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對于在“五四”大潮的歷史操練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而言，“后五四”的到來兼具引力與張力，生境與困境，誘惑與挑戰。在文學史與思想史上，朱自清通常被作為從“五四”到“后五四”的線索人物加以看待。其在“大革命”之后寫作的長文《那里走》便是這一代人的心史與時代語境的集中呈現。這篇在1928年發表的文章，不僅在朱自清個人生命史上意義非凡，同時也是考察“五四”以降中國社會轉型與知識分子精神轉向時繞不過去的核心文本。1朱自清由是成為“大時代”中的典型。

朱自清的“典型”意義與他1917—1920年間在北京大學哲學門就讀的經歷直接相關。在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的歲月置身北大，他選擇成為一名“新青年”。他的思想世界、情感結構、價值立場與實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為新文化運動所塑造，而“新文化”的經驗與局限也自此同他的生命歷程與精神探索聯系在了一起。程凱的論述就極具代表性：

（朱自清）更自覺地屬于“五四”一代—“五四”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他的思想、意識乃至感覺方式。他內在于新文化運動，內在于它的可能性和它的限度。他以“五四”造就的歷史性主體的身份看待、衡量時代的變化—無法去除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質疑交織于其間—并不將自身的選擇困境僅僅看成個人遭遇，而是意識到它背后有時代脈絡，有新文化運動展開中遭遇的歷史命運。2

這正是朱自清的代表性所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展開劇變，朱自清的命運被連帶卷入其間。對于從“五四”到“后五四”的嬗變，他不僅感受充沛，而且回應也十分及時。待到寫作《那里走》時，他對于時代的感知，以及對自身的可能與不能的把握，已經相對清晰。他所糾結的不是無從判斷、不知路在何方，而是對于選擇的后果既堅定又懷疑，應然亦茫然。

在“那（哪）里走”的命題中，既往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朱自清、“新文化”乃至整個時代最終走向“哪里”，為何如此，又如何走（或者走不）下去。但不應忽略的是，“走”的問題同樣重要。因為“走”不僅是一種客觀狀態，更是主體介入時代與歷史進程的方式。惟其主動與能動地“走”，才有究竟走向“哪里”可言，也才有對于“哪里”想走、應走與能走的自省。這猶如魯迅筆下的“過客”，正是在“走”的實踐中生成道路、意義與自我。1925年寫作的《過客》，又何嘗不是部分新文化人在“后五四”時期的精神與現實寫照？在這一層面上，朱自清的經歷也代表了一種普遍經驗。

概而言之，在從“五四”到“后五四”的脈絡中，對于“走”的堅持與對于“哪里”的探尋共同構成了新文化人的“歷史性主體”與“實踐型自我”。無論思想還是行動，通過實踐建立與時代的有機關聯都是朱自清的基本面向。如果說“新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定義了朱自清，或者與其相互成就的話，這樣一種“實踐型自我”的完成與展開無疑是最為核心的部分。那么，朱自清是怎樣在“五四”時期形成對于自我與時代的認知，又是如何在面對“后五四”的到來時做出調整，也就值得認真辨析。這一過程完整記錄在他從“五四”高潮到“后五四”初期（1919—1922）的新詩寫作與文體思辨中。這是朱自清一生中唯一一個以新詩為思想表達的主要媒介的時期，也是他本人遭遇巨大的生活變動與精神挑戰的階段之一。“詩”與“思”、文體與問題、個體與時代、自我與歷史，彼此生發，互相書寫。

《那里走》標示了一代新文化人從“五四”到“后五四”的轉折已然完成，而朱自清在1919—1922年間的新詩與文體實驗則更多見證了轉折的悄然發生。如何因應變局，又怎樣延續“新文化”的追求與立場，尤其是養成一種旨歸在實踐的品質與品格，朱自清早年的經歷的確是生動詮釋。

二

朱自清在北大期間習得的最為重要的“新文化”經驗，首先不是專業的哲學知識，而是新文學的啟蒙。1919年2月29日，是任何一種朱自清年譜與傳記都會特別著錄的“關鍵時刻”。當日，為室友收到的一幅《西婦撫兒圖》所觸動，朱自清創作了新詩《睡吧，小小的人》。這是一首洋溢著新文學初創階段特有的“愛的哲學”風格的作品。此詩在技藝上并不突出，但對于朱自清來說卻有特殊意義，因為這是他“創作新詩的開始”3，標志他“從此開始新文學創作”4。此后的朱自清便一發不可收，直到畢業前后，又創作了《小鳥》《光明》《歌聲》《滿月的光》《羊群》《新年》《煤》《北河沿的路燈》《小草》《努力》與《北河沿的夜》等新詩，詩風也逐漸成熟。

在朱自清“五四”時期的寫作中，1919年11月21日完成的《光明》一詩很值得關注：

風雨沉沉的夜里，

前面一片荒郊。

走近荒郊，

便是人們底道。

呀！黑暗里歧路萬千，

叫我怎樣走好？

“上帝！快給我些光明吧，

讓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著說，“光明？

我沒處給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5

此時距離朱自清寫作《睡吧，小小的人》，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的時光。其間，“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五四運動發生，朱自清對于兩者都積極參與，他的淑世意識與濟世情懷在社會運動的陶冶中愈加濃烈。《光明》仍舊屬于“初期白話新詩”的范疇，在觀念、語言與技藝方面不宜高估。但也恰因如此，此詩之于“新青年”一輩在“五四”前后的心路才更具一種普遍的代表性。

詩中的“我”是典型的被“新文化”召喚出來的新的情感與歷史主體，已經部分完成了個人意識層面上的自我啟蒙，但同時也向往一種確定性的力量（“上帝”）的指引與確認，以實現個體（“我”）與可以確證的歷史和價值目的（“光明”）之間的有效關聯。個體與這一終極意義的實現方式（亦即一種整體方案）的關系被認識為一種在“我”和“你”之間不需要任何中介形態與組織形式的直接關聯，但確定力量的未知（“光明？/我沒處給你找！”）以及對其是否真正奏效充滿懷疑同樣也是主體意識的組成部分。最終，結論—“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雖然假借“上帝”之口說出，但顯然已是一種“自我”的證成。

《光明》寫出的是新文化人在五四運動過后的普遍經驗：“五四”發現了“個體”，但在隨即到來的“轉型時代”中，“個體”如何安放并且介入時代與歷史進程的問題卻無法通過對于“個體”價值的肯定迎刃而解，一種更為具體也更加根本性的自我實現的期待呼之欲出。這是“五四”提出的課題，也是“五四”內含的矛盾。日后，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為這一問題的解決創造了契機，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正是《那里走》試圖整理的“后五四”經驗）。所以循此看來，從個體“解放”到追求在整個文化與社會“解放”中完成自我，其實存在一條潛在的演進脈絡。是故兩者的“落差”也就可以被視為一種“必然經歷的變形和顛覆”6。寫作《光明》時的朱自清當然不會具有如此先驗的意識，但他對于“歧路萬千”的敏銳感知以及得出“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的結論還是在很大程度上銘刻了“五四”時期“新青年”一代的主體經驗。在這一方面，他的確是高度自覺的。

三

1920年5月，朱自清從北大哲學系畢業。8月，他出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以下簡稱“浙江一師”）國文教員。懷抱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的意志與理念，他投入了中學教育實踐。此后五年，朱自清輾轉江南八地八校，直到1925年8月回京，出任清華學校大學部國文教授。

當朱自清日后聲名卓著，尤其是1948年不幸病逝以后，他在“江南五年”從事“新文化”建設的貢獻被不斷追認。但其間拔高的嫌疑也需要警惕。這自然不是否定朱自清這一時期的成就，而是希望指出，以其如此周折與動蕩的經歷，恐怕實在不足以對于一校一地的文化與社會環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在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與寧波白馬湖春暉中學的情況稍有例外）。當然，朱自清的“江南五年”并非收獲甚微，只不過其業績主要指向自我。而他此時的“思”，依舊與其“詩”相互糾纏。

在入職浙江一師不久的1920年10月，朱自清寫下了《不足之感》一詩。此時距離他從北大畢業，只有5個月的時間；距離創作《光明》，還不到一年。他在詩中寫道：

他是太陽，

我像一枝燭光；

他是海，浩浩蕩蕩的，

我像他的細流；

他是鎖著的摩云塔，

我像塔下徘徊者。

他像鳥兒，有美麗的歌聲，

在天空里自在飛著；

又像花兒，有鮮艷的顏色，

在樂園里盛開著；

我不曾有什么，

只好暗地里待著了。7

與《光明》相比，《不足之感》的基調明顯轉入沉郁，更為重要的是，抒情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盡管主體還是“我”，但詩中的“我”-“你”結構已經被“我”-“他”結構所替代。在《光明》中，“我”的意義雖然需要“上帝”賦予，可在“我”與“上帝”之間卻保有直接關聯。呼語“你”的設置說明了兩者的聯結關系。當然，這并非一種實存關系，卻可以反證“我”的主體想象方式，即相信通過“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能夠實現自我的確認。但在《不足之感》中，這一意義生成的機制被取消了。“我”還是“我”，可具有權威性的對象—“太陽”“海”“塔”—卻成了“他”。這一間接呼語的使用表明兩者之間已經不再具有直接對話的關系。與《光明》中“上帝”賦予“我”以意義十分不同的是，《不足之感》中的“我”非但無法參與“他”的進程，甚至還被“他”從關聯關系中放逐出來。首先，為“我”帶來意義的還是“他”—“他是太陽，我像一枝燭光”，這與《光明》的結構十分相像；但略作遞進，“我”卻只能作為“他”的部分而存在，即“他是海，浩浩蕩蕩的，我像他的細流”。換句話說，“我”和“他”可以共情與同構，可“我”已經無法通過“他”的賦予創造新的自我，而只能從屬于“他”。當伴隨著“他”的結構更進一步展開，“他是鎖著的摩云塔，我像塔下徘徊者”。“塔下徘徊者”的形象無疑是詩人的自況，此時的“我”被從“他”中繼續剝離，乃至具有了顯著的內外之別。作為“塔下徘徊者”的“我”無從參與“鎖著的摩云塔”的世界。兩者表面上共生與并存，但實質上卻不再相關。最后，“他像鳥兒”，“又像花兒”，并且“自在”“盛開”，充分實現了其意義，而“我不曾有什么，只好暗地里待著了”。

從相信“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到“只好暗地里待著了”，由“明”至“暗”，從主動的“造”到無可奈何的“待”，其間的落差之大與反差之強，可以一目了然。詩的題目“不足之感”也高度形象地概括出了一種徘徊而無所歸依的自我狀態。這是朱自清在離開北大/北京之后，在新的時空中對于個人以及個人與世界的關系做出的新的捕捉與理解。所謂“不足”，當然指向主體在當下的未完成或者待展開，可同時也說明了詩人對于意義感與可能性的執著—唯其“追求”，方才“徘徊”；也唯其致力完成，方才會敏感于“不足”。

1921年3月，同樣是在浙江一師，朱自清又寫出了《心悸》一詩，慨嘆“世界是太大了”，而自己非常“無力”。8從“不足”到“無力”，朱自清的挫敗感又加深一重。當年暑假過后，他便離開浙江一師，轉往揚州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任教，后又前往上海中國公學。在離開杭州之前，他寫下新詩《轉眼》，記錄了“時覺彷徨”的心緒，發出了“這樣莽莽蕩蕩的世界之中，到底那里是他的路呢！”的感嘆。9而初到中國公學，朱自清便趕上了學潮，只好鎩羽而歸。這讓負責斡旋學潮，又與中國公學關系深厚的胡適很是不平。他認為朱自清是“很好的人”10。但類似遭遇在朱自清的“江南五年”又何止一例。頻繁的學潮與軍閥混戰的陰霾始終如影隨形，“無力”是被裹挾其中的個體相當真實的感受。

在中國公學的學潮中，1921年10月，朱自清寫下《自從》一詩，其中一節是——

“找我們的花去罷！”

都上了人生底旅路。

我清早和太陽出去，

跟著那模糊的樣子，

也將尋我所要的。

夜幕下時，

我又和月亮出去，

和星星出去；

沒有星星，

我便提燈籠出去。

我尋了二十三年，

只有影子，

只有影子啊！

近，近，近，—眼前！

遠，遠，遠，—天邊！

唇也焦了；

足也燒了；

心也搖搖了；

我流淚如噴泉，

伸手如乞丐：

我要我所尋的，

卻尋著我所不要的！—

因為誰能從撒旦手里，

奪回那已失的花呢？11

無論是與《光明》和《不足之感》相比，還是較之《自從》以前其他具有自我抒情性質的詩作，該詩都是朱自清直到此時情感最為激烈與書寫最為直露的一首。在《光明》與《不足之感》中，盡管也都有“我”，但畢竟不能將之直接與詩人等同起來，而只能作為一種“表現”。《自從》卻不同，因為在“我尋了二十三年”一句之后，朱自清明白無誤地自注“我今年二十三歲”。這便坐實了此詩的“心史”性質。

朱自清“尋了二十三年”，所得到的“只有影子”。無論“眼前”，還是“天邊”，“我要我所尋的”，“卻尋著我所不要的”。兩年以前，朱自清在《光明》中寫到，他所尋的是“光明”，即“歧路萬千”中可以指引與確認的一種力量。但到了《自從》，他所得到的卻“只有影子”，甚至還“尋著我所不要的”。其間的失落顯而易見。就在寫作該詩的次月，他離開上海，返回浙江一師任教。在滬杭道中，他即物起興，寫出《滬杭道上的暮》一詩，繼續抒發自己對于未來不確定的悵惘。詩曰：“風澹蕩，平原正莽莽，云樹蒼茫，蒼茫；暮在離人心上。”12

早在畢業伊始，朱自清就曾寫下題為《滬杭道中》的新詩。而《滬杭道上的暮》卻和他以往自我抒寫時采用的典型的“初期白話新詩”的體式與風格不同。該詩有意“擬古”，不但在結構上效法小令，而且展開方式也是“擬境”式的。詩中的暮色蒼茫，不僅是對于眼前景象的“寫實”，同時也內化為一種主體意絮。抒情主體也不再是“五四”式的“自我”，而成為古典詩詞中的類型—“離人”。朱自清選擇以“暮在離人心上”一句作結，不但將《滬杭道上的暮》歸入了超越“新”/“舊”主體及其抒情界限的更為普遍的經驗中，而且也把自己的詩情與神思融入一種物我合一的境界里，雖然基調還是痛苦與焦慮的。

四

當然，如果認為朱自清在“后五四”時期只是一味悵惘，也不準確。如前所述，只有不斷探索，才會對于挫折分外敏感。1921年12月，朱自清有《睜眼》一詩：

夜被喚回時，

美夢從眼邊飛去。

熹微的晨光里，

先鋒們的足跡，

牧者們的鞭影，

都晃蕩著了，

都照耀著了，

是怕？是羞？

于是那漫漫的前路。

想裹足嗎？徒然！

且一步步去挨著啵——

直到你眼不必睜，不能睜的時候。13

此時的朱自清，剛從中國公學的學潮中解脫，在浙江一師安頓下來。在中國公學幾乎達至頂點的失落情緒，這時得到一定程度紓解。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由上海攜來的“滬杭道上的暮”被杭州“熹微的晨光”取代。從中，朱自清再度看到了“先鋒們的足跡”與“牧者們的鞭影”。他拒絕“裹足”不前，而是選擇“一步步去挨著”，“直到你眼不必睜，不能睜的時候”。可以說，《睜眼》已經具備朱自清一年之后完成的名作《毀滅》的雛形。

作為詩人的朱自清，為新詩史貢獻的最為重要的作品即長詩《毀滅》。這也是他在“后五四”時期十分關鍵的一大精神文本。根據朱自清詩成之后的敘述，《毀滅》的寫作歷時半年之久，起稿于1922年6月，9月續寫，12月定稿。14此詩起筆時，他尚在浙江一師任教，待到完稿時，他已經轉赴臺州浙江省立第六師范學校。生活還是波折如舊，但他的氣象卻在悄然發生變化。于是，有了詩末那些在新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句子：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雖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

且必將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腳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別耽擱吧，

走！走！走！15

《毀滅》的寫作，起源于“六月間在杭州”的“湖上三夜的暢游”，16即他與俞平伯、鄭振鐸等人共游西湖的經歷。俞平伯對此亦有記錄。17對于《毀滅》，俞平伯給予了極高評價。在他看來，“這詩的風格意境音調是能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俞平伯認為，《毀滅》在朱自清的新詩創作中淵源有自，《轉眼》與《自從》等詩已經形成“一種特異的作風”，“不過在《毀滅》把這種風格格外表現得圓滿充足”。18

盡管高度肯定《毀滅》在技藝層面取得的成就，但俞平伯更為看重的還是其思想價值。而且“詩”中之“思”不獨屬于朱自清，也為包括俞平伯在內的一代新文化人所共享。所以他說“我自信對于這詩多少能了解一點”，“因我們心境相接近的緣故”。在俞平伯看來：

《毀滅》這詩所宣示給我們的至少有兩個極重要的策略，在人生底斗爭方面：第一個是“撇”字，第二個是“執”字。撇是撇開，執是執住。凡現在沒有人能答的，答了等于沒答的問題，無論大的，小的，老的，我們總把它們一起撇開，且撇得遠遠遠遠的，越遠越好。

至于執字，更為重要。我們既有所去，然不能無所取。取什么呢？能答的問題，愿答的問題，必要答的問題，這三項，我們不但要解決它們，且要迅速地充足地解決它們。再說清楚一點，我們要努力把捉這現在。19

俞平伯是朱自清在北大就讀時的同學。兩人一起經歷“五四”，又在“后五四”時期成為彼此的至交，在文學、出版、教育與學術領域多有合作。他們的私誼更是醇厚。日后朱自清結束“江南五年”，回京出任清華教職，即出自俞平伯的推薦之緣。他說與朱自清“心境相接近”，并無夸張。彼時兩人都在從“五四”到“后五四”的脈絡中尋求“自我”的實現。俞平伯認為，朱自清在《毀滅》中“宣示”的“策略”可謂一種重要的人生態度。這既是一種學術判斷，也是他們在現實中的聲氣相投。俞平伯以朱自清的“剎那主義”來解釋這一“策略”的形成與展開。20而“剎那主義”通常也被認為是朱自清在“后五四”時期最為系統的哲學表述。21值得注意的是，此種人生觀與文學觀實為一代新文化人的“共同經驗”。他們的聯絡、交流與相互確證在朱自清的精神探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朱自清的“詩”與“思”也提升了相關思考與討論的質量和公共面向。對此另需專論，姑且按下不表。22

俞平伯指出，《毀滅》是朱自清“人生觀念”的寫照，“這對于他自己，對于同病相憐的我們，極容易，極切實，極其有用，不敢說即是真理；但這總是我們的一服藥”。在這種意義上，“《毀滅》便是生長”，“正是一首充滿了積極意味的詩”。23不過，朱自清的“積極”并非高亢、激進與奔放，而相當內斂、節制與平和。與口號和呼號相比，他更加在意的是俞平伯所謂“切實”與“有用”。陳平原認同俞平伯的判斷，認為《毀滅》“與其說是精美詩篇，不如說是人生宣言”。他更進一步發揮：“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現代作家中，才氣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為營，波瀾不驚”，“如此坦誠、篤實、勤勉”，“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與毅力”。24而這一使朱自清成為朱自清的關鍵質素，正是他在從“五四”到“后五四”的探索過程中逐漸養成的。

五

完成《毀滅》的1922年，在朱自清的生命史與創作史上都具有特殊意義。在這一年，他的新詩寫作與評論達到高峰。而這也是新詩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該年年初，朱自清與葉圣陶、劉延陵、俞平伯等人創辦了《詩》月刊，是為新文化運動以來首家專門發表新詩創作與評論的雜志。隨后，他為浙江一師學生汪靜之的抒情詩集《蕙的風》作序。4月，他發表《短詩與長詩》一文，對于新詩文體進行討論。5月，他又為汪靜之及其同學潘漠華、馮雪峰，以及人在上海的應修人的新詩合集《湖畔》寫作書評。6月，朱自清與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圣陶、劉延陵、鄭振鐸等八人的新詩合集《雪朝》出版，其中第一輯即朱自清的新詩十九首。與此同時，他開始創作長詩《毀滅》，年底完成。可以說，該年在創作、評論與新詩活動三個方面的成就，奠定了朱自清在新文壇上最初的地位。

新詩是“五四”與“后五四”初期最具先鋒性與公共性的新文學文體。其先鋒的一面向來為學界矚目，但其在這一時期作為一種公共思考、表達與交互的文體的意義，同樣值得關注。而且也只有在這一階段，幾乎所有致力“新文化”的人士都參與到新詩創作中來。新文化人無論日后從政、辦報、治學還是選擇繼續留在文壇，這時都是“詩人”，都不吝與不免寫詩、讀詩、論詩、講詩。大家由“詩”而“思”，也援“思”入“詩”。新詩與“新文化”互相造就，此時文壇即詩壇。新詩承載與推進了絕大多數的“新文化”主題的展開。朱自清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文學感覺與思想視野中成為一名詩人的。但伴隨著社會轉型，“詩”與“思”以及“詩”與“史”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世殊時異，新詩在“后五四”時期的文體功能開始轉變。

也是在1922年，朱自清的創作重心從新詩轉向了散文。根據陳中舫的回憶，《毀滅》的詩稿是“每句分行寫的”，“粘結起來，稿紙有二丈多長”。朱自清說“這樣抄寫太費紙了，所以改寫散文”。25此說當然有些牽強。但因為其在《毀滅》發表不久之后即發布，作者又與朱自清關系密切，所以也不宜等閑視之。更何況朱自清此后的新詩創作的確越來越少，既沒有了此前的興致，在水準上也無一作品達到《毀滅》的程度。個中緣故，如果不是因為“費紙”，那么又是什么？

其實早在1922年初度，朱自清就開始探索更為適合自己的文體。3月，他給俞平伯寫信，表示“因為惋惜的情懷，引起時日不可留之感”，于是“想將這宗心緒寫成一詩，名曰《匆匆》”。26很快，《匆匆》便寫成了，并且在次月發表。朱自清給俞平伯又去一信，談的正是對于文體問題的思考—

《匆匆》已載《文學旬刊》，兄當已見著。覺得可稱得散文“詩”否？我于那篇大作當愜意，但恐太散文了！兄作散文詩，說是終于失敗，倘不是客氣話，那必是因兄作太詩而不散文，我的作恐也失敗，但失敗的方向正與兄反，兄謂何如？

……

我的《匆匆》，一面因困情思繁復，散較為適當，但也有試作散詩的意思。兄看我那篇有力竭鋪張底痕跡否？27

《匆匆》的發表時間是1922年4月11日，朱自清寫信給俞平伯僅在兩天之后，可見他對于文體探索的興趣。“散文詩”是新文學在文體上的重要創獲。但與新詩的文體建設是從理論先導出發不同，散文詩是在寫作實踐過程中生長出來的一種文體。不但朱自清與俞平伯此時在嘗試創作散文詩，文壇也不乏同道。魯迅的《野草》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散文詩究竟更近于“散文”還是“詩”，不同的作者可以見仁見智。朱自清的選擇顯然是靠近“散文”的。因為在他看來，自己的“情思繁復”已經超越了一般“新詩”能夠容納的界限，所以必須另外找尋適合的文體。在這一意義上，從“詩”到“散文詩”，以至將來直接進行“散文”創作，對于朱自清而言就不僅是一個文體問題，而是與他的思想探求直接聯系在一起。

就在致信俞平伯討論《匆匆》的文體歸屬兩天過后，朱自清緊接著又寫出了《短詩與長詩》一文。他承認“短詩”的“盛極”，但鑒于其“單調與濫作”，“便想起了長詩”。同討論散文詩時一樣，朱自清關心的并不是在形式上如何定義“長詩底長”，而是其對于思想的容載：

長詩底長應該怎樣限定，那很難說。我只能說長詩底意境或情調必是復雜而錯綜，結構必是曼延，描寫必是委曲周至；這樣，行數便自然很多了。……長詩底好處在能表現情感底發展以及多方面的情感，正和短詩相對待。我們的情感有時像電光底一閃，像燕子底疾飛，表現出來，便是短詩。有時磅礴郁積，在心里盤旋回蕩，久而后出；這種情感必極其層層疊疊、曲折頓挫之致。短詩固萬不能表現它，用尋常的詩形，也難寫如來意。這里必有繁音復節，才可盡態極妍，暢所欲發；于是長詩就可貴了。短詩以雋永勝，長詩以宛曲盡致勝，都是灌溉生活的泉源，不能偏廢；而長詩尤能引起深厚的情感。28

朱自清雖然也肯定了短詩的價值，但他更加關心的還是長詩作為一種新的思想工具的可能性。“后五四”的“復雜而錯綜”的現實使得朱自清的情感趨向“層層疊疊、曲折頓挫”，只有長詩方才能夠表現其“深厚”。而他在不久之后開始創作的《毀滅》，就是一首“磅礴郁積，在心里盤旋回蕩，久而后出”的作品，可謂其長詩思想的最佳實踐。

《毀滅》的成功說明了長詩是一種適宜表現朱自清的“復雜而錯綜”的情感與思想的文體，而《匆匆》的試驗則昭示了在長詩的基礎上，他還可能再進一步，直接放棄“新詩”，經過“散文詩”的過渡，走向“散文”，以更好也更加自由地書寫其“情思繁復”。事實上，1922年之后的朱自清使用的主要文體便從新詩換作了散文。與“詩人”相比，此后他在文學史上更為著名的身份也是“散文作家”。1924年12月，朱自清的首部個人專集《蹤跡》問世。書中輯一為新詩，輯二為散文，見證的便是他以1922年為界點完成的文體轉向。

六

在1919—1922年間，朱自清對于文體的探索敏感而活躍，最終散文令他更加心儀。也是在這一時期，他對于文體與思想的互動高度看重，文體的去取不但表現而且參與了他從“五四”到“后五四”的思想歷程。在“江南五年”的前半段，朱自清的創作實踐已經觸及對于“新文學”的意涵、功能與命運的理論思考；而在后半段的時光中，他將這些見解寫入了《文藝的真實性》《文藝之力》《文學之美—讀Puffer的〈美之心理學〉》與《文學的一個界說》等文章中，創造了“后五四”時期現代文論的一大向度。

更為重要的是，朱自清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確立了一種旨歸在實踐的人生態度。其創作重心由“新詩”向“散文”的變遷，有心者已然辨識過。29不應忽略的，是這一現象背后所蘊藉的主體的思想遭遇，特別是“新文化”在展開過程中的挫折及其自我調適。朱自清的“情思繁復”正是“五四”的“新文化”理想在“后五四”時期走向“復雜而錯綜”的折射。“五四”式的自我，經由此番蛻變，本身也更趨“復雜而錯綜”。這才有《那里走》中的彷徨、堅韌與決絕。

就在《那里走》發表的次年，葉圣陶提出應當把《毀滅》與《那里走》放在一起來看，因為它們一道“充分表現出這幾年來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而且不是朱自清“一個人如是想，如是說”，“是他說了一般知識分子所想的”。30如果說《那里走》是“后五四”時期的核心文本的話，那么朱自清在1919—1922年間的“詩”與“思”同樣具有癥候意義與認識價值。他的如是經歷與經驗彰顯了“新文化”從“五四”到“后五四”的內在線索與深層邏輯，也將“新文化”的實踐帶向一種更有質地的“復雜而錯綜”。

2022年2月7日，京西芙蓉里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現代學術與現代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1917—1937）”（編號：21CZW04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解志熙從昭示了一代作家的人生觀與藝術觀的變向的角度，提出《那里走》“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錢理群看重其對于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深刻思考與坦誠彰顯，認為是一種“相當復雜的精神現象”的標本。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頁；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頁。

2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3 季鎮淮：《朱自清先生年譜》，郭良夫編：《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學和為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13頁。

4 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5 朱自清：《光明》，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根據《朱自清年譜》，該詩1919年11月25日在《晨報》上發表時，署名“佩弦”，寫作時間注明為11月21日。但朱自清將其收入《蹤跡》（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時，寫作時間改為11月22日。《朱自清全集》依據《蹤跡》，采用了11月22日的說法。

6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第4頁。

7 朱自清：《不足之感》，《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22頁。

8 朱自清：《心悸》，《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34—35頁。

9 朱自清：《轉眼》，同上書，第42—48頁。

10 胡適在1921年10月24日的日記中表達了對于中國公學學潮的不滿：“他們攻擊去的新教員，如葉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這種學校，這種學生，不如解散了為妙！”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頁。

11 朱自清：《自從》，《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50—51頁。

12 朱自清：《滬杭道上的暮》，同上書，第59頁。

13 朱自清：《睜眼》，《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62頁。

14 參見朱自清1922年12月9日為《毀滅》所作的題記。朱自清：《毀滅》，同上書，第79頁。

15 朱自清：《毀滅》，同上書，第88—89頁。

16 同上，第79頁。

17 “前月與振鐸、佩弦等泛月西湖上，吹彈完畢，繼以高歌，以中夜時分，到三潭印月，步行曲橋上時聞犬吠聲，其苦樂迥不相侔。”俞平伯：《東游雜志》，《俞平伯全集》第2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頁。

18 俞平伯：《讀〈毀滅〉》，《俞平伯全集》第3卷，第567、569頁。《毀滅》1923年3月刊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讀〈毀滅〉》在同年8月刊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八號。時任《小說月報》主編即與朱自清、俞平伯同游西湖的鄭振鐸。

19 俞平伯：《讀〈毀滅〉》，《俞平伯全集》第3卷，第569、574頁。

20 俞平伯《讀〈毀滅〉》的核心思路即以朱自清關于“剎那主義”的論述來解讀此詩。這也是他對于《毀滅》最有會心的地方。

21 參見朱自清1921—1923年間致俞平伯的書信，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30頁；《剎那》，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30頁。

22 參見李浴洋：《“剎那主義”的“共同經驗”—朱自清“后五四”時期的文學思想》（待刊）。

23 俞平伯：《讀〈毀滅〉》，《俞平伯全集》第3卷，第577、575頁。

24 陳平原：《于秋水長天處尋味—紀念朱自清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當年游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增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99—300頁。

25 陳中舫：《朱自清君的〈毀滅〉》，《小說月報》第14卷第5號，1923年5月。

26 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120頁。

27 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同上書，第122頁。信中“散詩”即指“散文詩”。

28 參見朱自清：《短詩與長詩》，《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54—56頁。

29 相關研究參見陳博凱：《由朱自清的浙江彷徨歲月管窺新文化青年的道路選擇》，《云夢學刊》2015年第6期。

30 葉圣陶：《新詩雜話》，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葉圣陶集》第10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