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面朝雪山》是何永飛最新的詩歌選集。一個“選”字，背后是詩人自我認同與外界閱讀反饋之間雙向的判斷、梳理、總結、確證，既能夠較為全面地展示出詩人創作的譜系、框架，同時凸顯出我們對特定詩歌寫作者最集中的印象與預期。何永飛留給我的詩歌印象，一直是鮮明且獨特的。要建立這種獨特并不容易。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通訊發達、經驗膨脹、情感共享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人與人之間、一種生活與另一種生活之間，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最低的能耗，產生最強烈的能量交換、形成最寬闊的內容交集。世俗生活之樹因此而枝繁葉盛，但我們內在的精神景觀，卻常常會變得彼此近似、相互覆寫，以致在某種意義上失掉了辨識度，或者說，難以找到自我表達的獨特語詞。這未必算得上什么不幸，但這的確是現代人的孤獨。詩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對抗這種孤獨，是為了樹立起個體觀看世界及生活的獨一無二的角度，是為了找回自己的語詞乃至找回自己的語氣。我想，何永飛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好。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風格特征，他在詩的世界里找到了屬于他自己的那片神圣疆域。他的詩歌寫作是有根的，因而，也是有底氣的。

在相當的程度上，這種底氣，源自何永飛詩歌創作的“原生土壤”，也就是云南邊地的獨特自然環境、以及由此生發而來的獨特人文景觀。雪山、村落、江河、高原湖泊、荒野生靈，在何永飛的詩歌世界里是反復獲得書寫、綻放出獨特光彩的對象。在他的筆下，洱海是寧靜而有力的，能夠使“硬的腸子變軟，軟的骨骼變硬”（《海舌》）；雪山景觀是標志性的，“懸崖上刻錄著天地秘咒……海拔3000米以上/每一陣風吹過，都會留下深深的痕跡”“雪山高過千年，高過塵俗/就像神燈，白光擦亮硬骨”（《扛著群山奔跑》）；高原上的一條河，它的源頭是“英雄的一滴血”“美人的一滴淚”“我的前生，或來世”（《河的源頭》）；天空飛過的蒼鷹，則是“神靈的化身，銜著高原/穿梭于傳說與現實之間/左邊的翅膀是白天，右邊的翅膀是夜晚”（《蒼鷹》）。何永飛對這一切是熟悉的，正如他筆下寫到的人們一樣，擅于“在這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水間行走”，甚至“能給天氣把脈/還能辨識哪座山有善骨，哪座山有惡相”（《消瘦的牧歌》）。

這是何永飛筆下絢爛的、充滿神話感的邊地風景。值得注意的是，風景并非僅僅是客觀的、物質性的存在。對風景的觀看，是一種選擇性、策略性的行為動作，一個詩人去寫一系列“物”、寫一種特定的風景，他的“寫什么”與“怎么寫”，背后定然是充滿能動性的：那是從本性、從文化無意識中不斷進化而來的主觀審美選擇，在文本中具化為獨特的感受姿態及表達姿態。何永飛對自然生靈、對邊地風物的書寫，并不僅僅是向外摹畫的、更是向內開掘的。許多人在評價何永飛詩歌寫作的時候，都會提到“靈魂”這個詞，我想，這指的正是此種“向內”的維度，指向由自然物象中不斷投射或闡釋出的，人內心的價值、堅守、力量和光芒。在詩人的理想世界中，“有不穿偽裝的花草，有流水做的琴弦”“善念自會長出菩提樹/……以清風，擦去塵埃；以綠色，修補塵世”（《菩提樹的孩子》）。面對自然之神，一個人要交出內心的高傲與怨恨，以此“贖回春光、睡眠、慈悲淚/扶起踩倒的小草，原諒絆倒自己的石頭”（《面朝雪山》）。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肉身交出，“將全身骨頭，一根一根拆下/整齊地排列在草地上，用溪水清洗”，為的是洗去塵灰、驚恐和軟弱，把潔白和堅韌“徹底還給骨頭”（《洗骨記》）。

作為一位在自然的懷抱里成長起來的詩人，何永飛顯然在自然的抒情和表現中，注入了其對人生與世界的根本的認知方式、表達途徑、情感態度、價值判斷。對詩歌而言，這一切既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既是審美之“葉”，也是倫理之“根”。作為一位優秀的少數民族詩人，何永飛的詩句背后，無疑是古老而巨大的，深具民族特性的審美習慣和文化倫理。例如，我們能從中看到超時間性的、來自古典時代的那種對生死的體認方式：“原來他高過白云，漸漸地又矮于泥土/他把死當作一粒種子，埋入自己挖好的溝里/第二年，野草葳蕤，長在他的上面/還向四周蔓延”（《山地里的孤墓》）；“碑上的青苔/是生命再次前行踏出的腳印，去向自有安排”（《無字碑》）。《神臨記》等長詩，則具有濃厚的民族神話色彩，人在特定文化視角下對世界及存在的理解，在其中得到了集中的彰顯。不同于現代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分類學思維，何永飛在詩里追求的是人與自然世界、祖先世界的同一，是“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萬物之間并無分別之心，不僅可以對話、甚至能夠混淆：“他人的命，也是自己的命/沒有青草的舍身，很多動物的牙齒/會失去存在的意義，會消沉，會滅絕”（《大地悲心》）；“懷著仇恨的人睡去，星辰與草木對飲/……陷入塵俗的人，與端坐時光之外的雕塑/互換位置”（《在洱海邊》）。這所謂的混淆，是一種“隱身”的技巧、是找回自我的方式：“火隱于水，風隱于天空/……我以變形的方式活著，去迎接神圣的死亡/我死后，就隱于聾啞之石”（《隱身術》）。這是“術”、也是“道”，它擦拭出極具民族性、地方性的表達邏輯和審美特征，也不斷劃定、拓展著詩的領地。

當然，何永飛的詩里，除了“古老”，也有“當下”。他能夠把高原景觀同新時代的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結合在一起，“筑路人的硬骨，擂響高原銅鼓/……金色的種子，將貧困一層層撕去/將山間的白晝一層層拓寬”（《云上之路》）。《普拉河》《滇西安魂曲》等詩作，則處理了與當下生活一脈相連的地方歷史，如茶馬古道往事、抗日戰爭時期的滇西大反攻等。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何永飛詩歌更加豐富的層次感和多元性：他的寫作，可以是“虛”的、也可以是“實”的，可以是浪漫的、也可以是現實落地的。這正是優秀詩人所應具有的品質。

（作者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