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魯迅給蕭軍、蕭紅的信中說：“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一·二八’‘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說話改頭換面，使大家不覺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友’討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國報，將不準對日本說一句什么話。”

這篇當時各報都刊登的文章作者是誰？這里說是徐樹錚的兒子徐道鄰。因為文章的署名確實是他。徐道鄰（1906-1973），德國留學生，那時在軍事委員會任職。這篇文章在向日本傳遞一個官方的信息，不像一個年輕人的作品。所以魯迅說是“現代闊人的代言人”。魯迅沒有想到的是，作品其實就是現代闊人的作品，徐道鄰不過是代為出面署名而已。

這個“現代闊人”就是蔣介石。蔣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的日記說：“下午布雷來此為之暢談對日外交與中倭之利害關系，屬其撰稿以促倭方之醒悟甚詳。”說的就是給陳布雷布置寫作任務。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看敵乎友乎篇。”可知文章已經寫好了。

日記的記載很簡略。可以參看一些另外的材料。

《陳布雷回憶錄》：“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四十六歲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的長文攜至上海，即以徐道鄰君名義發表于《外交評論》雜志，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彷徨無主之國論辟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凌逼之氣勢也。”（見臺灣《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五期第49頁。）

又，楊玉清《我所知道的陳布雷》：“嗣后，每逢政治上發生重大事件，就一定有陳為蔣所寫的文章發表。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所撰《敵乎，友乎？》的長文，即以徐道鄰名義發表于《外交評論》上。那是陳在浙江奉化溪口住了十多天，在蔣的直接授意之下寫的。寫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當時中日關系緊張，蔣欲以此文向日本帝國主義送一瞥‘秋波’。”（見《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一輯第165頁。）

《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一輯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

又，此文收入《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卷書告類》文前有蔣本人所作的說明：“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后關頭，極想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布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做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于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系，不便以布雷名義出之，乃托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編，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于將來東亞民族之前途乎！中正。三十九年九月。”

原來，徐道鄰只是《敵乎，友乎？》的名義作者，此文由蔣介石口授、陳布雷筆錄，陳布雷死了以后，蔣介石說明了自己對此文的構思，也講明了刊印時署名的原委，這確認了他自己的著作權，不能算作現代闊人們侵占秘書著作權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