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大師”這頂禮帽，對趙元任來說，不夠好玩兒。他會在鏡頭前戴上，一轉身就脫下來拿在手里，若無其事地從里面變出一只兔子，帶著童心未泯的讀者去漫游奇境。雖然被罩上了許多光環，但趙元任仍是學術界極少數沒有被“大師”這種虛名所綁架的。面對人生的波瀾起伏，他始終保持一種“嬉戲”狀態。

趙元任這類“好玩兒”的學者，儼然已成為學界的瀕危物種。在中國現代學術轉型過程中，涌現出許多開風氣之先的大學者，趙元任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此不必贅述趙元任在現代學術史上的成就與地位，我更看重他身上那種無拘無束的游戲精神對于當代學術尤其是人文學的意義。

游戲精神的衰竭，恐怕是一種時代病。隨著專業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當代學術體制旨在培養把工作和生活切分開的“理性的人”。學術生產的流水線也更需要技藝嫻熟、心無旁騖的工匠。像趙元任這樣游走于不同的學術領域，不在一條跑道上朝著頭銜沖刺的“游戲的人”（Homo Ludens），或不容于今天的游戲規則。尚葆有幾分游戲精神的學者，要么能超越規則，提早上岸；要么被邊緣化，甚至被視為體制內游戲的攪局者。然而以好奇心為驅動力的游戲，恰是學術創造的沃土。“五四”一代標舉的科學精神，究其根本，難道不是將學術當作純粹的游戲嗎？真正原創性的、具有范式轉移意義的學術研究，多半是在游戲的狀態下孕育成形的。

楊步偉回憶一九二〇年她初次見到趙元任：“忽然走入一個不知名的美國留學生，對我們笑瞇瞇的不大說話的人，手里拿著一個照相機舍不得離手似的。”攝影對趙元任意味著什么？不僅是一種消遣，我更愿意把它理解為一種“游戲”。荷蘭史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認為“游戲”是日常生活的幕間表演，它創造了一種新的秩序，給不完美的世界和混沌的生活帶來一種暫時的、有局限的美。在趙元任這里，攝影同譜曲、彈鋼琴、翻譯奇幻小說、編劇本演戲、錄制國音唱片、方言調查一樣，是一種嚴肅的游戲。當醉心游戲時，學術與生活、工作與消遣的界線消融了。

嚴肅的游戲有無用之大用，在趙元任看來，真正的為己之學就是讀無用書、做無用功。相對于頭銜與身后名，趙元任在每次人生關口的選擇都說明他更看重自由與閑暇。如席勒所云，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是完全的人。《好玩兒的大師：趙元任影記之學術篇》所呈現的，是不同于大師亦不同于工匠的“游戲的人”，抑或說“完整的人”。

若要為“游戲的人”找張標準照，我會選二十年代初趙元任在北京一個四合院里，穿著西裝抖空竹的照片。此前讀《年譜》留意到，趙元任小時候喜歡放風箏，每到清明節割斷風箏線，看著風箏愈飄愈遠，十分悵然。趙元任的一生就像被割斷線的風箏，但他的心還系于故土之上。除了放風箏，趙新那回憶說，趙元任還很喜歡抖空竹，他總是玩兒雙頭空竹。抖空竹全憑身體控制，松肩墜肘、含胸拔背、收腹塌腰；若論手法，或抖或拉、或甩或挑、或撈或勾，小小空竹便在繩上旋轉跳躍起來，發出嗚嗚的鳴響。這種控制與放縱的微妙平衡，正是游戲三昧。黃培云附注說，趙元任在著作中從未提過抖空竹的事兒，大概因為空竹是中國人才懂的玩意兒，很難向外國人形容它的妙處。讓人驚喜的是，趙元任雖未在文字中提及空竹，卻在鏡頭前向我們展示了他抖空竹的高超技藝。他身上的游戲精神，或許就是從放風箏、玩空竹這類兒時的嗜好中萌生的。

“好玩兒”不僅出于天性，也是后天養成的一種能力，使其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能保持生命力的余裕。在趙元任這里，“好玩兒”既是他性格的底色，也是赴美留學后“變化氣質”的結果。《好玩兒的大師》第一章呈現出這種“變化氣質”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趙元任逐漸擺脫在鏡頭前的羞澀感，那種拘謹的姿態被一種游戲的態度所取代。

趙元任留學十年的起點，始于一九一〇年在上海拍攝的斷發照。剪掉辮子，換上西服，意味著生活與精神的雙重更生。此時年僅十九歲的趙元任，在鏡頭前眼神堅定，表情略顯凝重，有少年老成之感。這張斷發照中過于筆挺的襯衫領子頗為惹眼。趙元任日后回憶說，他花了足足十七分鐘戴上 collar（衣領）。如此精確的時間記憶，可見這個領子給習慣穿長衫的學霸出了道難題。細心的編輯附注說，當年的襯衫領子跟襯衫不是縫在一起的，而是穿襯衫時用扣子扣上，相當麻煩。照片提示的這個細節，幫我們從日常生活的細微感受中理解近代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心路歷程。

這種“變化氣質”的過程也體現在趙元任的好友胡適身上。一九一六年七月五日胡適日記中貼有一張照片，是他在綺色佳時外國友人所攝。照片中的胡適，身穿西服，戴著蝴蝶領結，咧嘴大笑。自注云：“人皆謂此一笑大似威爾遜，謂之 Wilsonian Smile 云。呵呵！”威爾遜是美國當時的總統，所謂“威爾遜之笑”可視作美國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的精神寫照。胡適《四十自述》稱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他留下很好的印象，留學數年不免被這種樂觀主義所傳染，逐漸改變了少年老成的態度。在留美學生群體中，胡適算是適應能力極強的，而趙元任對美國社會生活的融入程度恐怕在胡適之上。

二

在留美學生群體中，愛好攝影的不止趙元任一人。攝影術對清末民初的中國留學生來說，不僅是介于科學與美術之間的新鮮事物，也成為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間一種新的互動方式。留學生們不光在照相館內與攝影發生關系，還把它當作一種業余愛好，他們有能力購置攝影器材，用自拍或互拍的方式記錄下留學生活的點點滴滴；同時可以通過攝影雜志或攝影展，將其作為一種藝術來欣賞。借用蘇珊·桑塔格的說法，照片實際上是被捕捉到的經驗，而相機則是處于饑渴狀態的意識伸出的手臂。攝影幫助留學生打破語言、文化的隔膜，急切地擁抱他們在其中感到些許不安的世界。

在趙元任投入巨大心力的《科學》雜志上，連載過周仁、任鴻雋合著的長文《照像術》，意在“由學理上示明其器械物品之構造”，并“由實驗上陳述其器物藥品之用法”。二人均就讀于康奈爾大學，周仁在機械工程系，任鴻雋攻化學。他們認為照相術自清季傳入中國，“以其術之瑰異有以投吾國人好奇之心”，但從業者多是市井之徒，出于盈利目的，不會精研攝影之學理，遑論其美術價值。在周、任二人看來，攝影兼有科學與美術兩方面的價值。研究自然科學要取實物為印證，如花葉之經絡組織、巖石之層累構造，皆可通過攝影制為插圖清晰呈現在讀者眼前。攝影與美術亦有不可分之關系。漸趨平民化的攝影，因技術門檻不高，要想躋身藝術之宮，唯有“以近于圖畫者為尚”。照相機已步入尋常人家，“三尺童子皆得持此數寸玻璃鏡箱以與造物者周旋”。無論從科學還是藝術的角度，科學社同人主張對攝影術“不當以玩物小技忽之”。

留美學生群體留下的影像，以人物照和風景照為主。攝影對多年客居異國的留學生來說，更切實的功能是“慰相思于千里”，向親戚故舊展示自己的讀書生活和域外風光。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胡適日記中貼有一張“室中讀書圖”，為任鴻雋所攝。胡適坐在書桌前，身后書架環繞，“架上書歷歷可數，有經籍十余冊，以放大鏡觀之，書名猶隱約可辨”。胡適很滿意這張照片，復印數幀，分贈親友。照片后面附有題詩，寄贈族兄胡禹臣的詩云：“異鄉書滿架，中有舊傳經。”表明自己不忘舊學。而給未婚妻江冬秀的題詩是：“傳神入圖畫，憑汝寄相思。”胡適把這張照片命名為讀書“圖”，并附上題詩，說明在他心中攝影與圖畫是相通的。胡適雖不工于攝影，他對攝影的評價標準仍“以近乎圖畫者為尚”。在他看來，“光影得宜，大有畫意”便是攝影中的佳作。

攝影術和題像詩的混搭，在留美學界成為一種流行的社交手段。一九一六年初胡適離開綺色佳前，和好友任鴻雋、梅光迪、楊杏佛拍了一張合影，任、胡、楊三人均有題詩。這張照片是楊杏佛用自己的相機拍攝后，寄給胡適做紀念的。楊氏題詩開頭云：“良會難再得，光畫永其跡。科學役化工，神韻傳黑白。”攝影作為友情的永久見證，“光畫”一詞透露出楊杏佛對攝影性質的理解，即應用光影以圖寫自然物象。后兩句暗含著現代科學與古典意境的張力。科學的顯影術如何傳遞出古典神韻，這是攝影讓現代中國文化人著迷之處。

現代學人中積極投身于攝影藝術的是趙元任的知交劉半農。二人的志趣高度重合，都研究語言學，都癡迷攝影且偏愛游戲筆墨。《好玩兒的大師》中存有一九二五年趙元任在巴黎游學時為劉半農拍攝的照片。兩張攝于劉半農博士論文答辯現場，還有一張全家福記錄下劉氏在法國求學時的窘境。劉半農回國后加入攝影團體光社，一九二七年出版《半農談影》，分享他的攝影理念。在序言中，劉半農坦言他做不成藝術家，也開不了照相館，拍照不過是為了消遣。多年前魯迅在紹興會館鈔六朝墓志，劉半農問他目的何在，魯迅答曰，等于吃鴉片。劉半農稱他癡迷攝影，和魯迅在寂寞中鈔古碑一樣是無意義的工作。

劉半農把照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復寫的，即把實物的形體印刻下來；另一類是寫意的，作者把意境寄藉在“靈視”（Lens）的風景之上。劉半農的攝影偏向美術，明顯屬于寫意這一路，目的是“造美”而非寫真。他的攝影美學，專在線條、形體、光影上下功夫，注重意境的渲染，追求含蓄、豐腴、有余味，更接近中國畫的氣韻。相比之下，趙元任的攝影無意躋身于藝術之宮，沒有“造美”的負擔，因而不會落入“畫意”的窠臼，他鏡頭中包孕的日常性及平等的歷史意識卻是超前的。

三

在這冊近七百頁的《好玩兒的大師》中，趙元任呈現出來的自我，有社會性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在某些時刻，他性格中那個“表演的自我”（the performing self）會出其不意地蹦出來與觀眾互動。趙元任用攝影這種別樣的方式來講述自己的一生，把他不斷穿行、越界、漂泊的人生化作一支命運交響曲來演繹。這些躲過戰火的老照片，像趙元任留贈后人的入場券，邀大家共同傾聽一場悲欣交集的個人音樂會。這些黑白照片被編者巧妙地編織起來，劃分為七個樂章，每一樂章隨著時空場景的切換，被賦予不同的情感色彩。在沉重的時代主題下，我們不難辨識出帶有趙元任個性標簽的核心旋律。作為作曲家兼演奏者，趙元任時而沉浸在自己的音樂世界中，時而仿佛只是舞臺邊緣的旁觀者。

在趙元任的人生樂章中，“留學十年”遠離戰亂的陰霾，呈現出無限接近透明的湛藍色。第一章中趙元任身上的游戲精神體現得尤為充分，“表演的自我”的出鏡率也是最高的。比如一九一八年好友唐鉞為他拍攝的一張騎車照，趙元任加上一句旁白：“瞧！我兩只手都沒有扶車把子也能騎車！”照片中，他雙手叉在胸前，穩穩地騎在單車上。盡管沒有抓拍到趙元任臉上的表情，可以想見他很享受撒把騎車的這一刻。張愛玲《更衣記》結尾寫一個小孩騎著自行車沖過一片狼藉的菜場，“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松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當趙元任每每以嬉戲的心態“輕倩地掠過”人生路上的狼藉之地時，未必在意旁觀者的驚嘆，而只是重演這撒手的剎那。

趙元任另一張放飛自我的得意之作，是一九一九年在“游山美地”冰川點拍攝的。他坐在懸崖邊，翹起雙腿，高舉雙臂，一手擎著帽子，身后是峭壁與飛瀑。這張照片上有兩條英文自注：“with one wrong step, everlasting regret!”（邁錯一步，終身遺憾）；“Playing with 4000 ft of Fate”（在四千英尺高度玩命）。楊步偉的英文自傳收錄了一張二人游黃山的合影，并肩坐在懸崖邊上，背景是倚山而生的迎客松，旁白為：“Sit Back a Little！”（往后坐點！）

趙元任把這種“玩命”精神也帶到學術研究中，一九一九年他在康奈爾大學擔任物理教師，曾把電池的正負兩極放在舌頭上，聲稱要親口嘗嘗“電伏特”的滋味。這張擺拍照似在提醒我們：孩子氣的好奇心才是一切創造的原動力，它無視固有的邊界，敢于打破生活和思考的慣性，召喚出對自我、對世界真實的關切。不設邊界、四處游蕩的好奇心，最容易被壁壘森嚴的學術體制磨損掉。重拾好奇心，有助于擺脫由規訓所形塑的自我。

趙家留存的上萬張照片，不僅完整記錄了趙元任個人的生命史，對于重新認識現代中國的學術社會也有非凡的意義。借助這批照片，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如羅素訪華、國語運動、方言調查）、重要的學術社群（如中國科學社、國語統一籌備會、數人會）、重要的學術機構（如清華國學院、歐美同學會、中研院史語所），不再是一堆抽象的歷史名詞，而有了可親近的“面容”。

這些劫后余生的照片仿佛是趙元任留給我們的盲盒，大大地增加了近代史的感受性，拉近了我們和這段歷史、和歷史中人的距離，讓我們得以從容地與之對視、交談，可湊近觀察他們嘴角的笑意、眉間的愁云、衣袖的褶痕、領帶的紋飾，以及慢慢爬上他們額頭的皺紋。趙元任的鏡頭在對準大歷史的同時，也將途中邂逅的風景與人事統統納入我們的視野。他留下的照片固然有紀念性的，但更多時候是對日常生活的隨手記錄。趙元任在鏡頭前展示的不僅是他生命中的高光時刻，也包括那些倦怠、頹唐的瞬間；照片中呈現的生活秩序，往往不是收拾整理后的，反而刻意保留了幾分混亂。被攝影定格、放大的這些細節，開啟了歷史“面相學”的可能。

趙元任的檔案意識，可以與他的老友胡適相媲美。原件保存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Bancroft Library）的趙元任檔案，據周欣平介紹，共有近二十三萬件，包括日記、文書、手稿、講演授課資料、私人手札、往來書信六大類。這讓我聯想到本雅明檔案中保存的各種剪報、卡片索引、謎語、文字游戲、兒子幼年的詞匯、明信片、俄國玩具的攝影、拱廊街的照片和手稿。趙元任作為一個細心且頑皮的檔案管理員，又會留給我們怎樣的驚喜呢？

趙元任檔案是有待開發的富礦，其中埋藏著學術與時代、學術與人生的交匯。收入《好玩兒的大師》中的這些照片，把研究者的關注點從書齋內的學問轉移到活潑潑的學術生活，我們看到的不是凝結為文字的研究成果，而是正在進行中的學術工作，是處于工作狀態中的學人及以他為中心的研究團隊。借助趙元任的這些照片，我們或許可以打通學術史與日常生活史，寫出一部能看見人物面容的、更好玩兒的現代學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