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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高一丁:民國華文學校舊事
    來源:北京晚報 | 高一丁  2022年03月03日07:54

    民國華文學校大門南側

    上世紀二十年代華文學校主樓夜景

    留存至今的華文學校主樓(2019年) 高一丁 攝

    “華文學校的棕色樓群,就好像是用直升機突然從加利福尼亞運到北京似的。像其他坐落在這古老的京都散發著現代氣息的學校、旅館和醫院一樣,這座三層大樓,高高地屹立在一群灰色的平房之中?!?/p>

    這段文字,來自費正清晚年的回憶。文中提及的“華文學?!?,坐落于朝陽門內,是他在來到北京的最初幾年中,修讀漢語、生活交游的地方。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京,華文學校發揮著中西文化交流樞紐的作用。

    華文學?!俺錾闹形慕逃舜罅縼砣A的外交官、傳教士、軍人、學者來此學習,這樣的作用在美國漢學界尤為凸顯。美國第一代學院中國問題研究者但凡來過中國的,大多在此接受中文培訓或從事研究工作”,除卻費正清夫婦外,這里不乏史迪威、包瑞德、韋慕庭、拉鐵摩爾、恒安石等聲名顯赫的人物。

    如今,這座建造于一片灰瓦之上、風格迥異的美式校園,已然遮蔽在朝內203號院的重重樓宇之中,作為原文化部老年大學和宿舍所用。而這里的故事,則要從1910年說起。

    華文學校老校長:裴德士

    華文學校禮堂

    從燈市口到朝陽門內

    1910年,英國倫敦會倡議,在北京開辦一所供來華傳教士進行漢語培訓的專門學校?;I辦之初,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瑞思義(W·Hopkyn·Rees)負責具體事務,但不久瑞思義歸國,籌辦任務轉交給了北京基督教青年會。

    1913年,學校正式成立,是為“華北協和語言學?!保═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彼時的校址并不在朝陽門內,而是燈市口大街路南85號。草創之初,學校由在京的美國公理會、長老會、青年會等12個基督教組織共同管理,運轉經費多來自學生的學費、差會以及合作組織的捐贈,還有各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等資助。

    1916年夏,受學校董事會的邀請,北京青年會干事裴德士(William·B·Pettus)執掌校務,專職負責該校的教務工作。費正清回憶說,這位老校長“那光溜溜的禿頂讓人感到他是一個極富才智的人。他執掌著學校大權,努力使學校適應新的時代”。在進入匯文中學執教之前,著名的兒童教育家孫敬修曾經在華文學校有過短暫的教學經歷,在他的回憶錄中,對當時燈市口時期的小院及課堂情境有過生動的記錄?!半x開衙門口小學以后,母親托人幫助,我找到一個華語學校教華語的差使。這個華語學校在燈市口大街路南的一個大黑門里。院子里有座樓房,校園不大。華語學校專教在中國的一些外國人學華語,學生中有青年,也有中年人。”

    在裴德士的經營下,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師資力量與辦學規模逐步擴大,原先租用的院舍已經無法支撐學校的正常運轉。裴德士等人多方籌措,由洛克菲勒中心基金會等組織出資30萬美元,在朝陽門內“九爺府”以西選定地址,于1925年興建起這座美式校園。

    新校址的門牌是東四頭條五號,面積有26畝,包括校舍、教員別墅在內的15幢鋼筋水泥建筑,硬件設施在當時堪稱一流。費正清言:“我們可以睡彈簧床、宿舍里有淋浴,桌上有中、西餐……”

    新校址建成,學校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同年夏天,華北協和語言學校與燕京大學達成合作,更名為“燕京華文學?!保╕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作為燕大下屬的獨立學院而存在,辦學重心也從單純面向傳教士漢語教育,向中國學研究中心轉變。課程中除漢語教學外,增添了所謂“高級課程”,講授中國哲學、文學、歷史、美術、宗教等科目。裴德士與燕大校長司徒雷登關系匪淺,兩校的合并,也為燕京大學獲得霍爾遺產中的海外教育資金提供了基礎,在維持并壯大燕京大學發展的同時,也促成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誕生。

    然而,受北伐戰爭和資金管理方面爭議的影響,華文學校與燕京大學的合作辦學在1928年即宣告結束。經過裴德士的多方游走,在美國成立了“華文學校北美協會”與“加州華文學校基金會”,對辦學提供資金支持。這一階段中,華文學校與加州各大學的合作,使其成為加州各大學派遣師生來華考察、學習以及了解、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基地。數年間,學校的英文名稱多有變動,但中文校名基本沿用“華文學?!钡拿Q。

    “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日軍接管學校,校園內的主樓為日本文教省主辦、由日本駐華大使館領導的“中央日本語學院”使用,宿舍及別墅則被岡村寧次司令部軍官占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戰爭對校園環境及藏書的影響不大,學校得以繼續辦學,直至1948年內戰爆發,大部分師生離京返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原文化部的前身、“華北人民政府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與當時實際管理校園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簽訂租約,租用校舍辦公,這座校園里的故事,開啟了又一篇章。

    學者云集華文學校

    華文學校在北京存在了近半個世紀,留下了一些影像,這也得以讓后來者透過歷史影像,回望華文學校曾經的風貌。

    在1926年出版的華文學校校刊《The New Mandarin》中曾寫道:“校園建在清代怡公主的前花園遺址上,但是,現代化的學院展現了一派新的氣息。校舍是磚瓦結構的現代建筑,具有先進的防火設施,中央供暖……三層高的教學主樓,兩翼是與廚房相連的宿舍,三棟別墅是該校外籍教師的住所。主樓里有演講報告廳、自習室、教室、圖書館和辦公室?!?/p>

    所謂“怡公主”的說法,或是翻譯不準確所致。這一塊區域確實屬于怡親王府西側的小府,出售給華文學校時,這一區域應已成為空地,至于是否是花園部分,暫不可知。

    目前所見關于華文學校的照片并不算豐富,僅在不同的相冊中有零星發現。很難想象這樣一座曾經住滿外國人的校園里,只留下了如此少量的照片記錄,想必仍有不少影像散落在大洋彼岸的角落,等待發掘。

    筆者見到的這組照片來自耶魯大學的收藏,盡管標注為1929年1月,但根據《The New Mandarin》中的引用,推測其中大部分應拍攝于1926年3月之前。這組照片所涵蓋的范圍極其豐富,許多角度前所未見,基本可以讓人們領略華文學校初創時的狀態。

    照片中,學校的大門開在東四頭條上,門上已經懸掛了新的校名:“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顯示著這里全新的身份。大門連同兩側的門房一直保存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根據衛星圖推測,或拆除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后在原址修建起文化部宿舍樓。

    大門正對著的便是主樓,它是整個校園中最具標志性的建筑,八根愛奧尼式的立柱支撐起建筑的主立面,兩側的墻面上則是寬闊的窗戶。平面上,建筑呈“⊥”形,中間向北凸出的部分為禮堂,兩側設有圖書館和諸多教室,學校最主要的教學活動,即在此開展。

    禮堂的空間其實并不大,類似于一處小禮拜堂的風格,占據了主樓北部凸出部分的上下兩層(三層位置為露臺)。在華文學校時期,除舉辦典禮等活動外,學校經常開設的講座活動也應在此進行。延請中外各界名士進行演講,是華文學校辦學的特色。來此作講演的人身份多元,有政治家、外交家、軍人、學者、傳教士、作家、新聞記者等。政界人士中,有馮玉祥、王正廷等,而自1926年起由中國學者在此進行的中國文化系列演講,其講者堪稱一時之選。當時的著名學者如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顧頡剛、趙元任、周作人、吳稚暉、李濟、張君勱、吳宓、黃侃、林語堂、徐志摩、余紹宋、劉廷芳、洪業、梁實秋等,都曾在此登壇。外國演講者中,著名記者斯諾的出現值得注意。在1937年的一次演講中,他向國外學生描述了在陜北蘇區的見聞,打破了官方的新聞封鎖,國外學生對此興趣尤濃。

    華文學校圖書館內景

    圖書館藏書豐富 對校外學者開放

    在新校址落成使用之前,華文學校的圖書收藏就已經十分豐富。東四頭條校區建成后,圖書館應該設在了主樓東翼。根據1940年出版的《圖書學大辭典》中的記錄,截至1933年5月,圖書館內藏書數量已達24933冊,其內容橫跨中西,堪稱當時涉及中國研究收藏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門類涵蓋歷史、地理、政治、文學、風俗、美術、考古等多方面,形式除中西書籍、期刊雜志外,更有經卷書畫、照片影像等。同時,該圖書館還向校外人士開放,根據借閱記錄,校外學者所占比例可達十分之三。

    1926年草創之初,執掌圖書館的正副館長是美國藝術史學 者 馬 爾 智(Benjamin·March)和中國學者傅蕓子。馬爾智在華游歷數十載,寫下了諸多文字,而他留下的十余冊照片則更具價值。傅蕓子作為馬爾智的摯友,為其在北京的交游也提供了諸多便利,這兩位在藝術史方面有著豐富學養的學者,為華文學校圖書館的經營提供了扎實的學術支撐。

    主樓北側的西樓和東樓具體功用暫不確定,應是普通學生的宿舍。東西樓之間的空地在當時被開辟成一座網球場,費正清與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友誼,就開始于這片場地上。

    韋慕庭,1931年奧柏林學院畢業,1933年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在此期間他來到北平,在華文學校學習。1941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專攻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47年起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曾擔任東亞研究室主任。在韋慕庭的統籌及親自參與下,哥倫比亞大學開展了中國口述史項目,在將近18年的時間中,夏連蔭、唐德剛、周明德等學者先后為寓居美國的16位民國人物如胡適、顧維鈞、李宗仁、孔祥熙等錄制了生平口述記錄,為民國歷史保存了一段鮮活記憶。

    在這一組照片中較為珍貴的,還有校園西部別墅的影像。這三座別墅為經典的美式鄉村別墅風格,與簡潔平正的教學區域形成鮮明對比。別墅的住戶,主要是外籍教師,如上文提及的盈亨利。新中國成立后,文化部在此辦公,這三座別墅分別住著茅盾、周揚與陽翰笙。

    這組照片中,有一張裴德士、盈亨利和一位老者的合影。這位老者就是著有《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明氏1872年來華,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魯西北賑災傳教,同時兼任上?!蹲至治鲌蟆吠ㄓ崋T,1905年辭去宣教之職,隱居在通州,潛心寫作。在華生活五十多年的經歷,讓他對于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社會,有著深入的了解。正是在明恩溥等人推動下,1908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正式宣布退還半數庚子賠款,進而促成了清華大學的設立。

    合影中的明恩溥,已然走到了人生暮年,其為何會出現在華文學校暫不可知,但可以想見,依照他的人生履歷,他與這樣一所學校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是他的年齡已經不足以支撐他再為華文學校付出太多精力了。1926年,明恩溥啟程返回美國,6年后逝于美國加州。

    華文學校教師公寓

    盈亨利(左)、明恩溥(中)以及裴德士(右)

    主樓門前合影:后排左二恒慕義、左四裴德士、右四馬爾智、右三盈亨利、右二馮友蘭、右一博晨光

    一張合影里的名教授

    在馬爾智的影集中,有一張拍攝于1926年春的大合影,其中的人物,應是華文學校在搬遷至新址后的一部分核心成員。除裴德士和馬爾智外,目前僅辨識出了其中幾位,簡述如下。

    恒慕義(Hummel·Arthur·William),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漢學家,1914年偕妻來華,初在北京學習漢語,隔年奉派至山西汾陽布道興學。當時公理會所辦的銘義小學初中部單立,更名為銘義中學校,恒氏出任校長,兼授英文。

    1924年,恒氏由山西調北京,受裴德士之邀,在華文學校擔任中國史講師3年,教授“中國文化史綱”“中國社會習俗”等課程。恒氏與中國學界有密切接觸,1924年在北京結識胡適、馮友蘭、顧頡剛、蔣夢麟、郭秉文、袁同禮等人。1927年因北伐戰爭,時局不穩,恒氏辭去教職攜眷返美,出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并先后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州大學兼職,積極推進遠東史研究。他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1644-1912)一書,在學界影響深遠。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至1985年的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Arthur W.Hummel Jr)即恒慕義之子。恒安石1920年出生于山西汾陽,上世紀40年代回到北京,曾在輔仁大學男子附中教授英文。珍珠港事件后被日軍關押在濰坊集中營,后成功越獄?!岸稹苯Y束以后,恒安石回到北平,參加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工作,1949年回到美國。1950年進入美國國務院工作,走上了職業外交官的道路。

    盈亨利(James·Henry·Ingram),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早在19世紀70年代末,盈亨利就來到中國,1887年開始在華北地區傳教,之后一直活動于北京及周邊各地。盈亨利還投身醫學和教育事業,翻譯了不少西方醫學著作,是北京通州潞河醫院的創辦人之一,并于1882年至1900年任院長,同時還參與了協和醫學院的創立。1918年,盈亨利還協助北洋政府在河北保定等地開展賑災和防疫工作。

    盈氏的記憶力極好,腦力超群,他曾希望在自己過世后,將大腦捐贈給協和醫院進行解剖研究,后因女兒們的勸阻而作罷。盈亨利有四個女兒,其中一位叫任薩姆(Isabel·Ingram),她曾任婉容的英文教師,在莊士敦的相冊中,有數張任薩姆身穿旗裝和婉容的合影。

    盈亨利平時居住在華文學校里,和當時在京的外僑名流一樣,他在西郊石景山附近還購有一座別墅,為避暑時居住。居住期間,盈亨利還會為附近貧民提供診療救濟,他被當地人稱為“活菩薩”。遺憾的是,1934年6月15日凌晨,盈亨利在這座別墅里被劫匪槍殺,時年75歲。盈夫人因在內室,逃過一劫。此案在當時十分轟動,外僑遇害極易引發復雜的外交事件,況且盈亨利還是北京外僑中的知名人士。在多方壓力下,一個月后,兇案基本告破,兇手為一伙慣匪,背景復雜,當日聽聞有外國人上山,意欲圖財未成,并與盈亨利發生打斗,最終舉槍行兇。盈氏遇難后,于6月18日在協和醫院禮堂舉行了追悼儀式,遺體安葬于通州潞河中學以南二里余的庚子遇難傳教士公墓。

    這張合影中有一位中國人,他就是馮友蘭。習慣了馮友蘭先生的長髯,筆者很長時間沒反應過來。這張合影中是他年輕時的樣貌。馮友蘭和華文學校產生聯系,是因為燕京大學的緣故。在拍攝這張合影的前一個月(1926年2月),馮友蘭應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美國學者博晨光(L·C·Porter)的邀請,任燕大哲學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導師,講授中國哲學史。博晨光與馮友蘭的相識,源于博晨光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文的經歷,彼時馮友蘭正求學于哥大。

    馮友蘭在燕大任此職有兩年半的時間(1926年2月至1928年8月),其間也是由博晨光介紹。在此期間,他來到已經與燕京大學合并的華文學院,開設每周一次的中國文化課程,講授《莊子》。在燕京大學完全遷移至西郊燕園新址后,馮友蘭在華文學校的兼任生涯也宣告結束。

    博晨光與中國頗有淵源。1880年他出生于天津,父母為在華的公理會傳教士。他在美國伯洛伊特學院、耶魯大學神學院等高校接受教育后即返回中國。在華文學校中,博晨光任教務長,并開設有“中國思想概覽”和“墨子宗教和哲學思想”兩門課程。在任教燕大期間,博晨光曾任校務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和古物展覽委員會委員以及男生部體育促進委員會主席,并任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干事等職。而由其叔父詹姆斯·波特(James·Porter)捐資修建的博雅塔,至今仍是燕園內最具標志性的建筑之一。

    (本文老照片由高一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