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東西的新作《回響》，圍繞對“大坑案”真兇的追查展開敘事，“心靈偵探”冉咚咚與其說是在破案，不如說借助破案來證實她的直覺，試圖解剖荒誕生活的謎底，探索人性罪惡的根源，揭示出時代隱秘的心靈危機。《回響》不是一系列懸疑事件集合，也不是驚悚故事的串聯，它既延續了現代偵探小說對破碎、孤獨的都市生活的審視與反思，又試圖重構某種與傳統連續性相反的整體性。

一 對偵探小說的戲仿

19世紀隨著柯南·道爾的小說譯介到中國，西方偵探小說由此也正式引入，“偵探小說”的概念逐漸確立，20世紀20年代已降中國誕生了一批偵探小說：《傀儡劇》《霍桑探案集》（程小青）、《宋悟奇新探案》《雙雄斗智記》（張碧梧）、《燕尾須》《劫心記》（孫了紅）等。進入當代之后，偵探小說在“反特防奸”題材類型上繼續演進。80年代之后日漸多元化，在當下內容發展為涵蓋探秘、犯罪、推理等的推理小說、懸疑小說、犯罪小說等熱門類型。從偵探小說的類型演變中，可以窺見其敘事具有相似的模式：案發現場——偵探出場——偵查線索——真相大白，從作案——報案——查案——破案的破案過程，以善惡對立為價值立場，使讀者沉浸于解謎。類型文學的敘事推進依靠懸念的設置，隨著謎底解開敘事達到了高潮。因此，當故事的真相完全解開時想象終結意義停止，滿足讀者期待完成抵達，制造“爽感”或造成警戒。

顯然，《回響》的敘事并不單純依靠驚悚的氛圍、懸念的設置來吸引讀者，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敘述案件的偵查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各種現代社會的癥候與人性的秘密。《回響》的最終指向并非傳統意義上公案小說以塑造 “青天”形象為旨歸，也不僅是完成關于懲惡揚善、伏法受罪的說教，更不是為了制造真相大白后的一次性“爽感”。

小說敘事從死者（夏冰清）漂在西江上，由群眾發現并報案開始。經過警察（冉咚咚）調查發現夏冰清是邁克爾連鎖酒店董事長（徐山川）的情人，經過調查、詢問徐否認殺害夏。案件與小說敘事同步看似很難繼續推進，至此，如果小說的敘事一直以“真兇是誰”為導向，無疑是這種類型小說的敘事套路。而巧妙的是主人公（冉咚咚）偶然之間向平靜的家庭生活投去一塊石頭，并驚起漣漪，隨著案件的偵查同步蕩開。主人公對嫌疑人內心世界詢問與之進行心靈對話，開啟一場有關“人性”的偵探，試圖探索人類內心罪惡根源的奧秘，揭示心靈深處的危機（焦慮、迷茫、漂泊無依感、謀殺欲等）。當她以現實主義方式破案，而案件毫無頭緒之時，她無意間向丈夫（慕達夫）提及在查案期間發現他的開房記錄并問起緣由，但是丈夫謊稱開房是為了打牌，為了圓謊他不斷制造證據來證明清白，但他越是努力掩蓋，越想要證明無辜，真相就越向著反方向發展。伴隨著“大坑案”的推進，冉咚咚從開始懷疑丈夫開房按摩“加項目”、懷疑他與貝貞搞婚外情、到懷疑他與女學生卜之蘭的不倫戀。由于缺乏確鑿的證據，因此她一遍遍地偵查丈夫并與之進行心靈較量，在懷疑與信任之間掙扎，在家庭和工作中求平衡，在真相與假象之間求索，在愛與恨之間糾結。因此，敘事就在偵破兇殺案和偵破愛情與生活的真相纏繞中推進。

畸變的性愛主題通常是偵探小說的敘事結構中的重要因素。不同于傳統的愛情主題敘述，現代城市背景下的性愛主題、兩性關系變得更加復雜，與現代家庭關系的畸變密切相關。性愛主題也是東西小說中的重要主題，在《耳光響亮》《后悔錄》《沒有語言的生活》《猜到盡頭》等小說中也曾涉及，他所寫的都是普通人的“性”，以及它如何導致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的秩序處于脫軌狀態。《后悔錄》是一部關于性壓抑年代的寓言，在性壓抑下人性的異化。《耳光響亮》是市場經濟背景下，性的泛濫與欲望騷動的時代隱喻。《回響》是從現代城市家庭的畸變開始。就故事層面而言，《回響》是由一個失貞案演變為婚外戀，最終惡化為兇殺案。某種程度上，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概念“偶合”相似——婚姻神圣性的消失，性生活的混亂，個體欲望膨脹的合理化等。其結果就是身份感的消失，人格的缺失。《回響》是基于畸形的性愛關系上引發的“偶合”危機，是肉體的“破戒”。肉體滿足企圖戰勝精神的誓言，小說人物的肉體的越界、性欲的膨脹、欲望的快感試圖戰勝精神信仰。

20世紀以降，“價值危機中就在于愛的全面異化和意志的普遍淪喪”[1]。因為愛發生了變異，過去性與愛一體產生了分離，愛由此產生了危機，導致了性的泛濫、性的反叛、性的危機。那么如何驗證愛的意義？首現就要檢驗性是否忠誠而純粹。小說中當證據中斷時，敘事邏輯無法推進，與冉咚咚的直覺是偵破人性的真相與愛密切相關。她對嫌疑人的愛、道德、良知等精神世界進行審查和取證，她認為最有效的途徑應該是從偵查“性”入手。冉咚咚認為“愛”必須是從一而終的，因此她不斷在詢問的過程中問嫌疑人（沈小迎）“‘你覺得你還愛徐山川嗎？’‘你覺得愛情是可以分享的嗎？’”[2]等考驗道德、良知的問題。看似與破案無關，實際卻是敘事的另一條線索。她把對丈夫的拷問轉移到案件中，又把案件中的可疑與相似的推理運用在考驗夫妻感情之中，她逐漸疏遠丈夫（慕達夫），通過爭吵、分居、離婚的方式逐漸遠離他，既要實現肉體的疏離又要擺脫情感的依戀，試圖要以不愛的方式反偵他的愛，偵查他的愛是否純潔與忠誠，使得敘事在兩條故事線真假虛幻的纏繞中逐漸推進。但由于愛把人們帶入了一種緊張狀態之中，“事實上，當愛得到回應時，愛者往往比沒有得到更加焦慮……人們不是把自己僅僅封閉在狹小的自我牢籠里，就是通過使性愛分離，設法達到一種肉體交合而心靈并不相愛、情感并不涉入的境界”[3]。也正是因此，人們就越要證明愛。經過冉咚咚的提審和調查發現：夏冰清不甘心從受害者淪為第三者，她不斷糾纏徐山川，企圖終止徐山川與夏小迎貌合神離的夫妻關系，試圖向他索要大筆資金，一切看似報復的行為之下掩蓋不住她內心的焦慮。徐山川忍受她的糾纏，擔心身敗名裂；同時與她藕斷絲連，享受肉體的愉悅，肉體始終在“上帝”和“撒旦”之間搖擺。

“性之所以喪失了活力，乃是由于性與愛欲的分離……追求性的感官享受，正是為了逃避愛的刺激”[4]。愛欲與性欲的沖突，使得愛成為一個謎團，一個難題，于是敘事文學無法繼續講述一成不變的永恒的愛的故事。性與愛的沖突、愛的焦慮仿佛才是常態。文學史中關于性與愛的思索有多重闡釋，《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從性與愛思考存在，《霍亂時期的愛情》在人生不同階段對性與愛的反思，《包法利夫人》與《安娜·卡列尼娜》愛與欲的掙扎等等，《回響》則是從案件源于一種畸形的性愛關系展開敘事，把人物置于一個不缺“性”而缺“愛”的背景下，愛的對象多重性、愛的意義模糊性、愛的選擇困難性的多重前提下，他們質疑愛、尋找愛、追問愛、反思愛、偵查愛。小說敘事隨著案件的推進，是對偵探小說的形式戲仿，反思現代城市中的精神癥候，對人性與內心深處的機密洞察。

二 心靈奧秘的偵探

在現代都市中，作為西方傳統現實理性主義化身的探長的失敗宣告了理性主義的破產。就此意義而言，穿梭在“人群中的人”化身心靈偵探登上歷史舞臺。美國作家愛倫·坡對都市經驗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關注都市里的市民群體，并塑造了“人群中的人”的典型“杜賓”，與其說他在破案，不如說他在通過破案來證實自己的奇想，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透過他的雙眼發現繁華喧鬧的都市背后的秘密。此外，偵探家族中還包括：貝克特（《荒涼山莊》）、福爾摩斯（《血字的研究》）、波洛（《東方快車謀殺案》）、勒考克（《勒考克偵探》）、哈納得（《玫瑰山莊》）、埃勒里·奎因（《羅馬帽子之謎》）等等。他們作為城市人群中的一員，穿梭在“以石頭為背景，街道的交通充斥著奇異的色彩和音響”[5]般的現代城市，仿佛能夠從中窺探現代城市的諸多秘密，他們眼中的街道與其說它是一個地點，不如說是一個隱喻。因此，作家們也紛紛將目光投向城市街道：波德萊爾將目光鎖定巴黎迷離街景、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戀彼得堡的大街和地下室、莫迪亞諾不停地尋找暗店街……企圖從底層民眾、流浪漢、拾垃圾者、妓女、陌生人……惡狠狠的眼神、憂郁的面部神情和眼神深處，透析都市的外部與內部的機密。“偵探小說最初的社會內容是消滅大城市人群中的個人痕跡。”[6]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探長在現代城市中尋找真兇常常束手無策，真兇往往是“人群中的人”，犯案之后又迅速回到人群之中，作案的證據可能遺留在某個街道的拐角，也有可能在一堆雜亂無章的細微痕跡中，甚至可能僅是殘存在空氣中的一縷氣息……心靈的偵探似乎能捕捉碎片化的細微的痕跡，追尋真相。

警察——作為傳統的“現實主義者”，想要在現代都市的人群中一次性尋找一個完整的面孔，毫無疑問是艱難的。因為相似的現實主義偵查技術只在“熟人社會”產生效果，而在陌生世界里，案犯鮮少留下犯罪痕跡，頭發絲、指紋、腳印、血跡等可以通過現代技術檢驗的證據幾乎很難在現場尋找蹤跡，因此，破案轉向了依靠直覺與想象。小說《回響》有兩條明確的線索，一條圍繞追蹤殺死夏冰清的兇手展開，另一條則圍繞丈夫撒謊展開。兩條線索看似平行，一條敘事線索圍繞破案工作，另一條線索以家庭生活為核心。然而兩條線索的交叉點就在于冉咚咚，偵查兇手時她是理性主義的化身，她追尋線索和證據；在婚姻的縫隙之間尋找線索時，她是直覺主義的化身，她不需要證據，甚至害怕直接的證據會干擾她的判斷，而是憑借直覺判斷。在小說開頭留給她的難題就是一具身份不明的女尸，并且右手手掌被砍掉，除此之外毫無證據。她是誰？她為什么會漂在西江？這些都困惑著她。案件的推進依靠一條陌生的消息“或許是她……”，經過確認，找到死者的父母、核實身份。然而關于她生前最后一次跟誰接觸？她的死因？也絲毫沒有頭緒。冉咚咚無意間發現死者家里書架上一本書里寫著“徐山川”三個字，在毫無頭緒的案件中找到了第一個嫌疑人。但是徐山川拿出證據證明自己案發時間不在場，案件不得不再次中斷。案件的再次推進是她在詢問吳文超時無意間發現，在他的文化公司里，她看到一張躺椅，推測那是給夏冰清準備的，并且他們認識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關系并不像吳文超一開始所說的那么普通，后來得知吳文超甚至了解她全部的秘密。而吳文超畏罪潛逃，因此案件又再一次中斷。她從吳文超的母親入手，追查他的下落。他突然仿佛從人間蒸發，當他收到母親的信息后突然出現，并在母愛的感化之下供出事實。顯然，家庭和親情在某種程度上比冰冷查案的工具有效。隨著線索中斷，冉咚咚依然無法靠單純的推理來證明直覺的有效性，她不得不求助于想象。她猜測幸福的人不可能或者很難犯罪，但是犯罪可以轉移。破案得以進行依靠一個陌生的號碼。從徐山川與徐海濤的通話記錄里找到了蛛絲馬跡，順著他找出了嫌疑人劉青。冉咚咚的困惑并沒有完全解開，而且案件的真相并不能說服她，而真兇依然逍遙法外。而劉青的認罪與伏法源自冉咚咚對其內心防線的進攻，她前往埃里村，最近距離的接觸嫌疑人，最初企圖以身份震懾他，但顯然失效。案件的轉機在于卜之蘭的眼淚，她因為愛而產生恐懼、擔憂，觸碰到劉青內心筑起的堅固防線，并將其擊垮。因此，人類罪惡的根源在于心靈之中，面對這一情況，作為心靈的偵探她將其偵破，并使罪犯的心靈得以拯救。案件最終偵破，顯然愛的力量無法估計。

對心靈奧秘的探索，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圣經》中，“該隱弒弟”的記敘是最早的犯罪，引發關于“罪與罰”的思索；在《俄狄浦斯王》中出現“弒父娶母”情節，衍生出犯罪、懸念、推測、審判、懲罰等敘事過程，進一步深化與揭示人類內心隱秘的犯罪欲。心靈偵探不是為了尋找直接的證據，相反，要做到排除那些與自己認定的東西不相符合的跡象，與罪犯進行精神交流，從心靈深處尋找案件偵破的關鍵，同時也是心靈的拯救者。作為一個人性偵查的密探，冉咚咚從案件中抽離出來，與傳統“現實主義” 的偵查方式保持距離。她在城市里尾隨那些來自郊區、邊緣地帶的人——“人群中的人”（小說中的吳文超、劉青、徐海濤、小劉、小尹……），他們是黑格爾稱之為“市民社會的史詩”中的人，而非英雄和神；他們是弗萊定義的“低模仿人物”[7]——包括市民、小白領、職工。涉及案件的每個人，都被冉咚咚洞察了生活在雙重壓力之下的心靈秘密。與其說冉咚咚是對一件強奸案（失貞案）演化為兇殺案的過程的追索，對于“死亡”真相的探查，對人性犯罪欲的偵破，不如說是對心靈的探訪，對于現代城市中關于“生”的難題與困境的揭密，對那些徘徊在靈魂深淵邊緣的心靈進行拯救。

《回響》講述了一場強奸案演化為兇殺案，尋找兇手成為敘事目的，模糊的死因、碎片化的線索、斷裂的時間感，成為小說敘事的阻力。就形象的塑造而言，東西通過靈魂捕手——冉咚咚揭秘案件的緣由和真相。然而其意義遠不止于此，作為警察，她代表的是正義與法律，她的任務是尋找真兇。但是面對人類內心原始的犯罪欲，理性似乎束手無策。作為心靈偵探，在“罪與罰”邏輯下，到底是誰之罪？判決的標準是什么？理性還是道德？她對此再次提出質問。她對眼看就要結案的案件不斷提出質疑、取證、尋找、調查，最終找到真兇。關于如何拯救那些已經或即將走上犯罪道路、那些迷茫而又焦慮、孤獨且受傷的心靈？顯然，在作品的最后，隨著案件真相浮出水面，作者給出了答案——愛。人類罪惡的根源潛藏于心靈之中，當理性失效時，靈魂捕手卻可以將其偵破、捕捉、拯救。

三 危機世界的表征

西方現代城市誕生之后，個人主義逐漸確立合法性，在法律上充分肯定了私有財產，鼓勵獨立的個人以冒險實現自我價值。現代城市作為現代文明旋風的中心，在勞動異化和自我異化的雙向擠壓之下，城市浸透了許多市民建設者的血，湮沒其靈魂。因此，它匯聚了普通市民的靈魂的諸多秘密。中國的鄉村借用費孝通的理論，“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大轉變”[8]。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血緣共同體”，鄉村世界是一個熟人社會。然而，隨著西方“現代性”襲來，中國鄉村社會也逐漸邁向了涂爾干所說的伴隨社會分工的發展，邁向“社會團結的轉型”[9]。現代城市與鄉村相反，它脫胎于鄉土、以社會分工為基礎，通過社會契約將人們有效的組織起來。盡管它剔除了鄉村生活給人體造成的不適感，但城市作為一座石頭城，伴隨著市場等諸多因素的注入，使得時空體驗、意向體系、人倫關系等重新改寫，市民身上或多或少打上了陌生體驗的烙印。城市的空間是由鋼筋混凝土構成的開放的空間，看似牢不可破；然而艾倫·坡率先發現其縫隙間的秘密，他窺見了堅固壁壘之下患有嘮叨癥、疑心病、孤獨癥等群體的精神世界的危機。可見城市并不完全是天堂，它還滋生了孤獨、焦慮、懷疑等諸多現代性癥候，孕育了許多時代病兒。在中國自“五四”新文學發端以來，現代性癥候在文學史中初見端倪，以“狂人”（《狂人日記》）、阿Q（《阿Q正傳》）、曹七巧（《金鎖記》）等為代表的封建世界遺留在世界的人物的病態人格是病態社會的寓言，也是傳統社會與現代世界碰撞的結果。對危機世界的關注，對完整的“人”的書寫，是19世紀中后期以來長篇敘事文體面臨的艱巨的詩學任務。

縱觀東西的創作，都市與鄉村是他小說書寫的兩大空間維度。現代都市空間的好處之一是自由，而問題是孤獨。“孤獨癥”作為一種典型的城市病，病癥為“人群中離群索居”。在文學史上我們常常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游蕩在街頭的孤獨癥病人，他們身份不明，具有“波西米亞氣質”，流浪漢（《小賴子》）、骯臟居室中的詩人（《雙重屋子》）、企圖復仇的地下室人（《地下室手記》），本雅明所稱的藝術家們……與之相似，《回響》中夏冰清即作為典型的孤獨癥病人，她逃離父母，謊稱人在北京，實則在西江租房獨居，她把所有的秘密藏在心里不向熟悉的人傾訴，她與游蕩者一樣“獨自一人時會感到不自在。所以要她到人群中去。她隱藏人群中的原因可能是不言而喻的”[10]，在人群中到處游蕩，在人群中尋找迷失的自我，同時也在試圖逃避孤獨。此外，孤獨癥的另一種表征即交流的障礙，冉咚咚與丈夫精神世界從彼此融洽到彼此冷漠，從聊文學、聊生活、聊家庭到爭吵、沉默、分居的演變，孤獨也表現為內心世界的彼此分離。“疑心病”源自都市的陌生感、不安感、恐懼感。冉咚咚的疑心病不僅僅是對案件的懷疑、更是對家庭生活的懷疑、對周圍人的懷疑、對自我的懷疑。案件的無法推進讓她對工作能力產生質疑，無意中的一個發現，讓她對愛情產生質疑，一次突發的性幻想，讓她對自我存在產生質疑。為了緩解她的疑心病，作者多次強調她的斷案直覺是準確的，甚至在小說的開始就把主犯的名字和作案的經過通過直覺作為案件的真相告訴了她和讀者。

現代城市對一些邊緣地帶的人們招手，進城冒險實現自我價值也成為直接目的，敘事也因此圍繞愛情、金錢、尊嚴等展開。資本作為人性異化的根源，在現代城市中顯得尤其重要，為此以拉斯蒂涅、于連、蓋茨比等為代表的底層青年試圖實現跨越階層。按照西美爾的觀點，“貨幣在社會經濟秩序事務中產生了宏觀效應，但更為重要的是它引發的社會文化主導精神觀念的轉變和對個體心理氣質施加的影響”[11]，他認為貨幣制約文化與個體的發展，“‘貨幣’成為了衡量社會經濟價值和個體價值的標準，以量化、客觀化與標準化的導向滲透經濟、文化與精神生活”[12]，它既統治物質世界也統治精神世界。因此，對貨幣的占有欲成為現代都市病的根源之一。《回響》中徐山川的口頭禪“不怕砸不暈他”，“金錢萬能論”使他遇到任何問題第一反應就是用金錢解決，包括他追求妻子沈小迎、強奸夏冰清后與他簽訂協議、買兇殺人等。吳文超父母離異后，他努力的目標就是混出個樣子給他們看。易春陽輕易得到一萬塊錢，終于對夏冰清狠下殺心。沈小迎看似不吃醋不在乎丈夫徐山川婚外戀，本質上離不開金錢帶來的便利和好處。夏冰清以愛情為借口做情婦某種程度上是無法擺脫金錢的誘惑。自尼采驚呼“上帝死了”，“而人是殺死上帝的元兇”[13]，上帝之死即人之死，上帝作為“歷史”“權威”等的隱喻，意味著曾經堅信與明晰的符號體系和價值系統如今都已“煙消云散”，過去堅定的、固有的信仰體系隨之崩塌。“貨幣”成為指引人們行動的唯一真神，愛與貨幣合謀，愛的意義本身變得危機重重，許多看似確信的東西逐漸變得可疑。因此，面對慕達夫好友的書面承諾、貝貞丈夫的到訪，冉咚咚都覺得十分可疑，她的反應是這些都是丈夫為了掩蓋真相而制造的虛假證據，不足為信。在小說敘事的最后，兇殺案真相大白，慕達夫約見冉咚咚最后見面，當她再次問他是否真的愛她，盡管一個“愛”字簡單明了，但在敘事邏輯上仿佛又把敘事拉回到她推理和驗證的起點。

城市依靠契約精神維護秩序，而鄉村依靠道德標準維護秩序。契約精神的核心是利益，簽署的雙方都渴望利益達到合理化、最大化，契約的撕毀是雙方利益不平衡的體現。由強奸案演變為兇殺案，金錢與利益作為契約關系的繩索，將整個案件串聯成嚴密的關系網，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在時刻計算著自己的利益。其中，夏冰清既是契約的簽訂者也是撕毀契約者，既是獲益者也是犧牲品。與之相反，鄉村秩序的維系依靠道德。因此，不難理解在小說中“村民們與劉青和卜之蘭的關系發生了微妙變化：先是閃躲，遠遠看見他們便繞道；其次敬而遠之，再也不打招呼不串門；再次避之唯恐不及，看見他們扭頭就跑”[14]。他們沒有接到指令卻統一行動，實際上是鄉村無形的道德標準的要求。劉青畏罪潛逃到云南的埃里村，企圖過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試圖逃避城市法律、契約的禁令和約束。完整的鄉村世界，某種意義上對靈魂具有復活和拯救的功能。而冉咚咚發現其中的奧秘，劉青對都市法律冰冷的威懾力仿佛形成了免疫和抵抗，但鄉村的道德標準規約之下，他最終承認罪行。

現代城市與鄉土世界是這部小說敘事的兩大空間場域。鄉村是個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尚未破碎的烏托邦，人與物都是上帝造物的結果，是毫無疑問的世界，鄉村的人物是完整的，彼此認同互相熟悉。而現代都市作為人類僭越的結果，它既破碎又充滿疑問。都市作為陌生人聚集的世界，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世界的關系由于古典意向的消失變得危機重重。人被金錢的強大力量席卷與吞噬的同時，基于城市陌生感之上產生了分裂的人格、性幻想病、疑心病、孤獨癥……因此，小說敘事越是在都市與鄉村的空間對比中，越能明顯窺見到如盧卡奇預言“為上帝所遺棄的世界”中，由于“小說是成問題的人物在疏離的世界中追求的過程，因此，就意義而言，心靈與世界并不會完全適應”[15]，現實社會總體性崩潰的大背景之下，都市生活中個體的精神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呈現了衰變與破碎的世界鏡像，人的心靈世界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

結 語

《回響》看似戲仿偵探小說的形式，實則是現代社會的精神寓言。它既延續了西方現代偵探小說中對破碎、孤獨的都市生活的審視，又試圖重構某種與傳統連續性相反的整體性。縱觀東西的小說創作，鄉村與都市作為兩大書寫空間，他書寫那些看似離奇的現實生活，從而描摹其荒誕性。在《回響》中透過人物生存困境的表象映射了隱秘的心靈危機，但同時，我們也能窺見秉持正義、追尋希望、求索真相、堅守信仰的人性未曾泯滅。在灰暗的生存角落里，依然閃爍著愛與希望之光，使人的心靈得以復活、靈魂得到拯救。《回響》借助兇殺案而引發了一場對心靈奧秘的偵查，對于罪惡的恐懼感并不完全來自案件本身，而源自一種漂泊無依感、一種陌生感、一種與現實脫軌的強大的離心力。正是現代都市社會典型的心理鏡像，也是現代城市精神病學的標本。因此，東西既不完全依靠舊有的現實主義完整感和歷史整體性來滿足讀者，也不依靠傳統的浪漫抒情總體性來撫慰讀者，而是以獨特的方式與時代和心靈對話，這是《回響》不可忽視的意義。

注釋

[1][3][4][美]羅洛·梅：《愛與意志》，馮川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頁。

[2][14]東西：《回響》，《人民文學》2021年第3期。

[5][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二卷，吳瓊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83頁。

[6][10][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62頁。

[7][加拿大]弗萊：《批評的解剖》，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

[8]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

[9][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2頁。

[11][12][德]西美爾：《貨幣哲學》，陳戎女、耿開君、文聘元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13][德]尼采：《快樂的科學》，黃明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頁。

[15][匈]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