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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1948年之際，錢鍾書有封致黃裳的書信。信末附題為《秋懷》的一首詩：

鳴聲漸緊草根蟲，時看停云抹暮空。

寥落感深秋后葉，高寒坐怯晚來風。

身名試與權輕重，文字徒勞較拙工。

容易一年真可嘆，猶將有限事無窮。

詩末自注：“后山語。時方訂《談藝錄》付印”[1]。《槐聚詩存》將此詩定為1947年作，個別字詞有所修改，特別是自注里的“后山語”這三個字刪掉了[2]。此前有專家指出，錢鍾書詩其實最接近陳師道的風格[3]。但這里的后山語究竟是如何運用的呢？翻遍冒廣生補箋本《后山詩注》，也沒有合適的解答。陳師道《秋懷》同題的都是五律（古人此題也多五言，如謝惠連、韓愈、孟郊、劉攽，等等），有一首是寫給學生的，還有十首“逸詩”，都沒有類似的話。

故而或許在這里錢鍾書可能記錯了——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槐聚詩存》要刪去“后山語”三字。若只講最后一句，較容易就能想到的是《莊子·養生主》中的“生有涯而學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更貼切的出處，則在于惠洪《冷齋夜話》里對黃庭堅言語的轉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再加推敲，倒是發現錢鍾書這詩基本意思用的是江西宗派中的“二陳”之另一陳即陳與義的詩句：簡齋集中有一首《對酒》：“官里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在《容安館札記》第四五六則，讀胡稚《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于此二句下說：

按《能改齋漫錄》：“本羅鄴《仆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東坡亦云：“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4]

詩人在秋天感到了一種時間逝去的蕭瑟之意，生命有限，但是眼前的工作卻無休止。類似用意又如韓愈的《秋懷》其八末句，“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陳師道《寒夜有懷晁無斁》一詩，任淵注里即引韓詩此二句，可能錢鍾書就是這樣記混了的。

不過，后山詩算得上是最初引起錢鍾書寫《談藝錄》的直接原因。《談藝錄》第二則的“黃山谷詩補注”，開篇就提到了冒廣生《后山詩注補箋》：

冒疚齋先生嘗示所為《后山詩注補箋》。余以為《山谷內外集》，雖經天社、青神疏通解釋，亦不無瑕隙，留為后人著手馀地。[5]

《后山詩注補箋》于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刊布，錢鍾書隨即由注后山詩的任淵，而轉到了如何評價《山谷內外集》任淵注和史容注的話題。天社（任淵）、青神（史容）當然是發抉詩心的杰出注家，但仍“不無瑕隙，留為后人著手余地”，現在值得進行“補注”。這一則篇幅很大；日后之補訂，也以此處篇幅最大。錢鍾書補訂《談藝錄》，最早可能就是這一篇，1950年，周一良、周玨良等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便收入錢鍾書所撰《黃山谷詩補注》，其主要內容都吸收到后來的《談藝錄》補訂里了。當晚年他再次補訂此則，結尾才詳述緣由：早年被父親管教，始讀書入門。上大學讀外文系，中國古典詩歌方面是“親炙古人，不由師授”的。讀任淵所注山谷、后山兩家詩集，于是“漸悟宗派判分，體裁別異，甚且言語懸殊，封疆阻絕，而詩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云云，這番體悟也正是《談藝錄》一書的核心主題[6]。

于是涉及到了冒廣生的《后山詩注補箋》，錢鍾書問，為什么不做補注，而做補箋呢。從著述文體看，箋和注當然不同：注是實打實的對原文的解釋，簡單說是典故，但任淵注好，有揭示詩眼文心之處；箋者，表也，重視的是詩之本事，冒廣生所補，著眼于陳師道交游和社會時代背景資料的查考說明。補箋是往下說的，補史料的話，肯定是看陳師道身后的文獻；而補注是往上追述的，就是要看他詩的出處[7]。《談藝錄》里批評李壁以后人詩注荊公，即認為這有不合體例之處，就是這個緣故[8]。

當錢鍾書提出“補注”比“補箋”更有價值時，冒效魯當面嗤笑“談何容易”。獻疑者少年氣盛，不免技癢，遂作山谷詩“補注”，置于《談藝錄》開篇的顯赫位置。這難度就比后山詩補注更大了。——而且錢鍾書也并非不能做后山詩補注。《容安館札記》第四七七則就是錢鍾書讀任淵《后山詩注》的長篇札記，不少是對天社注的補充和質疑，可視作一個“補注”的草稿。在一個不起眼處，錢鍾書提到了冒廣生的《補箋》：

冒廣生《后山詩注補箋》，鈔胥之伎倆，絕無發□。[9]

最后一字闕如，也許是“絕無發明”。錢鍾書對冒效魯父子是有很多保留意見的。最主要的一點是國難年代里，流寓上海文人學者的操守問題。錢鍾書的詩《沉吟》之一：“史筆誰能繼謝山，詞嚴義正宅心寬。七賢傳倘他年續，個里沉吟位汝難（自注：《七賢傳》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10]。學者多認定指冒氏父子。后來范旭侖拈出錢鍾書的中文筆記，1942年札錄《國朝文錄》：“全祖望《七賢傳》皆取萬歷天啟時奄黨子弟能修身潔己雪父兄之恥而解干其蠱者，如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惜乎冒孝魯未讀此。”更可印證這一判斷。范文里提醒我們讀小說《圍城》，滿篇的諧智中有隱藏起來的深沉感慨：“廉恥并不廉，許多人維持它不起”[11]。

“事之所貴，必貴其難”[12]。學術天職是要去追求真理、攻克難題的。這其實也是道德問題：習慣了避重就輕，習慣了走捷徑，不僅不能解決學術上的問題，而且一旦遇到節操品格的考驗，也是不能過關的了。《圍城》主人公方鴻漸正也代表了這樣一種懦弱、軟弱的知識分子性格。他行事欠缺思考，所有事情都漫不經心地處理，積壓多了成了問題，無法彌補。換句話說，隨波逐流，落入無路可走的結局。當然，錢鍾書并非采取敵我對立、嫉惡如仇的批判斗爭態度，我們從他的言辭里讀得出感慨、鄙夷和諷刺的意思，這合乎一介書生的立場。當時他自己還有一首七古《剝啄行》，說客登門勸附逆，他婉言而斷然地拒絕[13]。

而在《談藝錄》在晚年加的引言和初版的序之外，正文開始前還有個開場白，其中說：

余雅喜談藝，與并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二十八年夏，自滇歸滬瀆小住。友人冒景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余頗技癢。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匯成一集。即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里經緯也可。[14]

“二十八年夏”即1939年夏天，這時錢鍾書還在西南聯大教書，放暑假回上海和家人團聚。之后沒有收到續聘的通知，他10月份動身去了湖南藍田國師工作，順便照顧父親。就在這個夏天，冒效魯督促他寫詩話，“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匯成一集”，錢鍾書說發表過的許多文章，是要編成一個集子的，大概就是那部未出版的《中國文學小史》。然后另起爐灶，寫《談藝錄》這部書，屬于“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里經緯”。內外之別，當然是文體的不同。但我們也要注意到《談藝錄》作為“詩話”來說，也和傳統詩話的著述文體大不一樣了：“詩話”是冒效魯督促他寫的形式，他自己內心追求的，也許就是與歷代注家一較高下的“補注”？

從全書結構看，《談藝錄》初版即分成九十一則，“附說”二十四節，各有標題，但沒有序號（后來的中華書局版書中誤作“二十六節”）。周振甫所撰標題，1948年版較為冗長，然而分組清楚，比較容易看出來那些是一組。其實前面六則，后面四則，可以視為引論和結論部分。第九零、九一則就是最后的總結，和第一則呼應，構成了一個圓形結構。中間還有八十一則，或許是擬九九之數。全書有一明確的結構：圍繞著宋元明清歷代對于杜韓以來的詩歌傳統的接受與繼承這一線索，從多個角度加以深入。從時間順序上看，其中重點涉及李賀、梅堯臣、王安石、黃庭堅、陸游、楊萬里、元好問等，經由明人而波及清代詩人。錢鍾書故意打亂時間順序，如論“詩界維新”諸家，序列置于引論之前六則中，用意是先設立西方文學與思想的對照視野；后文論詩歌思維之“圓”象以及神秘經驗，均兼論中西文學以求會通冥契之處，這又與第六則藉由肯定鄭朝宗所謂“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一語而重釋“神韻”之本義互相關聯。書中又論竟陵派之別于公安派，又論桐城文家中也有宗宋之詩派存在，都與近代以來“朝市顯學”所形成的陳腐觀念大為不同，顯然有矯正俗見的意義。

就詩歌傳統的接受與繼承而言，闡幽抉微的“補注”最見功效。這個工作在具體論及不同詩家時，錢鍾書采用的側重點不同的方法。我們不妨以《談藝錄》關于李賀、王安石、元好問的三個部分為例進行分析。

例一，李賀詩部分（第七至十五則）。錢鍾書主要對修辭手法和風格進行總結，尤其是拈出李賀詩中學習鮑照及杜韓各家的心得。然而，這部分首先論述的重點，卻是關于如何解李賀詩。可以看到，錢鍾書反對從本事索解上下太多功夫，這和上文對于“補箋”的不以為然是一脈相承的。第七則引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夭壽之兆”，隨即探索李賀奇詭風格背后的解釋傳統，又引姚文燮、朱軾等人之說，認為有社會時代的原因，本著《詩經》“興觀群怨”的傳統，托于吟詠，別有深意。隨后引出張佩綸在日記里自相矛盾的想法，“嘗謂考據家不足與言詩，乃亦欲以本事說長吉詩”。之所以說“自相矛盾”，是因為考據家固然指訓詁名物、版本校勘的學者，卻實在也包括了對詩背后的本事進行考索的研究者。而考索本事，切中文學創作的時代背景，這樣的研究方法，看來是沒有問題的。但錢鍾書隨后一轉，說李賀英年早逝，涉世不深又刻意為詩，他能對當時的時代有多深刻的認識呢？非要從杜牧序文里的“稍加以理，奴仆命騷”來下功夫，把李賀演繹為屈原嗎？“奴仆命騷”這句話成了著名典故，經常被人采用。大家往往忘記上面還有句話，“稍加以理”，這是一個假設的條件。杜甫詩里說“熟精文選理”，就是文學修養不能少了“理”這部分，李賀文辭上勝過屈原，但理虧一籌，等于說他缺乏足夠的思想性。由此錢鍾書加了幾句議論：

皆由腹笥中有《唐書》兩部，已撐腸成痞，探喉欲吐，無處安放。于是并長吉之詩，亦說成史論，云愁海思，化而為冷嘲熱諷。學士心目，限于世法常理，初不知韋宗所謂：“《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也。[15]

“撐腸成痞”的“痞”，即所謂胸悶氣塞的毛病。此處諷刺有些學者總忍不住要用史書來談論李賀的詩。“云愁海思”見李白《飛龍引》：“騎龍飛去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詩有仙心，怎么又給拉回到人間了呢。經學家所謂“聞而不審，何以刺為”，微言大義到晦澀難解的地步，和作《春秋》令亂臣賊子懼，這難道不矛盾嗎？很多人都看出這段話似有和陳寅恪“以詩證史”較量的意思。恰好《談藝錄》隨即也提到了元白，說此二家畢竟是有諷喻之作的，且沒有惹禍上身；那么李賀的詩需要那么曲曲折折影射時事嗎？錢鍾書晚年補訂處用古代笑話，說富人家有個敗家兒子，富人讓他朋友規勸他，結果還是千金散盡，朋友說，我們勸諷過，奈何令郎不聽，怎么勸的呢，他說上次看見公子亂花錢，就這么講：君此等豪舉，信今世所罕有。然后富人嘆氣說：“恨君進言時不自加腳注耳。”[16]但我們其實還要繼續追問的是，這詩和史的關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如果不管那些史料、人物、事件，具體到李賀的詩作上，會不會影響我們的理解深度。為何李賀詩往往置身“理外”呢，是因為他人格心理上就是超脫凡俗、“尟人間事”的。所以可與李白并舉。但偶爾關懷現實世界，所作諷喻詩卻是可以和杜甫的傳統接上的。但真正優長就在于想象力，這就不能拿寫實感、親歷其境來加以框范，因此讀詩也不能全靠考據或本事索解。

例二，王安石詩部分（十六至二十三則）。這部分最前兩則主要評述韓愈而引出王安石做對照。在第十八、十九兩則才正式開始談王安石的詩。錢鍾書使用了一個注本，就是與時代相隔不遠的南宋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李雁湖這個注本歷來評價很高，被拿來與施元之父子的蘇軾詩注并稱權威。當然也有一些問題，因此后來有人加以修訂補正，比如姚范在《援鶉堂筆記》做過的事情，再就是沈欽韓的《補注》。再往后就是錢鍾書《談藝錄》這里了，給李壁注糾錯補正了四十多處，王水照先生說，“精當尤超邁前人”[17]，這是說錢鍾書并非尋找空隙來添補些意義不大的東西，而是攻堅戰。就是真解決難題。

第十八則開篇引《邵氏聞見後錄》，認為王安石既然總是批韓愈，卻又在自己的一首詩《雪詩》里“全襲退之語”。《雪詩》的原題是《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

王荊公以“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密仰檐窺”，又“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雪詩也。荊公《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云屋聽窗知?”全用退之句也。（《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

這種現象很常見，《談藝錄》中不少發現，檢索全書使用“全襲”的情況得數處，都是比較嚴重的批評，指責作者未經化用地照搬原句了。隨后又言“可憐無補費精神”也是退之成句，改一字而已。其實這種工作，必然是詩集注家的本色當行。錢鍾書就以小字自注說李壁只注“可憐無補費精神”的出處，沒指出上句“力去陳言”四字也是韓愈文章里有的，而且前人已經發現過了。因此他評論說邵博不用眼前的例子直接以矛攻盾，還要另外費功夫找到一首雪詩，舍近求遠了。但襲用前人成句，忌諱的是不明說；點名則不算抄襲，如樊增祥的《彩云曲》結尾“彩云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即是。但王安石此詩分明標題即《韓子》，也是指名道姓的，用韓愈之矛反攻其盾，和錢鍾書這里討論的問題并不一樣。

重點在于隨后提出的一個論調：“荊公詩語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幾，豈特《雪詩》而已”。“沾丐”也是《談藝錄》談到摹仿因襲時常用的術語，主要意思就是沾染恩惠，丐這個字本意就是施舍。所以說“全襲”是說某處照搬人家原文，而受人沾丐，那就不是一句兩句詩的問題了。下面一口氣舉出九個例子，加上剛才說的倆，總共是十一處。其中包括五十卷詩集里第一首頭兩句，所謂“荊公得意語”，居然就是韓愈先發明的設喻。其中幾次錢鍾書說李壁注里沒有標出他發現的出處，包括上面說的“力去陳言”四個字也不見于李注。在最后三個例子之前，錢鍾書說：

然此皆不過偷語偷意，更有若皎然《詩式》所謂“偷勢”者。

“偷勢”，就是不用原詞句，不用原“用意”（周振甫說法），也不用原來的事件，但是在語勢上進行承襲，有點相當于一種詩意布局結構走向的獲取。釋皎然說詩有三賊，即偷語、偷意、偷勢[18]。偷勢是比較隱藏的，其實也很難察覺，但是往往不可避免，肯定是讀其書深受影響才會這么承襲的。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皆是。錢鍾書指出王安石從韓愈詩那里偷勢的例子，其中第二個例子尤其是兼偷勢及偷語。第三個例子居然是王安石的“絕句機軸”，卻也是如此。

錢鍾書對李壁注的批評受到了時代的局限，因為他所讀到的注本，其實是南宋劉辰翁評點本，大半李壁注文被劉辰翁刪掉了。1984年，王水照在日本看到了一種朝鮮活字本，是有李壁注全文的，至1994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王水照早就寫信告知了錢鍾書此事，錢鍾書回信說：“學問有非資料詳備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資料詳備而已可立說悟理，以后資料加添不過弟所謂‘有如除不盡的小數多添幾位’者”[19]。我們對照這個朝鮮活字本和《談藝錄》里所補的幾十處詩注，有很多是高度重合的，表明錢鍾書認為李壁當注而全本也確實有的，這當然顯示出自信的資本。而有幾處，則確實是李壁箋注全本也沒有的獨到發現。

第十九則繼續進一步批評李壁《箋注》，由方回說起。先指出詩注體例問題，晚年錢鍾書認識有發展，補訂說不能一概而論。參考后人語在某些情況下也是可以的。然后提出另一個問題是關于用典出處，箋注有疏漏。錢鍾書擺出自己補注的十多條，晚年又補訂加了二十五條，很多和李壁《箋注》全本高度一致。但也有勝出之處，比如《重登寶公塔》“應身東返知何國”這一句，錢鍾書用了多種資料，證明王安石這里用何國是把它當作專有名詞，是西域的國名。用多種材料，是為了確保語境上的關聯緊密，并揭示這個用語的意思[20]。

例三，元好問部分（第四十三至四十八則）。這部分以第四十三、四則為主。先討論施國祁的《元遺山詩箋注》。施國祁是清代嘉慶年間的學者，尤其對于金元時代的歷史感興趣。所以錢鍾書提到他在例言自稱初意在箋證本事，而不是注釋故實，因為朋友慫恿才“匆匆注解”，七個月就完成了。其實，施國祁之所以后來倉促成稿，自稱是因為大量資料毀于火災，因此方以七月時間重新寫成。錢鍾書說，箋證本事還是做得很好，但是注解詩學淵源的部分很糟糕。問題當然是施國祁本意旨在箋證本事，注解則多征引類書，沒有追究其初始。錢鍾書這里說了一個注詩的大忌，就是“注詩而無詩學”：

其注則闕略疏漏，不一而足。……竊謂施氏數典之誤，多由于征引類書，未究其朔。大病尤在乎注詩而無詩學，遺山運用古人處，往往當面錯過。甚至卷一“相士如相馬”《雜詩》四首乃宋人汪彥章作，見《浮溪集》卷二十九，題作《懷古》，施氏亦不知拈出。[21]

后面又舉出一個例子，就是元好問詩有“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句，后半句出自陶詩“晨雞不肯鳴”。此后有個補訂，引出后世章回小說人物對話的借用，還有楊慎詩里的襲用此句，把寒字糟糕地改成荒字。往往因襲前人比較成功的例子，就是傳播影響得有時比原來摹仿的那句還受歡迎。然后錢鍾書開始舉例說明，中間插入一句議論，認為詩歌詞章的因襲，如果進行考訂，必須是會作詩而且深諳其三昧的人才做得來。這一則看起來篇幅不長，但補訂的內容特別多，舉出元好問詩因襲他人之處大概有近百條。那么，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元遺山詩補注了，而且后來錢鍾書見解更通達了，認識到“注詩”的工作是可以“參考后人語”的。

由以上三例，可以說都是對歷來最被人們稱贊的著名詩注家的權威說法進行挑戰。但更重要的在于，學術絕對是要追求進步的，而真正學術的進步在于解決問題。前文曾言《容安館札記》還有一篇很長的后山詩補注，這是暗自和冒廣生的《補箋》較勁的，生前不予發表，終究在于自己追求真理，而非為爭意氣。另外，錢鍾書給錢仲聯先生的《韓昌黎詩集釋》也挑了很多問題，《札記》里說得更不客氣。根據鄭朝宗透露的錢鍾書書信，他在《管錐編》之后計劃寫一個續編，還要再涉及十種書，其中有四種詩集，分別是少陵、玉溪、昌黎、簡齋。錢鍾書給陳與義的詩集也有做補注的責任感，《宋詩選注》里評價胡稚的《箋注簡齋詩集》，即認為是宋人注宋詩里最為簡陋的一部，這背后就有他自己做過的補注，《容安館札記》第四五六則就是對陳與義詩集的“補注”，開篇也是對于胡稚（號竹坡）的詩注表達了不滿之意：

竹坡注全不及本事，于事料亦欠精詳，遠在天社注黃、陳之下，惟引書多詳篇名題目，注詩所罕也。[22]

即言其所“箋”本事、所“注”事料都不夠出色，于是下文多有針對原注所作的闡發。此外，《宋詩選注》里也說陸游的詩集歷來無注本傳世[23]，因此他對陸游詩的注也是很下功夫的。《中文筆記》里札讀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一書的篇幅很大[24]，卷首書題上就先標滿了記錄，細數此書征引了《談藝錄》多少次。里面的批注更幾乎全是批評，指摘所注的缺失訛誤，還有大量補注，有些就只寫“當注”二字，看來似乎都是毋庸多言的。他還指出錢仲聯這個校注本，有時還竊取《宋詩選注》，有時又不敢或不肯竊取。

錢鍾書父親錢基博，在1930年出版的著作《古籍舉要》序言里說，這年夏天在家對子侄輩進行庭訓。他說，清儒治學，之前的最高標準是乾嘉樸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但不能片面求博覽，要知道重點難點問題去下功夫。可“窺隙攻難”到底還是要解決那些“談何容易”的問題。錢鍾書心目中的補注體著作，不妨也可說是窺隙攻難，針對個別問題知難而上，克服前人未竟的事業。雖然這個事業是如此“以有限事無窮”，但這才是“錢學”的真精神。

注釋：

[1]黃裳. 故人書簡[M].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3:181.

[2]錢鍾書. 槐聚詩存[M]. 北京：三聯書店, 2002:102.

[3]錢志熙. 論錢鍾書的舊體詩創作及相關理論——以《槐聚詩存》《談藝錄》為主要考察對象[J].文藝理論研究, 2020(1):48.

[4]錢鍾書.容安館札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18.

[5]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5.

[6]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346.

[7]張文江. 錢鍾書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54.

[8]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79.

[9]錢鍾書. 容安館札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42.

[10]錢鍾書. 槐聚詩存[M]. 北京：三聯書店, 2002:78.

[11]范旭侖. 篇什周旋角兩雄[N].上海書評, 2016-03-27.

[12]錢鍾書. 中文筆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1):276.

[13]解志熙.“默存”仍自有風骨：錢鐘書在上海淪陷時期的舊體詩考釋[J].文學評論, 2014(4):92-102.

[14]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1.

[15]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45.

[16]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366.

[17]王水照. 記日本蓬左文庫所藏《王荊文公詩李壁注》[J].文獻,1992,(1):5.

[18]皎然. 詩式//何文煥. 歷代詩話[M]. 北京：中華書局, 1981:34.

[19]王水照.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M]. 北京：中華書局, 2020:15.

[20]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81.

[21]錢鍾書. 談藝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4:148.

[22]錢鍾書. 容安館札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15.

[23]錢鍾書. 宋詩選注[M]. 北京：三聯書店, 2002:273-274.

[24]錢鍾書. 中文筆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11):174-198, 21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