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東西的寫作，似乎從未成為文壇熱點，但他時有重要作品問世，其寫作的獨異價值也一直在累積，直至最近的長篇小說《回響》發表，我認為他已是中國最具思考力，也最重要的幾個作家之一。之前對東西的討論，將他放諸“廣西三劍客”或“晚生代”的標簽中，或探究其寫作如何體現了南方風格，或解讀20世紀90年代語境下他對先鋒文學的接納與逆反，這些都未必合身。東西的獨特，在于他與地方、時代既契合又抽離的關系——在認同“南方”與走出“南方”之間，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混雜糅合之間。東西小說的寫作倫理中，散發著一種“還沒有完全被現代城市文明及人道主義馴服”（1）的混沌野性。

1966年，東西生于廣西河池市天峨縣谷里村。對這個給予他痛苦而驚惶的童年回憶，又源源不斷為他提供原初寫作動力的谷里，對成全了他又在某種程度上黏滯了他的廣西以至南方，東西感情復雜：“南方于我，最初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落。”“我記住她，但是還沒有確定愛她。她僅僅是一個我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環境。我甚至還為這塊我生存的地方曾經被叫作南蠻之地而感到害羞。”（2）屈原、沈從文、福克納的存在，讓東西認可了南方的正當性，但“走出南方”的焦慮仍然圍繞著他，如徐勇所說，東西想“從邊緣走向中心，以及擺脫中國南方進而走向世界”。（3）這或許能部分解釋，東西的小說何以常常模糊故事地點，淡化人物地域背景，對方言、風俗等元素的應用也極為克制，他有意使“地方”的存在感變得抽象，“這已經沒有南北之分，就像隨著空調機普遍的使用，無論是北方或者南方，我們時常都處在一種恒溫之中”。（4）可見，東西從一開始就想寫出普遍的人性沖突，寫出每一個人都會遇見的日常困境。

1992年，東西在發表《祖先》和《相貌》后，開始進入批評界的視野；1996年，《沒有語言的生活》發表，其重要性開始凸顯出來。張清華認為，東西這代作家既在哲學寓意和敘事形式上受先鋒文學影響，又作為“新生代”有自己的明顯標記，即“更具有當下的現實感與世俗性”。（5）蘇沙麗認為，東西的先鋒氣質在于他對人存在境遇及心靈問題的勘探，其與先鋒文學的不同則在于東西小說更實在的社會歷史語境，及在講故事、塑造人物上向傳統回歸。（6）胡傳吉評價東西“善于在‘現實主義’中表現‘現代主義’”。（7）張燕玲等人認為，東西小說“題材現實，手法現代”，可稱為“荒誕現實主義”，“不是再現式的現實主義，而是表現式的現實主義”；張柱林則認為東西的寫作籠罩在寓言式的氛圍中，在諷喻性、象征性的意義上，讓作品獲得總體性、普遍性和典型性，屬于“寓幻現實主義”。（8）盡管對東西的藝術風貌，大家說法不一，但東西具有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力量，卻是文學界的共識之一。

一、從荒誕出發

荒誕是東西小說的一個關鍵詞，在他看來，荒誕是更內在的生活真實。“現實中每天都有荒誕的故事發生，有時甚至超越虛構”，荒誕也是“介入現實的有力武器”。（9）張清華、楊希帥認為，內在于現實的荒誕，是東西長篇小說最重要的共同特點。（10）其實，東西的每一部作品，都書寫著不同的痛苦經驗，及人類根本性的、無法擺脫的荒誕境遇。在他的小說中，荒誕既是形式，浸潤在語言、文體、敘述方式之中；也是內容，滲透在他小說的各種細部和場景之中。

1996年發表的《沒有語言的生活》，是東西早期小說中最重要的一部。一個家庭集聚了瞎子父親、聾人兒子、啞巴兒媳的極致設定，當然是有意為之的荒誕，但更深層的荒誕，卻是人在失去語言能力后的真實處境：對這家人而言，“沒有語言的生活”反而能孕育溫馨的時刻，而試圖辨識語言、發出聲音的過程，只會加劇自身的孤獨。陳舒劼指出，《沒有語言的生活》突出了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地位——在王勝利（王家寬兒子）身上，現實依賴語言才得以出現，王家人在失去語言的同時，也失去了自身的社會標志及尊嚴。（11）潘頌漢說，聾子、啞巴和瞎子組成的家庭，“表達的正是在言語的機鋒面前保持的沉默和相對的隔絕，以期達成個體在傷害前的弱勢自保，這是惡托邦里的人性捍衛，也是道德的自我堅守”。（12）以小說探討語言、交流、失語等生存問題，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鋒的寫法，即便是今天，失語和無聲仍然是很多現代人的真實困境。看似眾聲喧嘩，但不少無聲的群體，依舊無法找到自己的發聲方式，即便他們發出了微弱的聲音，很多時候換來的也不過是社會對其苦難的娛樂化、商品化。較之僅以王家人的失語取樂、尚無能力販賣他們的悲哀的那些村里人，以及尚能以沉默為脆弱屏障的王家人，我們會忽然警覺，今天很多人面臨的語言悲劇，或許比20多年前還要隱蔽和殘酷——這正是《沒有語言的生活》跨時空的意義所在。

相較《沒有語言的生活》，199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耳光響亮》，則用更加謔笑、幽默、反諷的語調，在對政治口號、民間俗語、傳統詩句的引用與改造中，嘗試還原一個粗俗、失序、野蠻生長的民間，解構傳統倫理和革命話語的崇高性。當張鈞批評《耳光響亮》的人物語言由于戲仿和反諷，失去了個性與實感，變得觀念化時，東西也承認自己“有時只顧痛快，也就是手不聽腦子的使喚，一味地痛快下去，就犯了這種毛病”。（13）2005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后悔錄》，似乎就更注意語言的生活化、真實感，故而我們能從曾廣賢的饒舌中，見出一個人更有誠意的孤獨。發表于2015年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則引發批評界的熱議，大家看法不一。叢治辰認為，《篡改的命》中的知識分子語言、網絡語言是東西故意貼上的標簽，意在強化文本的荒誕，彰顯作者的在場，使小說的世界觀變得更曖昧與豐富。（14）田耳感覺，東西出其不意地安置網絡新詞，將古典、現代的詩文詞句植入農民嘴里的做法，隱含他對語詞的敏感、焦慮，“是我們這個難以命名、難以指稱的奇葩時代最真實的語言生態”，（15）以狂歡式的表達和聒噪的表象，隱藏一個時代的失語和孤獨。雙雪濤的看法近于田耳，認為《篡改的命》中“死磕”“弱爆”“屌絲”“抓狂”等章標題“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產物，這是我們這個平庸又癲狂時代的官方語言，這是我們無法回避而找上我們的思維邏輯”。（16）徐剛則覺得這些流行詞“是一位唯恐‘落伍’的作者竭力顯示自己‘時代見證’的最佳方式”，“多少顯得有些做作和輕佻”。（17）但也必須看到，《篡改的命》對流行詞、知識術語的拼貼使用，是小說中作者刻意的強力凸顯，可以帶來間離的審美效果，深化故事的荒誕感，將過去與現在若即若離地相連，為當下的語言創造更廣闊的使用空間。這不僅是對網絡語言的活化，也是寫作主動回應時代的實例，有了俗語、雅言、熱詞的融匯一爐，東西的小說語言才更見勃然生機。

東西的許多小說，或淡化背景、時間、地點，如《沒有語言的生活》《篡改的命》；或圍繞一個主題展開，有強烈的諷喻色彩，如《反義詞大樓》《耳光響亮》《后悔錄》。正因為如此，評論界有著很多關于東西寫作“寓言性”的討論，這也是理解他小說的重要入口。張學昕認為，東西小說具有極強的寓言性品質，《私了》《沒有語言的生活》中詞與物的錯位，使小說從對現實的描摹延伸為超現實的寓言，呈現出生活荒誕可笑的狀態。（18）張柱林說，東西的《耳光響亮》正式宣告其把情景與結構、具體與普遍、現實與幻想語言雜糅統一的寓幻現實主義登場；《篡改的命》則包含著總體性的國族寓言——不改變結構，就不可能改變命運。（19）張清華認為《篡改的命》是真實性與寓言性的統一，小說昭示的一個農民乃至整個農村的命運寓言，就是農民一切努力的結果都只是拉大了時間賦予的先天差距，同時還要付出鮮血、身體、賣命錢、意外傷病等代價，甚至所有的尊嚴。“城市吸引和召喚著他們，同時也誘惑和改變著他們，最終銷蝕和毀滅著他們。”（20）王宏圖則認為，東西的《后悔錄》中，曾廣賢“只是作者意念的化身，為了充分展現后悔這一普遍性的心理狀態，作者將其愚蠢推向了極致”。小說中的世界只是圖示化的背景，與人物的性格命運未曾水乳交融，這是寓言化寫作的印記，也顯示出東西身為創作主體，對一種超越性的價值維度的想象失敗。（21）徐剛將“《耳光響亮》《沒有語言的生活》等作品寓言化的敘事風格”視為東西“通過荒誕不經的故事情節挖掘文本隱喻意義的慣常模式”，（22）多少也有暗示東西在一段時間內過于依賴寓言化的寫作模式，需更注重藝術的新變之意。其實，《后悔錄》中曾廣賢的愚蠢，不足以成為小說失真的理由，東西想探問的，并非后悔的普遍性，而是曾廣賢“后悔”的原因——是怎樣的社會、歷史與家庭語境，將他形塑為一個永遠在“后悔”卻無法行動的愚者和懦夫。以此看來，《后悔錄》的荒誕，未嘗不是一種殘酷的真實，意念/主題先行、隱喻色彩強烈的寫作，未嘗不能誕生好作品。

東西小說的荒誕感，相當程度上由重復敘事、極致敘事放大而來，但這種帶有大量巧合和強烈戲劇性的書寫，是帶來驚心動魄的閱讀體驗、呈現高度凝結的真實，還是會沖淡小說的真實品質、使敘事失去信任度，學界同樣有不同意見。張清華、楊希帥認為，東西的重復修辭，更突出階層固化的現實、底層改命的無望，把極端化寫作推到極致，強化了人物的命運感和悲劇感；極端化寫作的方式，契合于東西的故事內容，使其書寫既有接近先鋒文學的美學風格，也有異于其他作家的充沛力量感。（23）叢治辰讀《篡改的命》時，既覺其中巧合過多，又覺有時恰恰是那些巧合，給人非常強烈的心理震撼。（24）彭恬靜、張柱林也持此見。我在當時的一篇評論中也認為，《篡改的命》以苦難疊加、戲劇化沖突等方式，創造的“超現實的情境”，目的是探求生存苦難的根源與本質，以及它變形之后的荒誕面貌。東西沒有偏離現實的視界，而是通過強化效果來產生意義，他筆下很多“超現實的情境”依然真實可信。（25）胡傳吉認為，《后悔錄》“后半部分的敘事對緊張的迷戀顯示出作者從容駕馭能力的薄弱，世俗趣味越發往下走”，（26）有時在情節荒誕性、戲劇性上的用力過度，使小說內部正在進行的精神追問突然斷裂，也使敘事張弛無度；《篡改的命》同樣有戲劇化沖突減弱真實度的局限，且過于依賴新聞事件。（27）方巖如此評論《篡改的命》：“作家若為凸顯自身的政治/道德訴求，而把小說處理成類似于新聞的同質性話語，他動搖的是文學本身的合法性，從寫作倫理的角度而言，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28）

確實，《后悔錄》《篡改的命》等作品中極致的巧合、重復，有時令人難以置信，但也不能否認，許多人的生活正是以極度甚至重復的苦難為日常的，而更多的人，則無法相信這種現實。這也是東西認為這世界之所以荒誕的原因之一。荒誕是東西對這個世界的指證，也是東西所有小說的關鍵詞，他的所有小說幾乎都在陳述這個事實。活著是荒誕的，試圖擺脫這種荒誕的方式本身也是荒誕的。《救命》中，不守信的人可以隨便消失，瀟灑活著，只剩下好人去關心他人，被糾纏，被迫陷入困苦煩累，直至自己妻離子散。《肚子的記憶》里，醫生姚三才為完成自己的醫學論文，將自己想到的各種發病緣由都往病患王小肯身上套，甚至通過和王小肯妻子通奸的方式，詢問出王小肯的家庭收入和父子關系等，使盡各種辦法讓王小肯簽字承認自己有病。《篡改的命》中，汪長尺為了改變兒子的命運，決定把兒子送到仇人身邊撫養，為了兒子，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這一切，全是無以復加的荒誕。面對光怪陸離的當代生活，荒誕已不是一種文學修辭，無須作家刻意去扭曲生活的邏輯，或者用夸張的手法去寫一種貌似離奇的生活——荒誕已經成了生活本身。要寫出這種生活的荒誕感，光有幽默的才華是不夠的，更重要的還要看到荒誕背后有怎樣不堪、破敗的記憶，又藏著怎樣的心酸和悲涼。說實話，能夠看穿生活底牌的作家，他在骨子里一定是悲哀、絕望的，而東西正是通過荒誕、悲哀和絕望這些事物來反抗生存，批判社會。（29）

二、身體這個囚牢

身體是東西小說的另一個關鍵詞。東西對身體感覺的敏銳，對身體語言的重視，使得他總能通過敘事讓身體獲得獨立的存在感。他的小說不乏性的乖張、肉體的浮浪，但那不是東西筆下的重點，東西真正的目的，是想把身體從社會秩序、人倫道德、政治意識的層層包裹中解開，還原人本真、自然的狀態。但人總是無法脫離各種思想束縛而自為存在，因此，東西小說里的人總是矛盾的、掙扎的，他們既活在一種本能里，又活在一種精神的想象里。

發表于2000年的中篇小說《不要問我》，被一些論者認為是理性對身體的壓抑，這當然是一個角度，但隱藏的深層叩問是：人離開身份（社會給定的理性秩序）后，是否能夠生存？徐勇認為，小說中衛國逃離的西安是文化秩序的象征，南下去往的北海則代表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自由愿景和浪漫想象，但“即使逃到天涯海角，現實也并不接納一個沒有身份的人”。（30）黃偉林認為，丟失的皮箱是衛國所有的想象、所有的可能性與所有不能實現的愿望，他需要不斷用它證明與確認自己日益模糊的身份，但隨著皮箱內容的不斷增加，人們對皮箱和“衛國”這一身份的信任也不斷減少。（31）衛國丟失的皮箱象征著他在社會中曾被給定的位置，而衛國對皮箱的不斷尋找，堅稱自己是“衛國，男，現年二十八歲，未婚，副教授……”的舉動，多少暗示了他對舊日身份的留戀。衛國之死，不僅是社會對沒有身份的身體的拒絕，也是衛國發現自己不能接受“衛國”這一身份的死亡，但又不能重構一個讓自己認同的身份之后的絕望。

把毛澤東的逝世和牛家父親牛正國的失蹤放在同一天，并從此開始講述的長篇小說《耳光響亮》，無疑適合做政治與歷史隱喻方面的解讀。黃偉林認為東西小說中的“父親”是“歷史”的化身，尋找父親的過程便是試圖重返歷史，并在其中或迷失意義，或生產歷史。（32）張清華認為，《耳光響亮》在越南尋到父親下落的設置，隱喻了越南與中國相似的歷史與意識形態，使“后文革時代”這樣一種既戲劇又現實的生活，在別處也成為可能，延伸了小說的荒誕。（33）不過，《耳光響亮》中的“失父”，也許是想討論，失父/弒父后，把傳統的家庭倫理乃至更寬泛的人和人之間相處本應遵循的道德法則拋棄之后，生活會變成怎樣？潘頌漢的闡釋是：“《耳光響亮》中父親的失蹤和母親的出走使牛家頓時墮入文化、道德與秩序的真空，因而造就了強烈的歷史斷裂感，也助長了文化破碎感與虛無感的升騰。”（34）在這種真空中，人的本能得到了極大的釋放，我們看到年輕美麗的女性（牛紅梅）被追逐、被強迫，外來的強壯男性（金大印）有權占有族群（牛家）內的所有女性（何碧雪、牛紅梅母女二人），人間仿佛動物世界，充滿了野蠻、無恥的生命氣息。但在小說結尾，金大印迎娶牛紅梅途中對所有人的“不能回頭”的要求，正說出了牛家人潛意識的恐慌：“回頭”，象征著以過去的價值體系與感情尺度衡量現在，害怕在比較中現出此刻巨大的一無所有，他們不敢回頭，不敢面對道德與良心的審判——這恰恰是他們最后的道德感。

如果說，《耳光響亮》某種程度上討論了人放縱本能之后帶來的后果，《后悔錄》則是本能極度壓抑而造就的悲劇。《后悔錄》想說，身體本能的錯位、性格心理的變態，使“人們已經不能正常地把自己當作一個正常人對待”，（35）不能正常地思考和表達，“怯懦與暴戾、無能與妄想，軟弱與過激……總是混淆在一起”。（36）通過對個人隱秘空間的扼殺、“清潔”“純凈”等幻覺對身體的監管、社會對人的勞動工具化，（37）東西寫出了從“文革”時代到“后文革”時代的觀念巨變如何讓人“身心緊縮，仿佛瞬間經歷冰火”，（38）讓人重新思考光明、黑暗、正義、卑鄙、流氓等被特定歷史語境扭曲過的詞語之內涵，并意識到有必要為身與心、欲與理尋找一種既不緊繃也不松弛的合適張力。

“后悔”是曾廣賢作為歷史與社會中的格格不入者，嘗試梳理生命與修復傷痕的方式。曾廣賢的“后悔”是一種自省，一種對個人命運的承擔，“這樣的自省，并非要把曾廣賢變成另一個人，而是要讓他更堅定地成為現在這個人”。（39）郜元寶則稱，使一切可笑荒唐的性心理、性行為持續下去的，恰恰是這個“后悔”，因為后悔拒絕根本的省察，使人滿足于片面的反思，重復新一輪的犯錯和后悔，在錯誤中愈陷愈深。（40）這兩種觀點看似矛盾，實際上卻互為佐證：曾廣賢是如此誠實與有責任感，如此地懦弱與無能，以至于他只能用“后悔”的方式嘗試承擔自己的命運。小說最后，曾廣賢說自己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便是沒有和父親的老伴私通，此時，他的父親眼角有淚花，“好像醒了”。（41）他父親如果真的醒了，這“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又會變成曾廣賢新的后悔。人被剝奪了自主思考和行動的能力，對自身的荒謬處境既無法省思，也無力擺脫，只有日益深陷其中——這或許正是特定時期的意識形態給人造成的最殘酷的傷害。

而到了最新的長篇小說《回響》，東西更寫出了日常生活對一個人的傷害與摧毀。《回響》里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們本可以波瀾不驚地活著，而他們的生活之所以被摧毀，就在于生活中出現了一些戲劇性時刻——夏冰清煩徐山川，徐山川叫人擺平夏冰清，于是這個“擺平”被層層轉包，徐海濤、吳文超、劉青、易春陽都被卷了進來；而作為這一案件的“回響”，冉咚咚、慕達夫、邵天偉、洪安格、貝貞等人的情感糾葛也變得錯綜復雜起來。每一個決定性瞬間的出現，都讓人性偏離一次固有的軌道，而有些人性弱點更是直接將人導向罪惡的深淵。幾乎每一個人都被這些人性的弱點和生活的煩惱裹挾著往前走，一個陌生人的闖入，一件事情的回響，都可能把生活的裂縫越撕越大，直到把生活全部摧毀。《回響》寫出了這個人性裂變的過程，在那些最普通的日子里，美好、寧靜被一點點侵蝕，這種不經意間發生的情感、心理變化，令人驚恐，也令人絕望。（42）

三、在希望與絕望之間

絕望也是理解東西小說的重要關鍵詞之一。東西寫了悲傷、苦難和絕望，但他又不是一味地用強用狠的作家，他的世界觀里，還深懷善意，這是他小說蘊含的力量既尖銳又隱忍的原因。

城鄉困境是東西小說人物的絕望感發生的核心背景。以《篡改的命》為例，它講述著城鄉之間巨大而不可調和的對立，農村文明在城市文明面前的畏縮與臣服，與“進城”過程中城市對農民的輕蔑、擠壓和掠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潘頌漢認為，背井離鄉、掙扎求存的都市新移民對階層化、價值固化的抗拒是小說最動人心魄的力量，汪長尺的自斷其后，代表他對農業文明的核心價值——延續血脈的背叛，象征“工業對農業的文明侵蝕和文化閹割”。（43）張清華認為，汪長尺的死是必然的，他只有通過死來終結自己的身份和肉體，鄉村體系才會終結，等他的兒子刪掉所有出生的痕跡，變成城市的人，才算“篡改”成功。這個結局也隱喻了中國千萬個鄉村、千萬個農人身份與故事的湮滅。（44）陳曉明則說，《篡改的命》確實有“善與惡、城與鄉的二元對立，很明確，甚至很簡單”，（45）但這種簡單里仍然有藝術表現的豐富與多樣。饒翔覺得小說中城鄉、善惡二元的結構不足以“呈現今日中國城鄉間、階層間的復雜性”。（46）黃德海以為，小說中站在對立面的農村與城市都過于單一、簡化，《篡改的命》“表露的是城鄉關系中相對已知的部分，并無很多新的發現”。（47）

東西在小說里對城鄉差異的描寫確有過于絕對化之處，有所忽略城鄉內部的復雜性，但這也許正是東西小說的敘事策略，他以這種極端化敘事來使問題變得尖銳、無法回避。《篡改的命》中的城市和鄉村一樣，有著同樣的欲望與罪惡，東西就是要寫出農村對城市既敬畏又利用、既厭惡又模仿、既排斥又與之共生的奇妙關系。胡傳吉說：“汪長尺的身上，也有罪惡，這些罪惡，未必全是城市造成的，有些可能就是他的天性，在討債的過程中，汪長尺也不盡是清白，就這一點，《篡改的命》就與控訴式的現實主義有了很大的區別。不把汪長尺寫成一個受難者的形象，而是寫成一個追債者的形象，這是值得稱贊的寫法。”（48）李云雷認為，東西揭露了一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那就是“即使面臨如此巨大的不公，主人公所想的并非改變這一結構，而只是在認可這一結構的前提下，想在這一結構中攀爬至有利的位置”。（49）吳義勤如此評論汪槐、汪長尺，“他們既是不公平的社會秩序的受害者和犧牲者，又是他們自身命運的幫兇和催化劑”，（50）渴望成為城里人是他們生活的全部目標，他們并無現實的存在感，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主體意識。由此可見，東西小說對進城與還鄉的兩難抉擇，對人與苦難命運矛盾而復雜的關系，仍留有深闊的闡釋空間。東西選擇“漫畫化”的寫法，通過夸張、變形塑造極具個性的人物形象，恰恰代表了他小說獨有的藝術風格。

東西正視邊緣人群不太容易被人覺察的苦難，并試圖把這些苦難類型化、哲思化。從《沒有語言的生活》開始，東西對苦難的理解和表達，有兩個重要的特質：第一，苦難不是徹底和絕對的，其中也夾纏、孕育著溫暖和生機，如陳曉明所說，東西“總是把苦難的生活處理得生機勃勃，非常有魅力”；（51）第二，苦難并不總是垂淚，也會寄身于嬉笑，而嬉笑也是對苦難的一種反抗，如王宏圖所論，東西讓我們看到對待苦難還有宗教虔誠以外的方式，把輕快和幽默感注入傳統文化中過分嚴肅的東西。（52）不過，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東西的部分小說把苦難絕對化了，缺少了一點希望與溫暖的力量。徐剛就說，《篡改的命》雖將現實問題中的階層敘事推到了極致，但對絕望中溫暖的剖呈與未來可能性的想象，似乎不如《沒有語言的生活》。（53）其實，東西的小說雖沒有提供從根本上改變人生困境的路徑，但也并非全然沒有可以慰藉人心的力量。比如在《篡改的命》中，汪長尺死后，劉建平、賀小文前去認尸、火化，還帶一雙兒女青云、直上送汪長尺的骨灰返鄉、守靈，這固然有汪長尺把十多年打工的積蓄給了青云、直上的緣故，但也有一種超出血緣的人情溫暖在里面。而在《回響》中，慕達夫、冉咚咚夫妻間的猜忌越來越大，信任越來越稀薄，感情越來越別扭、不堪，最終他和妻子簽字離婚。在誤會、傷害、厭棄的另一端，理解、體恤、內疚也在生長，小說的最后，兩人在內疚中重新找回了愛的力量——冉咚咚問慕達夫“你還愛我嗎”，慕達夫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愛”。這是歷經苦難之后積攢下來的希望，是美好的瞬間。東西的小說從來不只是對現實秩序的冷峻凝視與結構性質疑，它也讓人物在苦難中互相依偎、彼此取暖。一種絕望在哪里誕生，一種希望也在哪里準備出來——幾乎所有背負精神重擔的作家，都是徘徊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的。東西的寫作也是如此。

從《沒有語言的生活》《猜到盡頭》《私了》，到《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回響》，東西寫出了不少出色的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他的敘事是現代的，人物是獨特的，他對時代的理解有自己的角度，他的寫作為當代文學留下了“不要問我”“私了”“猜到盡頭”“后悔”“篡改”等深具現實感的關鍵詞。他的小說是真正關注人類當下生存處境的先鋒小說，他的寫作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還遠未被充分討論、充分認識。

注釋：

（1）胡傳吉：《〈篡改的命〉見證革命的創傷》，《名作欣賞》2016年第10期（上旬）。

（2）（4）東西：《走出南方（外一篇）》，《當代廣西》2007年第2期。

（3）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寫作——論東西小說的文學地理景觀》，《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5）張清華：《在命運的萬壑千溝之間——論東西，以長篇小說〈篡改的命〉為切入點》，《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6）蘇沙麗：《小說家的省察之心：東西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7）胡傳吉：《〈篡改的命〉見證革命的創傷》，《名作欣賞》2016年第10期（上旬）。

（8）張燕玲、李森等：《東西作品國際研討會發言紀要》，《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9）謝有順、東西：《還能悲傷，世界就有希望——關于〈篡改的命〉的一次對話》，《南方文壇》2015年第6期。

（10）張清華、楊希帥：《命運書、荒誕劇與歷史的變身記——論東西的長篇小說創作》，《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11）陳舒劼：《言語的能量：以東西的小說為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12期。

（12）潘頌漢：《在人性凌遲的現場——東西小說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13）張鈞：《在意念與感覺之間尋求一種真實——東西訪談錄》，《花城》1999年第1期。

（14）見陳曉明、李敬澤等：《城鄉沖突與小說藝術的自覺——東西〈篡改的命〉研討會》，《廣西文學》2016年第2期。

（15）田耳：《電貫鎢而流明》，《作家》2015年第8期。

（16）雙雪濤：《誓不退下陣地的子彈——評東西〈篡改的命〉》，《作家》2015年第8期。

（17）（22）徐剛：《絕望感，或虛妄的激情——東西〈篡改的命〉的“苦難敘事”》，《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18）張學昕：《小說是如何變成寓言的——東西的短篇小說》，《長城》2019年第6期。

（19）見張燕玲、李森等：《東西作品國際研討會發言紀要》，《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20）張清華：《在命運的萬壑千溝之間——論東西，以長篇小說〈篡改的命〉為切入點》，《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21）王宏圖：《寓言化的書寫與主體精神的衰竭》，《山花》2006年第1期。

（23）張清華、楊希帥：《命運書、荒誕劇與歷史的變身記——論東西的長篇小說創作》，《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24）見陳曉明、李敬澤等：《城鄉沖突與小說藝術的自覺——東西〈篡改的命〉研討會》，《廣西文學》2016年第2期。

（25）謝有順：《有喜劇精神的悲劇——讀東西〈篡改的命〉》，《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26）胡傳吉：《修復歷史記憶 還原身體經驗——論東西的長篇小說〈后悔錄〉》，《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

（27）胡傳吉：《論1980年代以來的城鄉倫理書寫變化——以高曉聲、路遙、東西為中心的考察》，《創作與評論》2016年第10期。

（28）方巖：《“個人經驗”和“小說新聞化”——以2015年的幾部長篇小說為例》，《中國圖書評論》2016年第7期。

（29）見謝有順：《東西是真正的先鋒作家》，《南方文壇》2018年第5期。

（30）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寫作——論東西小說的文學地理景觀》，《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31）黃偉林：《后現代語境中人從身份到身體的全方位潰退——解讀東西中篇小說〈不要問我〉》，《作家》2008年第4期。

（32）黃偉林：《論廣西三劍客——解讀李馮、鬼子、東西的小說》，《南方文壇》1998年第1期。

（33）（36）見東西、張清華、陳曉明：《先鋒文學精神的繼承者——談東西和〈篡改的命〉》，《上海文學》2016年第7期。

（34）潘頌漢：《在人性凌遲的現場——東西小說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35）陳曉明：《身體穿過歷史的荒誕現場——評東西的長篇〈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37）張柱林：《〈后悔錄〉：穿越現實的心靈欲火》，《小說評論》2005年第6期。

（38）東西：《我們的感情》，第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39）謝有順：《中國小說的敘事倫理——兼談東西的〈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40）郜元寶：《可笑的智慧——讀東西長篇新作〈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41）東西：《后悔錄》，第29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2）見謝有順：《日常生活令人驚駭的一面——評東西的長篇小說〈回響〉》，《南方文壇》2021年第4期。

（43）潘頌漢：《在人性凌遲的現場——東西小說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44）（45）（46）陳曉明、李敬澤等：《城鄉沖突與小說藝術的自覺——東西〈篡改的命〉研討會》，《廣西文學》2016年第2期。

（47）黃德海：《想象的追逐游戲——東西〈篡改的命〉》，《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48）胡傳吉：《〈篡改的命〉：見證革命的創傷》，《名作欣賞》2016年第10期（上旬）。

（49）陳曉明、李敬澤等：《城鄉沖突與小說藝術的自覺——東西〈纂改的命〉研討會》，《廣西文學》2016年第2期。

（50）吳義勤：《絕望的反抗》，《南方文壇》2015年第6期。

（51）（52）王安憶、陳思和等：《“廣西作家與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紀要》，《南方文壇》2018年第5期。

（53）徐剛：《絕望感，或虛妄的激情——東西〈篡改的命〉的“苦難敘事”》，《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