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953年，呂思勉先生依據(jù)殘存日記，將舊日詩稿輯成一冊，加上評語注釋，送請趙元成、陳協(xié)恭、汪叔良三位老友教正。后來其《蒿廬詩稿》出版時，將自評和三人評語均錄入詩后。趙、陳原是早年詩侶，汪叔良則是中華書局任職時的同事，均是一生摯友，其中呂、汪二人的關系罕為人知。

汪叔良，光緒十三年（1887）出生于江蘇鎮(zhèn)江。父親汪啟為其取名德厚，汪氏后來亦自署汪厚，以茹荼室、梅花簃為齋名，自號茹荼室主、梅嚴遯叟等，筆名有厄生、茹荼等。六歲入塾讀書，1905年入長元吳三縣高等小學堂肄業(yè)。翌年，從朱伯虞習英文，年底考取江蘇優(yōu)級師范學堂。1907年，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學堂。1914年初，一度在上海閔行小學、民立女中任教，5月入中華書局擔任編輯、校對。退出中華書局后，在滬蘇兩地往返奔波，仍從事教育事業(yè)。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學退休后回蘇。

1953年呂思勉整理的詩作便由汪叔良謄抄。筆者有幸得見汪叔良的部分書信、自定年譜殘稿，有不少與呂氏的往還記錄。其中有一份手稿，記錄其幫呂氏謄抄詩稿的情況，并附長評一則，寫道：

頃讀呂誠之先生和其友敬謀詩，有句云“摩天健羽摧”。敬謀原作為“相思鬢漸摧”。竊以為“摧”字似嫌勉強，以為應用“衰”字。憶幼時讀賀知章詩“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當時但知為鬢發(fā)之白之意也。《全唐詩》亦作“鬢毛衰”，而后章燮所注《唐詩三百首》作“鄉(xiāng)音無改鬢毛催”，注“催促”也，言鬢毛催白，以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見王堯衢所注《古唐詩合解》則作“鄉(xiāng)音無改鬢毛摧”，注云“鬢毛摧敗，老憊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詩別裁集》亦作“鬢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韻，恐是“摧”字之誤，今改正。《全唐詩》作“鬢毛衰”，坊刻《唐詩三百首》則根據(jù)《全唐詩》作“衰”，不必改易。賀知章原詩本作“衰”，集韻十灰，衰音催，倉回切。與《論語》“子昆齊衰”之“衰”音義同。

評語提及的詩是《庚申端午客沈陽得敬謀寄詩次韻奉答》，《蒿廬詩稿》中附有趙元成原詩。汪氏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該評語為《詩稿》所無。

筆者還見到一通呂思勉去世前不久致汪叔良的佚信，寫于“七·卅一”，未收錄于《呂思勉全集》和《呂譜》。信中提及：

中華事已有消息否？弟此月許困于左眼結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間又無聊悶損之至。委撰大作詩序，弟文殊不相稱，今日勉成之……僅百首之僅字，乃逼近之義（非以為少），唐人詩皆如此用，如韓文言“張巡初入睢陽城中僅萬人”，杜詩“危樓僅百所”是也。《舊唐書》《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關鍵內容是為汪叔良詩集作序，從呂氏《汪叔良〈茹荼室詩〉序》及《呂譜》可知，該序作于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作于7月31日。提到呂氏晚年受困于左眼結膜炎，還勉力為老友作序校詩，可見交情深厚。信末提到的唐代“僅”字古今異義的用法是呂氏頗為得意的發(fā)現(xiàn)，早在《論大學國文系散文教學之法》一文中也說過：“如僅字，我們現(xiàn)在使用之法，是意以為少，唐人使用之法，則意以為多（僅字的意義，乃接近某數(shù)，如九百數(shù)十，近乎千，九千數(shù)百，近乎萬是。）我們所使用的，實在是古義，然如韓愈《張中丞傳后序》之‘城中僅萬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時俗義，便是其一例。”

《呂譜》還有兩封1957年汪叔良致呂思勉的書信，可以與此信互證。其一是一通殘信，提及詩稿之事，追溯了兩人近半個世紀的交誼：“弟平生所作詩，雖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覺可存者甚少。然敝帚千金，未忍遽棄。去年夏間曾將歷年舊作，凡有語病者，或自覺有疵謬者，盡刪除之，僅留九十余首，錄為一卷。將以就正于吾兄，乞指其疵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蓋自甲寅之夏，共事于中華書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結合《呂譜》可知，呂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鄉(xiāng)前輩也是中華書局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沈頤介紹，正好任職于中華書局。

另一通是同年8月1日汪叔良致呂思勉的書信，從內容來看，便是緊接著呂氏佚信的回復——汪氏接到呂氏所作序言，且已有兩月未通音信，自然是驚喜不已，因而再次強調二人的交情：“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對于呂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齡問題，確實如呂氏所言年長三歲。而結交時間，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憶稱是甲寅年，此時經(jīng)呂氏復核后改作乙卯年，故將時間改為四十三年。后來汪氏《梅巖遁叟手訂年譜》便將二人結交的起點定為乙卯，應是據(jù)此改正。信中還談及自己和家人貧病的“老來苦”。汪氏苦狀，呂氏應是一直知情和關注的，也曾略有幫助。1955年10月19日，呂氏在與好友顧頡剛的信中引薦汪叔良校點古籍，應是為其生計出謀劃策。而在顧頡剛子女的回憶中，汪叔良還曾擔任過顧德輝的老師。顧氏與之接觸后，敬如上賓，且對兒子講“這真是做學問的人，可惜生不逢時”，并提到曾托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滿意，相信其中定有呂思勉的推薦之功。（顧自珍、顧德輝：《慈父與嚴師——紀念先父顧頡剛誕生一百周年》）

與之相應的是，1956年汪氏致信古籍出版社自薦擔任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提到中華書局出版的《春秋會要》和《經(jīng)傳釋詞》便是由其校點，很可能是顧頡剛推薦的。從后來出版的情況看，二書均未署汪氏名字，只是以“校點者”的身份出現(xiàn)。

由呂思勉晚年留存的日記可知，二人此后保持書信往來，還曾晤面。呂氏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而9月1日還與汪叔良、陳協(xié)恭等人晤面，5號和7號與汪氏仍有書信往還（均遺失），到10月7日又與汪、陳等人晤面，只是這一次幾乎等同于老友們最后的告別了。汪叔良不久也于1961年在蘇州去世，身后遺稿散失，僅《茹荼室詩稿》一部因當時稍有油印而得以傳布。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