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經典是文學史敘述最基本的內容。一個民族的文學經典承載著該民族特定時代的歷史文化記憶，以特定形式生動地表現一定時期豐富的社會生活影像、思想文化面貌。文學經典是經過歷史選擇而流傳、不可重復、有特定價值的作品，具有原創性、典范性，是具有歷史性影響的文學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習近平總書記在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方面對文學經典提出的要求，可以說是從“史”的高度，概括了經典應該具有的深廣歷史內容與文化內涵。經典應體現“思想的穿透力”是對“思”的要求，對經典“審美的洞察力”與“形式的創造力”的要求，可謂是關于經典的“詩”的主張。講話把經典之美具備的“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然的氣”作為經典必須具備的重要品格。經典既是一個實在本體，也是一個關系本體，是一個動態的具有開放性特征的可闡釋空間，經典延傳是一個被不斷闡釋與建構的過程。現代文學經典是我們中國文學傳統的現代延伸，是現代文學傳統的重要內容與呈現形態。對現代文學經典的重釋，是對新文學傳統意義的再發現，對現代文學思想文化資源、藝術資源的再激活。經典的形成既是一個開放性的自由形態，同時也是一個自覺的有限度的理性形態。“經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長時間的檢驗，許多經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經過若干時代的閱讀、闡釋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來的，那些只經過少數人或者一兩代人的認可的作家作品還很難成為經典。” 受時代環境、闡釋主體、讀者接受等因素制約，在對經典的對話性闡釋中，也可能出現偏向闡釋、過度闡釋、扭曲性闡釋，或表層闡釋、一元性單向闡釋等。現代文學經典與我們時代的近距離，帶來了審視經典的優勢與局限。對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現狀的梳理與癥候的分析，對經典研究再出發路徑的討論，是我們對現代文學研究問題的一次反思、一次展望，希望對突破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的困局，重新開啟新文學經典研究的新局面有所助益。

一、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的弱化及其原因

文學經典是一個詩性的敞開空間，在生產與接受過程中，打上了不同時代的思想文化烙印。近百年中國新文學經典的生成與中國社會急劇變革的歷史語境密切關聯。回顧新中國70多年現代文學經典傳播接受的歷史，大致上經歷了三個時期：20世紀50—70年代，以政治視角為主導闡釋經典的30年；80—90年代，以文化視角為主要視角解讀經典的新時期20年；2000年后，以多元話語解讀經典的新世紀20年。整體上呈現為由“共名”走向“無名”的學術面向。近20年，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研究與市場經濟轉型相逢，與新時期大眾文化思潮相遇，受碎片化信息傳播影響，現代文學經典研究（除少數或個別經典作家外）整體上呈現弱化趨勢。根據知網數據，我們分三個五年時間段，統計分析了近15年（2006—2020）CSSCI來源期刊發表的研究現代文學經典作家（被中國現代文學史列專門章節討論的重點作家，除魯迅外）的論文與研究現代經典作家的碩博論文（見下表）。經過比較，近5年經典作家研究的CSSCI論文與碩博論文數量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隨著高等院校碩士博士生招收數量的增加、中文專業現代文學研究教學從業人員的增加，現代文學領域學術成果數量整體上呈上升趨勢，但經典作家研究論文則在減少，比例明顯下降。

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新文學研究領域曾經發起過“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對傳統文學史經典研究觀念展開批判性反思，帶有文學思想轉型時期的時代烙印。21世紀以來，告別經典的政治文化解構傾向，直接影響了學術思潮的變化，也影響了現代文學經典研究。具體而言，新文學經典研究的弱化有如下原因。

一是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中，對話張力弱化。文學經典作為一個關系本體，它的經典意義與不同時代讀者的關注與闡釋直接相關。當經典文本沒有進入接受視野，沒有作為文化消費對象時，它就是一個固化的產品。一部經典作品要被某個時代關注，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內涵、審美意蘊和藝術經驗才能與那個時代的讀者發生心靈的交流、思想的溝通與審美的對話。經典能否被新的時代讀者再發現、再闡釋、再傳播，要看它是否提供了當下時代需要的思想藝術資源，是否符合消費對象的審美趣味。現當代文學經典總體上構成了形象呈現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文學版圖，啟蒙、革命、階級、大眾等關鍵詞是編織這一幅歷史版圖的經緯，是20世紀主流文學傳播與接受的主要動力資源。當中國社會變革進入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時期，現代文學傳統經典提供的思想文化資源與社會大眾當下心理需求發生錯位，因此其關注度逐漸降低。

二是21世紀以來社會轉型帶來的文學消費觀念的變化，影響了學術研究主體學術觀念的變化。受當代學術研究工具化、功利化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關注社會變革的學術精神與啟蒙大眾的學者責任意識日趨淡薄，深度的學術思考、思想性學術研究出現明顯弱化，現當代文學經典作為思想文化精神資源被忽略，傳統經典越來越缺少知音。

三是文學經典的接受與傳播表現出鮮明的代際差異，這種代際差異反映在思想信念、文學觀念、知識結構、審美趣味等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現代性（包括后現代性）思潮的傳播與接受，使學術思想信念與知識信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學術思想方法更加多元開放。除了對傳統經典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外，一些后確認的經典與非經典大量進入學術研究視野。學術觀念的現代性轉向，開拓了新的學術疆域，一批新的經典（像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的小說）得到確認。傳統經典的現代性闡釋，雖然出現了一批學術研究的新碩果，但重讀經典、重寫文學史的倡導并沒有形成熱潮，傳統經典研究的現代性轉身并沒有完成。后發經典研究止步于文學史的接納階段后，也沒有更新的進展。在社會經濟轉型時代，不同代際的讀者缺少了以往“共名”的思想信念和知識價值認同。一批經典作家正是在“再啟蒙”“重寫文學史”“方法論熱”“現代性”“后現代”“傳統文化熱”等一系列文化思潮的更替中漸次進入或者退出人們關注視野的。現代傳統文學經典解讀遭遇了消解崇高的世俗化文化語境，文學由“共名”轉為“無名”，經典文學研究走向了與非經典研究多元共生的狀態，傳統文學經典不再被集中關注。商品化時期的文化導向、信息化時代的美學趣味，影響了經典價值功能的轉移，大多數讀者將文學作為休閑或者娛樂的一扇窗戶，傳統文學經典成了部分專業學者學術研究的文本。碎片化、淺閱讀的文化消費趣味，影響了經典文學在新時期的傳播。

四是現代文學時段的限制，也給經典的言說空間帶來了限制。現代文學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空前活躍，一代思想性凸顯的現代經典文學研究學者，立于新時期學術高地，把現代經典文學研究匯入啟蒙大潮，引領了一個時代人文思想領域改革之風氣。9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在經歷了高聲喧嘩、造波興瀾的熱潮后，逐漸步入退潮期。這種退潮除了社會思潮變動帶來的影響，也與現代文學研究歷史時段的時間限制有關。對現代經典作家作品的權威性論述基本確立，學術研究歷史評價相對穩定，雖然學科隊伍日益擴大，但是具有深度思想性對話的經典研究一直鮮有重大突破。年輕一代學者的現代性、后現代研究視角，更多是方法論上的探索，現代文學經典研究格局的固化狀態并沒有重大的改變。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不少學者奮力開疆拓土，努力打通近百年文學歷史的時空限制，同時從外圍尋找學科交叉的聯系，與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傳播學、生態學等學科學術研究的結合成了新的學術生長點。這些縱橫交錯的開拓與破局，帶來了現代文學研究與經典研究的一批新收獲，豐富了現代文學研究，但是對整體學科水平的提升仍然有限。同時，這樣的不斷轉向也體現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焦慮，而這種種轉換似乎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學科研究的困境。

現代文學經典研究如何突破困境，如何重開現代文學經典研究新路徑、新局面，需要我們一起探討。

二、經典豐富性、復雜性內涵的再認識與再發現

“經典應該具有內涵的豐富性。所謂豐富性，是指經典應該包含涉及人類社會、文化、人生、自然和宇宙的一些重大的思想和觀念，這些思想與觀念的對話和論爭能夠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社會的完善，參與人類文化傳統的形成與積累，并極大地豐富和有益于人類生活。經典的這種內涵越是豐富，其經典性就越強。”正是經典文本內涵的豐富性特征，構成了經典重釋的魅力空間。在經典的有限性與敞開性之間，重新認識、深度發現經典內涵的豐富性、復雜性，是深化經典研究的路徑之一。比如，一段時期內，在對五四新文學思潮的研究中，學者曾普遍對文言文與白話文的論爭持一種二元對立的文學史觀，以五四激進主義文學思潮與保守主義立場的價值觀對立來評判這場“文白”論爭。但當我們深入文學史歷史現場，重新探究有關材料時，便可以發現，在“文白”論爭中許多人秉持一種中間態度，在以白話為宗的立場上，主張對文言的合理吸收；就是激進派陣營中的蔡元培、傅斯年等人也很少認同“文白”之分歧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中間派之中，還存在不斷認同革新派的漸進派與始終主張合理吸收文言優長的改良派的不同。五四文學革命思想開放，觀念混雜，新舊交替時期文學思想的豐富性與矛盾性、復雜性并存，主導性與混沌性糾結，構成了特殊的思想文化生態空間。當然，在還原歷史語境的復雜性，重新正視激進主義論爭中的思想局限時，依然要保持對歷史主潮合理性的價值評價，充分確認五四白話文學地位的合法性，肯定白話取代文言正宗地位的歷史變革意義。對這樣一場文學史意義深遠的“文白”論爭，應秉持更加開放的歷史敘述態度，逐步實現對五四文學歷史的重釋。

較長一段時期內，受傳統文學史觀念的影響，我們對五四文學革命反傳統的問題存在簡單化的認識。五四新文學是在對傳統文學的變革中獲得新質的，但是傳統文學具有豐富復雜的文化形態，五四新文學對傳統的叛逆，是對傳統的一種甄別與選擇。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將傳統文學中的白話文學視為五四白話文學合法性的理論資源。他將中國文學史分為古文文學與白話文學兩條線索，“一條是那模仿的，沿襲的，沒有生氣的古文文學；一條是那自然的，活潑潑的，表現人生的白話文學”，在雅俗文學對立合流的嬗變中，白話文學順應了“五四”開放自由的現代思想文化潮流，歷史的發展與時代的選擇是白話文學成為文學主流的根本內在文化動力。雖然五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確實受到20世紀之初世界文學中改革運動的啟發，但是中國文學傳統變革的內生資源與現實需要是確立白話文學地位的重要基礎。在中國新舊文學形式的轉換中，雖然新文學較多借鑒了西方文學的樣式，但是，中國古典文學觀念與形式的積極影響或隱或顯地大量存在。“五四”以來的各體新文學樣式都具有鮮明的傳統文學的烙印。現代詩歌中的白話，從雅言與俗語的詩歌傳統中，主要選取的是俗語傳統，從《詩經》的國風、漢樂府民歌、元代的曲子詞，到明清話本小說的開卷詩，清末民初新式學堂的學堂樂歌與教育詩，都采用的是俗語。當然現代白話詩歌語言不是傳統白話的變種，它大量接受了西方語言詞匯（科技名詞、抽象名詞、現代虛詞、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等）與語義形式（語法體系）的影響。漢語詩歌視覺、聽覺語言特征在現代詩歌中也非常突出，比如在詩歌音韻形式上，音韻的和諧特點、詞語對稱原則、雙聲聯綿詞的運用等，都體現了漢語詩歌傳統的鮮明特點。現代漢語詩歌是傳統詩歌現代變革的新形態，仍然需要汲取傳統詩歌優秀資源的營養。中國現代白話散文將抒情敘事散文作為典型的現代散文正宗，但是中國古代大散文的觀念與文筆、體式、風格，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地滲透在各體現代散文中。中國現代小說在敘事、語言、文體、人物刻畫、審美趣味方面，與中國古代史傳、歷史演義、話本小說、民間故事、神話寓言等傳統敘事文學，均具有豐富復雜的繼承關系。現代戲劇雖然是舶來品，但是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借鑒傳統戲劇的臉譜化手法，而戲劇沖突中的注重情節巧合、喜歡命運悲劇、期待大團圓結局，都可謂是傳統戲劇對現代戲劇影響的突出痕跡。總之，“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一個現代形態。傳統的積極影響是潛在的滋養，向外的借鑒是創新的要求。經典的現代建構要既不失固有之血脈，又要面向未來，這樣中國新文學及其經典研究才能夠別立新宗。

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可謂長期伴隨著革命的風雨歷程。如何書寫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語境中的文學史，如何闡釋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經典，特別是革命文學經典，是我們今天必須重新面對的話題。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現代文學史觀念與經典建構，是以革命、階級、大眾、人民等關鍵詞為思想基礎的，文學的政治標準成為文學經典的首要價值標準，這程度不同地遮蔽了文學審美意識，也明顯限制了文學經典闡釋空間。經過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的倡導與初步實踐，經典研究與文學史書寫出現了正本清源的格局，不同的思想流派得以呈現，一些作家被重新發現；現代文學史格局被拓展，現代性被彰顯，經典作品的藝術創新受到重視，文學史中的某些片面性定論被改寫，傳統經典作家的評價有了新變化。比如郭沫若的文學史地位、茅盾《子夜》的意義、趙樹理的實踐方向、巴金及老舍的代表性作品等，都有了不同于傳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闡釋、新評價。80年代以來，經典文學研究的新成果，影響了后續的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但是，21世紀以來，現代文學史的整體格局并沒有大的改變，這與現代文學歷史研究、經典研究相關的重要話題沒有得到深入的討論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與革命的關系問題，就是關系到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評價的重要問題。

20世紀一百年，是全人類科學思潮與革命浪潮洶涌澎湃的變革大時代。現代中國社會變革，是19、20世紀之交，一批經受西方科學文明洗禮與革命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面向海外現代文明，反思古老文化傳統的道路選擇。民主與科學作為思想先導，與政治革命相互激蕩，相互推動，開創了一條貫穿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政治領域深刻變革的歷史。在20世紀的政治文化生態中發育、生長的文學，特別是經典文學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蘊含著作家各自政治文化體驗的烙印，體現著20世紀幾代知識分子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社會變動的感受、審視、想象、思考、記敘。對革命經典文學的重釋，與歷史的理性意識與現實信仰態度密切相關。理解與重釋20世紀中國革命，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矛盾糾葛的紛繁線索中把握革命的本質。一方面，我們要從人類歷史進程與民族的時代選擇中分析20世紀中國革命及其書寫，讓革命的階段性、地域性意義或歷史局限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得到詮釋或凸顯。另一方面，革命經典的重釋，又必須回應革命歷史與當代生活的關系。以往革命化書寫所建構的“政治神話”“英雄神話”得以反思，革命經典重釋要直面當代人的精神困惑。21世紀以來孕育于現代化追求之上的社會價值、文化想象，打破了以往的人性書寫禁區與美學禁忌，新啟蒙的思想成果帶來了對歷史記憶、革命書寫現代性的理解，為經典革命文學的重釋打開了廣闊的空間。同時我們又要注意在革命經典內涵多元化、復雜性的闡釋中，不能把人性與革命性對立，不能用日常性消解崇高性、正義性，重新陷入二元對立的窠臼。我們對革命的當代性理解，應該具有融入歷史情境的人文情懷，葆有對理想信仰的歷史敬重，同時又要在重釋革命經典中抵達人性的深處，逼近歷史真相。

20世紀文學的現代性與社會歷史的現代性變革相伴而生。現代社會進程中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與轉型，必然導致社會文明結構的重塑。接受了現代文明思想洗禮的一代知識分子自覺擔當起社會文明再造的歷史使命。政治革命、思想啟蒙與文學變革互為一體，互相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精神內涵，始終離不開革命敘事，這是新文學現代性表現的重要內容與必然話題。汪暉的《世紀的誕生》在20世紀中國革命等重大的歷史事件中，探討了民族國家的艱難蛻變，闡釋了20世紀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獨特面貌及其在國家與政治、文化與政治、革命與政治的復雜糾葛與尖銳沖突中被塑造的過程。他斷言，中國經歷的是一個不斷變革與革命的世紀，是激烈反對舊世界也激烈反對著自身的不斷自我否定的世紀。作者努力從方法論與歷史觀上還原20世紀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復雜圖景。賀桂梅在《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中認為，整個20世紀，我們的文學主流越來越缺少了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中國古代所謂的大文學傳統，其義涵遠遠大于今天的純文學；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實踐中的文學，它不僅解釋世界，更是改造世界的行為。她從民族形式與文明史、與人民大眾的特定時代政治生活和文化訴求的聯系中，重新打開了革命文學經典闡釋的政治詩學視野，突破了文學與政治對立的二元論，也矯正了簡單挪用西方現代性解讀紅色經典與革命文學的偏頗，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反思泛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研究思潮的新路徑。

經典文學意義的生成常常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被闡釋主體、接受對象賦予新的內涵。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思想史、文化史、民族性人文思潮影響，地域文化學成了研究中國現代經典作家、經典文學的一種有影響的理論視角。諸如魯迅與浙東文化，茅盾與江南農村，沈從文與湘西邊城，巴金、李劼人、沙汀等川籍作家與巴蜀風俗，老舍與北京市井人生等問題，還有京派和海派文學研究、延安文藝、大后方文學研究等，一一成為現代文學研究靚麗的風景，為文學研究突破傳統政治學、革命話語研究，開拓了新的學術路徑。然而，伴隨著近20年現代性、后現代性文化思潮的流行，地域性經典研究在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的新時代也遭遇了需要突破的瓶頸。現代社會城市化帶來的日益頻繁的社會流動、經濟往來、文化交往，逐漸打破了較為穩定封閉的區域限制。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共同性對地域的滲透越來越鮮明，現代生活的多樣性、豐富性、復雜性大大弱化了文化的地域特點；作家的外向性觀念與視角，給地域文學書寫帶來了新收獲。因此，地域文學越來越具有開放性、融合性、含混性特征。文化的傳統影響、美學的地域性傳承，在社會日漸開放的時代，呈現整體弱化的趨勢，這也是社會文化與人類文明變化總體趨勢的一個表征。應該在地域文化影響的多元性、地域文化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與地域性研究的動態性中，重新審視經典文學的地域性，把地域性放在歷史與現代、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互動中，創新經典文學地域性研究。像魯迅早期的鄉土書寫到后期的雜文創作，由對浙東鄉鎮文化風俗世界的審視，轉向對上海殖民地文化的剖析，其流變中交織著作家的現代性立場與多元地域性體驗。中國早期現代鄉土文學，大都是一批從農村和鄉鎮走出的現代知識分子，在獲得了異域或都市生活體驗后，對鄉土社會人生與人性的反觀，對傳統宗法制度、禮教文化，包括舊的自我的告別；這種不同的地域經歷與人生體驗的書寫，包含著尋找新路與回歸鄉土兩難的復雜體驗。魯迅筆下知識分子的回歸困境、郁達夫自我小說的感傷沉淪、茅盾小說中都市新女性的時代哀怨、戴望舒詩歌的雨巷迷茫、沈從文筆下湘西邊城的人性哀歌等，都深深浸透了五四時期及其后知識分子復雜、豐富的地域體驗，傳達出這個特殊年代知識分子精神求索的心靈軌跡。我們從地域性書寫的豐富性、復雜性、動態性視角重新解讀有關現代文學經典，可以獲得對地域書寫的新體驗、新認知。

三、經典重釋的歷史語境與再問題化

文學經典研究是文學歷史建構的重要內容，歷史意識是我們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的起點。在較長時間段內，社會歷史批評是現當代文學經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受狹隘的政治論、階級論的左右，庸俗社會歷史批評的經典闡釋造成了人們對社會歷史批評的排斥心理；把社會歷史批評與現代性批評、審美批評簡單對立的觀念，影響了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的思想深度與價值評價。現代文學經典批評，必須同時具有現代意識，體現現代歷史進步品格。比如，對郭沫若《女神》的評價，應該從中國新舊文化劇烈變革轉型的歷史節點角度，充分認識其凸顯的五四時代革故鼎新、高歌自我、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聞一多當年稱道《女神》是時代的“肖子”。《女神》開放創新的精神氣度，呈現的現代宇宙觀念與生命意識，與同時代詩歌比較，都不同凡響。把《女神》放置在中國幾千年的抒情文學傳統中比較，它的浪漫主義率真品格、自我張揚的主體精神、奔放不羈的抒情個性、崇高熱烈的美學風格，都與傳統詩歌相異。《女神》更新了中國抒情文學傳統，打開了與西方現代文學對話的通道，是中國詩歌現代轉型的一個歷史標志。當然，《女神》缺少節制的激情抒發與缺少提煉的藝術性缺失等問題，也是不容回避的。近些年來對《女神》經典意義的消解性評價，是缺少歷史觀念的一種代表性現象。歷史語境是文學生成的必然條件，是新生事物發育與生長的土壤。只有堅持科學的歷史觀，在中國文學歷史嬗變環節與當時時代語境的結合中，才可能較深入地把握經典的創新意義，才會獲得更加廣闊的話語空間，獲得對現代文學經典的新認知。

郭沫若的詩歌《女神》的現代性開創品格，并不表明《女神》就是歐化的產物，它與中國詩歌傳統的深潛聯系常常被固化的認知觀念所遮蔽。近期，張伯江的《論〈女神〉的詩體創新》一文，從語言學與文體詩學的交叉結合中，為我們打開了研究現代詩歌如何向傳統詩歌借鑒的一扇門窗。張文認為《女神》傳承詩騷藝術傳統，自如運用口語風格以及互文見義手法，充分利用漢語句法的象似性特征，以及韻律駕馭結構的特點，在漢語中探索“視韻”、三句組等表達方式，最大限度發揮漢語對稱性等句式的表現功能，建構了《女神》獨特的詩體。郭沫若嫻熟地把不同結構形式的語句整合到一致的韻律模式里，顯示了高超的語言技巧。五四時期，郭沫若對漢語詩歌潛力的大幅度開發，讓古老的漢語藝術表現力得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五四時期的新文學經典作家，大都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學修養，傳統文學的觀念趣味在他們倡導的新文學實踐中以不同的方式滲透融入，他們的創新呈現的是具有鮮明民族化特征的現代文學形態。

學科跨界、文體交叉、打通研究視域，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一種趨勢，也是創新和深化經典研究的有效途徑。文化學、心理學、宗教學、倫理學研究方法等作為文學研究的方法得到較普遍的應用。學術交叉的研究路徑是為了更有效地創新學術觀念。學科交叉研究要建立在相關學科知識學的基礎上，應用的理論要貼近文學研究對象，能形成學科研究的有機結合，要有新的學術發現。這些客觀要求，增加了研究的難度。通常，學術創新難易度是與學術研究話題的難易度成正比的。所謂跨學科，常常意味著研究者從自己較為熟悉的研究領域，跨越到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研究領域，因此需要重新學習，發現不同學科與研究對象的交接處與創新點。

經典研究的再問題化，是重釋經典的一個重要途徑。經典與現實的對話，是激活經典的重要思想動力，只有在不同時代的對話中，經典的思想文化內涵才會得到豐富和延傳。“經典應該總是與現實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關。過去任何時代的經典，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現在它總是現在時，總是與當代息息相通。”這就是經典的當代性，“經典與當代的關聯越密切，經典性就越強”。這種與經典對話的當代性，就是要從不同時代的現實生活中發現與經典重逢的精神焦點，與經典形成有機互動的空間，從經典中重新發掘現實需要的思想火種、文化資源、美學源泉，讓經典與現實互為映照，連接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為經典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這也正是經典超越時代的歷史品格。作為新文學經典的魯迅研究的活力與萬千氣象，就是因為不同時代的魯迅研究者能從現實中發現與魯迅思想、魯迅文本對話的意義焦點與闡釋空間，激活魯迅思想的活力，使魯迅的思想與文本形成了一個深邃的召喚結構。魯迅在經典研究中呈現出經久不衰的精神魅力，原因正在于此。

經典研究的再問題化，就是對已有經典研究問題的反思性創新研究，或者是再推進性的深度研究。比如，新時期以來的魯迅研究，經歷了從政治家、革命家魯迅向思想家魯迅的轉變，這個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王富仁、錢理群等的思想啟蒙魯迅，就是對傳統政治魯迅研究反思的收獲；之后的汪暉、王乾坤等的生命哲學視角的魯迅研究，可謂是對思想啟蒙魯迅的一個推進。今后魯迅研究的突破，就是如何再進一步推進思想深度，從“政治魯迅”與“思想魯迅”，“革命魯迅”與“啟蒙魯迅”，“文學魯迅”與“哲學魯迅”等關系的研究中，開拓魯迅研究的新局面，這是經典魯迅重釋中需要我們關注的再問題化的問題。對五四文學傳統研究的再問題化，也是我們從源頭上理清新文學傳統，創新五四文學經典研究的重要問題。在當前傳統文化復興的語境中，對以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激進主義思潮的評價，對以胡適等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思潮的評價，對以胡先骕等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思潮的評價，都有了不同于傳統文學史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但是，社會大變革的當代語境，再一次提出了重釋五四文學經典的新時代要求。

現代經典作家作品研究，特別需要關注具有與現實對話意義的問題，這是現當代文學具有的學科品格。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他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緊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現代文學研究既要回歸學術，不為現實功利左右，又不能脫離現實關懷，要積極回應社會需要，參與當代文化建設。溫儒敏曾指出：“現代文學研究天然地與現實保持血肉的關聯”，這是“現代文學研究的‘魂’”。在五四新文學發軔之時，新文化、新文學的倡導者標舉的新文學品質，就是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倡導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主張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關注民族命運、關心民生疾苦、為平民大眾代言、與國家命運休戚與共，是新文學的寶貴傳統。現代文學經典承載著20世紀中華民族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強盛的精神品格，承載著偉大的民族復興之夢，我們需要在與經典的對話中發掘優秀的精神資源，為改革時代提供思想動力、精神活力，讓文學創作與經典研究“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在人類發展的重大歷史關頭，“發時代之先聲、開社會之先風、啟智慧之先河，成為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的先導”。

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出現的一些泡沫化、市場化學術研究的趨利行為，正在日益削弱人文學科研究的學術精神，淡化人文學者的學術責任感。現代文學經典研究要努力超越研究功利化、學科狹隘化、史料碎片化、思想平面化，以當代學者的人文關懷，深入開掘文學經典的思想文化資源，回應當代社會改革發展與思想文明建設的需要。比如，茅盾20世紀30年代經典小說經歷了社會歷史小說批評、社會分析小說經典范型的闡釋，在80年代“重寫文學史”時期被批評為概念化的典型。如果我們結合社會歷史批評、政治詩學批評方法，再探究作品中參與現實變革的可能性蘊含，就會有新的發現：茅盾的農村三部曲，開創了農村災害書寫與中國農村問題書寫的先河；他的《蝕》三部曲以及《虹》《腐蝕》，是對現代中國早期知識女性人生道路、生命困惑的最具人性意識與人文關懷品格的獨到書寫；《子夜》等都市小說，是現代時期大都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宏闊展現，構成了與近代以來都市市民文學、通俗消閑文學完全不同的現代格局。茅盾小說整體呈現的從農村到城市的宏大視野與人文氣度，第一次在中國文學史上展現了特定時期中國現代社會歷史變革的圖景，記錄了這個變革過程中的眾生世相。茅盾小說具有的現代史詩性意義是其經典意義之根本所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呼喚作家深入沸騰的生活，關注國計民生重大題材，與新時代的脈搏共振，創作出全面記錄這個大時代的鴻篇巨制。從不同的問題、不同的視角再度進入茅盾經典小說的闡釋空間，應該會有許多不同于傳統文學史觀念的新發現，獲得新的文學經驗啟示。當然，也包括發現茅盾小說的思想缺陷與藝術缺失。

近期關于丁玲小說經典性研究的兩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經典研究再問題化的啟示。楊洪承的文章認為丁玲寫小我也寫大眾，寫生活也寫革命，寫人生片段也寫時代大事件，自始至終以現代知識女性獨立的姿態，用鮮明的性別意識譜寫現實主義革命文學，她的小說賦予了政治隱喻形態革命文學多聲部的變奏。革命文學在呈現社會巨變過程中，同樣可以抵達人的靈魂深處，展示革命對人性的重塑。張均通過考察史實，為我們重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他指出：丁玲的這部小說，作為一個時代的目擊者，真實展現了20世紀特殊年代鄉紳的眾生相，深刻再現了民國時期鄉村“人”與“勢”巨變中揮之不去的歷史悲情，包含了對革命復雜性有意識的記錄與潛在反思，并不是“工具化了的藝術”和“對意識形態的譯寫”。20世紀的鄉村變革與土地問題，依然是關聯著當今中國社會農村現代變革的重要現實話題。面向生活、與時代同行、堅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品格，依然是現當代文學經典研究的方向。

四、經典重釋的現代價值觀與知識體系更新

中國現代社會變革的歷史語境，除了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研究提出了與政治話語、革命話語對話的命題外，也提出了如何與傳統對話的問題。現代傳統與古代傳統的矛盾糾結，從五四文學孕育期就埋下了種子。現代文學及其研究經歷過百年的歷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在較長時期中，這個“近傳統”與古代文學“遠傳統”的關系處于一種對立狀態。從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整理國故”之辯、革新派與學衡派的中西傳統之討論，到近十年的國學熱與傳統文化熱，都對新文學的反傳統提出了一次又一次問難。如何闡釋“五四”反傳統的問題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價值起點。我們對經典作家與作品意義的闡釋，是確立在現代價值立場上的。比如我們對“五四”“文白”論爭的分析，雖然對折中的調和論有肯定，但是，必須首肯激進派革命主張，沒有革新派的激進，就不會有白話文正宗地位的合法性確立，也就不會有文學革命的勝利，這是我們分析“五四”問題的現代價值尺度。魯迅文學的經典價值，首先就是其堅決反對封建制度文化、反對封建思想道德的現代思想啟蒙意義，對舊傳統、舊文化的現代性剖析與解構。然而，五四文學反傳統并不是徹底拋棄傳統，是在解構中重構傳統，在剖析中清理傳統，在革命中更新傳統。正如20世紀20年代初期，胡適在五四新文學站穩腳跟后倡導并力行的“整理國故”運動一樣，整理國故，清理國故，是為了揚棄糟粕，保留精華，傳承文明。現代文學的反傳統是在為傳統文明的河流清理河道，注入活水，蕩滌陳腐，開發新機。傳統是一條河流，只有不斷流動，吐故納新，奔流向前，面向大海，才會生生不息。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的現代價值理念，是現代文學研究創新的生命線，是現代文學學科的精神信念，不可以動搖。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出高度評價：“五四運動前后，我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沖擊了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大眾的偉大意義，正是在對封建傳統思想文化制度堅定、猛烈的批判中實現的。我們要以現代立場為本，既看到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區隔、不同，也看到現代傳統與古代傳統的深潛聯系，細查深究新舊文學傳統的有機性關聯，發現化古為新的現代性轉化因素，從二元對立思維轉為辯證思維，激活傳統資源，豐富現代文學學術傳統，推動現代文學經典研究。

與古今對立相關的中西二元觀念，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經典文學研究的價值觀。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西方霸權威脅與世界文明交流，改變了中國內向性的文化觀念，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從對照視野中審視中國的傳統與現實。特別是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知識、思想、信仰體系開始動搖，中國大一統的華夏中心論被瓦解。但是，長期以來的“中西體用之爭”“華夏夷族之辨”包含著的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觀念，卻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中國的文化選擇與文明重構，中國文學史的經典闡釋與定位也長期被統攝在傳統與現代、民族化與西化關系的價值維度上。我們很少從世界共同體的視野出發，從知識、思想、價值觀相通之處審視自我，秉持人類文明多樣化的觀念評價自我。應該把現代中國看作世界中的中國，中國是全人類社會的一個部分。以知識生產為主導的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方式帶來了當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而同時世界知識體系、價值觀念、思想信念的差異化又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得到凸顯，矛盾性與交融性、互涉性同時并存。我們應該在世界性、全球化視野中轉變中西對立、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闡釋觀念與方法，這樣才能給經典重釋打開新的視野，開辟新的路徑。

我們在“民族魂”的文化符號下理解的魯迅，當然是經典性定位，然而，在世界現代文化的經典坐標中魯迅的經典意義是什么?魯迅筆下的阿Q是中國國民的阿Q，還是人類某種精神鏡像的阿Q？魯迅筆下的魏連殳、涓生這一代知識分子形象，除了體現“五四”前后一代知識分子精神鏡像的意義外，是否也表現了一種人類的普遍性心靈體驗，即人們遭遇精神困境后又無路可走的心理痛楚？他的頗有爭議的新編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放在異域文化、不同知識背景與傳統中，讀者會有怎樣的共鳴體驗？在世界文學的大框架下，在不同時代、不同族群讀者接受的經典化過程中，魯迅的哪些作品具有經典性意義？世界性的經典敘事性文學，一定是作家塑造了具有審視人性普遍性意義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或命運能夠激發不同時代不同族群人們的心理共鳴。無論是埃斯庫羅斯、莎士比亞的戲劇，還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他們作品的經典意義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性的。中國現代文化、現代經典文學向外傳播的局限性，與我們闡釋經典的偏狹性觀念是有直接聯系的，妨礙了與西方文化、文學的雙向交流。面向世界的經典闡釋，不僅會重新發現現代文學經典的新品質、新意義，也將會成為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積極力量。

中國現代文學對傳統的現代性轉化，除了現代思想價值觀念的革新以外，就是對傳統知識的現代性改造，知識體系的改造是與思想價值觀念的更新互為一體的。黃曼君認為，現代文學經典是在新的知識系統基礎上的新價值觀的結晶，新的知識系統不同于舊知識系統的本質特征是現代性。我們要推進的現代文學經典研究，應該建立在新的知識結構基礎之上，這一點在較長時期中被忽略了。學術研究是一種學理創新，是對研究對象的新認知，通常要有新的理論與新的知識做基礎。現代文學經典研究應該體現現代知識學和以現代知識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現代價值觀。在五四文學發生期，白話文學倡導者與反對派、保守派的論爭，就是新舊知識體系的矛盾。白話新詩的口語入詩、自然音節、文言合一、自由詩體等主張，是以西方自由化詩歌運動為經驗的，借鑒了西方詩歌知識體系與詩學理論。比如，胡適翻譯的美國女詩人蒂斯黛爾的《關不住了》，就大量模仿了英語詩歌的音節節奏、韻律形式、對話體、敘事語句、自由分行、人稱代詞及虛詞大量入詩等特征，改變了中國古代近體詩歌講究平仄對仗的格律詩知識規則。白話新詩顛覆的首先是傳統詩歌的知識體系，把文人的雅言藝術變為了大眾的藝術，詩歌從廟堂落地到了民間，詩歌知識的改變帶來了詩歌觀念的革新。白話新詩興起之初，反對派的非議就是建立在傳統詩歌知識信念之上的。郭沫若的《女神》是近乎狂放的浪漫主義詩歌，其中的泛神論思想，叛逆舊傳統、挑戰舊秩序的個性主義，情緒沖動、不拘一格的自由詩風與古代傳統浪漫主義詩歌的知識信念也大相徑庭。一些舊派詩人在《學燈》副刊上讀到郭沫若的《鳳凰涅槃》時，驚異得目瞪口呆，新詩完全顛覆了他們習以為常的詩歌觀念與詩歌知識；而不少新青年讀到《鳳凰涅槃》時，則像是看到鳳凰在空中騰飛，看到一道閃電照亮了詩歌的夜空。宗白華讀到郭沫若的新詩時，熱情稱贊他“有lyrical（抒情）的天才”，是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繼《女神》之后，李金發的詩集《微雨》出版，從法蘭西刮來一股象征主義詩風。詩壇一片驚詫，面對突起的異軍，周作人卻稱他為“國中詩界的晨星”,積極推薦了年輕人詩集的出版。也有人稱這位學西洋畫、寫西洋詩的年輕人為“詩怪”。有的諷刺《微雨》為“魔術的玩意兒”。中國新詩在新文學門類中，向西方借鑒最多，接受西方詩學觀念與知識影響最為突出，同時也遭遇非議最多，這也是五四文學革命首先從新詩突圍的主要原因。要走進新詩，重釋新詩，讀懂新詩是第一位的，如果僅僅習慣以傳統詩歌的觀念、趣味、知識來解讀或者研究新詩，就會與新詩的距離越來越遠。21世紀以來，新詩受西方現代、后現代詩歌影響，趨向于日常性、個人化書寫，敘述性、知性化表達成為主潮，與傳統詩歌抒情寫意、作用于聽覺傳播的詩歌傳統越來越遠。我們的研究，只有不斷追蹤、了解文學潮流，才能辨識文學潮流，起到影響潮流的作用。要融入研究對象，首先研究必須是建立在與研究對象知識互通基礎上的一種對話，不然就會錯位無效。研究者與批評家要不斷學習新知識，不斷更新已有的知識，只有這樣，才能在經典研究中說內行話，在重釋經典中新解經典，對讀者有所幫助，對文學研究有所增益。

五、經典研究的詩性關注與理論創新

深入文學本體研究，關注經典的詩性價值，推進經典文學的審美研究，是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的重要創新路徑。文學經典應該具有歷史、思想、詩性三個方面的創造性特征，應該是史、思、詩的結合體。在歷史層面，呈現一個民族歷史文化、時代社會生活變遷的影像，具有“史”的風范；在思想層面，具有深廣的思想蘊含或特殊精神內涵，閃爍“思”的光芒；在詩性層面，提供前人沒有提供的原創性藝術經驗，體現作家對世界獨特的藝術審美觀照，是一個人心溝通、詩心溝通、文心溝通的審美結晶體。“史”的特質要求重返經典文學現場；“思”的特質呼喚關于文學內蘊豐富性、復雜性的現代對話；“詩”的特質則回應重返文學本體研究的訴求。有學者認為，對于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審美性或者說藝術性的強弱，必然是一部作品能否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標準”。經典文學應該是作家對文學對象有思想深度的審美審視與獨特而生動的藝術表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藝術創新是文藝的生命，“要把創新精神貫穿文藝創作全過程，大膽探索，銳意進取，在提高原創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題材、內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動觀念和手段相結合、內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種藝術要素和技術要素相輝映，讓作品更加精彩紛呈、引人入勝。”經典創作與研究的眼界要廣大、深遠，既要從作品精神的高度與表現人類思想的深度著眼，又要探尋豐富多樣的故事、形象、旋律、聲響、色彩、詩情、意境。講話把藝術形式的美學元素與形式特征的創新作為新時代文藝經典化的重要內容，我們的經典研究要為當代文藝經典實踐提供藝術美學的經驗。

現代文學經典研究經歷了社會歷史批評、思想文化批評兩個階段。我們較為熟悉的是政治、歷史、思想、文化、革命、啟蒙、階級、大眾、國家、民族等概念范疇，但對文學形式、藝術范疇之內的語言、敘事、象征、反諷、隱喻、文體等概念相對生疏，對文學門類中的專有概念較少深入探究。諸如古代散文與現代散文的概念、現代散文的不同文類、文體特點，戲劇中的對話、場景、沖突、潛臺詞等，詩歌的分行、節奏、韻律、語義、詩體等，學界對這些藝術形式范疇的知識儲備與藝術研究整體上是較為薄弱的。形式本體研究是最終走進文學內部世界的通道，是探究藝術經典魅力的聚焦點，它需要相關的知識修養，需要對藝術敏銳的感知能力。深入經典堂奧的研究，應該是思想探究與藝術形式研究緊密聯系、互為一體的學術考察。經典文本所具有的藝術魅力，是以其思想內涵與藝術表現的同步性、有機性結合來呈現的。許多學術研究常常呈現為分裂性、肢解性剖析，往往既傷害了思想，又破壞了審美。

現代文學經典研究需要從薄弱處入手，多關注經典研究中的形式問題與審美話題。現代文學經典研究中最具成就的是魯迅研究，而比起魯迅思想文化研究來，藝術研究、審美研究明顯處于低洼地帶。比如，魯迅小說的敘事、語言、文體研究，魯迅雜文、散文詩的語言、敘述、文體特征研究等，都缺少像思想研究一樣公認的標志性成果。而魯迅研究的泡沫化、碎片化現象也十分突出，比如關注魯迅喜歡的飲食，在北京、上海常去哪一些餐館，喜歡吃什么零食等問題，包括一些無意義的史料發現與考據研究。其他經典作家研究中也有類似傾向。經典研究的創新之道，是要創新思想研究，突出審美藝術研究，注重思想研究與藝術形式研究的結合。在20世紀90年代之初，有學者從文體與作家個性思想的關聯角度研究魯迅雜文。作者將魯迅雜文深邃的思想與其人格個性、審美趣味、語言風格聯系為一個整體，認為魯迅的思想個性決定了他的雜文的藝術特點，藝術趣味影響了雜文的話語方式與思想特征；思想精神、人格個性與藝術選擇、雜文文體風格是互為聯系、不可分割的。這樣的一種文體與思想個性的關聯性研究同樣可以啟發我們對《故事新編》中特殊文體小說的重釋，以及對《野草》中散文詩的文體研究的再創新。

文學經典的藝術形式或審美創新研究，是當代青年學者應該突破的主攻方向之一。前輩學者所具有的豐富生活經驗與廣博的學術積累，是他們與經典思想對話的優勢。年輕學者可以憑借新知識、新視野，突破前輩學者的知識短板，從思想文化、社會歷史批評之外，或者從思想研究與藝術研究的有機結合中，另辟蹊徑，實現對傳統經典研究范式與水平的突破、超越，這是現代文學經典研究再出發的一個途徑。

對經典的重釋不僅僅是對文本內涵的新挖掘、對文本意蘊的再理解，更高的期待是在重釋中給讀者打開新的意義空間，生發出具有創新意義的理論。經典重釋，是給接受者指出方向的一個途徑，是意義延伸的一個環節，是指向未來的思想路標。闡釋的目的，“不僅是對現象的全面、總體的認知，更重要的是，闡釋，是闡發理解者所不斷發現的、蘊含于現象中的豐富義理”。經典闡釋，就是從文本的解釋中總結詩學規律，闡發理論主張，提出具有獨創性的理論見解。李歐梵在談及他閱讀西方經典威爾遜（Edmund Wilson)、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史丹納（George Steiner)和韋勒克（Rene Wellek)等名家著作的感受時說：“這些名家的文史知識十分豐富，廣征博引，似乎早已讀遍群籍，他們所作的‘批評’(criticism)并不僅僅是對某一經典名著詳加分析而已，而是把一本本書、一個個作家評論一番，逐漸形成一己的觀點和主題，我認為這是一種西方人文批評的傳統。”這樣的傳統是對既有闡釋的突破，是在與經典對話中得出新觀點，提出相關性的新話題。

20世紀初期，受西方人文思潮影響的一代中國學者，在他們對經典的闡釋與理論批評中，體現出大膽建立現代批評理論范疇，建構自主話語中心的創新精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突破了中國傳統詞話的狹小格局，借鑒西方哲學、文學批評研究的觀念方法，結合中國古代詩論，建立了以“境界”為核心，以“隔與不隔”“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造境與寫境”為主要范疇的詩學理論批評體系，成為中國傳統詩歌理論批評向現代轉型的代表性著作。胡適完成于“五四”期間的一系列理論批評文章，如《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談新詩》《嘗試集·自序》《寄陳獨秀》（包括對中國白話文學歷史研究的著述）等，在對五四白話新詩人的創作評論與自己新詩實踐的總結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論主張。諸如：進化的文學歷史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白話詩學觀（“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白話的自然音節”）、詩體的大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以文為詩、言文合一等，成為五四文學革命時期具有理論綱領性的主張。朱自清評價《談新詩》是當時新詩創作與批評的“金科玉律”，茅盾說它成了“初期白話詩一根大柱”。在“五四”后期，詩歌創作進入舊詩失范、新詩無序的困惑期，聞一多的新詩批評應時而出，他借對郭沫若《女神》的闡釋與批評，在《〈女神〉之時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提出了文學時代精神表現論（《女神》是“時代底一個肖子”）、文學民族精神與地方色彩說；在《詩的格律》《律詩的研究》中提出以“和諧”為中心的新詩格律論等，這些成為辯證反思五四白話新詩潮、建立新詩藝術秩序的重要詩學觀點。正是“五四”一代新文學倡導者與批評家，以他們先進的文學自覺觀念與現代理論的開拓精神，把五四文學帶入了與世界文學交流的航向，完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變。20世紀30年代，廢名的《談新詩》在對新詩的闡釋中提出，新詩的內容是詩的，文字是散文的，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文字是詩的，這一觀點影響至今。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是對新文學第一個十年（1917—1927）經典詩歌的一次檢閱與總結，他在詩集導言中對十年新詩三個流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具有理論概括性的命名一直為文學史認同。他們的文學批評貼近文本，但不為文本對象束縛，在歷史的宏闊視野中感應時代的思想召喚，從對經典對象的闡釋中生發、延展出具有詩學意義與時代價值的話題，與現代經典文學一道，成為推動新文學思想與美學建構的現代詩學資源。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發生與變革始終離不開對經典的闡釋，現代文學理論在對經典的解讀過程中得以豐富發展。經典的延傳與經典內蘊的豐富性、可闡釋度是一種正向關聯。經典思想的延展性、創造性闡釋，對經典內蘊進行普遍性意義上的提升與拓展，是經典重釋中的一種廣度與深度傳播，具有積極而深遠的傳播效應。比如，《紅樓夢》被傳統文人視為淫書，羞于閱讀，官方一度將其列為禁書，是胡適、劉半農、魯迅一代人在白話文學運動中，站在俗文學立場，基于寫實的文學價值為《紅樓夢》正名。胡適公開聲言：“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于白話。”劉半農鮮明肯定《紅樓夢》“為社會教育之利器，有轉移世道人心之能力”。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紅樓夢》：“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故事，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并進一步肯定其在中國小說史上的經典意義：“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他們將歷史上不被正統認可，不入主流的小說抬進了文學經典的殿堂。同時，文學的白話傳統、平民意識、寫實精神正是“五四”啟蒙一代，從經典的闡釋中獲取的寶貴思想資源。此后，《紅樓夢》經典內涵在傳播接受過程中得到不斷豐富延展，其文學史地位得以牢固確立。

“五四”先賢闡釋文學經典的宏大境界，大膽建構審美理論的創新品格，以學術引領時代文化變革思潮的人文精神，對重釋經典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經典研究應該繼承“五四”以來現代學者的學術傳統，增進自覺自信的學術擔當意識，堅持與時代同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作為追求，讓目光再廣大一些、再深遠一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同時直面當下中國人民的生存現實，創造出豐富多樣的中國故事、中國形象、中國旋律，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展現特殊的詩情和意境。”新時代現代文學經典重釋，需要立于時代的精神高度，直面中國現實，探索人類精神世界的深處，關注學術前沿問題。在與現實對話中，發現與經典重逢的思想焦點，形成經典歷史價值的當代連接，突出經典研究的當代意識，提升文學研究的精神品質，在歷史的新時代，貢獻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