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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汛先生一九六一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營建系（建筑系前身），師從梁思成，畢業后曾任遼寧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級建筑師。三年前，讀曹先生所著《中國造園藝術》一書，其中總結中國造園藝術精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夏，讀這部《林徽音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對于作為建筑家的林徽音生平，亦自深感興味。

《年譜》所記林徽音，亦即以文學才女聞名的林徽因。然而，在其投入畢生精力的建筑領域，她的造詣和貢獻，如今或許知曉者不多。曹汛這部《年譜》，緊緊圍繞作為建筑家的林徽音生平而展開：從少年時候確立志向開始，一直到蓋棺論定時候的追問，都是以建筑事業的紅線貫穿始終。

《年譜》的書名首先就為譜主正名。自一九三五年起，因為與一位男性文人林微音名字相近，為顯示區別，她忍痛將父母所賜、來自《詩經》“大姒嗣徽音”的原名改為“徽因”。本譜則以一九三五年三月為限，之前作“徽音”，之后用“徽因”，書名則是堅持用“徽音”，以示尊重（本文亦采用“徽音”）。

《年譜》在記述譜主每年大事的同時，旁征博引大量材料，例如林徽音本人涉及建筑、文學的作品及書信，其家人、友人的回憶，尤其是參考了大量建筑文獻，例如《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等。作者治學嚴謹，比如一九三二年五月間，林徽音致函胡適先生，說自己“趕了幾日夜兩三處工程圖案”，作者考證：“所說‘兩三處工程’，今知有仁立地毯公司鋪面改造室內外裝修及彩畫工程一處，為一九三二年所作，余不詳。或傳北京大學女生宿舍及地質館也是本年設計，但無確證。”再如，作者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搜尋林徽音少作，“考訂林徽音第一篇文章《夜鶯與玫瑰》譯文過程，從而將林徽音最初發表作品時間從一九三一年提前到一九二三年。是年林徽音二十歲，這樣方與一位早熟早慧的才女形象相符”（《年譜·編后記》）。如此言必有據，使得《年譜》具備一種實證精神。

另外，從作者身份而言，雖系梁思成弟子，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先生逝世，同年七月他考入清華大學建筑系讀書，未有機會見到林先生”（《年譜·編后記》），這在作者雖引為憾事，但也讓《年譜》敘事顯示出了相對客觀的特質。

十年前的夏天，我拜訪五臺山南臺西麓的佛光寺。從五臺縣乘車，東北行三十二公里，才抵豆村鎮佛光山，面包車揚起一路煙塵，顛簸之中，聽友人講起一九三七年六月，梁思成、林徽音夫婦發現佛光寺的艱辛。如今閱讀《年譜》才知林先生對佛光寺東大殿斷代的貢獻（“梁上的唐人墨書題記是徽因發現跡象”），不禁感慨作為建筑師的林徽音求美求真的刻苦耐勞，似乎與冰心《我們太太的客廳》里所諷刺的那位養尊處優的交際花形象相去甚遠。

仿佛為了呼應譜主的外在與內在之美，本書的精心設計亦令裝幀與內文相得益彰：封面、扉頁和內文紀年頁面，滿鋪古建琉璃瓦的沉郁深綠，象征林徽音藝術生命的典麗長青；封面壓凹、燙金工藝的裝飾元素，都源于林徽音手繪建筑紋樣；扉頁開出一扇雕花小窗，隱約透出青年林徽音凝睇遐想的寫真；每一個紀年，內文都包含大事記述、相關事件照片，以及作為插頁的林先生文字作品節選；插頁采用半透明宣紙印刷，尺寸略微縮進，表明從屬于本年度，在時空上營造了一體感……展讀摩挲之余，由衷認可這是一冊由建筑家所撰，為建筑家設計，充滿“建筑意”（林徽音語）的紙書。

《年譜》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為逐年撰寫的生平細則，后一部分為作者所撰《驕傲的輝煌——林徽音和她的建筑世界》，概述了譜主作為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筑師、設計師的一生成就，兼述其文學創作事跡，正如林徽音在詩歌中的夫子自道：“肩頭上先是挑起兩擔云彩，帶著光輝要在從容天空里安排。”建議讀者從作者這一總括大文看起，先對譜主一生有整體印象，隨后再逐年細讀。

作者在介紹譜主家世和早年所受中西教育之后，對林徽音、徐志摩的情感際遇有簡要交代，并對《一代才女林徽因》等書的“喧囂、無聊和淺薄”予以批評。繼而，介紹林徽音參加歡迎泰戈爾活動并發表詩作贏得才女令名，隨后詳述林徽音雖然“喜愛文學和美術，她最終選定了與文學和美術關系最密切的建筑藝術，而不愿意以純粹的文學和美術為單一的終生職業，不能不說是一個英明果斷的選擇”，這也是林徽音遵從父親教導“要報效祖國改良社會”的務實選擇。

作者把譜主一生，自學成歸國始，總結為五個時期：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東北大學時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北平和營造學社前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時期在大后方昆明及李莊營造學社后期；抗戰勝利后復原回北平清華大學時期；新中國成立后。林徽音擔起“兩擔云彩”，在建筑世界里“驕傲的捧出輝煌”，主要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營造學社前期，四十年代李莊營造學社后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后清華大學時期。

林徽音的建筑學論文，邏輯謹嚴，表述清晰，遣詞雅馴，不時透出詩意；她的新詩及散文，語言靈動，意緒遄飛，富于畫意；她的劇本關注女性與平等，充滿人文精神；她的小說，又于布局謀篇的框架組織上，顯示出作者在一種“建筑意”審美影響下的結構意識。

受到《年譜》觸發，我回顧林徽音小說《九十九度中》的結構，領悟作者極有可能從中國古建的“攢尖式圓形屋頂”布局汲取靈感，單個的人物，好比那一壟一壟的筒瓦，轉著圈，有序攢集在“九十九度中”或曰“熱”的“寶頂”周圍（這“寶頂”的內核是對生命無差別的慈悲），而那些一溝一溝，與筒瓦環環相扣的板瓦，則是其中細密的人物關系，循著從早到晚的時間順序，條分縷析地勾連推進。

林先生對于生命的同情與慈悲，不僅貫穿于文學寫作中，也貫穿于她的建筑設計實踐中。

例如，《年譜》一九三五年記載，梁思成夫婦應邀設計北京大學女生宿舍，“徽因心細，考慮女生手小，樓梯扶手比一般細小，體貼入微，備受贊譽”。在《年譜》一九四九年的記載中，“北平解放后，徽因仍被聘為清華大學營建系教授。她教授‘中國建筑史’課程并為研究生開‘住宅概論’等專題課，她非常關心普通勞動者小面積住宅等合理設計問題，親自做了多種方案”。

讀覽《年譜》，有如閱讀濃縮的傳記：林徽音少年時候隨父親游歷歐洲，傾心建筑之美，青年時候與未婚夫梁思成攜手赴美求學，直接影響了梁思成選學建筑專業（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音轉入繪畫系）；學成歸國后，兩人一起在大學教書，創建營造學社，創建清華大學營建系；搶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奔波于中原古建筑探訪與測繪；協助梁思成完成《中國建筑史》的寫作；由于“京派”作家群同仁間的相互砥礪，文學創造力得以集中迸發，于短短數年間如文壇黑馬般佳作頻出，給人驚喜，確立了自身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新中國成立后，林徽音更多從事中國傳統建筑研究及教學，參與國徽設計和景泰藍傳統工藝的搶救與改良，協助梁思成完成《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致力于古建保護工作……周旋于女兒、妻子、母親、教師、建筑師、設計師等多重身份中。

同樣令人感慨的，或許還有《年譜》中的戲劇性。

比如一九三一年，“7月30日，謝冰心寫了《我勸你》一詩，渲染浮言，傷人感情，9月20日在《北斗》創刊號上發表，造成兩家不快，不再說話……冰心后來又發表了《我們太太的客廳》”。

查閱肖鳳著《冰心傳》，關于《我勸你》，說是“用十分嚴肅的態度，卻又帶點兒玩笑的口吻，來規勸那類意志薄弱、心猿意馬的女人，請她們要當心那些輕浮的浪漫詩人引誘你去做的感情游戲；否則，假若你不謹慎，就將給老實的丈夫帶來痛苦，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和幸福”，還引用了其中的部分段落：“最軟的是女人的心，你也莫調弄著劇意詩情！在詩人，這只是莊嚴的游戲，你卻逗露著游戲的真誠。”從字面來看，這里的“調弄”“逗露”用詞絲毫不見嚴肅態度，且以今天的眼光看，即便是“嚴肅規勸”，也屬干涉他人私事，越出了朋友的邊界，更不要說公開發表了。

關于《我們太太的客廳》，《冰心傳》里有這樣的概括：“把本階層的一群無聊男女，描繪成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精神空虛，矯揉造作的俗物。”據李健吾回憶，這部小說發表時，林徽音“恰好由山西調查廟宇回北平，她帶了一壇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時叫人送給冰心吃用”。

當年對于“太太客廳”的諷刺作品，還有錢鍾書《人·獸·鬼》中的《貓》，止庵在《插花地冊子》一書中有所評論，認為錢鍾書作品“其中淺露的成分，在《貓》里看得更清楚……《貓》影射了很多名人，都只涉及皮毛，像拙劣的漫畫”。

不能否認，《貓》與《我們太太的客廳》的作者，承襲的都是英國文學的諷刺傳統，從尊重自由表達的角度看，這當然是作者的權利。不過，讀了《年譜》，發現上述兩位作者描繪的人物特點，都在其中得到了相應匡正。比如，《我們太太的客廳》里，“我們太太”幾乎沒有女性朋友，除了一位友情時好時壞、相互爭風吃醋的西洋女性，就是一位幾乎是陪襯人的邋遢藝術家。而在《年譜》里，歷史學家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對林徽音大為傾倒，在其生前身后，都撰文盛贊其才華——“（林徽音）是當時你遇到的人中能夠向任何方向發展的藝術家”，“她美貌、活潑、可愛，和任何人在一起總成為中心人物”，而林徽音則于腎病手術前寫下訣別詩相贈；另外，林徽音對楊絳小說處女作很是賞識，推薦發表于《大公報》，據《年譜》記載：“是年（1949），楊絳回清華任西語系教授，拜會徽因。”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楊絳的夫君，正是《貓》的作者。對于“沙龍”的來客，《貓》中寫道：“事實上，他們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是李太太的習慣，相與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喚得動，掌握得住，她也懶得費心機更培養新習慣。”這一段，若與《年譜》一九四九年初的一段相互參照，則耐人尋味：“解放軍圍城期間……徽因、思成不僅擔心北平文物建筑，還非常關心困在城里的朋友。1月28日，徽因、思成居然通過朋友關系，設法將沈從文從城里接應到解放了的清華園來，住到老金家中，大家悉心照料，幫助他緩解緊張情緒。”這里的“緊張情緒”，指的是沈從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狀態”（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可見林徽音夫婦與老友們的深厚情誼貫穿一生，不因空間阻隔和人生起落而改變。至于客廳中可能展開的話題，兩部諷刺作品幾乎只涉及了閑聊與調情，范圍極其狹窄。

實際上，只需隨意翻開《年譜》的一頁，比如一九三八年的這張合影：“思成、徽音等一大批知識分子輾轉逃難到昆明。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就可以發現，“太太的客廳”里云集的，多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包括此前北平時期的座上客：周作人、胡適、徐志摩、沈從文、常書鴻、錢端升，他們之間的話題，可以想見其弘富與廣博，比如，周作人與胡適都推崇寬容理論；胡適與金岳霖之間可以探討杜威的學說；胡適與林徽音、梁思成可以討論歷史文物的斷代；金岳霖與陳岱孫、錢端升可談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周作人與沈從文之間，可以聊性心理學、社會學、民俗學——據金介甫《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的注釋所載“沈從文根據周作人關于初夜權的性心理學理論，寫出了《月下小景》這篇湘西傳奇”；周作人、林徽音同為《文學雜志》編委，不乏巨細兼備的話題；與林宰平、郁達夫一樣，徐志摩也是沈從文進入文藝界的引路人；查金岳霖年譜，徐志摩與金岳霖之間，也有辦雜志的合作；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與林徽音、沈從文之間，亦多有編輯與作者、設計者之間的過從；至于林徽音與沈從文之間，除了文學，還可能有關于中國傳統服飾、紋樣等美學話題；林徽音、梁思成與常書鴻之間，更可以聊聊他們夫婦一直向往的敦煌……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既是京派作家（多為“太太客廳”中的常客）作品迭出的時期（詳見止庵《“京派”的三幅漫畫像》），根據《年譜》記載，這也是林徽音發現和提攜年輕作者的時期（如卞之琳、李健吾、蕭乾、楊絳），更是林先生本人六部小說集中發表的時段。北平林徽音的客廳那種風云際會、激發創造的魅力與活力，其實有些類似巴黎斯泰因的沙龍。

掩卷之際，林先生的音容笑貌，讓我不禁想起《詩經·碩人》中的詩句：“……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古代的碩人再美，身份只能憑借其與男性的社會關系來定義，而林徽音作為我國五四以來第一代獨立女性，至今依舊難于被確認其獨立的學術地位，這一現象，難道不引人深思嗎？曹汛先生這一部《林徽音先生年譜》，正是要彰顯譜主的一生成就：中國現代建筑界的開山鼻祖之一，中國傳統建筑的研究者，古建文物的保護者，傳統工藝的傳揚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之一，中國現代文學界集詩人、散文家、小說家、戲劇家于一身的文學家……其中的任何一項，均可作為某人引以為傲的終身成就，而林徽音一肩獨攬，樹立了中國現代女性獨立自強的典范，樹立了碩人自己定義自己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