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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東西:寫作小辭典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 東西  2021年12月13日00:00
    關鍵詞:東西

    【人物可不可愛】

    眼下,我和一些朋友或網上的讀者談論小說時,他們常常情不自禁地用“可愛”來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說,人物可不可愛成為他們閱讀的一項重要指標。這讓我略感吃驚,并強烈地感受到時間對閱讀的改變之強烈。就在五年前,同樣是這些朋友,他們并不用“可愛”來要求人物,而是要求人物有沒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人物能不能引發思考或戳到痛處?卻不想五年之后,他們的閱讀要求和新一茬的網上讀者不謀而合。是他們不想心煩或是他們的心理年齡突然變年輕了?我不敢肯定,但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改變他們,也在改變文學。

    要把人物塑造成可愛型首先就是不能有缺點,尤其是不能有令人討厭的缺點,再加上善良、無私、不計較、大方、助人,等等。這樣的人物第一次出現,我們是喜歡的,但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作家總是把這樣的人格特征放到主人公身上,那我們的審美會不會疲勞?不能要求讀者警覺,但寫作者起碼要敲敲腦袋。縱觀中外文學,無論是魯迅筆下的阿Q、孔乙己或祥林嫂,抑或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托爾斯泰等文學大家筆下的人物,沒幾個可愛的,于連可愛嗎?拉斯柯尼科夫、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可愛嗎?不可愛,但正是他們的不可愛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人性。為什么文學大師們不多寫可愛的人物而偏偏要寫不可愛的?難道他們不曉得討好讀者嗎?當然知道,只是他們不想給讀者提供簡單的“傻白甜”式的人物,而是要寫出人性之深,甚至故意冒犯讀者,甚至帶著偏見。故意冒犯是迫使讀者思考,而偏見則是小說的本能之一,它想要的效果還是思考。

    但今天的讀者一點也不喜歡被冒犯,更不喜歡偏見,他們希望作家像打理生活那樣井井有條,像為人處世那樣沒有瑕疵,不喜歡違和感,更不喜歡卡夫卡創作的“甲蟲”(《變形記》里的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而是需要讀起來心里一片舒爽的人物。可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們不能把自己做不到的人生全部交給作品里的人物來完成,他們也應該和我們一樣有成功有失敗,有幸福有病痛,有快樂有抑郁,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假如我們總是以人物不可愛來否定作品或拒絕閱讀,那我們就得小心了,因為這是一種被格式化的征候。

    那么,老是寫不可愛的人物難道不也是一種格式化嗎?是的,但可愛的人物大致相似,不可愛的人物則各有各的不同。

    【反向塑造的人物】

    冉咚咚是我在長篇小說《回響》里塑造的一位女主人公,她在偵破一樁兇案的過程中發現丈夫慕達夫兩次開房不報,于是對丈夫進行詢問。丈夫含糊其詞,讓冉咚咚的懷疑加深,她憑多年辦案養成的直覺斷定丈夫出軌了。偵破案件的冉咚咚是理性的,但偵破愛情的冉咚咚卻是感性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大多數讀者喜歡理性的冉咚咚而不喜歡感性的冉咚咚。理性的冉咚咚敏銳、機警,有責任有擔當,最終找到了真兇。感性的冉咚咚把辦案的這套方法用于情感偵破,發現不僅找不到真相,反而把好好的家庭給拆散了。

    這是我故意對人物進行的一次反向塑造,即用她不那么理性或者說不那么恰當的行為來塑造她確鑿的美麗心靈。她詢問丈夫,測試丈夫,甚至不惜用離婚來考驗丈夫,都是為了一個答案:他還愛不愛我?如果我們肯定她的這種追問,那就說明我們的心里仍然渴望愛情,是愛情的理想主義者;如果我們反感她的這種追問,那就說明在我們的心里愛情早已死了或者說我們對愛情壓根兒不再懷抱希望。因此,“追問”才是這個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是寫作者對她塑造的主要動力,無論是追問案件或是追問愛情。

    那么,她身上的這個“追問”特征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她經常面對刑事案件,每一次偵破都要撥開無數謊言才能抓到真兇,所以,她對人的信任信號很弱;其次,她偵破的案件恰恰是第三者插足引發的命案,而這樁命案以及牽涉到的家庭和愛情都引發了她的聯想;再次,丈夫的每一次辯解都顯得那么可疑,以至于她根本停不下追問的腳步;此外,她在辦案過程中積累了太多太多的垃圾情緒,她需要找一個人來分擔,沒有別人,只能是自己最愛的丈夫,所以,她對丈夫的心理折磨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變相撒嬌。只有綜合以上各點,也許我們才能理解這個非扁平人物,并喜歡她。

    【作家的三種溫暖】

    第一種,生活的溫暖。一九九一秋天的深夜,我在夢中忽然聞到酒香。醒來,我回憶它的味道,那是包谷酒的香,夾雜些許焦糊。腦海頓時出現父親站在灶旁熬酒的畫面,甑子、墻壁、水蒸氣以及嗶剝燃燒的木柴也都一一浮現,整個村莊都復活了。離鄉多年,父親熬酒的畫面在我身上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我在暗夜里懷念他,想象他的一生,想象他的愛情,想象他的秘密,想象他喝醉后的想象……第二天,我便以他熬酒為題材,開始了短篇小說《幻想村莊》的創作。這是我第一次以親人為題材創作小說,一邊寫一邊重溫童年時父親給予的溫暖。之前,我以散文的形式描寫過母親,她給予我的溫暖更多。在我一到三歲的這段時光里,母親既要照顧我又要參加集體勞動,鋤地時她把我背在身后,用背簍運送糧食時她把我掛在胸前,我就像吊在她身上的一只小小的猴子,隨她的勞動需要而前后移動。我外出求學后,是她利用一切業余時間養牲畜養家禽換錢,為我提供學費和生活費。她的精心呵護與無私奉獻,在我的心靈種下了感動的種子,以至于我在縣城讀高中時就下定決心做一名作家,目的就是要寫出我對父母以及親人的所有感動。有作家說年少時恰當的困難是寫作最好的老師,但我要補充:光有困難不一定能成為作家,成為作家必須在困難面前有感動,而產生感動的前提就是曾經獲得過溫暖。

    第二種,閱讀的溫暖。除了生活的給予,我還在閱讀中獲得過溫暖。現在溯源,發現最初的閱讀感動是從魯迅先生的文章里獲得的,他對車夫產生的尊敬(散文《一件小事》)以及對兒時玩伴閏土產生隔膜后的自責(短篇小說《故鄉》),曾深深地溫暖過我這個來自底層的少年。那是一個作家給予一個讀者的心理補償,使我相信這才是文學最美的功能。漸漸地,我的閱讀量越來越大,我從郁達夫的日記里讀到了真誠,從沈從文的《邊城》里讀到了鄉村少女細密的心思,從卡夫卡的《變形記》里讀到了人變成甲蟲后的絕望,從《紅與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霍亂時期的愛情》等名著里讀到了復雜的情感,這些復雜的情感無一例外地滋潤了我的心靈,使我了解人性,并在了解人性的基礎上漸漸變得強大。這是另一種溫暖,它讓我獲得的同時學會了對它的寫作。

    第三種,寫作的溫暖。一九九六年,我創作完成了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小說講述一個特殊家庭的故事:父親王老炳被馬蜂蜇瞎了雙眼,兒子王家寬是個聾人,娶了一位啞人蔡玉珍為妻。一天晚上,蔡玉珍被人欺負了,因為她是啞巴即使被欺負了也說不出來,聾人王家寬看見蔡玉珍衣衫不整,就告訴他爹王老炳,說玉珍被人欺負了。王老炳問蔡玉珍你看見欺負你的人是誰了嗎?蔡玉珍搖頭。王家寬說爹,她搖頭。王老炳說你沒看清楚他是誰,那么你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傷口了嗎?蔡玉珍點頭。王家寬說爹,她又點頭了。王老炳說傷口留在什么地方?蔡玉珍用雙手抓臉,然后又用手摸下巴。王家寬說爹,她用手抓臉還用手摸下巴。王老炳說你用手抓了她的臉還有下巴?蔡玉珍點頭又搖頭。王家寬說現在她點了一下頭又搖了一下頭。王老炳說你抓了他臉?蔡玉珍點頭。王家寬說她點頭。王老炳說你抓了他下巴?蔡玉珍搖頭。王家寬說她搖頭。蔡玉珍想說那人有胡須,她嘴巴張了一下,但什么也沒有說出來。她急得想哭。她看到王老炳的嘴巴上下長滿了濃密粗壯的胡須,她伸手在上面摸了一把。王家寬說她摸你的胡須。王老炳說玉珍,你是想說那人長有胡須嗎?蔡玉珍點頭。王家寬說她點頭。就這樣,他們利用對方的健康器官,艱難地達成了溝通。一些讀者讀到此處時眼眶濕潤了,他們說從中讀到了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