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圖①臺靜農書法

圖②莊嚴先生與臺先生

圖③莊因書臺靜農詩

今年11月是臺靜農先生120歲誕辰。32年前他在臺北辭世，但許多弟子晚輩至今都記著他；甚至未及親炙的年輕人，因他精湛的書法而仰慕他。

前年在上海時參觀虹口區的魯迅紀念館，驚喜地看到展出的歷史圖片中有一幅“未名社”成員的合影，坐在沙發右首、意態端適的青年，正是臺靜農。估計照片里的臺先生頂多二十五歲上下吧——1925年，魯迅、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臺靜農、曹靖華等人在北京成立未名社，出版《未名叢刊》《未名新集》半月刊。在那樣風華正茂的年齡，臺靜農已經寫出了一系列被魯迅贊賞不已的短篇小說，結集為《地之子》《建塔者》兩部。

時光流逝世局變幻，我在臺灣大學選修他的“中國文學史”時，他已年過六十五了。歷史本科生的我去選修中文系的課，是慕臺先生的大名而去的，然而當時我對他的過去卻幾乎一無所知。直到出國之后才明白：那時臺灣還在“戒嚴法”下噤若寒蟬的年代，幸而極少人知道他的過去，他才能像一塊璞玉，曖曖內斂含光而不致粉身碎骨——這不是危言聳聽。臺先生是1946年應當時臺灣省編譯館館長、魯迅的至交摯友許壽裳之邀赴臺，先到編譯館任職，旋即擔任臺大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時任中文系主任的許壽裳在家中遭到慘酷殺害，繼任系主任喬大壯半年之后自殺；臺先生“臨危受命”擔任系主任，任誰也會想像有一把顫巍巍的利劍懸在頭頂上方吧。從此，臺靜農走進他“天涯羈旅”的后半生，埋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沉浸書法之海，借毫端揮灑古人詩詞以遣懷。

1970年秋天我到美國，接觸到臺灣的“禁書”，彌補了我對三〇 、四〇年代中國文學的那片斷層；也終于明白了我在臺灣成長的歲月年里，從童年、少年到青年，那些遍布周遭、聽聞感受到的禁忌與怖懼的真相。閱讀那個怒雨奔騰、文學青年們壯懷激越的年代，才回頭省視自己在臺灣這些年親眼所見、親身所感的知識分子的挫折與壓抑。待知道了臺靜農先生是魯迅弟子，更令我思索兩代人、兩岸知識分子的傳承與悲劇。我無法抑制自己用文字來叩問這段歷史的意念，然而這個題目太大，我只能以一個短篇，一個片段——一個人的一天，用淡墨，來寫這兩代和兩處人，一實一虛。當然，小說里的“實”也是虛的，我借用了臺先生的外貌和魯迅的文名，虛構了“譚教授”和他的恩師“康岳”。譚作綱，一位臺北高等學府的老教授，在一個平常授課的日子里，偶然得知他在大陸的恩師康岳去世的消息，壓抑多年的內心不禁波濤洶涌。這些年來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從不提恩師；然而當年背叛了恩師的學弟，現在是系里的同事和炙手可熱的人物，卻寫一篇落井下石的文字批判恩師。一貫平易謙和的譚教授終于忍不住了，連夜寫成一篇批駁的文章，并寫好信封預備投寄……卻在黎明破曉時分，無奈卻斷然地撕毀信封，將文章藏進抽屜深處。這就是“譚教授的一天”。

其實對于這兩位作為“原型”的個人的一面，和對他們作為師生的交往，我完全一無所知；而正因如此，我的想像可以不受限制。

《譚教授的一天》定稿之后，我用了翻譯《美麗新世界》的筆名黎陽，鼓起勇氣寄去臺灣給尉天驄教授，請他投給我從中學年代就每期必讀的文學刊物《現代文學》；沒想到竟然不久之后就發表在1971年12月45期，令我喜出望外。后來白先勇先生在《現代文學小說選集》序文里提到：“又如黎陽的‘譚教授的一日’，我認為是描寫臺灣學府知識分子小說中的上乘佳品，筆觸溫婉，觀察銳利，從頭至尾一股壓抑的感傷，動人心弦。”但當時他和《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的主編歐陽子女士都不知作者“黎陽”是誰。我因為參加海外“保衛釣魚臺”運動上了當局的黑名單，十五年之久無法回臺灣；其間發表文章、甚至參加小說獎，也再不曾用“黎陽”這個筆名；后來終于因探母病而能回臺，已恍如隔世。記得在一個文化聚會的場合遇見康來新教授，她聽我說是臺大歷史系1969屆，問我：“歷史系有個寫《譚教授的一天》的黎陽，你認得他嗎？ ”我一時感觸萬端，竟說不出話來。

二十出頭時寫成的少作竟受到如此注目，不少閱讀的人被“譚教授”的形象觸動了，不免“對號入座”，甚至隨之做出比對。亦師亦友的尉天驄就曾直言：臺先生的風骨豈是如譚教授那般退縮？其實不必我多說，虛構小說原本就不能當成史實來比對；但問的人多了我也只得辯解：臺靜農當然不是譚教授，我只是借用了臺先生的外貌和歷史背景的吉光片羽，用小說虛構出一個時代悲劇人物的側影，為的是帶出當時真實的大背景和氛圍。臺先生在壯懷激越之后的后半段人生里，選擇了寄情懷于詩書，掩映胸襟在書冊墨香間；我既無意更沒有資格寫他的真實故事，而最遺憾的是他沒有留下傳記。我不知道這篇小說有沒有給他帶來些許困擾，多年后見到他時不敢問，但他兩次賜我墨寶，我安慰自己：這就表示他沒有介意吧。

1985年秋天，我離開臺灣十五年后第一次回家，希望能夠拜謁臺先生，當時擔任《聯合文學》編輯的丘彥明女士便陪我去溫州街“龍坡里”臺先生的家。我出國多年怕禮數生疏了，彥明說臺先生平易近人不必拘謹，老人家喜愛小酌，建議我帶一瓶洋酒呈上。溫州街小巷里古樸的日式平房當時依然舊貌，而今已是一則傳說了。臺大一別十七載，先生依然謙謙君子，溫潛如玉。談話的細節已不復記得；臺先生話不多，多半聽我們說，他就閑閑地抽著煙；那般溫靄安適的神態，三四十年了依然沒有磨蝕，因為我常常在記憶里回放。

我大約是說了些去大陸各地旅行的經歷——那時去大陸旅行再回到臺灣的人還很少。過了幾天收到郵寄來的墨寶，是集兩首李白的七言絕句：《峨眉山月歌》和《早發白帝城》。看到“夜發青溪向三峽”那句我就心生感激，因為他記住了我提到過曾經乘船游三峽。第二首的第一句“朝辭白帝彩云間”，臺老寫成“廬山東望彩云間”，想來是他起意融入了李白《望廬山瀑布》那首。

1987年夏天我暢游北京、西安古跡之后回到臺北，帶了一套紅木筆架拜見臺先生，還是彥明陪我去，也依然是閑適地坐著隨意談些見聞；屋外炎炎夏日，屋里靜雅閑澹。過沒幾天他寄來第二幅墨寶，又是集李白兩首七言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夜洛城聞笛》。看著“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兩句，想那時兩岸尚未開放互通，弦外有音而余音裊裊。

好友莊因兄的尊翁莊嚴先生與臺先生是知交，網上流傳一幅照片：臺先生坐在桌前書寫，嘴里銜著煙斗還冒著裊裊煙絲，尚嚴先生站在近旁低頭觀看，兩人神態安適愉悅（圖②）。那幅黑白照片令我打從心底羨慕那一代人的情誼和雅趣，卻幾乎忘記了他們經受的顛沛喪亂、憂患痛楚。莊因兄也是書法大家，為人瀟灑慷慨，朋友求字幾乎都是有求必應，因此家中不少承他的賜贈的墨寶，其中我最偏愛而懸掛在書房的一條橫幅，錄的正是臺先生的一首未見外傳的詩作（圖③）：

孤舟夜泊長淮岸，

怒雨奔騰亦壯懷。

此是少年初羈旅，

白頭猶自在天涯。

點睛之筆是詩后莊因兄的題跋，竟比詩本身長幾倍：

右錄靜農世伯少年行詩句 昔世伯離鄉去京 適逢五四大變 旋中日戰起流遷大江南北 勝利后又因國共齟齬 終避亂臺島 卜居北市龍坡之里近五十載感時傷世 晚年遂有是詩之作 今徽籍女史李黎棲遲花旗十數載 九洲未同 歸期難測 他日恐亦有白頭天涯之嘆 隨緣自得 是耶非耶 丙子早秋 莊因在天之涯。

丙子是1996年，其實那時我已“棲遲花旗”遠超過十數載了。不過莊因還是細心，點出我是“徽籍”——那正是臺先生的祖籍。

我做了一點考證，臺先生夜泊淮岸的“少年初羈旅”，應是1919年考進湖北省漢口大華中學的那趟初旅，還不是1922年赴北大就讀的進京之旅。莊因兄題跋里說臺先生這首詩是“感時傷世，晚年遂有是詩之作”，“晚年”具體是哪年已不可考。從少年壯懷到白頭天涯，二十八個字起承轉合道盡了一生！我得此作已有二十多年，每天走進書房抬眼就可見，卻時常心中默誦感觸如初見。尤其是“白頭猶自在天涯”一句，反復吟誦，蕩氣回腸。想我至今“棲遲花旗”已逾五十載，但早已遍行天涯，也有幸歸探故里無數回；而臺先生“卜居北市龍坡之里近五十載”，卻再也未能重見他的少年羈旅之地。

白首天涯，那位少年踏上旅途之后，永遠沒有能夠回家。

臺靜農，1902年11月23日生于安徽省霍邱縣葉家集鎮，1990年11月9日卒于臺灣省臺北市臺大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