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后期魯迅與左翼革命的話題，既往研究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從革命的角度出發，將后期魯迅視為“左轉”的結果，以20世紀30年代“左聯盟主”［1］的形象為起點，探究魯迅與左翼的共性，重點批判國民黨反動派，由此建構的實際是“黨的左翼”傳統，它主要流行于80年代之前［2］；二是從魯迅的角度出發，將左翼和“左聯”分離，凸顯“橫站的同路人”形象，努力建構的是“魯迅左翼”傳統，它出現在80年代之后，這是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魯迅形象，尤其重視左翼革命內部的批判［3］。但如此一來，“黨的左翼”和 “魯迅左翼”就形成了明顯的二元對立，實際割裂了魯迅和革命的關系，這與后期魯迅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回顧魯迅的最后十年，會發現既往研究的兩種思路各有道理也各有缺陷，魯迅加入“左聯”無疑說明了他的革命追求，但他堅持“橫站”成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又體現出他對于左翼革命有自己的理解。而這尤其表現在30年代中前期魯迅對《自由談》雜文的重視上，作為一個左翼革命作家，他為何會在一個非左翼的報刊上發表作品，并且堅持這么久，發表這么多呢？實際上，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4］眼中，魯迅此舉無異于與反革命分子在“思想上的爭斗也漸漸沒有原則了”，這種做法把左翼革命“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5］，是“調和派”的錯誤行為［6］。因為在經典的左翼革命理論中，無產階級的主體是工人階級，革命的中心是在城市發動革命，所以要將整個力量集中在組織工會領導工人罷工上，而“左聯”也應該重視組織工農兵通信員運動、壁報運動，以及擴大對貧民大眾的文化教育工作等。

作為“左聯”盟主的魯迅，何以沒有執行左翼城市革命的路線，反而執著于在一份通俗報刊上進行文學活動，還表示“決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筆”［7］？不僅如此，為何《自由談》的雜文還被同時代人評價為幫助落入低谷的“左聯”“開一生路”［8］？顯然，《自由談》雜文體現出魯迅對通俗報刊、市民階層、思想革命和上海都會的重視，而這背后則是他與“左聯”乃至當時共產黨內主流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看法，“上海”到底是一個革命者眼中的“城市”，還是魯迅眼中的“都會”，無產階級革命到底是一場“城市革命”，還是“都會革命”？這都濃縮在《自由談》雜文寫作中，因而本文試圖以其為媒介和癥候，來深入探究魯迅的“都會革命”觀［9］。

一 “報系文人”批判與通俗報刊的媒介革命

1932年黎烈文接手《自由談》后，便托請郁達夫邀請魯迅為欄目寫文章。不過，魯迅并未立即響應，他并非不知道《申報》的重要性，早在1931年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時，他就說《申報》60年前就能以小說創作引領時代潮流，“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10］，但他猶豫的是《自由談》的小報趣味。《申報》是“大報”，而隨著市民文化需求的增加，大報也吸收小報的趣味性，“遂有《申報》的《自由談》，《新聞報》的《快活林》，《時報》的《余興》與《小時報》，那時候，副刊便成為大報里的小報了”［11］。看到黎烈文接任后的《幕前致詞》和組稿風格都顯示出“進步”［12］態度，再加之1933初魯迅出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執行委員，為了營救黃平等人，他只能爭取一切地方發聲，以此為契機，他在1933年1月24日寫稿正式加入了《自由談》。

考慮到《自由談》是革新的副刊，魯迅起初完全按照自己理解的革新方式投稿，但很快就意識到革新的不適。副刊有“國家大事，概不與聞”［13］的傳統，而魯迅卻大談古物搬遷、學生避難等政治事件，雖然這些面目一新的時政批評文符合國難形勢，深受讀者歡迎，可是卻引發了小報作者群體的不滿。他們以黎烈文終止張資平《時代與愛的歧路》的連載制造了魯迅“搶飯碗”的訛傳。此事雖然與魯迅無關，可《晶報》《庸報》《醒民時報》《新蜀報》等小報，均傳言是受到他的指使，而且還影射是“左聯”介入，導致《自由談》也跟著被中傷，投稿才剛滿兩個月，他就對李小峰說“《自由談》我想未必會做得很長久”［14］。

其實，早在1925年，徐旭生就跟魯迅提議辦一份給“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通俗的小日報”來推進“思想革命”，但魯迅以先“從智識階級”去“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為由拒絕。當然，潛在的也包括魯迅不愿意“存學者的良心”，而“有市儈的手段”［15］。對那些小報流言，魯迅打算一避了之，可是造謠生事者卻把他帶來的救亡話題視為商機越演越烈，他不得已只能回應，由此開始卷入爭端。先是曾今可在其主編的《新時代》上鼓吹“解放詞”，再是王慈為《大晚報》副刊寫應景文章，“提倡辣椒救國”，但被魯迅戳穿了他們追求“文學自由”的虛偽。眼看著曾今可和王慈都沒有銷路，張若谷開始在《大晚報》揭批前田河廣一郎、谷崎潤一郎、金子洋文等日本作家的“惡癖”，一面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反日的形象，另一面又以自己作為文人的示范。但在魯迅看來，張若谷談“文人無行”不過是避重就輕，他的真正問題是“文人無文”，和那些嘴上說“枕戈待旦”和“誓死抵抗”，然后“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的“武人不武”是一樣的［16］。

這群小報文人還不僅僅是魯迅所反感的“通俗”，其實老海派的“通俗”反而沒有市場，比如周瘦鵑哪怕是另辟副刊《春秋》，也被人嘲笑為“陳腐的老調”［17］，和他同代的人也難以再從事寫作，“如葉小鳳、姚鹓雛投身以入政治界，天虛我生改業為牙粉與化妝品之制造家，惲鐵樵改業為醫生，王鈍根改業為廣告家，張枕綠改業為信封信箋之制造者，張舍我改業為人壽保險人，嚴芙蓀改無可改，遽去而賣卜，持一悶葫蘆，以糊其口”［18］。新一代的小報文人即便“賣文是很不容易的”［19］也不改行，為了克服失業的困窘，他們更實用性地對待文字，兼談通俗與政治的文人們結成一種無形的站隊，而且流動作戰，并不成派，可以為報紙背后的資本系統提供不同服務，拋棄個體游戲式的小報傳統，熱衷于群體謀食式的都會新潮，形成不同于老海派的報系文人。

所以魯迅對張若谷在《大晚報》的標榜予以否認，他說“好像他們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但更重要的是得問問他們的“東家是誰”［20］。《大晚報》的創辦，主要是因為1932年淞滬戰事爆發，中日兩軍在上海近郊激戰，市民極度渴望有一份傳播當天戰訊的晚報，它和《時事新報》、《申報》電訊社、《大陸報》構成孔祥熙的四社，由于“經濟上兜得轉比較有辦法，因此《大晚報》的壽命，在望平街上是最長的一家”［21］。也正因此，魯迅才諷刺其宣揚“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里是很難得的”，意指張若谷等人的“文人”作秀其實是給“員外”賣力，這和魯迅怒懟王慈的“止哭文學”是一致的。

實際上，《大晚報》的副刊《辣椒與橄欖》和復興社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辣椒救國”也不是文人新招，而是附和當時的“聯合共管”，目的在于打擊蘇聯的共產主義。已有研究中，往往將魯迅在上海和報系文人的論戰，理解為針對“洋場文人”的國內斗爭，近年來還有一些學者為報系文人澄清身份，解釋魯迅所攻擊的只是其一部分而非全體［22］。這就誤解了魯迅批判它們的根源，他的批判并不取決于被批判對象此前此后的言行變化，而是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的文字所發揮的作用。魯迅說《大晚報》的宣傳，并非是給泥水匠那樣的無產者閱讀，因為泥水匠沒有識字能力，更不可能有抗辯能力，所以《大晚報》之類的報紙，并不是沒有階層分化的意識，恰恰相反，他們壓抑著無產階級，聲張的是統治階層以及統治背后的國際勢力的利益。

在經過幾次交鋒之后，雙方最終撕破了臉，魯迅為此做了報系文人的系列評議：第一，文人造謠并非單純地制造文壇混亂，比如張若谷在《大晚報》上寫“新儒林史婆漢迷”表面看來是丑化郭沫若，實則是對左翼文人的挑釁［23］；第二，他們無孔不入地破壞左翼，也并非真的為了反對共產主義而捍衛自己的信仰，比如楊邨人同樣可以為了名利，改善同“左聯”的關系［24］；第三，“禮拜五派”的文人忌憚“左聯”，又眼熱左翼文學在上海的賣座，所以隨時準備好借蘇聯和日本來污名化“左聯”［25］，至于選蘇聯還是日本，就取決于國際形勢的變化。

魯迅看到報系文人謀私的行徑，其本質是維護都會新的政治格局，他批判“文人無文”，也是試圖通過這種虛擬空間的“地盤戰”［26］，去爭奪現實世界的階級力量。然而，報系文人群體的出現和擴大，令魯迅也倍覺困頓，他多次以“海上文攤”［27］來抨擊這種一切皆可買賣的現象，但不幸的是，他自己也逃不掉這種商業邏輯的編排。《藝術新聞》1933年第二期上甚至開辟了有獎征答，讓讀者去猜測魯迅的“三噓”究竟是哪三位［28］，而公布答案的過程，無形中也造成了對魯迅“噓”本義的消解。在這些報系文人那里，任何嚴肅的問題都會被他們化作戲謔，魯迅和他們進行對抗，連他自己也被媒體消費。進一步說，爭奪“地盤”的媒介革命與都會生活的緊密關聯，使得政治也成為一種消費，因而如何從政治消費中突圍，是他繼續《自由談》寫作必然要面臨的批判難題。

二 “拾荒”敘事與都會新聞的政治性揭露

與報系文人的論戰，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原想嬉皮笑臉，而仍劍拔弩張”［29］，這種戰術源于他對爭論的話題總想一辯真假，就像他引用《正面文章反看法》一文中表達“等著看事實”［30］的愿望。但事實上，通俗報紙上的爭辯并不遵循真理越辯越明的原則。報系文人擅長使話題模糊化，他們一方面把魯迅裝扮成和自己一樣的買賣人，另一方面又給魯迅扣上“宣傳赤化”的帽子，這樣的叫賣和攻擊既能發揮話題的圍觀效應，又能掩飾新聞的政治立場。魯迅雖然看到了報系文人為解決生存危機而不斷膨脹的倒賣心理，但他無力在畸形的媒體消費空間里區別惡性倒賣和正常買賣的差異。從根本上來說，魯迅試圖采用“文人無文”的諷刺來爭奪通俗媒介的話語權變得越來越艱難，因為報系文人考慮的是調動讀者獵奇心理，文章拐彎抹角地呈現出來的不過是虛像，所以魯迅無法通過駁倒并不存在的事實去找到真相，只能把讀者的好奇心從那種虛像中移開。

如何轉移讀者對虛像的好奇心，魯迅發明了一種方法：“拾荒”。這實際上也是他和報系文人的共同創造，因為他撿拾的正是后者產出并扔棄的。魯迅說他剛到上海的時候，就發現“新聞記事的章回小說化”，對于“慘事”要說得“海式的有趣”，對于“失勢”則加以“賞玩的奚落”［31］。而到他為《自由談》寫作的時候，報系文人已經把那種老海派的做法發展到新的階段：“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除了新聞還可“惹起一點論爭”［32］。報系文人壟斷都會視聽的方法便是加快新聞的生產速度，同時，淘汰速度也變得更快。當時的上海小報從三日一出改到一日一出，新創刊的也不在少數，于是，小報界自然是棄舊聞如敝履。面對舊聞，魯迅卻說“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為‘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33］。而且，他把自己視為先于別人的“拾荒”者，用“剪刀和筆”來保存“瑣聞”，“剪下的材料”［34］不但作為“備考”和“附錄”，甚至構成《后記》的主體。當讀者看完魯迅從鋪天蓋地的報紙上摘錄新聞原文，拼接重組，用“引文”構成的“正文”之后，自然就會發現所謂的“社會新聞”后面隱藏著的“小心思”。比如《社會新聞》先是報導瞿秋白“病死鄉間”，錢杏邨寫“悔過書”；繼而報導作家在北平待不下去了，逃往上海；又由于楊杏佛被刺，上海作家大撤退，魯迅怕死躲到青島，陳望道也一會在西湖一會去莫干山。分開看，每一條新聞的發布都極其公義，可是合在一起的結論便是左翼文人潰不成軍，并且披著新聞的外衣炮制假新聞的節奏正好對應著《自由談》進步文章的高漲勢頭。《后記》通過一個一個片斷的拼貼敘述，新聞位于原初報上的意義就被剝離和顛覆，同時，將原先報文對普通讀者形成的那種震懾感覆蓋掉，連《社會新聞》的編輯也不得不承認魯迅殺了一個“回馬槍”［35］，另外一些報紙輿論表現出對《后記》這條“尾巴”的憤恨和忌憚，也從側面顯示出魯迅的戰法卓有成效。

魯迅為什么要把與之相關的“故實”“粘成一本書”？［36］這其實與他的發表環境密切相關，新聞造就的紙上世界正變得像《推背圖》一樣難以看到真實，即便有真實的片段，很快也會淪為造假的材料，所以與其費力刨問事實去澄清說明，莫如把構成新聞的種種要素呈現出來。他首先打撈的是一些“奇詭”的新聞，以“古香齋”［37］欄目為例，魯迅指出“禁穿長衫令”［38］“禁女人養雄犬文”［39］這類博人眼球的新聞“人們看慣，漸漸以為平常”［40］，這些眼花繚亂的新聞不但養成了一般讀者的依賴性，而且毫無營養的內容還敗壞了讀者的胃口，使得原本豐富的味覺變得單一。“老式的敘事藝術由新聞報道代替，由訴諸感官的報道代替，這反映了經驗的日益萎縮”［41］。魯迅以“拾荒”的姿態面對那些刻意遮蔽政治立場的都會新聞，但并不停留在政治性的揭露層面，而是更進一步去解讀報文熏陶讀者口味的過程和手段。他說竭盡所能鋪陳與演繹讓人不看“怕要死不瞑目”［42］的新聞，久而久之都會淪為“正經的”“平淡的”對象。而看上去“正經的”“平淡的”生活化的新聞，改變的恰恰是市民的閱讀經驗，以及由這種閱讀經驗塑造的生活經驗，市民以為自己看到全是都會實況報導，但其實是被新聞媒體剪裁的都會，是一個“去政治化”之后的都會。

實際上，通俗報紙賴以為生的正是這種特定新聞，譬如《社會新聞》就毫不避諱“重金征稿”，“每條五角至五元”，“但務須精彩確實”［43］。頗為特別的是，“文化黨政秘聞”欄目里面，不但涉及張聞天、秦邦憲、潘漢年等中共人士，也包括國民黨內反對派李濟深、蔡廷鍇等人，與左翼成員構成一個奇怪的組合。報紙編輯總是讓各類新聞、異聞和趣聞都擺出中立無害的姿態，但最終制造出的“救國愛國團體為掩護之游民運動”“由左而赤”“紅色恐怖隊”等政治話語風行于各種小報，所謂來自蘇聯的“銹爛鐮刀”、日本的“間諜機關”、匪區的“紅色暴動”比帝國侵略者更可怕，這些流行語漸漸成為了都會生活的信條。在這種情況下，既無法與始作俑者去辯解，更無力阻止各種報紙盲目跟風，因此魯迅沒有選擇以對抗的方式揭批壓抑個人的權威話語，而是頻繁借用政治新聞和娛樂新聞，但這種借用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把反差最大的新聞編在一起來制造張力，動搖字里行間正在傳遞的意識形態。

于是，魯迅也把目光投向通俗報紙上引人入勝的新聞，從新聞如何改變市民讀者的政治感覺入手，反轉了新聞隱秘的政治性。比如他以上海藝華影片公司、良友圖書公司、光華書局、神州國光社被搗毀的報道為對象，把《大美晚報》《大晚報》連續多日關于此事件的新聞并置一處，發現一方面新聞詳述所謂的暴徒破壞設施，更有危及性命安全的恐怖，另一方面卻閃爍其詞講電影界拒演赤色電影、出版界拒售左傾書籍，有關兩方面的聯系和真正的內幕卻語焉不詳。他通過“剪報”放大這些“瑣聞”引文之間的差異性，從而使讀者從對謠言本身的關注轉移到對謠言機制的關注。魯迅和通俗報紙的關系漸漸變為后者不斷制造刺激性新聞，他則用這些新聞構成雜文的重要元素，甚至雜文本身也因之具有“新聞性”，由此更富有可讀性，但翻新新聞的視角消解了原報文的刺激性。

不過，這種“拾荒”的策略也很快被嗅覺靈敏的報系文人察覺到了，他們取笑魯迅把文壇變為“擂臺”，是“擂臺上的霸王”［44］，并且用“小文章”來潑“拾荒”式雜文的污水，說“一九三三年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45］。報系文人企圖通過這種嘲弄，使魯迅放棄這種他們慣用的通俗化寫作方式，但這恰恰證明了魯迅“拾荒”和他們的區別。他們害怕暴露“小文章”的本質是“‘用詞句’來保障統治階級的統治”［46］，報系文章并非是小而無害，一切“秘聞”以“‘公開的’形式”［47］，卻是致力于“再生產出它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臣服或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48］。而魯迅的“拾荒”是讓人關注到被新聞系統控制與專制的都會，“反新聞書寫”的雜文雖小且雜，卻是文學形式的試驗，釋放出了強大的政治潛能。值得一提的是，“拾荒”這一形式原本是魯迅恢復市民經驗的方式，同時也內化為一種角色意識，相對于主流的革命教義，使魯迅獲得一種位置感，這種位置感同樣轉化為雜文視野，讓讀者通過閱讀也復建出類似的位置感，以此傳遞革命的信號。

三 “花邊體”與左翼革命外部灌輸論批判

報系文人被魯迅的“拾荒”敘事弄得極其被動，只能造謠“什么‘左’，什么‘革命’都是假的，步著‘一個商人與賊’的后塵去‘生財’是真的”［49］，這正好說中了左翼文人對魯迅那種“拾荒”視角帶來的通俗化寫作的懷疑和不解，認為魯迅以生活化代替政治化的文章“內容卻不痛不癢，毫無著落”，“現在是建設‘大眾語’文學的時候，我想‘花邊文學’，不論這種形式或內容，在大眾的眼中，將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罷”［50］。不過，魯迅并沒有因為雜文被同一營壘的人歪曲為“花邊體”就改弦易張，反而以“花邊文學”為自己的雜文重新命名，由此形成了《自由談》雜文的新傳統。

在作為靶子的《倒提》一文中，批評者林默認為魯迅寫的身邊尋常事與“大眾語”文學背道而馳。林默那時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他正致力于左翼文藝界提倡的“大眾語”運動，并且是這一運動中的激進派，骨子里認為小品文、雜文都屬于小資產階級的白話趣味。左翼陣營的這種階級劃分方式極為粗暴，他們動輒以“買辦”“洋奴”稱呼自己不喜歡的對象，甚至僅因魯迅和內山書店的交往就將他編排為“漢奸”，以至于這個罵名又被國民黨文人利用，所以他后來說：“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51］左翼文人這種攻擊性源于階級簡化法，是他們皮相地運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產物，延伸出去便出現了對語言的簡化、對題材的簡化、對文類的簡化等等，所以魯迅的雜文才會被視為要被大眾拋棄的“花邊體”。其實左翼陣營的這種污名化，是喪失階級辨識力的體現，然而判斷階級屬性恰恰又是無產階級在城市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其實魯迅在《自由談》欄目里面討論的現象或事件，其目的并不是直接指導無產者，而是要辨析都會人受到怎樣的意識滲透，這些意識如何影響了他們的階級屬性。

具體來說，《倒提》表面上看是華人與動物的等級沖突問題，但背后其實是文明觀念的問題。租界傳播的是西方文明，不準倒提雞鴨符合這種文明觀，要求租界內的人都遵循這個規則，就是為了推行這一文明理念，華人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可以按老例行事，可一旦進入租界這個空間，就面臨新的文明秩序和文明標準的規約。因此“倒提”在魯迅的筆下，是用來解釋生活習慣如何被改變，甚至是這種文明尺度如何造成國人自我認同的變化——習以為常的言行舉止變得“不文明”了，進而去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顯然，林默誤讀了魯迅，而其誤解的原因與左翼非此即彼的思維是分不開的。魯迅實際看重的，是殖民植入的空間感和身體感，這是當時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沒有的部分，也就是說，魯迅反對的是租界內的服從，他認為這將改變國人的心理感覺，因為大眾對革命的認識和接受，絕大程度是依靠對生活本身的感受，而對大眾心理的現代塑造，便形成了現代政治最內核的動力。

被冠名“花邊體”的《倒提》所關心的，正是這種所謂的生活感受到底是天然的，還是被規訓的。在寫《倒提》的前幾天，魯迅剛寫了《論秦理齋夫人事》，此文也是根據報上連環自殺的新聞而作。魯迅批評這些新聞不講孤兒寡母活不下去的艱難，也不提前后赴死的人的境遇相似性，報道只突出死人數量之多，更易于讓市民沉浸于發泄情緒，去做簡單的道德譴責，而難以做深入的理性分析，也就不會追究自殺的環境原因，更無從醞釀社會層面的反思。“都會中”的小報新聞強化“誅伐”自殺的論調，而弱化“改造環境”的立場［52］，便是“花邊體”針對的邏輯。說到底，“花邊”是魯迅在最日常的層面，警示最深刻的危機。最典型的就是他說上海小報天天都有下河洗澡的人被淹死的記載，“在都會里的人們，卻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連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卻了”，“肯設法救助的人，好像都會里也比鄉下少。但救都會人恐怕也較難，因為救者固然必須‘識水性’，被救者也得相當的‘識水性’的。”他甚至不厭其煩講述如何“識水性”，并說：“現在還要主張宣傳這樣的常識，看起來好像發瘋，或是志在‘花邊’罷，但事實卻證明著斷斷不如此。許多事是不能為了討前進的批評家喜歡，一味閉了眼睛作豪語的。”［53］“花邊”與“豪語”相對應，即是說在都會里面只會把“前進”掛在嘴上的口號文章，并不能解決基本生活問題，更無法解決棘手的救生難題，“識水性”這樣的“常識”之所以會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恰恰說明“宣傳”出了問題。缺乏“識水性”的常識宣傳，市民就不具備生命安全保障，如果缺乏“花邊體”的生活改造，市民更不能產生社會改造的革命欲望和動力。

可是，魯迅這些“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的短評，看起來寫的都是細枝末節，這就不能不令戰友們很“頭疼”［54］。以林默為代表的左翼文人輕視“花邊體”，他們把政治視為超拔于生活的外在行動，總希望有一個徹底的立場轉換，根源在于他們機械地理解了列寧的“灌輸論”，認為必須通過強行而直露的方式去教育工農大眾。但在魯迅看來，“只會‘辱罵’‘恐嚇’甚至于‘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那種武斷而空洞的宣教本質就是一種“新八股性”［55］。所以魯迅與自己的左翼戰友就出現了矛盾，《倒提》之類的雜感被清算，就與不符合“八股”要求有關，而“花邊體”本質就是抵抗這種“八股性”的嘗試。

1934年“大眾語”運動的開展，被視為“繼五四時的文學運動，而劃一新階級的形式”［56］，原本應當由大眾自己來組織語言說自己的話，知識分子卻因“普及說”和“提高說”爭執不下，這種錯位的緣由就在于不是從大眾實際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感受出發。“花邊體”卻是以大眾生活的細微變化為立足點，包括魯迅強調適度保留歐化文式，理由就是像上海弄口仍舊保留“語錄式”的書信代寫人一樣自然，符合生活的慣性，按此邏輯，語言革命和階級革命的發生都只能從生活受到的擠壓變形甚或扭曲中漸變而來［57］。可見，魯迅“花邊體”的創造便是打破了對革命生活的固有認識。其實革命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30年代的上海原本就沒有統一寫照，過去有揮舞拳頭的工人，也有迎向機關槍的學生，但都比較符號化，革命如何在城市發生仍舊是懸置的，難以落實到個體。當魯迅把都會生活背后的組織邏輯清理出來，都會革命便有了靶向。

上海當時很多副刊的欄目文章，關于都會的寫作往往直接描摹城市景觀，魯迅寫時文在保持日常底色的同時，還會追問都會何以如此，都會人的感覺如何形成，比如他寫了一系列和洋服有關的小文，尤其是在《洋服的沒落》中談到清末、“袁世凱朝”、“五四后”三個年代通過對洋服的倡導或禁止來推行革命理念。如果單從字面看，會認為魯迅又在提倡洋服，露出“洋奴”的嘴臉，但以“花邊體”邏輯來看，就會發現他討論的并非穿不穿洋服，而是分析把某一類服裝變為全民認同的生活方式，因為這種對身體的規訓便是政治實踐的過程，魯迅留意的其實是政治的運作機制。在魯迅的影響下，《自由談》的投稿文章也開始出現類似的寫作，比如孟加寫《都市人的憂樂》（1935年3月5日）、《無為的倦怠》（1935年3月26日），歐陽山寫《泥水匠陳秋》（1935年3月19日）等等，都是從摩登城市里面形形色色的人出發，記錄生活中的新變化，言說這種新變化牽動的新意識的產生。《動向》《太白》等同類型報刊也開始出現效仿的文章，因而此類寫作就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落地。

結?語

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后，反日高潮的興起更進一步推動中共實施城市革命的戰略。可是，上海作為革命的中心城市卻遲遲沒有發生民眾期待的革命，魯迅回北平去演講的時候，被聽眾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上海的革命形勢如何，他的回答是“滿街都是綁票匪和妓女”［58］，并且給學生們講了一個四馬路上的故事作為補充，說文化街的書店老板被警察署審訊，為什么不賣右翼的書，老板說“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盤”［59］，魯迅的結論是“上海太商品化，洋場氣”［60］。《自由談》可以說是這個都會特征的集大成者，魯迅卻迎面而上，一寫就寫了一百來篇，反復操練一個類型的欄目稿子，他很清楚“寫《自由談》上那樣的短文，有限制，有束縛”［61］，這不是對白色恐怖的感嘆，而是意識到雜文發揮革命功能的前提離不開通俗化報紙的載體。

但是，通俗化小報從一開始就不在中共城市革命的視野中。城市革命所認可的是知識分子應該深入工廠，走上街頭去宣傳共產主義，去推動實現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化，根本不應當關注這些陳舊腐化的報紙，更不用說重視小報上的雞毛蒜皮。其實，魯迅也有一個從排斥通俗化報刊，到接受和利用的改變過程，《自由談》雜文的寫作之后，他甚至還能鑒別小報的差異，比如說“《立報》見過，以為很好”［62］，也由自己的《自由談》經歷而肯定《社會日報》“比‘大報’活潑些，也有些是‘大報’所不能言”［63］。這些并非對上海小報做出簡單的認可，而在于他把小報視為發動革命的手段。他非常認同普列漢諾夫說農民才不要聽智識階級的話，他們更相信工人的說法［64］，魯迅也認為上海這個都會里面市民并不看重文藝的指導或組織的煽動，而更沉迷于新聞和電影［65］。所以，不同于城市革命論中的罷工運動，魯迅采用都會的報紙媒介來進行革命，他自己取名叫“拾荒”，其實質就是搶陣地。上海的小報和大報的副刊一向被認為是“聊以消遣而已”［66］，魯迅卻把它們搶來做革命的可造之材，并且在這個陣地上，以“花邊”的樣式開展他的革命工作。其實也是“拾荒”之眼使他發現了潛在的革命對象：包括小報讀者群在內的龐大的市民階層。于是，魯迅以市民喜聞樂見的新聞為突破口，從看似毫不起眼的材料中揭示統治階級的隱蔽的操控。許廣平曾回憶廢舊報攤回收的《自由談》上有很多剪掉的空窗，她說那是由于讀者剪下保存用以反復閱讀所致，側面來看，也是“花邊體”雜文在市民讀者中擴散傳播的明證。某種程度上說，以“花邊”式的雜文滲透市民生活和思想，是魯迅對列寧“灌輸論”的中國化改造。

在“左聯”成立初期，其機關刊物《巴爾底山》就刊載文章反對左翼文人參與編輯商業性的文學刊物，認為那種組稿和投稿屬于舊文學創作，偏離新的“革命軌道”［67］。但隨著《北斗》《萌芽》等雜志被禁，宣傳一度受挫，新的軌道沒能配合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以政治罷工和武裝起義為手段的城市革命。魯迅一直是軌道的偏離者，他在進入《自由談》，并識破報系文人的都會面孔時，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在通俗報紙上尋找自己的革命場所，把改造市民階層的都會性視為重要的革命任務，從而進行他在上海以市民群體為對象，以報紙媒介為手段的都會革命。但是，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此后的中國革命既沒有選擇左翼的城市革命之路，也沒有選擇魯迅的都會革命之路，它先是轉入農村革命，革命勝利后再入城進行城市改造，但對魯迅的都會革命經驗并未加以喚醒借用。然而在進入后工業都市社會的今天，我們卻越來越發現魯迅《自由談》雜文所進行的“都會革命”與當下的相似性和針對性，因而打撈魯迅這一經驗，就不僅有著歷史重構的意義，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注釋：

［1］ 井上紅梅：《魯迅年譜（續）》，吾晨譯，《世界日報》1933年6月21日。

［2］ 代表性研究如錢杏邨的《魯迅（文學史論）》（《拓荒者》第2期，1930年2月10日）、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一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陳涌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學》1954年第11期）等。

［3］ 代表性研究如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錢理群的《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1期）、趙歌東的《魯迅：從“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與歸位》（《東岳論叢》2011年第8期）等。

［4］ 魯迅：《花邊文學·序言》，《魯迅全集》第5卷，第4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5］ 紹伯：《調和》，《“圍剿”魯迅資料選編 1927—1936》，第166頁，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魯迅書信注釋組1977年版。

［6］ “調和派”系魯迅給友人寫信談及田漢《調和》一文時的嘲弄，且多次提及，可見他并不承認左翼文人對其投稿的批評。見《350207 致曹靖華》《360423致曹靖華》《341218 致楊霽云》，包括《且介亭雜文·附記》《答〈戲〉周刊編者信》等都反復論及此事。

［7］［29］ 魯迅：《330504 致黎烈文》，《魯迅全集》第12卷，第393頁。

［8］ 《左聯之掙扎》，《青年與戰爭》第1期，1933年6月16日。

［9］ 迄今為止的魯迅《自由談》雜文研究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探究其雜文的“文學性”，譬如唐弢的《魯迅的雜文》（《魯迅風》1939年第1期）、李廣田的《魯迅的雜文》（《文藝復興》1946年第2卷第3期）、薛毅的《反抗者的文學——論魯迅的雜文寫作》（李陀、陳燕谷主編：《視界》第4輯）等；二是探究其雜文的公共空間爭奪，譬如李歐梵的《“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陳迪強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話語突圍——論上海時期魯迅雜文的“公共性”》（《汕頭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等。

［10］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298頁。

［11］［13］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418頁，第417頁，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

［12］ 黎烈文：《幕前致詞》，《自由談》1932年12月1日。

［14］ 魯迅：《330331 致李小峰》，《魯迅全集》第12卷，第386頁。

［15］ 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3卷，第24—26頁。

［16］ 魯迅：《文人無文》，《魯迅全集》第5卷，第86頁。

［17］ 劍：《無所不談：從自由談到春秋》，《社會新聞》第2卷第21期，1933年3月3日。

［18］ 瘦鵑:《改業》，《上海畫報》第320期，1928年2月6日。

［19］ 彭年:《賣文生涯》，《申報》本埠增刊，1933年5月11日。

［20］［34］ 魯迅：《〈偽自由書〉后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163—164頁，第188頁。

［21］ 曹聚仁:《上海春秋》（修訂版），第16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22］ 比如林偉寫唐弢印象記的時候，就試圖證明周木齋“誠實、懇切、講究信義”，而魯迅與周木齋并無私怨，那樁文字公案不過是對筆名“何家干”的誤解，見林偉《唐弢評傳》（第315—316頁，沈陽出版社2019年版）；又如董炳月鉤沉崔萬秋的留學、回國工作、政治身份等，說明魯迅在后記中是強調崔萬秋的“被利用和被陷害”，見董炳月《魯迅和崔萬秋——兼談兩種〈魯迅全集〉的相關注釋》（《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4期）。

［23］ 《張若谷筆下的郭沫若》，《橄欖月刊》第28期，1933年1月5日。

［24］ 楊邨人:《離開政黨生活的戰壕》，《讀書雜志》1933年第3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

［25］ 《所謂普羅作家聯盟》，《重心旬刊》第1卷第10期，1933年12月20日。

［26］ 師：《馮雪峰與文總》，《社會新聞》第3卷第22期，1933年6月6日。

［27］ 1933年12月2日，魯迅給鄭振鐸的信中寫到：“海上‘文攤’之狀極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實是第一次看見，倘使自己不是中國人，倒也有趣，這真是所謂Grotesque，眼福不淺也，但現在則頗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曬干之小衫，說是苦痛，并不然，然［不］說是沒有什么，又并不然也。”（《魯迅全集》第12卷，第507—508頁。）另外他在《自由談》上還專門寫了《文攤秘訣十條》。

［28］ 《魯迅的“三噓”揭曉》，《藝術新聞》（周刊）第3期，1933年3月4日。

［30］ 魯迅：《推背圖》，《魯迅全集》第5卷，第98頁。

［31］ 魯迅：《〈某報剪注〉按語》，《魯迅全集》第8卷，第241頁。

［32］ 魯迅：《由聾而啞》，《魯迅全集》第5卷，第294頁。

［33］ 魯迅：《〈準風月談〉前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200頁。

［35］ 莘:《讀“偽自由書”書后》，《社會新聞》第5卷第13期，1933年11月9日。

［36］ 魯迅：《〈準風月談〉后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402頁。

［37］ “古香齋”是《論語》半月刊自第四期（1932年11月1日）起增辟的一個欄目，刊載當時各地記述荒謬事件的新聞和文字。

［38］ 指四川軍閥楊森的所謂“短衣運動”，派隊剪除長衣以節省布匹，見《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魯迅在《偶成》《“滑稽”例解》等文中多次提及此文。

［39］ 指北平社會局澄清政府的查禁文，見《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魯迅在《華德保粹優劣論》《“滑稽”例解》等文中多次提及此文。

［40］ 魯迅：《“滑稽”例解》，《魯迅全集》第5卷，第360頁。

［41］ 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第14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

［42］［65］ 魯迅：《〈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419頁。

［43］ 《本刊重金征稿》，《社會新聞》第3卷第5期，1933年4月15日。

［44］ 鳴春：《文壇與擂臺》，《中央日報》1933年10月16日。

［45］ 洲：《雜感》，《中央日報》1933年10月31日。

［46］［48］ 路易·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吳子楓譯，第128頁，第129頁，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47］ 陳代：《略論告密》，《時事新報·青光》1933年11月21日。

［49］ 卡斯：《魯迅生財有道》，《新壘》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

［50］ 林默：《論“花邊文學”》，《大晚報》1934年7月3日。

［51］ 魯迅：《玩笑只當它玩笑（上）》，《魯迅全集》第5卷，第551頁。

［52］ 魯迅：《論秦理齋夫人事》，《魯迅全集》第5卷，第508頁。

［53］ 魯迅：《水性》，《魯迅全集》第5卷，第545—546頁。

［54］ 魯迅：《花邊文學·序言》，《魯迅全集》第5卷，第437頁。

［55］ 魯迅：《透底【回信】》，《魯迅全集》第5卷，第112頁。

［56］ 天賜：《關于“大眾語”》，《漢口市民日報》1934年9月20日。

［57］ 魯迅：《玩笑只當它玩笑（下）》，《魯迅全集》第5卷，第554頁。

［58］ 于一：《追記魯迅先生在女師大的講演》，《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第50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9］ 于伶：《憶在北平左聯會見魯迅》，《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第585頁。

［60］ 于伶：《回憶魯迅在北師大的講演》，《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第541頁。

［61］ 魯迅：《360317 致唐弢》，《魯迅全集》第14卷，第47頁。

［62］ 魯迅：《351004 致謝六逸》，《魯迅全集》第13卷，第560頁。

［63］ 魯迅：《351029 致曹聚仁》，《魯迅全集》第13卷，第573頁。

［64］ 魯迅：《〈藝術論〉譯本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260頁。

［66］ 趙君豪：《中國近代之報業》，第33頁，申報館1938年版。

［67］ 菊華：《想對“左聯”說幾句話》，《巴爾底山》第1卷第2、3號合刊，193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