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前輩學者有兩種。一種是望之儼然的，讓晚輩心生敬畏；一種總是帶著老頑童氣息的，讓即便交往不多的后生也會有一種親切感。陳子善先生大致屬于后者。所以，我們年輕后生們都敢也都愿意口口聲聲地喊“子善先生”“子善老師”，甚至“子善”，小伙伴兒喊時還都顯得那么自然親切，毫無違和感。

后一種其實在前輩中并不多見，而子善先生有此魅力。

先說一點往事。我和陳子善老師真正面對面的接觸不多，只是通過一些其他的途徑（電話、短信、郵件，后來有了微信）偶爾聯系。第一次見到子善先生，那是2006年的初夏。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青澀的在讀碩士生。華東師范大學召開“黃裳散文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主事者就是子善先生和李輝老師。作為碩士生的我，有機會來到麗娃河畔，和邵燕祥、黃宗江等先生一起開會，其間還見到其他一些前輩學者。當時我提交了一篇論黃裳書話的論文，子善先生并不在意我的碩士生身份，安排我大會發言。記得當時我左邊鄰座的就是邵燕祥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得見邵先生。會后幾份報紙的報道，都專門引用我的發言作為代表性觀點之一，另外提到的就是邵燕祥先生、黃宗江先生和張新穎教授。報紙在我的名字前加了一個詞——“學者”。說來慚愧，當時的我，很為這些報道而沾沾自喜，這可見那時候的我多么淺薄，甚至有些虛榮。但有時候，尤其是人在年輕時，就是要有那一點點虛榮。它可能會讓你改變決定，也許當時看似淺薄的滿足，會讓你受到莫大鼓勵，可能讓你“誤入”一種道路，也可能從此開始人生的一個方向。后來還有一次，我當時在讀博士，去中國現代文學館開會，會前子善老師帶我去金臺路寓所拜訪了姜德明先生。印象深刻的接觸，大致就是這兩次。

后來，新冠肺炎疫情更阻斷了很多線下面對面的聊天。雖然滬寧兩地相隔并不遠，但除了在2020年12月華東師大開會聚談、2021年4月汕頭洪深會議期間同游韓文公祠這兩次之外，我和子善先生就沒有見面了。疫情讓一切變得無法把握，某些巨變也倏然提前到來，而影響所及，社會停擺之后，生活按下暫停鍵。于是在這期間，很多師友的文章著作竟一下呈現井噴之狀。比如，陳子善先生，他一年間（從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就連續推出三部著作《說徐志摩》（上海書店出版社）、《說郁達夫》（華文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這三種書，比較集中地推出，無意之間共同構成了一個頗有意味的框架：《說徐志摩》《說郁達夫》這兩部是作家的集中專論、發掘考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一種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理論的倡導。苦澀的疫情期間，能常讀到新作，能常有新書相伴，對我來說是可貴的慰藉。

二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以下簡稱《十講》）以典型的實踐奠基起文獻學的整體理論框架，也呈現出寶貴的研究實踐的具體路徑。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學科理論價值，同時又具備可操作、借鑒的方法論意義。史料學的命名，好像至今沒有完全定論。馬良春先生那篇有名的長文用的史料學（《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朱金順先生的著作名為資料引論（《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后增補本以《新文學史料學》為名由海燕出版社2018年出版）、謝泳先生用的是現代文學研究法（《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劉增杰先生用的也是史料學的名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西書局2012年版），如此等等。而以“文獻學”來對中國現代文學最基礎也最重要的這個研究領域進行命名的著作，似乎只有子善先生的這部《十講》，以及此前徐鵬緒先生等著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一定意義上說，這里包含著文獻學理論和方法的自覺，以及學科意識的自覺。這是非常具有學科史意義的。我想，以后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或許應該會逐漸有一個統一命名的下屬學科方向，即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那么，將來梳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史料學）的學術史，毫無疑問，這本《十講》以及前述幾位學者的著述都是無法繞開的。

如果說《十講》提供了文獻學研究框架，那么《說徐志摩》《說郁達夫》在提示著一種文風。與很多花哨、怪異或宏大的命名不同，子善先生的寫作，包括書名、文題，都顯得太質樸，太不高級了。我們知道，伴隨著學術研究越來越精細化，時下的學術修辭術也日趨精致和機巧。很多著作文章，越來越追求一種繁復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命名與表述。正是在這樣的述學語境下，我倒是覺得，重新呼喚那種在目前很多人看來顯得過于迂闊和寥遠的述學特點——本色傳統——并非沒有意義。比如，這兩本《說徐志摩》《說郁達夫》。單看題目，似乎過于直白，太不“學術”。但仔細想想，子善先生是不懂那種學術修辭的技巧？想必不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有句話說得好，真佛只說家常話。

這其實是一種返璞歸真，一種本色傳統。

本色的表達，是述學語言的一種最基礎的底色。學者尤其是初學者理應從本色型語言練起，首先把話說清楚，把問題老老實實地表述明白。這里面包含著一種基本的學術功能——講道理。本色的表達，同時又是一種極高的語言層次。返璞歸真，而不是停留于花里胡哨的炫技的學術修辭術層面，是一種更高的進階。在一定意義上，敢于直接使用“說徐志摩”“說郁達夫”這樣的表述，其實正是學術自信的表現。我在《書窗內外》的“后記”里曾說過這樣的話：“偶見梁漱溟先生語，能解決真問題的，才是真學問。此言得之。于是恍然大悟，寫出的東西，屬于學術之文也罷，還是隨性之筆也罷，不去管它，只要是出自自己點滴所思，只要是誠意而為，文中只要有我，哪怕是淺薄的我、支離零星的我，可也。”我還在另一篇隨筆中有過表述：“用空洞的抒情、疊加的排比，或用繁復的手法，夾纏的句式，來偽飾情感的淺薄，掩蓋思想的貧弱，這早已是很多人寫作的不二法門。一是‘濫情’，一是‘不講理’，這兩方面共同構成了時代文風的某種傾向：理性精神的缺乏。面對這種偏向，我們不得不重提那個真實、簡明才好的文章底線和語言常識。”我要在此補充指出的是，對于述學語言來說，“真實、簡明”尤為重要。

三

仍說往事。受邀參加2020年12月26日華東師范大學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新開展”學術研討會，要寫發言題目。本以為這是個神仙會，大家放松自由地聊聊文學史料研究。沒有想到還要題目，于是我當即填下：不“冷”不“熱”的子善先生。

冷寂、遺忘、塵封和被遮蔽的，是謂冷。子善先生好像一直對“冷”的東西很關心，更有興味。比如，20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方法論熱，理論熱，而史料不僅不熱，甚至還很冷寂。但他一頭扎進文獻故紙堆，不能自拔。他拭去歷史的灰塵，使其重放光芒。這些塵封的作家，在80年代被發現，多與陳子善先生的鉤沉倡導有關系，周作人、張愛玲、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孫大雨等，以及對海外華人作家、臺港文壇的關注引介。但陳子善先生似乎從來沒有被視作研究某某作家的專家。因為他總是不斷地變換著鉤沉對象，這其實也是一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胸懷。他是在通過一個一個的“點”的重啟，來實現中國現代文學版圖的擴展。

這樣的文獻史料工作太實在，對重理論的研究者而言，子善先生的這種工作則是實惠。因為，理論研究者需要這樣的學者默默地為學術鋪墊，因為他們可以在文獻學者研究實踐的基礎上，振臂一呼而指點江山了。然而，從歷史的發掘和重光上說，一個文獻專家所承擔的責任和所發揮的作用，恐怕一點也不比后來的治史者和理論家小。因為歷史的發掘和重光需要文獻專家的知識儲備、學識學養，更需要獨到的眼光，需要更長時段的歷史眼光，否則他們的第一次擇取就是失敗、無效的勞動。很多學者都認為文學史未來會越寫越薄，有學者也提出文學史寫作的減法思路。毫無疑問，這些意見是對的。因為文學史的經典化功能本身就意味著篩選過程。經典化其實就是篩選，但是，必須考量的是篩選的前提。篩選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對文學發生過程中的史料的全面挖掘占有和整理，然后在此基礎上遴選、擇取，如此的篩選才有意義，才可能建立比較可信的經典化序列。所以，一代代學者對史料爬梳整理構成了經典化的堅實基礎。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說，子善先生等一批文獻史料學專家之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貢獻得以凸顯。

一旦說到理論問題，容易跑遠，還是繼續回到“冷”與不“冷”的話題。

子善先生，對“冷”的對象，一點也不冷。對冷的對象的關注，正是源于子善先生的熱——古道熱腸的熱。為什么陳子善先生能發現那么多作家、出土那么多逸文，其中很多是極為重要的，而絕非只是什么“邊角料”之類。在張德強博士的訪談中，子善老師謙虛地說自己只是有好奇心而已。當然有這個原因，好奇心即童心、孩子氣，這也讓子善先生一直給人以輕松的老頑童的印象，不會有德隆望尊的壓迫感。

但是，我想說的是，能在看似不經意中發掘、出土被塵封的作家逸文，并不能完全歸于好奇心，或者說，另有更重要更深層的原因。在他發掘的那么多作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子善先生對（曾）被打入另冊的作家的興趣最大。周作人、張愛玲、徐志摩、梁實秋，放在某個時代中看，無不如此。他好像對呼風喚雨、容光煥發的作家“不來電”，“來電”的都是“灰頭土臉”者。比如，子善先生自己就說，在左翼作家中，他更感興趣的是潘漢年。也就是說，他對復雜的歷史旋渦中悲劇、悲情的人物更感興趣。這種興趣和選擇是一把鑰匙，循此鑰匙，再來看他對梁實秋的考證、對離散作家的研究，都與此相關。

進一步來說，我覺得這一學術理路的背后，是子善先生對邊緣、冷寂、沉默者的溫情和關注。這里面有著可貴的溫度。某種意義上說，陳子善先生對物理性的史料文獻的研究，實際是由對人的溫情和興趣自然衍生和延伸的，而不是相反。紙是固定的和冷卻的，而人是有溫度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陳子善的文獻學研究是熱的、有溫度的研究。所以，有了這個溫度，子善老師對冷的東西，從來不感到冷。可能很多人覺得陳老師搞的東西冷，但他依然故我，自己也不覺得冷。

四

前面說了子善先生的不“冷”，接下來再簡單提一下他的不“熱”。

子善先生對熱鬧的東西不熱，冷眼旁觀，不跟風。他并不追蹤熱點，但他可能會不期然地成為某種熱點形成的重要推手，當然不用擔心，隨后他這個推手就會很快被遮蔽了。比如，近些年好像資料整理大熱起來了。大型資料的重印重排，各種文獻整理項目，紛紛開展。“復古”時代的到來，史學即史料學的判斷在當下更具現實意義了。保存史料就是保存歷史，史料工作的意義自不必談。

大致上說，形勢比人強，由于種種外部原因以及現當代文學學科內部的學術回應，于是原來“冷”的新文學史料研究就突然“熱”起來了。但是這種熱，也稍微有虛熱的趨勢。這種癥狀的產生，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學術評價體系和史料研究本身性質的某種齟齬對沖而產生的內、外失調癥候。

其實，發掘史料，本來是子善先生一輩子在做的事情。那時候，他沒有多少同好，現在有了很多同道來。當然，那些整理和子善老師的路子，還是不太一樣的。子善老師不去追那個熱鬧，依然故我地做自己的東西。對熱的東西，絲毫不熱，甚至是冷眼旁觀。這是陳子善的不“熱”。旁觀，是一種姿態、角度和立場。如何保持一種冷靜、客觀、中立的立場，對于一個文獻史料學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文獻研究者更應該首先用一雙冷眼，從旁觀者的角度去審視史料，然后才能做出更加客觀冷峻的判斷。作為學者，更應該始終秉持這一立場，用他者的眼光，來審視歷史文本。在這個角度上，就是要讓作家對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感覺到如芒在背的不安，這才是一個史料研究者存在的意義。

行文至此，應該打住了。這冷、熱，根本是外部學界的忽冷忽熱，但是子善先生一直沒變，他一直是他。只不過外部冷了，襯得他的熱；外部熱了，顯得他的冷。如此看來，“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用在陳子善先生身上，無疑是合適的。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百年中國書話重要文獻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19AZW01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