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從晚清到民國，民間的進步報紙，是幽暗的漫漫長夜里，一點點發出光亮的星火。一批批正在覺醒的知識分子，懷抱“言論報國”的理想，利用報紙這一新型載體，“流墨也流血”地掀起筆底波瀾，發出民間正義的聲音，成為百年言論史的源頭，余音不絕，影響深遠。

中國第一張由女性創辦、旨在呼吁婦女解放的《中國女報》，是由秋瑾于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創辦的。同時，一位“不名一文的窮書生”于右任和楊笙生創辦的以“鼓吹文明”為主旨的《神州日報》，也登上百年言論史的舞臺。它們猶如兩朵寒梅，并蒂開花。

秋瑾執筆的《中國女報》“發刊詞”說：

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于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于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于大光明世界。

該報以通俗易懂的文章，提倡婦女解放，呼吁婦女沖破各種羅網，走向社會，爭取經濟和人格之獨立。可惜，《中國女報》僅出了兩期，便被清廷取締，秋瑾也慘遭殺害。

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

秋瑾（1875-1907）

秋瑾（1875-1907），小名玉姑，別號競雄，別署鑒湖女俠，紹興人。少年在廈門度過，十七歲隨父官調湖南。三年后，與湘潭富豪之子王廷鈞成婚，次年得子。二十四歲時，丈夫花錢捐了戶部主事，隨之來到北京，住繩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一帶）。秋瑾的鄰居吳芝瑛，其丈夫也在戶部任職，秋瑾與吳芝瑛成為好友。吳芝瑛大秋瑾十歲，號為“萬柳夫人”，工詩賦、善書畫，才華橫溢。吳芝瑛的丈夫也飽讀詩書，頗有才名，其家藏書特別是新書甚豐。秋瑾常借來讀，大開眼界，對婦女解放有強烈向往。秋瑾曾在與吳芝瑛交談時說：“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始，所謂男女平權事也。”

當時，作為華北第一報之《大公報》，曾有一段“南北兩碧城”的佳話。天津有位名媛叫吳碧城，她常以“碧城”為筆名在該報發詩文，遂引起也曾以“碧城”之名在南方報刊發表詩作的秋瑾的好奇。于是，秋瑾從北京專程到天津拜訪吳碧城。兩位才女晤面之后，相談甚歡，成為“閨蜜”。秋瑾赴日留學后，兩人常鴻雁傳書，秋瑾勉勵吳碧城參加革命，被婉拒。但秋瑾被殺，國內尚無發聲之時，吳碧城以英文撰寫《革命女俠秋瑾傳》，在美國發表，其文結尾曰：“塵劫未消漸后死，俊游愁過墓門前”，以托哀思。

在平時的生活中，秋瑾常著男裝，氣宇軒昂地出現在公開場合，漸漸與紈绔子弟的丈夫發生尖銳矛盾，最終夫妻反目。1903年，中秋月圓時分，秋瑾毅然離家出走。半年后，秋瑾變賣首飾細軟，買舟東渡，留學日本。臨行前，吳芝瑛邀眾女友，在陶然亭為秋瑾餞行。秋瑾有說不盡的離愁別緒，當場揮筆作聯曰：

駒隙光明，聚無一載；風流云散，天各一方。

在日求學期間，秋瑾參加“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其間，秋瑾曾一度歸國，專訪蔡元培、徐錫麟等人，并逐漸走上革命之路。1905年，秋瑾再度來到日本，被革命黨推選為同盟會浙江主盟人。在日本期間，秋瑾我行我素，個性十足：或著日本和服，腰佩倭刀；或一頭蓬松黑發，梳成歐式發型，穿藍色肥大西裝；或頭戴鴨舌帽，手攜西式文明棍，一副叛逆儀表，笑傲眾生，其言錚錚：

我之所為，并非我個人之事，是為天下女子，我要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1905年，日本頒布《清國留學取締規則》，中國留學生陳天華投海自盡，以示抗議。在其追悼會上，周樹人、許壽裳等人主張繼續留在日本，也有人表示作別日本歸國。秋瑾從長靴中拔出倭刀，猛插桌上，憤然道：“如有人回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令在場的人無比驚駭、振奮。

1906年，秋瑾歸國，成為光復會的重要人物。她到浙江吳興的潯溪女校執教，不久赴上海創建光復會秘密聯絡點“銳進學社”。這年冬天，光復會領袖徐錫麟找到秋瑾，請她主持紹興大通學堂事務，組建光復軍，以為舉行起義做準備。

次年一月，秋瑾再到上海，創辦《中國女報》，成為黑暗中國婦女尋求光明的“一盞神燈”。

七月，徐錫麟倉促行事，他與秋瑾關于起義的信函被清廷發現。浙江巡撫張曾揚，命紹興知府派兵查封大通學堂，拘捕秋瑾及同黨十三人，押往府署。按張曾揚之手諭，“將秋瑾就地正法”，同時，上海也將《中國女報》查封。

秋瑾在“證供兩無”的情況下，于次日凌晨細雨霏霏中，被官府殺害于紹興軒亭口。刑前，秋瑾揮筆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從容就義。

據陳去病在《鑒湖女俠傳》中敘述秋瑾受審時的情形說：“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唯于刑庭書‘秋風秋雨愁煞人’句而已。”又據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說：同時被捕的徐錫麟，“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受。”足見清廷對革命者的殘忍。

秋瑾喋血的噩耗傳出，輿論嘩然。上海、天津乃至全國不同背景的大報，像《申報》《大公報》《時報》以及于右任的《神州日報》等，都迅速做了詳細報道，還發表了大量評論、詩詞、漫畫，抗議和質疑清廷的暴行罪惡。

《神州日報》發表《秋瑾有死法乎》社論，揭露清廷“證供兩無”即行殺戮罪行。文中說：“浙吏之罪秋瑾也，實為不軌，為叛逆。試問其所謂口供者何若？所謂證據者何？”《申報》更刊出清廷官方偽造的《紹獄供詞錄》，編者按語道：“按秋瑾之被殺，并無供詞，越人莫不知悉。有之，則唯‘寄文是我同堂’及‘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詞，其可疑者之一。秋瑾之言語文詞，言語支離，情節怪異，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無人質證，一任官吏之矯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鍛煉周納而已，然而自有公論。”秋瑾無端受戮，成為輿論的主旋律。

秋瑾的同鄉，又是同赴日本留學的魯迅，于1925年底，寫《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中提到秋瑾被殺時，是這樣說的：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于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后，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到了1927年，魯迅在致小峰的信中，談到自己到中山大學任教，甫一到校，青年學子們熱烈鼓掌，以“戰士”“革命家”歡迎他，“劈劈拍拍的拍手”，讓他背負沉重的包袱，于是說，“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似在總結教訓，或另有深意。

1908年2月，秋瑾厝棺落葬杭州西泠橋西側，好友吳芝瑛親書墓碑“鑒湖女俠秋瑾之墓”。從日本歸國到杭州執教的風華才子李叔同，與當時名震詩壇之“南社”領袖陳去病、柳亞子，曾多次到西泠憑吊同盟會戰友、有“江湖任俠之風”的鑒湖女俠秋瑾，他們淚灑墓碑，慷慨悲歌。

漫漫歲月，秋瑾之墓，曾遭“十葬”，讓人不勝悲嘆。

1907年，秋瑾被戮，給一個民族帶來了深深的傷痛。秋瑾罹難一百一十五年后的今天，回憶起這樁血案，默念“秋風秋雨愁煞人”，仍然感到肅殺之氣。但正是因為有了秋瑾這樣的先驅者，我們的民族才不會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