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剛剛過去的年底，和冒著嚴寒參加新一屆上海市寫作學會全體會員大會的朋友們會面，想到了這個題目。

“邊”是很美好的一個概念，是邊緣的“邊”，也是靠邊的“邊”。在當代人的生活中，寫作越來越重要，不僅不靠邊，還成為每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的肉身剛需，那為什么還要說“邊”？我這里講“邊”，不是要靠邊，而是要清醒看到，現在這個世界有一個大的趨勢，我們稱之為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正在來臨。有很多事情正在變化當中，每天的網絡世界、微信朋友圈也很熱鬧，人類生存的文字狀態正步入元宇宙的中心。然而我常常想關掉手機。太耗費時間了。我們不太提倡過于急切地擠在一個熱點的問題上去發言，去寫作，所以，“邊”不失為一種姿態，一種策略。

金克木先生早就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叫《說“邊”》。陳平原教授最近送我一本書，講到他與洪子誠教授也討論過關于“邊”，關乎一個現代知識人的寫作與研究的姿態，他們的說法大概歸納起來，主要是指一種平靜、冷眼的心態，不居于中心，波瀾不驚、后退一步的態度，以及一種思維的智慧。

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穆旦的詩論中就講過“居于邊緣，悄然發力”，是一種詩學智慧。不是轟轟烈烈地發力，而是悄然發力。錢鍾書有一本文集就叫《寫在人生邊上》。所以，“邊”是一種縫隙，縫隙是一個撬點，思想和知識的撬點，面對的是系統的縫隙，撬動閱讀的思考，去發現問題的裂縫和系統的空白點。

“邊”反過來也可以成為積極的進取，是一種機智而開放的思考方式，是逃離陳詞濫調、規范文體、標準套路的一種非常具有文學陌生化效果的寫作策略。

我相當贊成金克木、陳平原教授的這種態度。他們更多的是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講；我想補充的是錢鍾書先生關于“邊”的一個論述，他們都沒有講到。

錢先生說“邊”和“外”，有時候“邊”就是“外”。比方說“物在桌旁，錢在身旁”，旁是邊，但意思就是“外”，錢和物都在人的“外”面；但有時候“邊”與“外”又不一樣，比方說“物在桌邊，錢在身邊”，這個錢和物，并不在外面，而是在桌子上面和人身上。又比方說“兒女在身邊”，那就是兒女在很靠近甚至親近自己。“錢在桌邊”和“錢在手邊”是不一樣的，這個邊就是既不屬于自身，又靠近于自身之內，這個像繞口令一樣的語言辨析，表明的是一種不即不離、雖外而內、似遠實近的態度。（《管錐編》第三冊，第866頁，中華書局，1979）

從這里引申開去，“邊”的兩重性極富于啟示意義。一方面，寫作人要意識到，你好像什么事都“沾邊”，但其實你還是在外面，所以要警惕自己，握有筆并不表明擁有真知灼見，尤其是在這個時代，“民科”滿天，段子手遍地，到處是盲人摸象，隨意扣盤捫燭，人人都可以成專家。這時“居于邊緣”，就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試圖去發聲，去外行充內行。另一方面，寫作人又要懂得，“邊”又是一種特殊的“在場”，是一番靈活的切入，而決不是完全置身事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所以，前面講的這個辨析，不僅是一種寫作的姿態，更是寫作人在這個時代的一種自我定位。可以說每一個認真而負責的寫作人，今天都是在打一種“寫作的有限戰”。節制、冷靜、理性，然而又畢竟是冷眼熱腸的。

再往里面說，一方面，你有你的身份認定、專業職守、人生閱歷與規范性要求，這必然有邊界；另一方面，又因你的身份、專業、閱歷與其他機緣、其他關切、其他視界，有一特別的交接處，如同交叉路徑的花園小路，自有其可以利用的優勢。

我想我正是一個喜歡沾邊、出邊、犯邊甚至拓邊的人。在教書之余，偏喜隨筆札記，這是“出邊”。治古典，又串門現代，這是“犯邊”。一手寫舊詩，另一手評新詩（曾任三屆全球大學生短詩競賽的終評委）；做文學研究的，卻兼任教于中國美術學院，并出版過一本書叫《巴黎美學札記》，這更是“沾邊”。沾邊，是一種知識的融通與思想的分享；出邊，是轉換一下思路，不太執守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要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來到外面去看看，要站在周邊看自己的問題，要有外向型的思考，要有一種移動式的游擊戰術。我記得梁漱溟先生在《朝話》里講過一個故事，說有一個猴子，一心想把沒有蓋子的玻璃瓶里的一片藥取出來，它一念執著于它眼睛里看見的藥片，就是在瓶子的底部，于是拼命往瓶子的底部摳，摳呀摳，永遠不會想到應該把瓶子口朝下倒轉過來。

拓邊，就是開拓自己的領地。其實中文很美麗很靈活，不能把它看得太小，做得太僵硬太死板。“邊”是一個很豐富的有關寫作的思想，除了上面所寫的，更讓我們生發聯想，去思考雅與俗的邊上，學院與大眾的邊上，文學與史學的邊上，作者與讀者的邊上，甚至體制與民間的邊上……不以某一個位置作為中心，作為固定視角與現成思維。我們要把中文做大、做活，但是我們又要在中文自身之中，做精、做透。中文是我們的母語，“兒女在身邊”，這個“邊”是很親近的意思。我們就在中文的身邊，而不在身外。這就是錢鍾書先生所講到的“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