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晚清時期，國粹派的章太炎、黃節(jié)重新挖掘傳統(tǒng)夷夏觀的同時，亦吸收了西方人種學的知識，試圖建立新的夷夏觀。在清末革命的大背景下，二人實際上是借助歷史視角闡發(fā)了各自的政治觀點。二人是如何創(chuàng)造性解讀傳統(tǒng)？又為何要建立新的夷夏觀？

章太炎和黃節(jié)

傳統(tǒng)的夷夏之辨

在晚清時期，國粹派諸人章太炎、劉師培、馬敘倫、黃節(jié)等人皆曾對《春秋》中的夷夏問題展開討論，選取中國傳統(tǒng)的夷夏之辨思想，借以宣揚民族主義。他們在闡述“《春秋》大義”時都很重視“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的主題：劉師培認為，“諸儒內(nèi)夏外夷之言，豈可沒與”，鄭玄注《周易》，馬融注《尚書》，申公、劉向治《魯詩》，漢儒治《周官》以及《春秋》三傳，皆在“辨種族”，強調(diào)華夷之辨；馬敘倫認為，《春秋》大義為“大復仇”，讓百姓“辨其族類”“澈其榮辱之”，《春秋》經(jīng)世先王之志，其治術(shù)分為三世，于據(jù)亂世，“張榮辱之義”，“復仇”“三世”之說實乃公羊家之言，亦借此強調(diào)《春秋》中族類之別。

章太炎提倡《春秋》中“內(nèi)諸夏，外夷狄”之說，將之理解成民族主義：

經(jīng)籍之應(yīng)入史類而尤重要者，厥維《春秋》。《春秋》三傳雖異，而“內(nèi)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者屢，而終能光復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際地，旁礴郁積，隱然為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為元滅而朱明起，明為清滅而民國興……蓋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諸老倡導于前，晚邨、謝山諸公發(fā)憤于后，攘夷之說，綿綿不絕，或隱或顯，或明或暗，或騰為口說，或著之簡冊，三百年來，深入人心，民族主義之牢固，幾如泰山盤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國響應(yīng)，此非收效于“內(nèi)諸夏，外夷狄”之說而何？

章太炎嘗言，“外祖朱氏，嘗授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于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沒齒”。

黃節(jié)亦堅持夷夏之辨，他在《尊王攘夷大義發(fā)微》一文中說：

自宋以來，孫明復以尊王發(fā)《春秋》，胡安國以復仇傳《春秋》，皆處乎其時而有隱痛者為之，華夷之辨賴以復著。不幸神州陸沉，異□入主，變亂經(jīng)傳以行其奸，逮至□初□□□諸人奉勅制《春秋》傳說，□□乃取經(jīng)傳之誅絕夷狄者，概從刊落，至于一文一字之間，猶復竄易不遺，而大義亦霾矣。

為了不犯清人忌諱，黃節(jié)對清廷的批評采用了模糊手法，“異□入主”“逮至□初□□□諸人”“□□乃取經(jīng)傳之誅絕夷狄者”皆用空格加以回避處理。黃節(jié)在此處宣揚孫明復、胡安國，以為“華夷之辨賴以復著”，指責清人將“經(jīng)傳之誅絕夷狄者，概從刊落”之舉，致使“一文一字之間，猶復竄易不遺”，《春秋》之“大義亦霾”。

傳統(tǒng)夷夏之辨，乃是以地理空間的內(nèi)外（“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與族類或血緣差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為基礎(chǔ)來劃分彼我之別的，章太炎、黃節(jié)皆持守了這一點。

再造夷夏的嘗試

章太炎與黃節(jié)雖皆對傳統(tǒng)的夷夏觀有所挖掘，然他們在理解夷夏問題時，卻加入了西方人種論的看法，試圖從人種論角度重新建立新的夷夏觀。西方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出版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書中指出，中國人種來自于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中國人的祖先黃帝乃巴比倫人。章太炎采認拉克伯里“中國人種西來說”的看法，他1904年出版的《訄書》重訂本中說：

方夏之族，自科派利（即拉克伯里）考見石刻，訂其出于加爾特亞（古巴比倫地區(qū)）；東踰蔥嶺，與九黎、三苗戰(zhàn)，始自太皓；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為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別。其比鄰諸部落，有禮俗章服食味異者，文謂之夷，野謂之狄、貉、羌、蠻、閩，擬以蟲獸，明其所出非人。

在章太炎看來，華夏來自于西方的古巴比倫，人種差異從根本上決定了夷夏之別，并從此一角度將狄、貉、羌、蠻、閩排斥在外。從人種的起源來看，章氏又有另外一番看法，他在《原人》中說：

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化有騷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獷而戎夏殊。含生之類，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夷狄，不比于人，而晚近諱之。

章氏將戎、夏的部族之別歸因于人進化的早晚，此是自然進化之勢，“凡虜姓，今雖進化，然猶當辨其部族，無令紛糅”，也就說夷狄即便是進化了，也應(yīng)該與華夏相區(qū)別。他還從種性差別來探討民獸之別：

民獸之不秩敘，千有五百歲矣。凡大逆無道者，莫勮篡竊。篡竊三世以后，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茍無大害于其黔首，則從雅俗而后辟之，亦可矣。異種者，雖傳銅瑁至于萬億世，而不得撫有其民。何者？位蟲獸于屏扆之前，居雖崇，令雖行，其君之實安在？虎而冠之，猿狙而衣之，雖設(shè)醮醴，非士冠禮也……蓋人獸之界限程度，本無一定，予之過濫，則梟雄陽尚以人言，況戎狄耶？若專以文理條貫格之，則戎狄特稍進。不以形，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號令，種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種性文，雖百挫亦人。

在章氏看來，種性差異從根本上造成了民獸差異，即便是禮教也無法改變異種者的本質(zhì)，故而“種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種性文，雖百挫亦人”。不過章太炎很快反悔了，放棄了拉克伯里“中國人種西來”的說法，他在1909年的一次演講里面即說“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后來被漢人驅(qū)逐了。以前我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在1914年出版《檢論》時，章氏將談及拉克伯里“中國人種西來”的內(nèi)容皆加以刪除。

1905年，《國粹學報》在上海刊行，黃節(jié)以此為陣地，發(fā)表他的夷夏論述。他通過對《春秋》中“《春秋》進吳楚，未嘗進夷狄”一句的討論，來表達夷夏之別。他在《春秋攘夷大義發(fā)微》一文中說：

自董生《繁露》，援據(jù)于邲之戰(zhàn)，謂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以為《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于是《春秋》華夷之限遂至大潰。夫夷狄惡名，此《春秋》之通辭，《春秋》有進吳楚之義而無進夷狄之義，吳楚者，其地荊蠻而其臨制之者，吾種人也。故繇其地則用夏變夷，繇其主人，則吾黃帝之子孫，蓋可進也，若夷狄，其地在王化以外，而其臨制之者，非吾種人，蓋必不可進也。

邲之戰(zhàn)，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為，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亦即華夷可以相互轉(zhuǎn)變、演進，而黃節(jié)卻大加申斥，“《春秋》華夷之限遂至大潰”。在他看來，夷狄惡名乃《春秋》通辭，“有進吳楚之義而無進夷狄之義”，吳楚雖然地處荊蠻，而臨制之人乃為“吾種人”，“繇其地則用夏變夷”，“繇其主人，則吾黃帝之子孫”，故可以轉(zhuǎn)變、演進；如果是夷狄，其地域在王化之外，其臨制之人不是“吾種人”，故不可轉(zhuǎn)變、演進。他以“吾種人”為標準來討論夷夏問題，實際也摻入了人種論的思維。

與章太炎一樣，黃節(jié)也受到了“人種西來說“這陣風的影響。黃節(jié)在《國粹學報》上發(fā)表的《黃史》一文中討論中國人種的來源時云：

吾種人來自西方，有可考見者。古書所載盤古生于大荒，莫知其始，摶土引絙，渺邈難信。克比利謂吾國太古民族自加爾特亞、巴比倫轉(zhuǎn)移東下，近時學者謂加爾特亞蓋即古所謂葛天（余杭章氏言爾、亞余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巴克者，盤古一音之轉(zhuǎn)，西方稱吾民族為巴克民族，即盤古民族。夫地名、人名重譯不齊，審音比附將毋可信。若今里海西南隅則有巴克地名（諸暨蔣觀云說），斯又何從邪？吾聞之天皇被跡于柱州昆侖山下（遁甲開山圖），昆侖有名曰巴爾布哈者（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巴爾布哈之音殆與巴克尤近，其為昆侖山本名邪？且帕米爾諸土番稱其酋長亦曰伯克（元和胡祥鑅帕米爾輯略，據(jù)薛福成稿本），然則以高山名其酋長，則謂巴克民族即昆侖民族。

黃節(jié)在此引用“克比利”（拉克伯里）的“西來說”，批評章太炎等“謂加爾特亞，蓋即古所謂葛天”“巴克者，盤古一音之轉(zhuǎn)，西方稱吾民族為巴克民族，即盤古民族”的說法，指出昆侖有名巴爾布哈，其音與巴克尤近，加之帕米爾土番稱其酋長為伯克，故巴克民族即是昆侖民族，這與拉克伯里所謂的“中國人種來自巴比倫”的說法相去甚遠。如此，黃節(jié)雖采用了“中國人種西來”的說法，卻與章太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章太炎認為的“西方”是沿著拉克伯里的路，指向古巴比倫地區(qū)，而黃節(jié)卻進行了轉(zhuǎn)譯與改造，認為“西方”在昆侖山。他們對華夏人種的追索，不過是試圖重新塑造有別于傳統(tǒng)的夷夏觀，傳統(tǒng)《春秋》中的夷夏之辨是以地理、族類為標準來劃界的，而章、黃二人卻從人種源頭進行考察，以人種之異來劃定夷夏。

徘徊于排滿與反西之間

章太炎、黃節(jié)利用西方人種論來建立新的夷夏觀，意欲何為？他們并不是一時興起的，而是有明確的內(nèi)在訴求。章氏意在排滿、反滿，并不反西；而黃節(jié)卻排滿與反西兼而有之。

章太炎指出滿洲亂政之由在于其天性習慣所致：

且今所惡于滿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與所令異。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斷今之政事，則一命以上，比屋可誅，亦非清律所能容亦。而所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縱貪饕，務(wù)在上下容隱，比周為奸，久之則反以簡易寬容為長德。故滿洲之亂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與習慣成。

他在給康有為的書信中斥滿洲為異種賤族，非華夏之族，亦意在逐滿、排滿：

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為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為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shù)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執(zhí)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

與滿人相比，章太炎對西方人的態(tài)度卻截然異趣，他在《原人》中指出：

如歐美者，則越海而皆為中國。其與吾華夏黃、白之異，皆為有德慧術(shù)知之氓。是故古者稱歐洲曰大秦，明其同于中國，異于犖鬻、獂之殘忍。彼其地非無戎狄也，處冰海者，則有哀斯基慕人，灰瑞西、普魯士而有之者，則嘗有北狄，俶擾希臘及于雅典者，則嘗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謂大地神皋之無戎狄？而特不得已是概白人爾，戎狄之生，歐、美、亞一也。

在章太炎看來，歐美亦是中國，只不過與中國有黃、白之異，與中國一樣，歐美亦有夷狄。從種族上，章太炎儼然將歐美與中國視為相同的尊貴的地位。

既然黃節(jié)以中國人種西來說為基礎(chǔ)，論證華夏人種來在于昆侖山，那么自然將滿族、西方人排除在外了。他在《攘彝》中說：

區(qū)亞洲種族凡六，而吾黃族實居其一，四千年歷史之人種為最貴矣。環(huán)吾族而處者于北曰狄，厥種為犬，于南曰蠻，厥種為蛇，于東北曰貉，厥種為豸，西曰羌，厥種為羊人。

黃節(jié)言“吾黃族”在人種上為最貴，其他地域分別以犬、蛇、豸、羊人視之，其中東北亦在此列。東北乃滿人發(fā)跡之地，黃節(jié)在此亦暗指滿人，作人種上與漢人的區(qū)分。不但如此，他接著還將周邊的部落、國名、所竊據(jù)之地、興亡時間列于文后，亦將女真歸為“豸”類。他在《防漢》中批評女真人對漢人的壓制：

女真人入主中夏，懼士民懷貳，始創(chuàng)屯田軍，率其種人，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慮胡漢相斗，乃令種人自為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錯者，互易之，使各有界別而禁種人學為漢人，又禁學為南人之服飾。

黃節(jié)于此處揭露女真入主中原后，立屯田軍制度，為防止胡漢相斗，進行土地上的區(qū)分，“禁種人學為漢人，又禁學為南人之服飾”。他在《黃史》的總敘中說：

迄女真遂奄中州而有之……《春秋》之義，不可曠年而無君，然則今日修史，獨可曠二百余年而無國乎！黃史氏曰：悲夫，吾國史之羞也久矣乎！中國之不國也而何史之足云。

黃節(jié)在此隱晦批評滿清統(tǒng)治的兩百多年，對中國文化的控制與歷史記憶的清除，導致國之無史，“中國之不國”。東北乃滿人發(fā)源地，而女真乃滿人先祖，黃節(jié)并未明確直指清人、滿人，但含沙射影，通過討論東北、女真，從種族、土地制度、服飾、氏族、文化等方面強調(diào)中國人（黃族）與女真之別，顯然所指在滿清，意在排滿、反滿。

與此同時，他從種族、制度層面，指出中西之間的差異。黃節(jié)對“醉心歐化”開篇就有批評：

海波沸騰，宇內(nèi)士夫，痛時事之日，亟以為中國之變。古未有其變，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于是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于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

他對“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予以反思，且反思、檢討當時時尚的“醉心歐化”之風，只是“舉一事革一弊”。他《國粹學報敘》中說：

吾國學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與吾國同文而易殽也。譬之生物焉。異種者，雖有復雜，無害競爭。惟吾同種異類者，雖有競爭而往往為其所同化，泰西與吾異種者也，日本與吾同種而異類者。

黃節(jié)在此表明，學習日本，而不應(yīng)學習西方，原因在于“日本與吾國同文而易殽也”，“泰西與吾異種者也，日本與吾同種而異類者”，他采用“同種”與“異種”觀看待日本與西方。

他在《尊王攘夷大義發(fā)微》亦說：

泰西民族主義洶洶東侵，于是愛國之士輒欲辨別種族而先行域內(nèi)，則涉于政治者亦有一二，然斯誼弗明，為舉世所害。

黃節(jié)表達出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防范，必先“辨別種族”。

章太炎、黃節(jié)移用西方學者的中國人種西來之說，試圖從人種差異角度，重新塑造新的夷夏觀，突破了傳統(tǒng)夷夏之辨以地理空間、族類為據(jù)的定準，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新的嘗試。章太炎與黃節(jié)的分歧之處在于對“西來”的“西”的不同理解，章氏完全接受了拉克伯里的說法，西在巴比倫；而黃節(jié)卻加以改造，認為西在昆侖山，這就直接決定了他們對滿人、西方的態(tài)度。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將滿人成功排斥在了華夏之外，滿足了排滿、反滿訴求；而不同之處，就是對西方的態(tài)度別為兩途了，章太炎將西方與中國等而視之，黃節(jié)卻走向了反西。

對于拉克伯里所提倡的中國人種西來說，章太炎的完全接受與黃節(jié)的某種程度的接受，于排滿、反滿而言，是一個頗為有利的武器，然似乎如此比附西方，完全歸服于其一套人種論的說辭，使得華夏民族的主體性喪失了。除此之外，亦會造成華夏諸民族之間的對立與斷裂，辛亥革命以后，清室覆滅，民國肇建，章太炎、黃節(jié)塑造的夷夏觀產(chǎn)生了新的問題，如何將滿人重新納入到華夏系統(tǒng)之內(nèi)成了新的課題，章、黃二人通過人種學說建立的新夷夏觀也隨之失去了作用。可見，西方的思想資源并不是一抓就靈的靈丹妙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