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格風的寫作很容易喚起人們對詩歌形式的重新思考，他脫離了不少詩人在遣詞或布局時難以消除的緊張感，在他的詩中，語意的自由流淌令語言獲得了隨意增生的活力，令語言在與現實交鋒時具備了一種肆意沖撞的能力。

語意即話語所包含的意義，之所以從語意的角度來談論格風的詩，原因是它對格風詩歌的語言、內容和形式三個方面均有指涉。如前所述，格風詩歌在話語意義上時常顯示出強烈的任意性，在語言自由滑行時又給它裝上隨時可拆卸的剎片，靠突然中斷或又復生的語意令語言獲得一種風格化的行動力，其間有時也蘊藏著視角的轉換。如“突然有雨落下/雨在他們的講述中/散發奇異的花香”（《雨在他們的講述中》），在這個三行短句中，“雨”的出場看似是背景化的，實際上到了第二句“雨”卻處在主語的位置，而從語意上講，“講述”一詞的施動者則是“他們”，令主語獲得了巧妙的被動性，到了末句，“雨”又旋回到了作為對象的主體身份。格風擅長極其自然甚至漫不經心地呈現出事物，卻不對它接續上描述性的話語，而是將其懸置在那里，轉而開啟由語言波及的文本內容的新一輪流動。這種寫法似乎有點像意象派，但他在意象的并置間呈現出的是非常具有動態感的畫面，這也加強了語意氛圍中那種自在漫溢的感覺，如這樣的句子：“煲湯。翻譯。開門釋放人質/秋天的甘蔗林/廢棄的鐵軌與火車/經過那里/你會遇見自己/潮水的聲音很輕”（《閱讀》）。這些詩的話語意義雖然首先是在微觀層面上啟動，但是經過在形式意味方面有意識的整合，令詩歌獲得了一種看似松沓實則渾然一體的結構感。格風將生存的境遇搭建在如呼吸般通暢的詩句中，盡管其間充斥著對事件的描述，但他總能從事件中獲得對生命的自我教育，這一方面帶來了修辭上的輕松和愉悅，另一方面則指向某種頗為從容的生存姿態及生命經驗。

正如勃洛克在紀念普希金時所談到的，普希金是以輕松、愉快的方式肩負起悲劇性的事業，對格風來說，文本層面尤其是形式上的放松無法遮掩他詩中所隱含的悲劇意味。如他對已逝文化的追憶，“吳宮花草埋在一堆舊書里”（《貔貅》），“突然懷念古老唱腔中的倉皇年代”（《窯灣》），那些消逝的事物便“填滿回憶者的空鏡頭”（《我們在看同一部電影》），這種填滿的方式，內在地維持著詩人對故都神話的眷戀，而當眷戀侵入到現實里，生活和記憶的版圖重合了，不由得加深了如“我們坐在雨中/其實是坐在明孝陵神道旁邊”（《可是》）般哀婉的幻覺。此外，格風詩中的戰爭元素也值得注意。《平安夜》一詩里似乎有抗戰時訪華的英國詩人奧登的影子，長詩《大海與空槍》中變幻的畫面和多重的視角則讓人想起杜拉斯的小說《副領事》，這些詩篇在重現歷史場景的同時，又被賦予劇烈的虛幻感。此外，戰爭的相關構成也經常被用來譬喻現代生活，如“每一幢寫字樓里都有一個狙擊手/走廊上突然冒出來的/一句話/像一顆子彈”（《暗物質》），“玄武湖巨大的冰裂聲/如同空襲/更多的人驚跑起來”（《在玄武湖跑步》）等。該如何理解格風詩歌對戰爭元素的大規模使用？在《在比戰爭更遙遠的地方》一詩中，他先是寫到，“下雪的時候。我在他們口述實錄中/在比戰爭更遙遠的地方/看見輕機槍的槍口/從黑色樹籬間伸出來/我在雪地上回憶/并確認自己/和他們相同的遭遇/不同的是我已不再是我/但如果不是我/我會是誰”，回憶者的主體身份具有了沉痛的恍惚感，隨后又將紀實與想象互相熔鑄，令這首詩超越了一般的戰爭敘述，獲得了存在主義的深度。格風詩中的戰爭元素是與人的生存處境緊密相關的，不論是歷史場景的再現還是現代生活的比擬，都指向了對生存困境的隱喻。在格風詩中，還有不少與莎士比亞、卡夫卡、莊子、孟子等文學、文化傳統互文的成分。他或者引用、化用相關詩句，或者借用一些已經被刻入文化記憶的形象和事物，并將其嵌套進超現實主義色彩的語境中，如《夢都大街》中“找不著北的/土地測量員K”，感到“城堡近在眼前/怎么走也走不進去”，《大雪的日子》里寫到“我向甲蟲打聽他妹妹/記憶的鏈條卡在卡夫卡的齒輪上”。這些文學傳統、文化記憶，這些詩句及形象，是作為鮮活的生命形態加入到他的寫作里的，格風借此從均質化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異質的因素，正如在他《箴言》中所說的，“拾到種子的人/自己變成了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