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晚清改良思想家、著名報人王韜，自流亡香港開始，與粵人交誼日深，舊雨新朋幫助他融入香港社會，給他提供了發揮才能的平臺。旅港期間，王韜結交軍政商工人物，其改良思想得到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王韜與粵人的交往改善了他的經濟狀況，跟粵省武將的交往應存在“利益交換”，早期報業中隱藏的新聞倫理問題值得關注。

陳玉蘭輯校《弢園尺牘新編》收錄王韜致粵人書信共82通，在全書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曉春輯校《王韜日記新編》新輯入少量未刊日記，與已刊日記、尺牘相印證，筆者發現王韜旅港期間明顯擴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將、“粵工”也進入其友朋之列。多年來，學界先進研討王韜生平、思想、交游、創作，異彩紛呈，勝義迭出，唯對王韜與粵人交游方面尚多闕略。筆者不揣淺陋，利用尺牘、日記、詩文作一點考釋，就正于通人雅士。

“上海前期”回顧

王韜（1828-1897），江蘇蘇州甫里（今甪直）人，一生除鄉居時期外，1862年前定居上海，1884年從香港回滬定居，有“上海前期”、香港時期、“上海后期”之分。1843年上海開埠，英國人率先開設領事館，遇到最大困難是缺乏中英文翻譯，不得已，請年僅15歲的廣東香山人唐廷桂赴滬服務。首先跟隨外商來到上海的是廣東買辦。香山買辦吳健彰，自1848年起任上海道臺達7年之久。小刀會起義的領袖劉麗川也是香山人，與吳健彰素識，起義軍骨干大都是廣東、福建人。開埠早期的上海，充斥著廣東、福建人的身影，王韜繼室林琳就是福建人。1858年底，王韜兩次寫信給吳健彰求助，凸顯他在“上海前期”的落魄。

開埠前十幾年（1842-1855）的上海商界，主導大宗貿易的商人除西方人外，主要是福建人和廣東人。1853年，《遐邇貫珍》報道小刀會起事時，說上海“五方雜處，而閩粵人居多”。王韜自己在《瀛壖雜志》中寫道：“閩、粵大商多在東關外，……閩、粵會館六七所，類多宏敞壯麗，……近來閩人生意大衰，……粵人則多在北關外，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處經紀通商事務。”“黃浦之利，商賈主之。每歲番舶云集，閩、粵之人居多。”（岳麓書社版第13頁）小刀會起義后，官府禁止閩粵人居住縣城內，粵人遷入北關外（英法租界）及虹口地區定居。

王韜早年到上海墨海書館“傭書于西人”，勢必要接觸旅滬粵商，但他此時文人習氣尚重，即有交往，亦鮮記錄。咸豐三年（1853）正月，道臺吳健彰兩個公子到上海探親，慕名前來拜會，王韜為之題詩《雙璧行贈延陵兩公子》。（陳玉蘭校點《王韜詩集》第57頁）這可能是王韜最早與粵人往還的記錄，這首詩純屬奉承性質。承珠海市吳流芳老師賜知，此次拜會王韜的，是次子吳家珍、三子吳慰祖。吳家珍（1831-1889），咸豐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授浙江候補道，曾署理浙江杭嘉湖兵備道；吳慰祖（1837-1886），咸豐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授工部屯田司郎中。

吳健彰為最早赴滬的香山買辦之一，善于與洋人打交道，超擢蘇松長太道即“上海道”，小刀會起義爆發時被捕，潛逃得脫，清廷以“通夷養賊”罪名將他革職拿問，仍令其帶罪效力，“筑別墅于城西。”江南士子普遍對吳氏沒有好感。弢園尺牘里面有兩封致吳健彰書信，出版時改題為《上某觀察》、《歲暮干人書》，與日記相對照，可知均系咸豐八年（1858）年底所書，目的是請求借貸以度歲。這一年年底，王韜欠賬太多，不得不向這個“名教罪人”求助。信中說，上海地方人士擬重修縣志，本人已有《瀛壖雜志》初稿，希望“賜以刻貲”，又提起1853年為吳氏兩公子題詩一事，希望吳健彰念及舊情，資助印書費用。不知為何，吳健彰沒有理睬。

臘月二十七日，王韜見杳無音信，不得已再上一函，一改前書的含蓄，明道其意：“今者節逢送臘，時值迎年。賈島祭詩，亦須棗脯；杜陵守歲，尚辦酒漿。……幸勿指取求為瑕疵而訶干請為多事也。”吳健彰仍置諸不答。王韜在當晚日記中說，小刀會起事，吳健彰有不可推脫的責任，縱容閩粵無賴之徒，“以致此禍”“滬人銜之次骨”，這次不肯借錢，將來上海縣志“載其穢跡，定不曲筆相宥”。日記中說前一封信“有挾而求”，意思是用修志一事提醒吳健彰重視身后名聲，不要因小失大。借不到錢，王韜有惱羞成怒的感覺，這段話似乎是給自己找臺階下，但兩人并未斷絕關系。次年5月，“吳道普觀察有書從吳門至，言《瀛壖雜志》已在荷汀司馬處，修邑志時定當採入也。”此后仍與友朋數數談及，1860年7月還觀看了吳健彰閱兵。

同在1853年，廣東印刷技工屈昂被派到上海工作，因書籍印刷事宜與王韜多有接觸。次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圖謀潛入天京，到上海嘗試突破封鎖線，屢試不果，入墨海書館協助譯書，與王韜一起工作。洪仁玕是當時最為大膽新穎的思想家，1858年出版的《資政新篇》一書提出了辦報紙、興銀行、修鐵路、設郵局等改革舉措，可謂洋務運動的思想先驅，此后王韜提出的各種改良思路，只有少數能越出《資政新篇》的范圍。出于政治禁忌，王韜在他的日記、書信中不敢承認洪仁玕對他新思想形成的啟發。與洪仁玕的共事經歷，使王韜對太平天國產生好感。1860年7月，洪仁玕致信墨海書館艾約瑟，約他在蘇州見面，“堅邀余去，余固辭不往。”（田曉春輯校《王韜日記新編》第479頁，以下引用簡稱《日記》）王韜這一次拒絕了邀請，第二次則欣然前往。次年2月，王韜在艾約瑟陪同下來到天京，這三人都是墨海書館的“同事”，會面情形似未留下詳細記錄。1862年2月，王韜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鈞，被官府發現后流亡香港。王韜的“上海前期”，洪仁玕是對他影響最大的粵人。

1860年之前，經龔自珍之子龔孝拱介紹，王韜結識了寶順洋行副總買辦、香山人曾寄圃（曾學時）。曾寄圃從商之余，雅好經史詩文，出巨資請龔孝拱重注六經，常跟龔、王二人講論學問。曾寄圃是漢口開埠的重要人物，筆者與鐘元澤另有專文探討。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對曾寄圃推崇備至，自承由曾氏介紹結識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由李善蘭力薦于曾國藩，得以完成資送幼童留美偉業。

粵籍洋務官員

弢園尺牘中，致粵籍洋務官員的書信占據顯要地位。初步統計，給天津海關道、駐美公使鄭藻如的有18通，伍廷芳7通，上海道臺、福建巡撫丁日昌6通，黃遵憲4通，日本長崎理事官（領事）余瓗3通，閩浙總督何璟、清廷駐扎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上海道臺吳健彰各2通。本文將捐納入官的企業家唐廷樞、鄭觀應、徐潤等列入“粵商”類別，不作“洋務官員”處理。

定居香港后，王韜與上海道馮焌光（廣東南海）、天津海關道鄭藻如（廣東香山）、船政大臣黎兆棠（廣東順德）、第一任駐美公使陳蘭彬（廣東吳川）等洋務官員有不少魚雁往來。游日期間，與何如璋（廣東大埔）、黃遵憲（廣東梅縣）詩酒風流，頗多酬唱，這方面學界已有一定探討。

這些洋務官員多數屬于李鴻章系統。丁日昌為李鴻章極其賞識的老部下，馮焌光、鄭藻如、黎兆棠、何如璋都是李鴻章重用的粵籍官員。所謂洋務運動，曾國藩發端在前，左宗棠、沈葆楨積極響應，但仍以李鴻章最為重要。新型洋務企業吸收了唐廷樞、徐潤、鄭觀應這些杰出的粵籍買辦。王韜流亡香港時期，通過黃勝結識丁日昌，透過丁日昌接近其他洋務官員。《弢園尺牘》及續編里面，闡述改良思想比較系統的信件，大多是寫給這些洋務官員的書信。王韜與洋務官員有頻繁互動，毫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初到香港能很快安頓下來，有賴兩位“粵工”的切實幫助。

“粵工”屈昂、黃勝

王韜初到香港，供職于英華書院，協助傳教士理雅各將中國經典譯為英文，書院的印刷技術專家屈昂、黃勝，幫助王韜適應了最初的工作和生活。筆者冒昧使用“粵工”一詞，用來指稱晚清率先掌握新技術的粵籍工程師、技工。曾經留學美國的黃勝，從現代眼光看就是印刷工程師，屈昂則是印刷技師。

1861年，王韜上書太平天國將領“九門御林開朝王宗、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肇鈞獻計，次年被發現，遭清廷追捕。他躲在英國領事館里面135天，由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安排登上輪船，前往香港避難，對接的單位是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主掌的英華書院。

10月11日，王韜安抵香港，從碼頭前往英華書院，首先見到年屆八十的屈昂老先生。“余來港一人未識，貿貿然至。初入門，即見屈煙翁，把臂欣然，欣舊識之可恃。蒙其導見，理君特為位置，理君僅解粵音，與余不能通一語，非屈翁，幾將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初至，即贈眼鏡，無以為報。”（《日記》第488頁）

抵港第三天，“屈煙山先生假余銀，命購襪履，同往小樓啜茗，幾案間多設餅餌，亦可食。煙翁年八十，精神瞿鑠，七十二外連舉三雄。于咸豐三年曾至上海，居于雒頡醫院，與予相識。煙翁亦字昂伯，向在米憐維琳處，福音傳于粵由此老。”（《日記》第487）屈昂古道熱腸，考慮到王韜身無分文，借錢給他買鞋襪，還帶他到粵式茶樓飲茶。

屈昂（Wat A-gong），也寫作屈亞昂、屈阿昂，廣東人，1832年左右在澳門向倫敦傳道會馬禮遜學習近代印刷術，據稱為“中國掌握石印技術第一人”，1836年前往馬六甲，1844年隨理雅各定居香港。1853年，屈昂赴滬工作，與王韜認識。屈昂在上海學會官話，能給理雅各、王韜充當翻譯。王韜只會蘇州話與官話，不會英語；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會講粵語不會官話。

黃勝為容閎同學，留學美國，回港從事印刷工作。1863年黃勝編譯了一本書《火器略說》，由王韜潤色，丁日昌曾想羅致黃勝入幕，黃勝沒有答應。王韜曾替黃勝草擬致李鴻章、丁日昌書信多封。《循環日報》創辦的契機，是黃勝得知英華書院有一批印刷設備、鉛字準備出售，粵商領袖梁安剛好卸任東華醫院主席，遂發起集資買下，用以創辦《循環日報》。王韜能在香港大放異彩，黃勝和梁安的幫助可能最為重要。

認識到屈昂是中國最早的近代技術工人，黃勝為第一代印刷工程師，并非無關緊要。近代西方技術傳入中國，首先是印刷術，然后是船舶修造。屈昂最早掌握了這門新技術，并在香港、上海兩地加以應用與傳播。黃勝受過程度較高的英文教育，不僅學會了操作技能，還掌握了技術原理，能控制整個工作流程并加以改進完善。這種人才，在當日來說是十分稀缺的。《循環日報》的創辦，離不開黃勝的技術支持。

文人與大紳

王韜以逃犯身份避居香港，粵省著名文人學者避之則吉，不愿與之打交道。同治至光緒前十年間，羊城學人大致以“四大山長”為代表，如菊坡精舍陳澧、越華書院葉衍蘭、應元書院李文田、羊城書院羅家勤。這些人物，王韜游廣州時都無緣得見。從正統角度看，王韜在省港兩地結交的文人都難稱名士。蕭永宏《王韜與〈循環日報〉》一書，已對該報同仁張宗良等有所考述，不再重復，此處只談廣州文人梁鶚，以及西關大紳伍紹棠、梁肇晉。

弢園尺牘中，先后有《寄梁志蕓茂才》”2通，《與梁志蕓孝廉》1通，顯然為同一人，茂才即秀才，孝廉則是舉人古稱。《王韜年譜》考出此人名“梁鶚”，籍貫、生平則沒有交代。1872年，梁鶚寫成《征刻王紫詮先生〈普法戰紀〉啟》，刊登于《香港近事編錄》，行文汪洋恣肆，氣概雄渾。該文經由陳桂士、馮普熙兩位香港粵商請求而撰寫。陳桂士世居廣州，營商香港，王韜與梁鶚結文字緣，可能出自這位陳家祠創始人牽線。1876年王韜《遁窟讕言》一書即將付刻時，寫信請梁鶚為之作序。

得吾友康志斌惠賜科舉史料，結合宣統《南海縣志》可知，梁鶚（1851-？），字施普，字薦云，一字志蕓，廣東南海縣鹽步鄉人，光緒己卯（1879）舉人，后改名梁芝榮，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一百二十三名進士，授工部主事。百日維新期間，梁芝榮曾奏上《請設保商會以振國勢折》。“與梁志蕓孝廉”一信，內稱“滬上重逢，酒邊話舊”“君年四十，我已六旬”，可推測該信寫于1890年春，梁氏入京會試途經上海，兩人得以重逢。

晚清廣州西關大紳，多為十三行巨商后代，普遍通過科舉或捐納取得功名。他們祖上亦官亦商，鴉片戰爭后他們又以“大紳”著稱。《杜鳳治日記》常常提到的是伍家、梁家、易家。弢園尺牘里面收錄了與梁少亭主政3通，與伍子昇郎中1通，這兩人都是名聲顯赫的西關大紳，家財既富，喜歡尋花問柳，帶王韜出入風月場所。

伍子昇即伍紹棠，十三行總商、“世界首富”伍秉鑒之孫。歷經兩次鴉片戰爭，伍家遭受重創，大不如前，仍是巨富之家。伍紹棠通過捐納得到“候選郎中”虛銜，其人風流成性，可由王韜日記得到證實：“香海小鳳校書，綽約多姿，伍子昇郎中喜之，攜至羊城，居于別墅。”（《日記》第619頁）伍紹棠游香港，看中王韜認識的妓女小鳳，帶回廣州，置之別館，王韜特地賦詩相贈。從伍紹棠之子伍垣孫的全家福照片看，1900年伍家仍然過著十分奢華的生活。

梁少亭即梁肇晉，十三行天寶行梁經國后代。梁氏在十三行時期比伍家來說聲勢稍遜，但家庭教育極為成功，連續幾代都有人考取進士、舉人，官運亨通。第二代梁同新、第三代梁肇煌父子先后出任順天府尹（相當于北京市長），梁肇晉也官至禮部主事，第四代梁慶桂考中舉人官內閣中書，第五代梁廣照官至刑部主事，第六代梁嘉彬、梁方仲與第七代梁承鄴均為著名學者。

致梁肇晉第一書談論中俄伊犁條約，痛陳朝廷舉棋不定，大約是1882年事；第二書大談“穗垣小住，得聚云萍”“尋花問柳，具有前緣”，顯見王韜此次游穗，梁肇晉、伍紹棠均作過東道主。《王韜日記新編》收錄了1886年梁肇晉致友人書片斷，說王韜“藹然可親”，全因“臭味之相投”。這三人喜歡同入花叢，從今日標準看，可認為是損友而非益友。

“粵將”

王韜給武將方耀、方勛兄弟的信達到12封之多，跟他鴻雁往來的還有候補參將李林桂、都司黃添元（黃捷三）、千總羅祺（羅介卿），顯得十分反常。筆者將《杜鳳治日記》、《循環日報》報道與書信相印證，認為王韜與武人的交往，除了“友誼”之外，還有利益交換的考量。方耀兄弟、黃添元、羅祺這些掌握實權的武將，在晚清軍事、治安體制下，都發了大財。按當時的南海知縣杜鳳治所言，方耀“家資近百萬。”（《杜鳳治日記》第4898頁）晚清帶兵將領克扣軍餉自肥已成慣例，方耀清鄉時責成地方士紳籌集剿匪“花紅”（獎金），沒收所謂“匪首”財產，大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負責廣州城治安的黃添元、羅祺，收取賭規及其他陋規數目也甚可觀。

《循環日報》創辦后，一直用顯要版面報道粵省官場動態。據《杜鳳治日記》，粵省督撫藩臬高官評價、黜陟下級，經常會參考港報報道。武將奉承王韜，歷有饋遺，是希望王韜不要發布他們的負面報道，多作頌揚，以求穩固自己的位置。清代言官可“以風聞入奏”，這些劣跡斑斑的武將若被奏上一本，難逃處罰。

1887年，廣東水師提督方耀奉旨入覲，來回兩次在上海停留，王韜致信稱“韜獲識閣下二十年”，可知兩人約相識于1867年。信中，王韜恭維方耀“行軍、剿賊、治民、除莠、濬河、筑堤、辦海防、建炮臺、設義學、創書院，武功文教，彪炳耳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筆表彰方氏的“豐功偉烈”，使之青史留名。這個愿望并未實現。

晚清名將如云，相比之下方耀顯得星光黯淡。咸同兵事的重心在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回民起義，光緒初年的重頭戲是收復新疆，方耀只在兩廣地區作戰，很難獲得太多關注。然而，若跳出“單純軍事觀點”，則方耀的角色足夠獨特。筆者在前輩學者成果的基礎上，確認方耀是張之洞創辦近代工業的重要推動者。1980年代，臺灣學者李國祁發現，“張之洞承認其對煤鐵為工業之基礎的認識是得自粵提督方耀”；另一臺灣學者蘇云峰指出，方耀“屢與張之洞詳談，建議在廣東自煉鋼鐵，張采其建議。因此張氏對于煤鐵方面的知識，可能得自方耀”。兩位學者依據零星史料作出的判斷，得到社科院所藏張之洞檔案的證實。

方耀（1834-1891），字照軒（兆軒），潮州府普寧人，少年時代隨其父方源辦團練，鎮壓廣東各地天地會起義，率領“潮普勇”迭立戰功，高升至南韶連鎮總兵、署潮州鎮總兵、廣東水師提督。

方耀文化程度不高，但頭腦靈活，精明強干，在對付會黨、械斗方面確有一套，深受歷任兩廣總督寵信。方耀樂意接受新事物，作風開通，幾乎每次上省城都會在香港停留，1883年升署水師提督后，經常從虎門駕船赴港，跟旅港粵商交杯換盞，利用手中權力為商人提供方便，甚至合伙做生意。粵商何獻墀投資大嶼山銀鉛礦，內中有方耀的不少股份。張之洞設立礦政局，港報認為是聽從了何獻墀的建議，筆者相信這份條陳是通過方耀呈遞給張之洞。張之洞辦理粵省海防，對方耀倚畀方殷，賞識有加，方耀若在轉遞條陳時力加說項，效果完全不同。

方勛（1839-1889？）字銘山，方耀四弟，光緒三年受命率隊赴臺灣剿辦番社“叛亂”，以戰功授福建候補道，加布政使銜，故王韜尊稱為“方銘山方伯”。1884年，方勛奉張之洞之命率領潮普軍援閩，參加馬江之戰，其部下負責保護船廠，“聞警先逃”，曾遭彈劾。

從1867年開始，王韜結識方耀，時有書翰往來，狀極親密。王韜的錢物帳，記錄1885年“入方兆軒三百五十兩，入方銘山四十兩”。這兩筆錢，名義上算是資助王韜的出書費用，實質仍是饋贈。《理雅各傳》披露，王韜為英華書院工作，每月得到的報酬只有區區20圓。方耀一次給王韜350兩（約合486圓），無疑是出手大方。筆者瀏覽所及，發現《循環日報》對方耀的報道都很正面，有時還出現十分夸張的諛詞，反過來或可證明，方耀給王韜金錢上的饋贈，是一種“投資”。1881年4月6日，《循環日報》稱“潮州自方照軒軍門蒞任以來，除暴安良，興利除弊，前此獷悍風俗已為之一變”，將殘酷的清鄉行動寫得如此清新脫俗，有違新聞倫理的客觀中立原則。同年8月19日，該報報道方耀赴汕頭調解海關洋稅務司與商人的矛盾，附帶評論“軍門為潮郡七縣物望之所歸，一言重于九鼎，任天下事且不難，何況此區區細故哉”。從新聞報道原則看，這種評論毫無必要，刻意揄揚很不正常，令人生疑。

1873年，王韜游廣州，方勛盛情款待，席間問起越南局勢，回港后復信，剖析形勢，認為反清失敗避入越南的劉永福黑旗軍無足慮，法國才是“真心腹之患”。1879年東游日本歸來，王韜寫信給方勛，分析俄、日崛起，將危害中國安全。伊犁事件發生，崇厚使俄立約，中國吃虧，聚訟盈庭，王韜致函方勛，認為最終仍出之于“和”。王韜以報紙主筆身份，幫方耀、方勛兄弟剖析國際形勢，頻繁地提出富國強兵的具體建議，豐富了他們的西學知識。方耀重視開礦冶煉，或也與王韜的熏陶有關。

1887年10月22日，王韜自記“同方銘山、梁子修、李林桂到西園小啜。晚，款方軍門于中和園……”李林桂是方耀安插在香港的坐探。《弢園尺牘續編》收錄了一封《與李林桂參戎》：“去冬文旌蒞滬，相見歡然，握手道故，重訴生平，以廿年之老友，十載違睽，而得見于春申浦上，跌宕于花天酒地間，……弟惟愿照軒軍門移節北來，或開府吳中，或駐旌白下，俾弟得以老部民扶杖而觀德政，與足下長相聚首。”王韜說，希望方耀能夠調到蘇州、南京任職，這樣可以跟閣下時常聚首。“參戎”是對參將的敬稱，可知李林桂從香港釋放回粵，被方耀提拔為候補參將。

李林桂原籍潮州，在香港長大受教育，英文水平不錯，當過香港警察裁判法庭的潮州話翻譯。1874年，李林桂受方耀、方勛指使，勒索孫中山同村富豪楊啟文兄弟，被香港法庭判處終身監禁，在香港臭名遠揚。1885年，方耀通過各種關系疏通港督寶云，特赦李林桂。1887年秋冬，方耀奉旨入覲，李林桂隨方耀到上海。他是方耀、方勛兄弟心腹，即使品行不端，王韜也加以奉承。

弢園尺牘中，有一通寫給黃捷三副將即黃添元。黃添元，廣東南海人，曾隸方耀麾下，參與圍堵南下閩粵的太平軍馀部，因鎮平失陷被革職，不久復職，曾署理廣州城守中軍都司，加副將銜。信中，王韜替一位在貴州任職的“丁訪廷少尉”請求黃添元金錢上的幫助，顯示黃副將饒于資財。另有一通“與羅介卿守戎”，寫給廣州西關千總羅祺。這兩個中級軍官，都是直接負責廣州城治安的武員。王韜數次游廣州，與這兩人深相結納。各種蛛絲馬跡表明，王韜跟他們在金錢方面能敞開談論，應該存在著利益交換。

1874年8月6日，《循環日報》在一篇報道中盛贊羅祺：“羅君巡防甚為得力，所以中外士人無不交口稱之，如出一詞。羅君之為人也，才干明敏，膽識優長，而又審慎周詳，為地方不可多得之員。”在致羅祺書信中，王韜談論自己經濟狀況，又似有所暗示：“而猶可笑者，孔方兄有絕交書，阿堵物無招致術也。送窮文就，避債臺成，亦可聊自解嘲，藉作消遣。”

中山大學邱捷教授點校《杜鳳治日記》，給晚清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晚清廣州西關在豪紳庇護下，一度賭風甚熾，按察使看到事情鬧得太不像話，擬將西關千總何雄陞撤任，南海知縣杜鳳治趁機推薦羅祺復出，稱羅祺“為人尚知好歹，正壯年巴結之時，任西營最久，財已發過，……如羅祺復任西關，地攤可決其必無有也。”（《杜鳳治日記》第4448-4449頁）杜鳳治深知，負責西關緝捕的武官幾乎無官不貪，他推薦羅祺的原因，一是能力較強，二是“財已發過”，意思是已經“吃飽了”，不至于過分貪婪，愿意盡力維持西關治安，肅清有礙觀瞻的“地攤”賭博。1883年，因西人毆斃、毆傷國人未得相應懲處，大批廣州民眾沖入沙面租界，焚毀洋行樓宇多座。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廣東當局命羅祺組建西關“捷字營”保護沙面安全。

港滬粵商

王韜在“上海前期”交往的粵商較少，他放開胸襟與粵商親密接觸始于香港。筆者曾指出，《循環日報》由中華印務總局創辦，主要股東是香港粵商梁安、陳桂士、馮普熙，他們聘請王韜擔任《循環日報》主筆。據《理雅各傳》記載，到1873年，理雅各告別香港回英定居，意味著王韜開始處于“失業”狀態。香港粵商集資創辦《循環日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能充分發揮才能的更高平臺。

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一書中，注意到王韜與黃勝、張宗良、洪士偉、洪孝聰、陳靄亭、何啟、伍廷芳等口岸“新人”的關系，對他與商人的交往未予太多留意。柯文引用了馮普熙的一篇文章，討論中國如何由弱轉強，但沒有提到作者名字，不了解這個作者正是《循環日報》老板之一、香港商界領袖馮普熙。這是一種視角缺失。王韜對發展近代工商業提出了多方建議，除了他在歐洲、香港的觀察閱讀，與工商人士的深入交往也應是其思想來源之一。王韜日記中留下了甚多粵商身影，如南北行巨擘招雨田、肇興公司駐倫敦經理劉紹宗、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陳樹棠，還有三大香山買辦唐廷樞、鄭觀應、徐潤。

據王韜日記，光緒元年（1875）大年初一，“天氣晴朗，飲于招雨田寓齋”。正月初一闔家團聚，考慮到王韜在香港沒有親戚，粵商招雨田請王韜到他家飲酒慶賀新春，藉以排解王韜的思親、思鄉之情。招雨田為當時香港金山莊、南北行領袖。招成林（1829-1923），字雨田，佛山瀾石石頭鄉人，14歲只身赴港謀生，先受雇于人，后合伙開辦“祥和棧”金山莊，從事國際貿易，繼而獨立創辦“廣茂泰”南北行商號，兢兢業業，漸成巨富。招雨田熱心公益慈善，多次出資修筑家鄉水利設施，為“南海中學”創始人之一。1873年，招雨田當選東華醫院主席，是繼梁安、莫仕揚之后的第三任主席，顯示雄厚的實力。1879、1889年，招雨田又兩次出任主席。

光緒二年（1876）正月，“唐景星廷樞、陳苃南樹棠來訪，劇談開礦事宜，良久始去。”唐廷樞為近代著名企業家，所開創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開灤煤礦）至今仍廣為人知。王韜時時處處留心新生事物，但畢竟仍是紙上談兵，唐廷樞卻是開平煤礦開創者，他“劇談開礦事宜”，這些真刀真槍的礦業專業知識，對王韜當有一定幫助。陳樹棠，廣東香山人，早年在上海充茶葉買辦，1872年任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1878年任駐舊金山總領事，1883年起為駐朝鮮總辦商務委員，總管中國在朝鮮的外交、通商事務，也即袁世凱的前任。

同年二月初五，“劉述庭紹宗觀察來訪，話山西集貲平糶事”；二月初九日，“晚，小宴于以雅以南別墅，唐景星觀察為東道主，同席劉述庭、梁小牧、彭芳圃、伍秩庸。”劉述庭即劉紹宗，廣東香山人，早年曾充瓊記洋行買辦，繼任招商局漢口分局總辦，1882年代表肇興公司常駐倫敦。彭芳圃，即彭炳輝，金些厘洋行買辦，熱心慈善事業，1872年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愛育善堂，1873年任香港東華醫院首總理。

1882年，王韜回上海、蘇州探親訪友，1884年暮春正式回滬定居，與旅滬粵商徐潤、鄭觀應、陳輝廷、梁金池、徐秋畦保持密切交往。陳輝廷即陳猷，新會人，《香港華字日報》創始人陳靄亭九弟，擔任輪船招商總局高管數十年；梁金池，即梁寶鑒，香山人，在滬任禪臣洋行買辦，為當日《申報》唯一的華人董事；徐秋畦，徐潤堂弟，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家石印書局。可以想見，這些具有豐富工商業經驗的商人，給王韜提供的是有關經濟近代化的實際知識，比通過閱讀所得更為直接而具體。

有趣的是，王韜的錢物帳記錄了1883年“存徐雨之處銀一千兩”，這是舊時一種理財方式，也即現金不存入銀行，而是存放在信用卓著的商人那里生息，證明王韜對粵商徐潤信任有加。王韜“上海早期”的日記，多處出現囊中羞澀的記載，香港時期的日記書信中則不太明顯，筆者認為主要是他經常得到香港粵商、粵將的佽助，在受聘出任《循環日報》主筆之后，薪金、花紅以及“灰色收入”也水漲船高，上海前期的窘迫至此一掃而光。

廣州陳李濟是全國四大藥號之首，比北京同仁堂、武漢葉開泰、杭州胡慶馀堂都早。1889年，陳李濟負責人陳翰藻（陳吉垣）到上海開設分號“廣福林”，持西關大紳伍子昇介紹信前來拜會。（《日記》第728頁）此行純屬禮節性的“拜碼頭”，象征意義則極重要，意味著粵中商界領袖了解到，文壇巨擘王韜樂意與商人交往。

小結

1894年秋，當日還籍籍無名的孫中山準備上書李鴻章，由鄭觀應介紹，在上海拜會了王韜，據說王氏幫孫中山潤色了文稿。這是王韜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粵人。會面是里程碑式的，象征著改良走到盡頭，革命派行將崛起。

晚清時期崛起的新工商群體，以不懈努力推動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粵商、粵工是其中先驅者。上海最早的民族工業企業是“香港船王”郭松在虹口開辦的船廠，1858年虹口各船廠“粵工”集資建了一座魯班殿，可想見其人數之多。傳統的“文人視角”傾向于輕視工商人士，《王韜年譜》對他與官員、文人的往還記載甚詳，但幾乎不涉及商人，誠為憾事。王韜前后在香港居留近20年，旅英2年有多，其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愿意“降尊紆貴”與工商人士交往并留下記錄，在同時代文人中實屬難得。

筆者認為，應跳出固定視角研究人物關系圈。王韜與江浙士人、粵人的交往模式，呈現較大差異。他與粵商、“粵將”的交往帶來了更多經濟利益，大大拓寬了視野，使他的改革建議更加趨于務實，這是王韜特別突出的價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王韜與粵籍武將之間的“利益交換”，顯示中文報業初創時期，就已出現利用媒體權力牟取不當得利的情況，這是報業史研究不可忽略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