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青年劉震云

劉震云和他的新書《一日三秋》

“我不敢忘記，我是從那里來的一個農(nóng)家子弟。”那是34年前劉震云短篇小說《塔鋪》里的最后一句話。他一直都記得。

中國作家中，劉震云可能是“觸電”最多的，不僅作品被改編得多，還親自上陣出演角色。雖然鏡頭不多，但劉震云最大的收獲是發(fā)現(xiàn)電影對話的趣味，還接觸到了不同的人，導演、演員、攝影師、搬道具的小伙子……

劉震云笑言，身邊的每個人其實都是哲學家，他們思考世界的角度對自己有很多啟發(fā)。

有人評價他的新作《一日三秋》：劉震云首先是個哲學家，這是他的文學與眾不同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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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的力量

有一次，劉震云在荷蘭一家圖書館交流，有位讀者站起來說，讀《我不是潘金蓮》她從頭到尾都在笑，唯有一個地方哭了，就是主人公李雪蓮對世界上所有人說話都不被相信的時候，她開始對一頭牛說。所有人都在取笑她，她只有說給牛聽：你相不相信我不是一個壞女人，這個狀到底告還是不告？劉震云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補了一句：她身邊有第二頭牛也在聽，他叫劉震云。

我相信這是劉震云的常態(tài)，以牛的姿態(tài)和忠誠傾聽。當李雪蓮們的心事無處訴說時，他在傾聽；當他把聽到的肺腑之言通過文學告訴讀者的時候，贏得更多的傾聽。這是文學的力量，也是傾聽的力量。

劉震云的朋友很多，與職業(yè)無關(guān)。他和賣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幫忙挪水果箱，也會邀請他去水果攤后的大帳篷里嘗嘗剛出鍋的餃子；他和釘鞋的湖北師傅成了朋友，師傅習慣戴著手套釘鞋，縫完拉鏈會反復用肥皂打磨，特別認真，讓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種尊嚴感；裝修房子，他又和賣石材的老趙成為朋友，老趙只跟他說心里話：“像我一個賣石頭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話了。”

這讓劉震云無比感動，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像新作《一日三秋》，六叔給“我”絮絮叨叨講那些畫作的故事。六叔死后，所有的畫被六嬸一把火燒了。為了紀念和六叔的過往，“我”以記憶中六叔的畫為母本，用故事描述出畫里的延津。

過去寫作，是覺得自己有話要說才寫；現(xiàn)在，劉震云逐漸發(fā)現(xiàn)，作品中的人物要說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每天的寫作其實是在傾聽，傾聽使寫作獲得了極大的自由。

2

荒誕比真實更真實

早期的小說就已暗示了劉震云后來的創(chuàng)作宗旨：白描現(xiàn)實人生，以寫實的筆墨關(guān)注小人物的生活境遇。這在劉震云大概是必然。比如坐高鐵，他特別喜歡坐二等座，很多人覺得太嘈雜，有些乘客會把手機聲音放得很大，孩子跑來跑去，但劉震云感覺溫暖，他也喜歡享受滿車廂方便面的芳香。

但是后期，劉震云的作品被貼上“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標簽。其實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真實而“魔幻”的世界里。《一日三秋》中明亮對花二娘說：“人在夢中常哭濕枕頭，您說這哭是不是真的？人在夢中常笑出聲來，您說這笑是不是真的？有時候這真，比生活中的哭笑還真呢。”在《故鄉(xiāng)面和花朵》里，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說：“世界的變化日新月異，關(guān)系的花樣層出不窮，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場戲，剛剛還是主角，轉(zhuǎn)眼之間，就是別人帶你玩不玩的問題了……”《一日三秋》干脆就讓演員直接上場了。豫劇《白蛇傳》里扮演許仙、白娘子、法海的三個人在現(xiàn)實中糾葛，仙女花二娘的傳說在畫里、在傳說里、在夢里穿梭，這使“一日三秋”有了“三生三世”的意味。這是一部罕見的荒誕劇。然而，最大的荒誕可能是最大的真實。有時候荒誕比真實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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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活成了笑話

“說得上話”，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就像劉震云在《一句頂一萬句》里說的：“一個人的孤獨不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劉震云曾拿結(jié)伴去汴梁打比方，兩人在一個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來都是去汴梁。吸煙，說話，又投脾氣，于是結(jié)伴而行。走著走著，更熟了，開始說些各自的煩惱和壓在心底的話。到了汴梁，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揖手而別。過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興許磕著煙袋想，“老劉也不知怎么樣了？”

《一句頂一萬句》分為兩部。上部“出延津記”講農(nóng)民吳摩西為了尋找與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夠“說得上話”的養(yǎng)女，為找養(yǎng)女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記”講吳摩西養(yǎng)女巧玲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尋找與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一九四二》里，范偉扮演的廚子擅長延津做法的鯉魚焙面；電影《一句頂一萬句》里，范偉扮演的老宋還是延津的廚子。新作《一日三秋》中也記錄了陳明亮父子走出延津、回到延津的故事。

故鄉(xiāng)是他的文學圣地。從上世紀80年代的《塔鋪》《新兵連》開始，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劉震云沿著故鄉(xiāng)一路走來，《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故鄉(xiāng)相處流傳》等作品中，均可見遙遠的故鄉(xiāng)，《手機》《我叫劉躍進》也是將故事背景設置在延津。這底色在《一日三秋》里愈發(fā)清晰。陳明亮重金尋賞棗樹心的門匾，也是延津的情結(jié)，是明亮、也是作家內(nèi)心割舍不斷的思鄉(xiāng)情結(jié)。三千年前冷幽族的仙女花二娘流落河南延津，每夜入人夢中討笑話，會說笑話的人，她獎勵紅柿子；笑話無趣之人就要背二娘去喝胡辣湯。殊不知花二娘已化為一座山，背山人一夢嗚呼。花二娘并不知道，丈夫早就在聽笑話時被魚刺卡住喉嚨，又被扔進黃河淹死；陳明亮的母親櫻桃死后從長江漂下去到了九江，突然回到了宋朝，到宋朝找到的笑話救了她的命，因為閻王爺也喜歡聽笑話——所有人最后突然覺悟，自己好像一輩子活成了一個笑話。

劉震云用笑話講述了最樸素的人生：活成一個笑話，也沒什么不好。而笑話與笑話之間，人的笑話和尋找笑話之間，都是結(jié)構(gòu)的藝術(shù)。在劉震云的作品中，結(jié)構(gòu)的著力勝過故事，故事怎么講，比故事本身更重要。《一日三秋》把生活的壁壘給打破了。戲里戲外、人間鬼神、上天入地、畫里畫外、夢里夢外、逆向順向，結(jié)構(gòu)嚴謹且極富張力。故事情節(jié)與對話語言之外，《一日三秋》里隱秘又嚴謹?shù)慕Y(jié)構(gòu)顯示出作家舉重若輕的功力。否定之否寫，他的寫作是連環(huán)套，是螺絲轉(zhuǎn)，是擰巴之擰巴。

“擰巴”是劉震云的說法。他試圖通過寫作，把骨頭縫里散發(fā)出的“擰巴”校正一下。所以很多時候，他的語言是纏繞的，卻是質(zhì)樸的、平易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沒有炫技，沒有夸大，用樸素的語言搭建奇妙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反而映照出故事背后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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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是考驗作者的標尺

劉震云喜歡讀《論語》，反復研讀幾十遍，他總結(jié)出孔子有三大特點：第一，孔子是刻薄的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因為孔子和身邊的人沒有話說。刻薄的人有見識，刻薄的背后，藏著對所有人的悲憫。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兒往深刻里說，是把深刻的東西往家常里說，這種境界也了不得。第三，孔子說話繞，繞半天就不知繞到哪兒去了。

劉震云講話、寫小說都很繞。他簡潔詼諧的敘述中，簡單的故事變得沒完沒了，讓人欲罷不能。他將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歸結(jié)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響是外祖母。《一日三秋》里明亮的奶奶，或許就寄托了作家的思念，而先前的《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索性直書“獻給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年輕的時候在當?shù)厥翘貏e大牌的“明星”。在劉震云的眼里，外祖母的名氣相當于朱麗婭·羅伯茨，朱麗婭成為明星不奇怪，因為她是演員。外祖母成為明星不容易，她是長工。那時她在地里割麥子，三里路長的麥子割到頭不直腰。她的“轉(zhuǎn)會費”非常高，像羅納爾多。外祖母說：“我為什么比別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別人快’。”劉震云說，他的寫作從外祖母的哲學中領(lǐng)悟了很多。

“我的寫作剛剛開始。這話不是虛偽，僅僅是對于寫作，我剛剛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劉震云說，見識是考驗作者最根本的標尺。“作者的寫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驗不在寫作中，而是在寫作前，在于你能不能從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發(fā)現(xiàn)，就是作者的見識是否獨特，凡是好作者，見識與其他人必然不同。”在寫作前和寫作時深入思考，寫作后迅速遺忘也特別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個山頭，從零開始。不斷把自己歸零，是劉震云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