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嚴老師的著述過去大多讀過，這次收到先生饋贈的十卷本《嚴家炎全集》，讓我得到一次既能查漏補缺，又可重溫的契機。嚴老師全集編得很精粹，他主編的幾部文學史，還有日記、書信、筆記等等都未納入，僅輯其個人學術成果，更方便我們做整體觀。

先生治學一直是圍繞著“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這個基本問題來做文章的。他研究的兩位主要作家：魯迅和金庸，代表著一雅一俗所企及的現代精神之高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重讀魯迅時，先生向自己提的問題就是“中國小說現代化從什么時候開始的？”[1]由此，他對魯迅文學史地位作出的評價成了名句：“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認為其劃時代的意義，就在于“對中國文學現代化所作出的無與倫比的貢獻”。[2]后來他也是從這個角度對金庸給予定評，說他“實際上是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五四新文學的藝術經驗，去改造武俠小說”，“用通俗的文類、通俗的形式，寫出了現代的精神”[3]。

嚴先生埋首伏案近十年，撰寫《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之初，為自己提出的問題也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有哪些流派？”“怎樣估計各流派小說的現代化程度？小說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有哪些？”[4]他的這部典范之作正是圍繞著這一疑惑而解疑釋惑的成果。

關于文學的現代化問題，年輕學者也許會覺得是老生常談，更有甚者，還應說是舊話重提。當錢理群老師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中，將打開他們思路的首創之功歸于先生提出的“文學現代化”標準時，嚴老師就自揭，這一觀點來自郁達夫、朱自清、馮雪峰，實際上還包括魯迅、鄭振鐸等一批民國作家。早在1926年郁達夫的《小說論》就明確談到：中國現代小說與其說是“‘中國文學最近的一種新的格式’，還不如說是‘中國小說的世界化’”。[5]嚴老師謙稱自己的作用“僅僅是把他們的概念重新撿起來加以運用而已”[6]。雖然先生并不領功，但還是不能不說，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重提前輩的這一觀點，具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它突破了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框架下建立，越來越偏于一端，導致獨尊革命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為我們學科在新時期的發展開啟了更加宏大而多元共生的視野和新思路。而且尚不止于此，直到今天，我們仍在從各個角度殫精竭慮地思考、論證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這個大論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自覺地將漢譯文學和中國文學外譯的雙向翻譯活動納入到我們學科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學史研究的視域后，更煥發出勃勃的生機。雖然這種雙重跨文化探究所呈現出的復雜性越來越顯示出挑戰我們中西、古今二元對立思維范式的趨向，但重溫嚴老師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作為我們學科的基本問題和性質的論述，越發意識到先生一語破的、高屋建瓴的風范和格局。所以我說，嚴老師不僅是我的導師，也是我們這個學科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導師。

嚴老師不僅在自己的專著中貫徹著對這一基本問題的思考和探索，為此也寫了不少專題文章，如收入全集的《“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幾個基本問題》《拓展和深化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歷史的腳印，現實的啟示—“五四”以來文學現代化文學問題斷想》《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等等，顯示出先生不斷突破自己的論學框架、視野和范圍，將我們學科的基本性質越來越集中到現代性問題上，具有全局性的思考和勘定。

2005年先生和袁進合作在《北京大學學報》第五期上，發表了《現代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顯著特征》一文，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時，進一步加以修改補充作為引論，這次編輯全集又改題為《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收入第8卷?？梢哉f，該文觀點經過了先生的深思熟慮。他精要地論定：“現代性不僅構成這階段文學的重要脈絡，并且也是它區別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根本標志”[7]。2009年接受洪子誠、賀桂梅訪談時，先生更精準地重提他在八十年代初將中國現代文學定性為“與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思想語言的新文學”觀點。過去，我并未在意先生的這一提法，但重溫《全集》后深深感到，嚴老師不僅看重，而且將其堅守成了他判斷現代性的標準，論述現代性的潛在邏輯。僅舉一例，即可說明。

作為文學史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開端問題一直是先生探究的重點。早在1960年代初參加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時，他已經發現，黃遵憲于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志·學術志》中提出的“言文一致”，倡導“俗語”（白話）的主張跟胡適三十年后的觀點并無二致。因而曾在1962年秋，文學史提綱審稿會上，向林默涵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是否可以直接從黃遵憲講起。但因為新舊民主主義的劃界，文學史必須從五四講起。后來隨著史料史實的更多發現，他越來越堅信現代文學史的開端應該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后期，并將這一認識寫入他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雖然不少學者并不認同，但嚴老師又撰寫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詳加闡論。這次編輯全集，先生不僅打破時間順序，將其收入第1卷《考辨集》，而且排在第一篇。后在訪談等篇中不斷加以重申，從此可以看出先生“固執己見”的決心。他的一個重要論據即“在19世紀80年代的后期，中國已經出現能夠同西方文學、西方作家交流的人物，其代表就是陳季同”[8]。并以資料證明他如何不僅“向歐洲讀者積極介紹中國文學，同時又在國內倡導中國文學與‘世界的文學’接軌”，特別指出他用法文寫了七本書，其中四本都與小說和戲劇有關，尤其是他將霍小玉的中國故事使用法文，以西式敘事風格創作的《黃衫客傳奇》，“顯露出鮮明的現代意義”。[9]用現在的時髦理論來看，《黃衫客傳奇》也是一種翻譯，是陳季同對中國傳奇霍小玉故事的改寫，它不僅模仿了譯文文學的小說形式，也融入了譯文文化的價值觀。由此可見，嚴老師所謂現代性更偏重于文學的全球觀，將國際交流、“與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思想語言”作為了判斷是否具有現代性的重要標準。這一觀點即使現在看來也相當前衛，與我們熱議的“中國在世界中”同出一轍。在這次討論會上，嚴老師的這一超出民族、國家界限的觀點就贏得了年輕學者張麗華的支持。

關于世界文學，嚴老師多征引歌德、馬克思的觀點，并未發現他對二十世紀末以來國際文學學術界重新定義世界文學理論的借鑒。讓我吃驚的是，他晚期論文卻與其若合符節。如2002年發表于《東方文化》第二期的《東西方現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魯迅思想的超越——魯迅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思想的一個考察》一文，我以為可歸其代表作。它鮮明呈現了先生高屋建瓴、持論強盛、寬宏博實的風格。在該文中，先生借用美國社會學家勃格提出的東亞是否創造了一種“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價值觀的提問，概括出三點分析其來由：其一，因為東亞各國的現代化起步都比較晚，“面對強大的對手，東亞國家都必須倡導國民的整體努力”；其二，西方資本主義的不少弊端已經顯露出來，涌現了許多批判資本主義，鼓吹社會主義的思潮和運動，東亞國家可以做出新的選擇；其三，最根本的是“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需要與自身固有的文明相銜接”。嚴老師所談三點可說是提綱挈領。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將魯迅置于接受西方近代思想與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這個大背景上，考察與辨析魯迅思想對東西方現代化不同文化模式的超越。認為“魯迅的個人主義一開始就是通向集體主義的”，但“他告別了作為思想武器的個人主義，卻依然重視個性的發揚和個體權利的保護，把它看作合理的觀念容納在集體主義思想體系之中?！苯涍^論證闡發，最后得出總結性判斷：“魯迅的現代化思想，既超越了西方模式，也超越了東方傳統，綜合了二者之長。正因為這樣，魯迅不僅屬于二十世紀的中國，而且屬于21世紀的世界，屬于未來的全球化時代！”[10]可見，嚴老師是在中國與世界的雙焦點上，來辨析魯迅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思想的，既能顯其對共同價值的追求，也不蔽其特定的民族傾向和區域立場，而不再僅從西方思想的單一標準來衡定世界性。采用雙焦點看世界，對于嚴老師來說，也許出于自然而然，但對于西方學者來說，能承認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出雙焦點的世界文學，已是突破。而且，嚴老師所論魯迅現代化思想的雙重超越性也超越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群體對魯迅形象的不同建構，平正而通達。

嚴老師定義現代文學是“與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思想語言的新文學”，為我們學科，甚至可以說，為人文科學的存在和發展賦予了積極的價值、超越性的眼光和胸懷。直到今天，我們還遠遠沒有把現代文學中所蘊涵的“與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現代思想與精神講透講充分，遠遠沒有了解中國文化與文學現代轉型問題的復雜性，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領悟。特別在當今社會分裂、世界分裂的危機時刻，重溫嚴先生提出的這一觀點更具有著現實意義。因為如果每個人都站在個人的立場是無法達成社會共識的，同樣，如果每個國家僅僅站在自己民族和國家立場也無法獲得能與世界和平共處的共同價值、原則，甚至是禮節。這樣說，并不是要放棄國家民族的立場，服從西方制定的價值、規則，而是要在對話與交流中，達成都能超越本民族國家立場的共同的思想、價值與規則。對于文學和學術來說，在構建“與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思想”方面，正可以發揮影響人心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以為嚴老師將“與世界各國取得共同的思想語言”，作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之重要標準，更是個常說常新的命題，值得我們一再重溫。

通覽嚴老師的學術著述，我一再觸碰到先生對學術所持守的堅定信念。嚴老師經歷了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大潮，但他并不止于撥亂反正的一時之需，而是致力于如何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思考與探究，想“從根子上加以清理”，進行“深刻的學風改造”。因此，他提出的治學原則都關系到具有根本性的為學與做人的基本態度，同樣值得我們不斷重溫。這個信念即他一再申明的“實事求是”精神。這同樣是一個老生常談，但常說常新，更需要踐行的守本之論。對于學術研究來說，所謂“實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他在《一個癡情者的學術回眸》中總結自己的治學經驗，首先強調的就是“從可疑處入手，憑原始材料立論”。嚴老師的著述選題充分說明，他是為解決學術問題而著文，以回到原始材料之中作為方法。我體會沿此路徑，一方面能有效排除后人所層累出的觀點，直接進入原生態去探索“前人本意”與“歷史本相”；另一方面則有助于突破陳舊的思維定勢、以偏概全的史論，通過梳理雜亂無章的史料，逐漸對焦成像，綜述出更為復雜而恰適的圖景。我想，這也即先生所說，“清源方可正本，求實乃能出新”[11]的用意吧。如他為反駁美國學者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所做《五四“全盤反傳統”問題之考辨》一文，就是一篇篇地分析當時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論，列舉一個個的事實證明自己斬釘截鐵的觀點：五四新文化派“是要革新傳統文化，而不是要拋棄傳統文化，不是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薄拔母铩迸c“五四”：“背道而馳，南轅北轍”。[12]正因為先生做學問是“憑原始材料立論”，對我們學科的性質有著透徹而基本的判定，所以才能直面非難，堅定而有力地捍衛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和精神。

所謂“求是”，即先生謹守的一條治學原則：“讓材料本身說話；有一份材料，就說一分話；沒有材料就不說話”[13]。解志熙將其具體化為“合實際的原則，一切分析都必須符合對象的實際——歷史的實際、作家的實際和作品的實際”[14]。也就是說，你的述史與論人要把握分寸，而不能為嘩眾取寵，過甚其辭，刻意拔高求深。除了研究，嚴老師還寫過不少有影響，精彩的作家作品論，都出于他閱讀作品的體悟和精當把握，在關切現實的評論中，顯示出文學史家的獨具慧眼?？傊皩嵤虑笫恰笔窍壬呢灤┬杂^念和方法，因而，其學問做的是實學，其觀點才中肯可靠，往往代表著一個時期所達成的共識，如李何林所說，“可以算作一些問題的小結”[15]。我們也都有體會，嚴老師一旦持有什么看法都相當堅定，能說服他的只有事實。其研究成果也表明，隨著對歷史材料了解范圍的擴充，先生也會不斷地調整改變自己的觀點。他不信奉任何權威，只信服事實。

嚴老師總結自己的治學經驗都是樸素至簡的，卻是做學問的根本。它需要功夫，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記得王瑤先生曾將文科和理科做過一個比較。他說，學理科好像爬樓梯，需要一級級地攀登，一級上不去，就別想登更高一級；而文科是走平地，走到哪兒是哪兒，你走過的地方，即使老師或權威未曾涉足，也是你的學生。可以把王瑤先生所說的“走平地”看作是占有原始材料，其覆蓋面即一個學者的底蘊。嚴老師總是教導我們，哪怕為寫一篇作品的評論也要把作者的全部作品及其相關資料看完。也即魯迅所說的要論作家的作品，“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兼想到周圍的情形”[16]。真要這樣做學問，需花費多少時間可想而知！但這是先生反思過去的教訓，而給學術研究定的“規矩”。這不僅是因為“顧全才能通篇”，更重要的是只有“顧全”才可能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評判。嚴老師從1958年提前結束他的副博士研究生涯，留北大講授現代文學史時就開始閱讀《新青年》雜志，六十年代初又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主編唐弢先生規定的幾條編寫原則，第一條就是采用第一手材料。經過幾十年持續不斷的積累，他對于我們學科原始文獻占有的覆蓋面，在相當一個時期都處于領先地位，先生的學問與學識就建立在盡量“求全”閱讀的案頭準備與深思熟慮上的。這也就難怪其學術成果為何會具有高度的原創性，不僅成為開辟一個新領域的奠基之作，也往往難以超越。對于我們這個產生自報刊時代的專業來說，雖說“求全”難以做到，但先生堅信“最終決定成果質量的，是作者占有相關原始資料是否充分”[17]。他的典范之作《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時間才問梓，如果再加上醞釀的時間，平均每年不過寫兩萬多字。通過廣泛的閱讀和高度綜合性的概括，先生才能精準地為初期鄉土派、“革命小說”派、社會剖析派、后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提煉出各流派的特征，而成為定見，被廣泛襲用。其間所花費的潛在功夫，從先生說“有好幾章寫完時都讓我覺得仿佛脫了一層皮”的感嘆中，掂量出一二。

嚴老師向我們傳授的集其一生的治學方法和經驗都是最基本的，可學的，但先生的人格、社會關懷、膽識，悟性、洞察力和綜合概括力等等，恐怕更是其取得學術成就的個人造化。我體會先生所以一再強調“實事求是”的精神是要為學術和學人樹立起“探究真相”的品性和使命。在他看來，“治學態度也是人生的一種表現，兩者具有共性。無論為學或做人，都需要有一點‘傻子’精神，即不計利害，腳踏實地，堅守良知，只講真話，吃得了苦，經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時還得勇于承擔，甘愿付出更大的代價。太‘聰明’，太勢利了，就做不好學問，也做不好人。”[18]先生諄諄囑托的這種治學和做人態度，值得我們一再重溫。人們常說，有時走得遠了，會忘記當初為什么出發。先生正是以其“實事求是”的精神、作風及其研究成果的知行合一，為學界樹立起為學與做人的典范，而成為一個學術人物，他的“求實”精神會時時提示我們：學術為何？學術何為？

注釋：

[1]《嚴家炎全集》（10），新星出版社，2021年，下同，139頁。

[2]《嚴家炎全集》（5），第21、3頁；該文初刊1981年《文學評論》第5期，題為《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

[3]《嚴家炎全集》（10），第145頁。

[4]《嚴家炎全集》（4），第7、14頁。

[5]《郁達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9頁。

[6]《嚴家炎全集》（10），第140頁。

[7]《嚴家炎全集》（8），第33頁。

[8]《嚴家炎全集》（10），第138頁。

[9]《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見《嚴家炎全集》（1）。

[10]《嚴家炎全集》（5），第261、264、266、276頁。

[11]《嚴家炎全集》（7），第2、10頁。

[12]《嚴家炎全集》（1），第72頁。

[13]《嚴家炎全集》（7），第16頁。

[14]解志熙：《嚴謹的開拓者及其固執——<魯迅的復調小說>讀后感兼及對“五四”的反思》，《現代中國》第6輯，2004年12月。

[15]李何林：《李何林全集》（5），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62頁。

[16]魯迅：《“題未定”草（六至九）》，《魯迅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30頁。

[17]《嚴家炎全集》（7），第6頁。

[18]嚴家炎《七十自述》，《問學集：嚴家炎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155、154頁。該文未收入全集，但引文大意散見于《一個癡情者的學術回眸》《回憶·感想·希望》《<人生的驛站>自序》諸篇，均收入全集（7），還有《生命不息，求索不止》，見全集（10）等。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兼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