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謝壽康（1897—1973），字次彭，江西贛縣人。早年留學歐洲，初入比利時里卜爾大學，旋轉巴黎政治學校外交科，獲瑞士洛桑大學政治學學士，又到柏林大學從事研究，終獲布魯塞爾大學經濟學博士。歸國后，他短期擔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又長期從事外交工作。他借助創作、翻譯和講演讓歐洲了解中國文化，也將歐洲文藝介紹到中國，促進了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查閱中國知網等數據庫，關于他的研究極少，洵為一大缺憾。

一

1912年，謝壽康與陳寅恪、胡先骕、饒毓泰等一同考取江西官費出國留學。他十分活躍，日常學習之外，組建或參與組建的團體有中法教育會、中國旅歐少年共產黨等。他熱愛文藝，1924年完成的劇本《李碎玉》于1927年在布魯塞爾公演，創造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輝煌紀錄。1927年6月20日，萬國戲曲學會在巴黎成立，謝壽康代表中國參會，所作演講談及中國戲曲：“各國代表對于我國科班制度極為贊賞，謂如此方可造就伶界全才，不若歐人學戲，分唱做為二事也。法國戲曲學會則訂于十月間請謝君在小巴黎人報無線電話室公開演講《中國戲曲》五次。本年戲曲節，英義奧俄比日本丹麥荷蘭，皆已舉行，會中提及明年希望有中國伶人來巴黎演藝，當由謝君提出梅蘭芳君，惟以全班來歐，然用費太巨，會長謂此可函請莫斯科柏林各大戲院接待，沿途表演，不致發生困難。關于組織世界戲曲學會之中國戲曲學會事，已由謝君致函上海戲劇協社洪深君等接洽。”[1]在歐期間，他先后結識了徐悲鴻、邵洵美、常玉等文藝家。

1927年6月，謝壽康被張乃燕聘為第四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因暫時無法前往，由梅光迪代理。1929年5月16日，《申報》對回到上海的他有過報道，稱“謝君為人雍容大度，其為文精密周詳，又奇句逼人，國人之聲于歐洲文壇者始。西方學術界要人，皆公認我國人有真實學問技術，要推徐悲鴻畫，及謝氏文學，為國爭光不少”[2]。7月，改名后的中央大學正式聘定謝壽康為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系教授。甫任院長，他就決定在文學院創設報學系，商請戈公振為主任。因戈氏為報館事務牽系，先期作了短期演講，涉及報紙的歷史，中國報紙的現在及將來等議題。[3]數月后，謝壽康就從院長之任離職，職務由汪東代理。因為傅秉常因故無法擔任國民政府駐比利時公使，改由他代辦館務，以對接即將在比利時召開的獨立百周紀念博覽會。離國之前，他與蔡元培、胡適、楊杏佛、徐志摩、林語堂、邵洵美、鄭振鐸等于1930年5月12日在華安大廈開筆會發起人會，成立了中國筆會。5月22日，他接受王平陵采訪，強調南京作為首都應該建設一定數量的藝術設施，如博物館、美術館和劇場，尤其是合乎現代精神的話劇場館；歐洲各國劇場表演十分豐富，即便是蘇聯也上演王爾德、梅德靈（今譯梅特林克）、契珂夫（今譯契訶夫）等人的本子，以及古典戲劇；假如我們建立現代劇場，有意義的舊劇同樣可以演出，中國舊劇是有價值的，許多外國代表認為抽象的表情是最進步的形式，不過舞臺裝置、色彩和音樂等方面需要改善。他還指出文藝是無國界的，不是代表某一時代的某一階級的留聲機，否則文藝就被工具化了。這種文藝沒有永久的生命，它的力量只能限于極小的一方面，不具有普遍性。他評價普魯列塔利亞文藝沒有真正了解勞動界的痛苦，遠離了現實生活，顯得遼遠疏闊，這些青年作家未能真正利用聰明才智創造出代表闊大的民族性的文藝，積極的、奮斗的文藝，徒然浪費了精力。[4]

1930年夏，再度出洋至比利時的謝壽康協助徐悲鴻在布魯塞爾辦了個人展覽會，轟動一時。同年10月，吳作人經他引薦考取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巴斯天教授工作室，并獲庚子賠款獎學金。吳氏后來深情追憶過在異國他鄉，生存艱難之時謝氏提供的熱心幫助。1931年世界筆會大會在海牙召開，中國筆會推薦謝壽康就近出席，因中央大學電促他歸國主持文學院而改推郭子雄。《申報》對他的回國又有報道，認為他“以比國百年獨立紀念博覽會，由國府派往，乘機宣傳我國文化，歐洲大陸諸邦，如法德各文化機關，爭延講演，成效卓著”[5]。歸國后，謝壽康計劃出版收錄在歐演講的新著《東西交映》，比利時外長奚蒙作序，稱：“此書內之材料，完全與其他空泛客套及毫無資料之演說完全相反，文簡短而處處見真題，始述大意而后析入詳細，并至極細微之會意，在此博學名宿筆法之下，遍閱此綿遠中國歷史，自上古發明醫學建筑書法之皇帝，迄至努力維新開創新中國之元勛孫中山，頗覺心快神怡。”“謝君對于孔子學說，亦明晰解釋，在數世紀中造成中國為一家，皇帝為家長云。高論書法及文學之后，再略述中國文學之緩慢改革，直至本世紀之復興運動，詳述在唐代，時720年，創始之梨園戲派，及至現代國戲與歐戲溝通之歷史，更多意味。是書亦載有其《比國百年紀念之感想》之演說，足證其博識及了解比國之事深澈，即在我略異之鄰邦中，亦不多見。”[6]不日，謝壽康至滬辦事，在邵洵美家接受記者的訪問，談及僑民、華人海員、學生生存就業狀況和徐悲鴻作品展覽會情形等，記者還問到：“先生一年居外，宣揚中國之新氣象，及古代文化，不遺余力，在當日歐洲各報，交口贊美，惟中國報紙上只見一斑，其詳可得聞否？”謝氏答到：“我自覺膚淺，未敢謂有若何成績，惟在比時，凡對于應參與之舉，未嘗閉關自守，至于法德各文化機關，邀往之講演，為巴黎眾議院、中法友誼組、法國國立廣播無線電臺、國際文化合作社，及國際友誼會，又如德國弗朗克福爾大學等處，我均乘機為吾國宣揚，似亦份內應盡之事。”記者問：“先生年來有何著作？”謝氏答曰：“在比公務甚忙，個人工作為之停頓，惟比國書局請將我在各處講稿及雜文，匯集刊布，名曰Est-Ouest Reflets Croises，并蒙比外相Paul Homans及比國文學會望齋伯Vanzypl作有長序，本年十月可以出版。”[7]

1931年11月28日，謝壽康因在比利時獨立百年紀念博覽會的表現獲國民政府特別獎。同年12月21日，各界在上海靜安寺開吊因飛機失事遇難的徐志摩，謝壽康到場。1932年7月8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教育部召開成立大會，謝壽康等當選為執委，他又與沈鈞儒等發起成立上海分會。同年，他為王平陵詩集《獅子吼》題字并序。在比利時任職時，謝壽康所撰法語著作請某書店印行，書店索取印費2000元。因使館經費支絀，商定謝氏再寫一部作品加以補償，他決定寫以賽金花為主角的法文戲劇。他到北平見了賽金花，為她購買了一批御寒物資，并有深入交談。他與李宗侗、陳錦等發起“賽會”募集款項“以養其老，死后即為其埋葬之費，謝代辦并擬著《賽金花》小說，詳述其個人歷史，及其風流韻事，將來所得一切出版費，悉數給賽金花，充作生活費。謝氏現正奉政府電召，赴南京招待國聯調查團，一俟任務完畢，即為賽金花籌劃生活費用，以養育其殘年”[8]。劇本最終未撰成。

1933年5月，因為為加深兩國的交流做出了大貢獻，謝壽康獲比利時贈予的皇冕勛章。同期，他與李石曾、吳稚暉等發起并成立了中波文化協會，并任理事。是年，他撰有《中國底戲劇運動》，談及與法國戲劇表演相比，中國戲并不高明和專業，卻仍然擁有無數擁躉，都市鄉村的各類表演經常客滿，可見中華民族是愛看戲的民族，世界上無出其右，可惜國人并無多少戲值得觀賞。戲劇是表現民族精神最好的工具，是綜合的藝術，也是最難成功的藝術，因此必須有國家的提倡與幫助。清末，一批有先見的戲曲從業人員感覺京劇喪失了時代性，乃借助外來的新興思潮加以改造。隨著春柳社的出現，誕生了在中國戲劇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文明戲，許多革命家創作了緊貼時代的劇本。新文化運動推行后，隨著語體文的普及，歐陽予倩、田漢和胡適等人的參與，話劇逐漸成形，戲劇運動如日中天，戲劇學校相繼創辦，戲劇理論層出不窮，戲劇人才成批培養，不久卻由全盛轉入中衰，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政府未能予以充分的助力”；二，“從事劇運的朋友沒有獻身于戲劇的決心”，導致除了少數人外，大抵抱著湊熱鬧開玩笑的態度，未認識到戲劇的原本價值。由于時間倉促，專業化的培訓無法推展，不免令人失望，但國人愛看劇的本性和特有天賦讓人無限期待中國戲劇的美好未來。[9]

1934年4月5日，法國漢學家Colonel B.Faure逝世，謝壽康撰成《追悼樊華佛先生》，談及傳主的人生履跡，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及其專著《中國秘密結社》的學術影響力。是年11月，他與徐悲鴻、滕固等30余人發起組織了中意文化協會。1935年1月，他與宗白華、滕固、蔣復璁等九人成立中德學會籌備委員。同年4月20日，謝壽康招待了美國女作家項美麗等，引導她們游覽了中山陵等名勝，晚間由中國文藝社舉行宴會，邀請張道藩、徐悲鴻等作陪，談及中國戲劇文藝界的狀況。10月4日，中國文藝社開理事會，推舉葉楚傖為社長，謝壽康為常務理事。是年11月17日，比利時現代美術展覽會在中央大學圖書館開幕，謝壽康代表文藝界出席、參觀，并寫有《歡迎比國現代畫展》一文，介紹了比利時繪畫史，認為15世紀的樊逸克兄弟是應用油質調色的集大成者，又將解剖和透視注入繪畫，他們與偉登、博慈等人創立了佛來門畫派。初期佛來門畫派與意大利各畫派互相輝映，后期佛來門畫派產生了專注風景、農民生活等題材的畫家，呂本斯集畫派之大成，所繪人像、風景、動物、靜物、宗教故事、愛情故事、縉紳階級和民間故事，無不惟妙惟肖，影響巨大。進入18世紀，佛來門畫派衰微，仍舊出現了拉蘭、格魯等杰出畫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未來、達達、立體等風格影響了比利時畫壇。謝氏談到，現代比利時畫派與古佛來門畫派作風不同，但民族性依舊存在。他分析了參展的幾位畫家的作品，如白斯天所繪《亞爾培一世》以簡捷的筆法，彰顯了比利時國王英毅不撓的氣概；希蘇爾所繪《莊前》結構幽靜、作法老練，饒有佛來門意味；俾塞海所繪《凝思》《農婦》在精確的素描上加以靜雅的彩色，衣褶極其簡勁而有摩登氣味，可視為新古典派的代表作。[10]同年，《藝風》雜志刊出了他的《比利時畫派的光榮》一文，強調比利時雖然極小，在教育、科學和工商業上的國際地位卻很重要，如今畫壇蓬蓬勃勃、光芒四射，與法德俄英的繪畫并稱于世，過去的佛來門畫派有悠遠光榮的歷史，與文藝復興前后的意大利畫派南北對峙、互相輝映。他點名應該由吳作人來分析此次參展的畫作，因為“吳先生在比國習畫多年，造詣極深，畫家的介紹和批評，必定極有價值而不負紀公使的努力和此次展覽者的踴躍參加”[11]。

謝壽康是中國文藝社的核心人物，他于1936年4月24日隨社里的春季旅行團到上海交大等地參觀，并在市長吳鐵城舉行的午宴上、上海14個文化團體召集的晚宴上致答謝詞。次日，他們在滄州飯店舉行茶會答謝上海各界，由華林、王平陵、謝壽康分別接待政界、電影界、新聞界。此次聯誼聯絡了兩地文藝界的感情，震撼了沉悶的中國文壇，謝壽康、方治等“都有警辟的說辭”[12]。《常任俠日記》則記述了謝氏1937年多次參與文藝社的活動，論及中國戲劇等話題。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引起了全國各界人士的激憤，中國文藝社響應時代之需將《文藝月刊》改為旬刊《戰時特刊》，夏丏尊、郭沫若、謝壽康等為特約撰稿員。不久，謝壽康被任命為駐法國、比利時文化考察團團長，赴歐從事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3月，奧林匹克世運執委會在開羅開會，謝壽康向執委會申訴了我國的立場，反對下屆運動會在東京舉行。6月11日，中國友誼會在布魯塞爾美術館舉行集會宣傳中國文化，比利時國會主席裴埃拉講話，對轟炸中國的日本表示譴責，謝氏等人帶領大家參觀了中國美術品展覽會。9月5日—10日，東方學術會議第二十次大會在比利時召開，謝壽康出席并演講《中國戲劇起源與發展》，“旁征博引，加以說明，并謂‘中國戲劇樹立于堅實的哲學基礎之上，定可以巨大的影響，加諸西方戲劇’”[13]。12月10日，比利時婦女界組成的中國之友協會舉行宴會，募集款項接濟中國戰區難民，“宴畢，即接開游藝會，其節目系由謝壽康排定，計有誦詩，中國生活狀況之表演，及中國戲劇《武家坡》一幕，系由蕭女士歌唱，觀眾擊節贊賞。最后由羅朗神甫發表演說，略謂中國抗戰運動，至可欽佩，比國民族咸皆寄以同情”[14]。

為了展示中國文化的魅力，喚起歐洲各國關注中國，謝壽康不時籌劃文化活動，如1939年2月與顧維鈞等籌備了畫家張善孖作品公開展覽。3月29日，他與顧維鈞、法國作家協會會長賴肯、世界筆會會長羅曼旋（今譯朱爾·羅曼）等會同世界筆會法國分會、中國文化團舉行中國文藝會，“羅曼旋即發表演說，稱道中國文藝。文化合作國際院總干事龐納嗣就文化的中國發表演講，法國名詩人維爾特拉克則就中國戲劇發表演講，俄國音樂家夏利普寧演講中國音樂，然后由中國周小姐唱中國歌曲，李小姐奏演中國音樂，吳小姐誦讀李太白詩若干首，郎毓秀女士則與陳君合演《武家坡》一劇”[15]。1939年7月，世界宗教信仰大會假巴黎大學舉行第四屆會議，謝壽康發表演講《中國各種宗教與儒教》，“略謂，儒教以寬大為懷，是以各種宗教能在中國并行不悖，然宗奉祖邦之信念，則始終不渝，現值外患紛乘，故信念彌篤云。大會于本日午后舉行辯論，各國代表紛紛質疑，由謝壽康一一答復，各該代表因此對于儒教與中國抗戰精神，均極表欽崇，旋由謝氏提議，通過動議案，略謂‘世界宗教信仰大會第四屆會議鑒于人類又回至黑暗時期，深為扼腕，茲特聲討暴力主義，并主張發揚人類之尊嚴’云”[16]。7月17日，他代表中國至日內瓦參加第八屆國際教育會議，強調中國抗戰義無反顧，在教育上也未落后。8月17日，他參加了國際學生大會第三屆大會，談到民主政治的目標與孔子世界大同觀念類似，中國教育部門在文化上頗有建樹。

1942年5月，謝壽康改任中國駐羅馬教廷首任公使，教皇對他青眼有加，破例贈予原本只給大使的一等大十字勛章。他時時不忘宣傳中國文化，如“他認為像皮簧那樣的中國歌舞劇，實在比西洋的OPREA來得高明，而富于戲劇的價值。因為他崇愛東方文化，所以他在梵蒂岡外交界中，就顯得與眾不同，他懂西洋文化，可是他更懂得東方文化，因此各國外交官都喜歡和他談這方面的問題，就連教皇本身所有對東方文化的愛好認識，也大半是從謝公使那里得去的”[17]。1946年，謝壽康卸任，離開羅馬暫居巴黎。是年10月12日，他當選比利時法國語言及文學皇家研究院會員。該會會員40人，獎勵在法語方面有特殊成就者，謝壽康是當選的中國第一人。1947年7月，他代替余上沅出席了國際戲劇專家會議，當選常務理事。會議議設國際戲劇學院，中國被選為籌備委員之一，謝壽康作了演講《東西文化與戲劇之交流》。9月10日，他乘船赴美，應美國學術團體之約前去參觀及演講。抵美后，他參觀了位于華盛頓的中國文化學院等機構。隨后在美國滯留六個月，出版了小冊子The Present Emergency in China。

1948年3月9日，謝壽康乘船返國。當月14日，文藝作家協會、上海美術會等團體邀請他作了演講：

謝氏略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經濟恢復甚快，戰后文藝也如鮮花怒放，燦爛奪目。此次大戰后，則與前次相反。人民彷徨無所棲止，在苦悶中追求，但對中國文藝，非常感覺興趣。現在舉世窮荒中，除美國富有外，其他均不景氣，文藝作品，銷路亦成問題，可說荒蕪已沒有一點源泉，一部分人士，遂轉而望遼遠之遠東而羨慕，近來法國亦覺本國不能安居，想來中國。這種苦悶現象，到處皆是。中國惹起人注意，也是歐洲古文化亦受到中國之影響，如意大利文藝復興，近代法國文壇重要人物，皆曾受中國文學、哲學之影響云。按謝氏于勝利后，因比國皇家文學會老會員鄧遮南去世，遺席公選謝氏擔任，此亦中國在海外文藝界之一大榮譽。[18]

他回南京后只談文藝，不提政治，在演講中數次表達要多寫散文（法文）的計劃。

二

謝壽康本習政治、經濟類學科，卻愛好文藝，因“感于東西人心理之不納”[19]于1924年完成劇本《李碎玉》，并在布魯塞爾公演。這是中國作家自主創作的第一部在歐洲舞臺搬演的戲劇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化交流史地位。戈公振特意從日內瓦前去觀看，并撰有多篇報導，如刊于《申報》的《中國文藝家謝壽康在歐之榮譽》談到“比京王家戲院，適初演謝壽康君所編之《李碎玉》一劇，遐邇爭傳，洛陽紙貴，久感消沉之我國文藝界至此，亦在歐大放異彩”。該劇創作成形后得到比利時作家學者的贊賞，不過因“中比廢約交涉起”延期了：

今歲起，特制中國衣飾，開始練習，先后凡十四次，導演者為遵樂凱，而徐悲鴻夫人又內幕之演導者也。原劇系法文，分為五幕。此劇于三月十七日正式開演，座無虛席，萬齋甫君登臺致開幕辭，謂吾人藉此劇可窺知中國新舊思想、沖突之一斑，使歐人能洞悉中國情形而無隱，如謝壽康先生之洞悉吾歐情形，則世界已往之事，必有極大之變遷云云。劇終，全場鼓掌，亙六次不絕，直至謝君親出道謝而后已。二十四日，復演一次，其盛況較前日有過之無不及。

歐洲各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夜報謂此劇有二特性：一為中國實性之描寫，若我人所身親目及，一為中國新舊思想之沖突。本年所演各劇，以此為最令人流連，最近新聞謂潔劇，情節極簡潔而使人感動，應于夜間演之。獨立報謂此劇以簡此之方法，寫出天真爛漫之情，可見中國人心中之反射，比《京星報》謂中國人用歐人方法作劇，如此哀艷動人。國民報謂此劇極有趣味，可見中國新舊思想之不相容。二十世紀報謂此劇用歐西之方式，寫中國之思想，足以表現中國之新精神。與法國文豪范愛氏《戰斗》所以描寫日本人者，同其美妙。人民報謂此劇可見中國軍閥橫暴之情形，然情節及詞句，全有詩意。[20]

它主要講述了這么一個故事：父母早亡的李碎玉由舅舅彭嘉歆帶大，彭性情寬厚而雅好維新，視他如己出，并將愛女菊花許配給他。待李碎玉到了弱冠之年，彭氏出資送他至法國求學。他與歐陽古祿、歐陽荷花兄妹同行，在巴黎賃屋同居。碎玉與荷花日久生情，訂下白首之約。四年后，他們相偕同歸，彭嘉歆見碎玉學業有成，設宴招待他們，但碎玉對菊花頗為冷落。彭氏覺得奇怪，碎玉猶豫地說出已訂婚之事，大家難免失色。當地督軍聽聞荷花美貌后欲聘為繼室，使人給荷花父母及碎玉送上重金，被怒叱逐之。不久，荷花外出被督軍在路上劫走，欲加非禮。荷花面斥并掌其頰，被衛兵殺害。彭菊花認為被表兄遺棄，遁入空門，導致母親思念成疾。李碎玉既要承受荷花的慘變，立誓報仇，又覺得有負養育之恩，想先尋得菊花以告慰舅氏。山行兩日后他困頓不堪，恍惚間見荷花翩然而至，于是深深懺悔，夢醒后昏厥倒地。歐陽古祿追蹤而至，見碎玉氣息奄奄，將他救醒后打算帶歸。正值菊花從寺廟走出，垂死的碎玉見到她一慟而絕。菊花拋開前事，急忙趨前，悲劇乃告終結。[21]整體上，此劇不脫離才子佳人的模式，又加入了更宏廣的社會元素和異域色彩。10年后，有人將它寫入了戲劇史話：“稍為注意世界戲劇運動者，莫不知近年之歐洲劇壇，早為國人熊式一氏編導了王寶川一劇震撼著。故說者每謂中國戲劇在國外有如此成功者，首當推熊氏之王寶川一劇，此說固不無道理，其實于熊氏成功前十年，確還有謝壽康氏編著之《李碎玉》一劇，在歐陸為我國消沉之文藝界大放異彩矣。”[22]。

謝壽康有多種翻譯作品傳世，如刊于《旅歐雜志》的《自由的麻煩》，文前“編輯部志”云：“本雜志編輯員謝壽康先生近來有個文學的大計劃，他要翻譯現代法國各派最著名的劇本，集成一個《法國近代名劇集》，他已譯好了一本戲，名為《自由的麻煩》，這是德士登柏納不朽的杰作。”[23]Tristan Bernard是法國劇作家、小說家、記者和律師PaulBernard（1866—1947）的筆名，其作品以憤世嫉俗的主題和風格幽默著稱。此劇描寫了窮青年商泊郎幾個月后才能找到工作，身上又僅剩三法郎，萬般無奈之下，他希望被抓起來在監牢里挨過這段時間。他找律師咨詢什么罪行可能被判處三到六個月，之后決定采取冒戴徽章之法，但他穿戴完畢出現在大街時巡警毫無興趣。失望之際，郵差送來奶奶讓他繼承大筆遺產的遺囑，他決定重整心氣做個正派、昂揚向上的好青年，再次收拾好穿戴之后出現在大街上。此時請愿的學生正與巡警對抗，于是他不容置辯地被當作請愿者由巡警帶走了。另一種法語作品是他為了紀念早逝的方瑋德譯出的法國浪漫派詩人拉馬丁的《詩人其萎》，首章譯為：“歲月迭代兮，于我將何有。吾生悲嘆兮，萬物皆芻狗。淚恨均非兮，人生如弱柳。死神有翼兮，惟喪鐘是扣。鐘聲哀我兮，神則伴吾軪。呻吟抑歌兮，吾其質元后。”[24]

謝壽康積極介紹了比利時文學，如范聚普（1869—1955，謝氏譯成樊霽伯）是該國著名劇作家、文藝評論家、新聞記者，寫有數十部劇本。《文藝月刊》1934年第6卷第1期刊過其三幕劇《過程》，正文前有人物小傳：“樊霽伯是比利時皇家文學會終身秘書，他的戲劇的主旨是在描寫‘良心’的沖突，和內心的表現，對于‘良心’的握持，是非常嚴格的；他的風格最為崇高，平凡膚淺的技巧，在他是不屑用的。著有小說七種，《比國畫家的批評》三大本，關于比國的e，cole flamande畫派的批評是最有權威的。劇作已有24四種，《過程》是氏平生杰作之一。”這部創作于1907年的劇本寫了醫生狄俠與女婿雷格壘因為醫學理論和社會觀念等方面的分歧而關系破裂，女兒馬德萊為了支持父親犧牲了愛情、婚姻，盡管已有身孕仍然將丈夫趕走。8年后，老醫生最終承認女婿是正確的，一家人重歸于好。又過了15年，孫子愛特曼也成了醫生，對外祖父、父親的理論再次加以否定。老醫生去世時有了人生總結：斗爭是必要的，就如痛苦一般，可以開闊人們的心胸，幫助大家獲得真理。另一部創作于1919年的三幕劇《播種》刊于《文藝月刊》1935年第7卷第5、6期合刊，講述了哲學教授亞格不僅在課堂上講述樂觀主義哲學，感染學生，傳遞積極快樂的人生觀，而且用來處理家庭問題。此劇提及波德萊爾（譯成波得萊爾）《惡之花》，并將第一首詩譯成了中文：“神明忽諭旨，詩人乃誕生。塵世非樂土，悶惱將隨萌。阿母驚且怒，滿口詛咒聲。握掌訶上帝，上帝哀其誠。”這是《惡之花》較早的翻譯版本之一。

此外，謝壽康的著作尚有博士論文《法國戰時國債及其財政》（1924年）、《中國精神及種族問題》（1939年），以及在比利時出版的法文版《蔣委員長的幼年和青年時代》（1941年初版，1942、1947年再版）等。

無疑，由于語言的阻礙或資料零散等原因，關于中外文化交流或交流者的研究向來薄弱，導致某些人物、作品或事件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謝壽康就是如此。而通過對他及其相關事跡的爬梳和再探，可以拓展和深化相關領域的研究。

注釋：

[1]《巴黎通信 萬國戲曲學會之成立》，《大公報（天津）》1927年7月25日。

[2]《留法文學家謝壽康歸國》，《申報》1929年5月16日。

[3]《中大請戈公振講報學》，《申報》1929年11月6日。

[4]王平陵：《會見謝壽康先生的一點鐘》，《文藝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

[5]《謝壽康博士歸國》，《申報》1931年7月10日。

[6]振：《東西交映》，《申報》1931年7月18日。

[7]《謝壽康博士之談話》，《申報》1931年7月28日。

[8]《謝壽康與賽金花錄〈時報〉北平通信》，《現代（上海）》1932年第1卷第1期。

[9]謝壽康：《中國底戲劇運動》，《矛盾月刊》1933年第5、第6期合刊。

[10]謝壽康：《歡迎比國現代畫展》，《申報》1935年11月30日。

[11]謝壽康：《比利時畫派的光榮》，《藝風》1935年第3卷第12期。

[12]《申報》1936年4月27日。

[13]《東方學術會議大會華代表謝壽康演說中國戲劇起源與發展》，《新聞報》1938年9月10日。

[14]《比京人士同情我國抗戰，友協會載起游藝會，募款救濟戰區難民》，《申報》1938年12月10日。

[15]《世界筆會舉行中國文藝欣賞會》，《申報》1939年3月30日。

[16]《謝壽康闡發儒教精神》，《申報》1939年7月8日。

[17]譚納西：《文學外交家謝壽康》，《新聞天地》1946年第18期。

[18]《謝壽康演講：歐美文藝概況》，《申報》1948年3月15日。

[19]悲鴻：《觀比京王家劇院謝君壽康劇碎玉》，《時報》1927年4月21日。

[20]《中國文藝家謝壽康在歐之榮譽》，《申報》1927年4月20日。

[21]戈公振：《中國文藝界在歐洲之榮譽比國王家劇院開演中國劇“李碎玉”贛人謝壽康君之杰作》，《民國日報》1927年4月20日。

[22]梓：《“李碎玉”在歐洲之榮譽戲劇史話》，《文藝月刊》1937年第10卷第4、第5期合刊。

[23]德士登柏納著：《自由的麻煩》，謝壽康采譯，《旅歐雜志》1928年第2期。

[24]謝壽康：《詩人其萎》，《文藝月刊》1935年第7卷第6期。

[作者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基金資助：江西省社科規劃項目《清近代江西文化家族研究》（20WX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