁擔，換得水田十畝。然而，這筆財富又被發財夫婦合謀訛去。見遠“強奸”發財老婆時，甚至得到了對方的主動配合，只是性事未遂，便被發財帶人抓了現形。發財當著竹芝面痛打見遠，逼著竹芝不得不交出那十畝水田平事。見遠傷好后，誤食魔芋跳河而死，竹芝從此一無所有，靠著做魔芋的手藝糊口。冬草得到了扁擔的善待，桂平老家卻已回不去；扁擔將對冬草身體有所覬覦的光圈打殘，亦斷絕了她關于男人的所有念想。

從發表年份來看，《祖先》是東西的出道之作，初步彰顯其寫作實力和獨特個性。作家對筆下人物的行為、價值取向不作任何主觀評判，幾是“零度寫作”的典范。整體來看，《祖先》里的人物，要么被本能欲望，要么被攫取財富的貪欲所控制，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看不到任何理性與良善，唯見人心深處之惡。小說貌似帶有“新寫實”印記，卻與新寫實小說大異其趣。如果將《祖先》與劉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糧食》稍加比照便可見出二者的分野。作為鄉村世界的“一棵楓”和“洪水峪”，事實上都帶有虛指性；但兩作所呈現的鄉村圖景完全不同。“洪水峪”的荒野景觀源于物質的極度匱乏，生存環境對“活著”的人們進行了無情的擠壓，逼著他們向動物還原，不斷沖犯人世倫理。然而，劉恒筆下那些基于“活著”的本能，不斷“去人化”的人物的言行舉止，讓人幾乎無法繩之以洪水峪之外的道德標準加以評判甚至譴責。究其根本，洪水峪荒原式生存，源于窮困而非人性之惡。但是，在一棵楓欲望幾乎擠占了良善的所有空間，而填以丑陋和邪惡。某種意義上，這是東西為了彰顯惡的極致，而刻意虛擬的一個世界。小說更像是一則關于“惡”的寓言，是一次徹底的惡托幫想象。作為東西筆下諸多“極致形象”之一，竹芝讓讀者看到一個女人/人，到底可以有多“惡”。以十畝水田的價格，將冬草一次性賣出的消息一經發布，便不時有男人上門相看，竹芝陪著冬草坐在門口，迎來送往的間隙里，她想到冬草雖是來自大地方的千金，卻被自己“捏成了軟糍粑”，男人看中的是她的身體，卻要求著自己，她有一種解恨的快意。而恨從何來？她恨冬草比自己漂亮，她甚至想到這個女人在光壽面前撒過多少嬌，獲得了光壽多少溫存，兩人上演過多少風流。一旦想到這些，其恨意便愈積愈厚。可見，生成于嫉妒之上的陰損、殘忍、惡毒，讓竹芝完全墮入內心的黑暗里。當與扁擔的交易達成，女人被抬走的那一刻，她還搶走了冬草手上的那只玉鐲。貪婪以及對弱者的欺凌，讓人在竹芝身上看不到任何屬人的特征。而一棵楓的鄉村世界正是由竹芝、發財夫婦，再加上福八、見遠、光圈等人組成，誠然是一個典型的“惡托幫”。

比起《祖先》，中篇小說《原始坑洞》（《花城》1994年第5期）的現實指向性更加分明，寓言色彩淡化，但鄉村作為惡托幫的圖景卻愈益強化。面對血腥與暴力，還有人在絕境中的無助，敘述人的態度依然冷漠如故。這是一個能充分激發出人的惡心感的故事。一對山村小兩口婚后不能生育，急于傳宗接代的母親六甲從醫生金光口中得知原因在兒子身上，于是借故將兒子蕭玉良支出去一段時間，給兒媳孔力提供“借種”的機會。自然，作為鄉村婦女，六甲無從考量兒媳借種生子又與“宗”“代”何干？但人性之惡，就此開始上演。蕭玉良前腳離開，孔力便開始勾引路過的謀子，暗示他晚上前來偷歡。不想，蕭玉良當晚返回家里，等到孔力和謀子好事完畢，手持鑿刀進入房間，結果在搏斗中反被對方殺害。一樁鄉村血案就此釀成，行兇后謀子遁入后山，躲在一處坑洞中。唯有母親秦娥知道其藏身之所，她在警察龍坪、仇人六甲的嚴密監視下，想盡各種辦法給謀子提供衣食，以維持他那行尸走肉般的生命。在無望的遷延中，謀子開始懷疑生命如此持續下去的意義。時日一長，透過蛛絲馬跡，六甲找到了后山坑洞邊，奄奄一息的謀子，看見抱著干柴的六甲身影酷似媽媽，他幻聽到母親的召喚主動走到六甲跟前，最終被對方殘忍棒殺。六甲替兒子報了仇，卻也毀了自己；秦娥最終還是失去了兒子，卻被金光告知孔力所懷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孫子。人性之惡在兩個家庭之間輾轉、盤旋，一眾人被纏繞、消耗其中，直至以暴力終結惡心。

小說以殺戮始，又以殺戮終。古老的觀念，如同一個原始、銹跡斑駁的牢籠，將鄉村人眾囚入其中，毀掉了兩個家庭。而那個原始坑洞，更是一個現實的牢籠，囚于其中的謀子早已喪失生趣，但他被六甲所殺，反過來證明秦娥的所有努力終成一場空無。如果說，《祖先》讓人看到因貪欲而形成的一個惡托幫世界的話，那么，《原始坑洞》則讓人看到愚昧的復仇法則，以及原始的無立場的護犢心理，同樣將人帶入惡惡相因的“原始坑洞”──人性的牢籠。小說中的那個原始坑洞，對謀子來說是庇護也是囚禁，更喻指人心的黑暗與幽深。某種意義上，小說呈現了一個因理性喪失而導致的鄉村惡托幫。

《沒有語言的生活》（《收獲》1996年第1期）呈現的是各有殘疾的一家三口的鄉村處境。父親王老炳盲于目，兒子王家寬病于耳，兒媳蔡玉珍口不能言。一部中篇小說如此人設，自然是作家的刻意安排，一以貫之地彰顯東西那極致敘事的追求。只是，比起前兩部作品，此篇人設雖然極端，敘事卻較為平和；敘述人的立場即便刻意保持中立，但還是明顯透出一種溫厚的傾向。文字里的鄉村日常生活場景人間煙火氣濃郁；而或許就因為這種極端的人設，很多人從中讀出了寓意和形而上的意味。這篇小說立意精巧，卻又渾然天成，是東西迄今最為成功的中篇。

三個殘疾人相濡以沫地過著一種“沒有語言的生活”，最為常見的敘事套路不外乎表現人世的苦難與溫情，追求一種顯在的詩意。但是，如果那樣就不是東西。他所要表現的，還是在一個鄉村惡托幫世界里，語言成為多余之物的一家三口會遭遇什么？結果是“惡”并不因這一家三口的“弱”而放過他們。蔡玉珍沒有進門之前，王家臘肉被頑劣少年偷走，面對類似的小惡，作為弱者王老炳只能懇請對方放過自己，即便對方是孩子。臘肉被偷，只是王家遭遇到的微末侵犯，隨著情節的推進，周圍那更為深重的惡意，一步步逼近這個特殊的家庭。王家三人的處境愈發惡劣，無法在村子里待下去，他們挖掉小河對面的祖墳，辟出宅基，重新建屋，避開原來的環境，以求安寧。但更大的侵犯還是隨即跟來，啞巴蔡玉珍被趕過小河來的謝西燭強奸了；因為王家的弱勢，謝還不以一次得手為滿足。

為了求得安寧，王家拆掉小河上的木橋，斷絕跟河對面的聯系。但孩子王勝利的出世再次打破了這份安寧。他上學第一天學得的那首兒歌便是自己殘障父母的嘲笑與詛咒。當王老炳讓孫子明白這一切之后，孩子從此變得沉默寡言“跟瞎子、聾子和啞巴沒什么兩樣”[10]。小說就在這惡意絕望的彌漫中結束。在惡的世界里，殘障弱者的命運便是沒有來由地被愚弄、被侵犯、被欺凌，而且無處可逃。幾乎沒有比這更為直截而顯豁的惡托幫敘事了。

貪婪的欲望、陰損的內心、殘暴的傷害，還有對弱者的愚弄、侵犯與霸凌，是作家東西表現鄉村之“惡”的多重側面。他以一種極致化敘述，某種意義上開拓了當代鄉村敘事的新維度，讓人看到一種別樣的鄉村圖景。將鄉村浪漫化和詩意化是最常見的敘事維度，亦不乏荒原式的鄉村想象；但在東西筆下，鄉村之“惡”無關乎物質的匱乏，卻生成于真實的世道人心。作為一種敘事方式，鄉村惡托幫敘事，無疑傳達出了東西對鄉村的認知和理解，這一想象方式無疑受其早年鄉村經驗的宰制。由此看來，所謂“肉中刺”云云，不過是東西難以放下那橫梗于經驗深處的鄉村之惡的體驗，那是一種難以治愈的創傷性記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東西極致化的惡托幫敘事里還是存在裂隙。即便惡意彌漫令人絕望，但鄉村對于東西來說到底是如此特殊的經驗和經歷，在整體貌似極為板結、密實的惡托幫敘事里，讀者還是可以不時見到文字背后的烏托邦沖動。

三

東西的鄉村敘事幾近呈現了一處“惡之國”；然而，就在如此持續而徹底的惡之圖景呈現的過程中，亦時現難以遏抑的“烏托邦沖動”，讓人感受到善意與美好，感受到人性的光輝。“烏托邦沖動”讓東西的“惡托幫敘事”出現裂隙，在文本中留下諸多癥候。

《祖先》臨近尾聲，罪孽深重的竹芝自感大限將至，彌留之際想起自己傷害過的那些人，竟然心生懺悔。她想求得冬草的原諒，將其喚至床前，交還那只當年被她搶走的玉鐲以求心安。在她看來，只要冬草能原諒自己，那么見遠和福嫂也能原諒。玉鐲雖然令冬草想起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但還是將它放在了竹芝枕邊以示諒解，竹芝這才瞑目而去。冬草此舉令光圈不以為然，他認為手鐲應該塞入竹芝的下身，讓她也感受一下被侵犯的滋味。小說呈現的鄉間諸般惡人、惡事，幾乎令人窒息，然而，數十年后作惡者的懺悔，受難者的諒宥，這床前一幕卻充滿了溫情與詩意，也是作者在整篇小說里給出的一點亮色，讓人感到東西在對一棵楓這個惡托幫的敘述過程中，陡然生出了烏托邦沖動，不然，整篇小說會顯得如此壓抑。然而，作家那極致美學的追求，讓瞬時的美好真的就只是一個“沖動”而已。那只不無象征意味的玉鐲，隨即召喚出更大人性之惡——竹芝的墳墓當晚便被挖開，尸體被野狗撕成碎片。見此情景，冬草為自己錯放玉鐲而懊惱。冬草始終是一棵楓這個惡托幫里的異質性存在，即便她被侮辱、被損害，但還是讓人感受到人性光輝的朗照。她被召喚至一棵楓便有了一個烏托邦場景的出現；她離開，一棵楓便被更大的惡所淹沒。

誠如有論者所說的那樣，“東西創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的小說其實是從許多作者認為小說已經結束的地方開始的”[11]。東西在小說結尾一貫彰顯其“狠勁”。如前文所述，類似結尾也出現在《沒有語言的生活》里。值得注意的是，東西鄉村敘事里惡托幫想象與烏托邦沖動的糾纏，在文本層面常常表征為一條河的出現。這條預設的河區隔了善惡。《祖先》里，竹芝最終以十畝水田的價格將冬草賣給扁擔。冬草被抬過楓樹河，從此與一棵楓分屬兩個世界。這條表征烏托邦沖動的河，同樣出現在《沒有語言的生活》里。前文說過，從情境預設來看，《沒有語言的生活》無疑極其容易寫成帶有牧歌情調的鄉村烏托邦小說，東西卻似乎始終在規避這種情調的生成。在我看來，這是一次自覺的反鄉村烏托邦書寫，充分彰顯東西不同于其他現當代作家觀照鄉村的立場和情感態度。這篇小說的巨大張力在于，在一個原本烏托邦敘事的框架里進行惡托幫建構。烏托邦沖動在這篇小說里，可謂旋生旋滅，旋滅旋生，糾結不已。這一敘事圖景傳達出了東西對于鄉村的態度：“大地在東西筆下沒有呈現烏托邦的色彩，過去也沒有成為鄉愁的主題”[12]。作為“農裔城籍”作家，東西在處理鄉村與城市的情理悖謬時，他顯然以一種決絕的姿態，拒絕鄉愁的生成。王老炳、王家寬、蔡玉珍被眾鄉親擠兌出村，象征著三個弱者對惡托幫的果決逃離。而他們在彼岸重建家園的無聲協作，作者借此岸劉家昌的眼睛呈現在讀者面前。在被一條河區隔開來的世界里，這明顯帶有世外感的鄉村日常生活情景，顯然是作家本人烏托邦沖動的外顯。醫生劉順昌看到蔡玉珍不小心被瓦片砸破腦袋本能為此焦慮之時，卻見王家寬從容將女人背至河邊，為其洗凈臉上的血跡，采了草藥，放在嘴里嚼爛，為之敷上，然后快樂地背其回家，進門前換了姿勢將女人抱進去。接著王老炳摸索著進門，大門無聲地關上，三人的一天就這樣結束。其樂融融的幸福感，彌漫于字里行間。可以看出《沒有語言的生活》的局部，不時出現沈從文《邊城》的情調與文字質感，或許可以視為無意中向前輩作家致敬之舉。只是，雖然有一條河的屏障，但此時河上有木橋跟對岸相連。木橋意味著“惡”之侵入的可能，以及烏托邦面臨的潛在威脅。隨之而來的一個秋夜，蔡玉珍便被過河來的鄉親謝西燭強暴。這令人發指的性侵，令蔡玉珍嘴里突然冒出“我要殺死你”。啞巴開口，是弱者在被殘忍侵犯之下所出現的奇跡，是對惡的譴責與不能原諒。前述基于烏托邦沖動而來的詩意旋即被消解殆盡。

面對侵犯，王家寬這次沒有采納王老炳拆掉木橋的建議，暫時延緩跟對面那個世界的徹底隔離。他想到那個侵犯得手的人，不會就此罷手。一切盡在王家寬的預料之中，而一個瞎子、一個聾子、一個啞巴，齊心協力制服、懲處了再次前來的侵犯者，無疑是《沒有語言的生活》最具想象力，亦最具苦澀詩意的烏托邦圖景。姑且懸置現實的可能性，但讀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內蘊于作者內心的那股烏托邦沖動，讀者與其說感動于故事，倒不如說感動于這份沖動。面對惡，弱勢者退無可退之處的協力反抗，一如他們重建家園的協力合作，同樣詩意洋溢，只是，前者苦澀，后者溫馨。在我看來，這是極具想象力的烏托邦想象。

如果說，在《沒有語言的生活》里惡托幫敘事與烏托邦沖動是一種敘事的夾雜與變奏，潛在傳達出東西對鄉村烏托邦的本能親近與理性疏離的話；那么，在稍后的《原始坑洞》里，則基本上是來自別一世界的惡托幫敘事圖景。只是，即便在那惡意彌漫的敘述里，也還是不時有源于烏托邦沖動的溫情的流露。小說開篇不久，謀子偷情、殺人，遁入后山之后，未婚妻臘妹便坐著情人向陽的拖拉機來到谷里村退婚，將聘禮扔到秦娥腳邊，令其轉告兒子，她不會愛一個有野老婆的男人，更不會愛一個殺人犯。當秦娥反問她現在不是也有了野老公？臘妹倒是坦承自己有野老公，但沒有殺人。這里貌似是一個沒有溫情與廉恥的地方，人與人攀比的只是“不那么惡”，而不是更好。人們對惡意的表達都是如此直接。上天的報應似乎也來得極其及時，就在返回路上，臘妹和向陽在離谷里村三里路的地方翻車而亡。消息傳來，秦娥還是做出決定，用為丈夫八貢準備的棺材收斂了臘妹。而對這一溫情和善意的回應，出現在小說將近尾聲處，秦娥和八貢陷入無邊的困境，耕牛死了，眼看田地荒蕪，衣食無著，臘妹爹和三個兒子自帶耕牛、農具忙完了秦娥家的農活，悄然離開谷里村。在這篇惡心感彌漫，幾乎難覓美好的鄉村敘述里，這善意的施與和回應，卻讓人充分感受到了鄉村的和煦與溫情。而在惡托幫敘事占絕對主導地位的鄉村敘事里，溫煦與善意的出現更能體現出烏托邦念想作為“沖動”的品格。在東西的筆下，它一如電光石火，靈光乍現。

進入新世紀，東西以短篇小說《秘密地帶》“徹底地告別了對鄉村的浪漫懷想”[13]。小說敘述城里的年輕人成光因不堪戀人離去的打擊，投河尋死，被蓮花姑娘救起，如此得以進入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蓮花河谷，“沒有煩惱，沒有疾病，沒有哭泣，沒有臟話，人們平等相處，吃的都是素食；姑娘特別漂亮，人們都很善良，身體健康，長命百歲；有山有水，空氣清新，特別適于人類居住……”[14]。見證種種美好，成光愛上了這個地方，更愛上了蓮花姑娘，只是對方不辭而別，他追尋到城里，向周圍人講述自己的經歷，人們卻將此視為神經病加重的表現。成光無法相信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是一場虛幻，第二年春天賣光家產再次找到蓮花河谷，才發現除了幾處殘垣斷壁，此前的村莊蕩然無存；而從一塊石碑上的文字發現此處原來是夜郎國公主謝蓮花的戰死之地。而所謂世外桃源不過是自己心造的幻影，是人與鬼的糾纏，是個人不能說出的所謂秘密地帶。《秘密地帶》的反諷色彩濃郁，貌似是一次鄉村烏托邦的沉浸式建構，實則是東西對此前作品中不時出現的烏托邦沖動的戲謔與調侃。喻指人們所看重的那些人世美好，不過是一個神經病患者的臆想。對烏托邦的這種不信任甚至否定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規約著東西此后的敘事面貌。此篇之前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在我看來，是烏托邦沖動在東西“成長敘事”里的表現。而自此篇之后，無論是鄉村敘事還是成長敘事，在東西筆下似乎再也難覓烏托邦沖動的表征。

四

惡托幫和烏托邦不過是兩種相對的敘事圖景，本質上都是一種想象。作為想象方式，它決定于作家的個人經驗和價值判斷。在深遠的農耕文明的背景下，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想象大多以鄉村作為載體，典型意象如桃花源。在我看來，東西鄉村敘事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幾乎拒絕了鄉村的烏托邦想象，且以一種鄉村寓言的方式轉向了它的反面，著力于鄉村惡托幫書寫──讓人看到一種始終比當下更其惡劣的鄉村圖景和人性狀態。然而，或許對于美好與善意的追求始終是人類的原始沖動，東西在惡托幫敘事里亦不乏烏托邦沖動的表征。在當代作家中，這是一種罕見的現象，事實上在東西的都市敘事中亦是如此。進入新世紀，東西以兩部短篇小說集中傳達出他對烏托邦的反思。自此以后，惡托幫敘事在其長篇小說《后悔錄》和《篡改的命》里更有淋淋盡致的體現。特別是后者，無論其中的鄉村敘事還是都市敘事，可以說都是東西惡托幫敘事的極致。

注釋

[1][8]東西、符二：《不顧一切的寫作，反而是最好的寫作》，《作家》2013年第1期。

[2]東西：《朝著谷里飛奔》，《敘述的走神》，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頁。

[3]東西、候虹斌：《最厲害的寫作是寫出最廣的內心》，《南方都市報》2006年4月8日。

[4][12][13]張柱林：《小說的邊界──東西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8頁、173頁、169頁。

[5]DystopiaDystopia. （1989）. I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Retrieved fromhttps://www-oed-com.easyaccess2.

lib.cuhk.edu.hk/oed2/00071444.

[6]Sargent，L. T. （1994）.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Utopian Studies，5（1），9.

[7][11]張柱林：《“改天換地”的想象與真實——兼及東西寓幻現實主義小說的敘事特征》，《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9][10]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頁、48頁。

[14]東西：《秘密地帶》，《大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