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喜儒：聽井上靖談孔子
巴金與井上靖
巴金在杭州讀《孔子》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對中國歷史情有獨鐘，他不僅寫了《天平之薨》《異域人》《蒼狼》《樓蘭》《敦煌》《洪水》《楊貴妃》《孔子》等中國題材的歷史小說，還多次到中國西部考察，寫了《西域之旅》《西域物語》《絲路詩集》等文學作品。
《孔子》是井上靖先生創作的最后一部中國題材的長篇歷史小說，其用時之長（先后二十年）、行程之遠（六次到中國考察）、查閱資料之多，在他所有小說的創作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之最”。在井上靖先生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構思與寫作期間，我有幸多次聽他說孔子、講《論語》。在他的娓娓道來中，仿佛孔子不再是遙遠的輝煌，而是漫步在悠悠歲月中的睿智師者，正微笑著緩緩走來。
一
第一次聽井上靖先生談孔子是在1982年6月20日，嚴文井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到風景如畫的箱根小住，下榻于小涌園飯店。當晚，井上靖夫婦從東京趕來，設宴款待中國作家。井上靖先生剛剛在東京參加了“新潮第十四次文學大獎”的授獎儀式，其新作——長篇歷史小說《本覺坊遺文》獲獎，大家舉杯表示祝賀。
《本覺坊遺文》描寫了日本戰國時代的茶人千利休和橫行天下的豐臣秀吉相互利用、相互斗爭的故事。為了寫好這本書，井上靖先生在史籍中鉤深索隱、詳細考證，還進行了社會調查，深入到年邁的茶道愛好者中間，出席各種茶會，觀察茶室、茶具的擺設和裝飾，從而了解老年人的心情，體驗茶道的氣氛，探索千利休的精神世界。日本評論家說：“這部歷史小說是井上靖先生醞釀十年才問世的杰作。它的誕生，把日本歷史小說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不過井上靖先生對此很淡然，他說：“我寫完一本書就算完了，至于怎樣評價，那是別人的事情，我要專心致志地構思新作品。我一直認為，如果一本書有五個人說好，那就肯定有五個人說壞，只是我沒有聽到而已。一本書必須經過讀者、時代、歷史的篩選，才有可能成為傳世之作。我認識到這一點也不容易，這應該感謝中國唐代的書法家顏真卿。
“中國有一部書叫《顏魯公文集》，收集了反對和贊成顏體的文章，兩方各抒己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一千多年過去了，顏真卿端莊雄偉、遒勁郁勃、大氣磅礴的書法流傳下來，深受人們的喜愛；歷史證明，顏真卿是偉大的書法家。現在再來看，那些反對顏真卿的文章起了反向作用，那就是使人們從另一個維度認識了顏體的藝術價值。日本歷史上也有幾個書法家，但沒有人反對，只是一味說好。從這點看，日本不是書法之國，而中國才是真正的書法之國。文學作品也是如此，一片贊揚聲，并不一定是好事。”
他喝了一口酒，繼續說：“十年前，日本學者貝冢茂樹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孔子的文章，引發我的興趣。從那時起，我開始讀《論語》，為孔子的人生理想深深感動、傾倒，進而開始搜集資料，醞釀著寫孔子。去年，我和妻子到山東的曲阜訪問，看了孔廟、孔府、孔林。孔子是一個思想家，不是宗教家，他的思想受到人們的尊重，流傳了下來，這是為什么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詳細地搜集了世界各國對孔子的研究，我發現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對孔子的理解和評價是不同的，但有一點出奇一致，那就是贊成孔子關于‘仁’的思想。日本人很喜歡孔子的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如滔滔的河水，滾滾而去。我認為人類創造的歷史就像這河水一樣，盡管百折千回，彎彎曲曲，但最終都會流入大海，也就是人類的共同理想。我要寫孔子，也要寫他的高徒顏回、子路，人物性格在《論語》里已經有了，但我還不能動筆，還要繼續醞釀、構思。也許最后寫不成，但我已經準備十年了。小說家總愿意講自己的創作計劃，總是野心勃勃，總想用一本書包打天下，但成功者似乎不多……”說完，他哈哈大笑。
二
第二次聽井上靖先生談孔子是在1984年5月，我隨巴金先生赴日本參加國際筆會大會。5月17日下午，應日本時事通信社的邀請，巴老與井上靖先生進行對談。
井上靖先生說：“把自己沒寫的小說告訴舉世聞名的作家巴金先生，簡直是匪夷所思，班門弄斧。但機會難得，我還是想跟先生說一說我的創作計劃。我在國際筆會東京大會的開幕式上講了葵丘大會，那是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在葵丘召集各國諸侯于祭壇前盟誓，約定黃河沿岸的各國不用黃河之水作為武器互相攻擊，史稱‘葵丘會盟’。春秋戰國，天下大亂，各國劍拔弩張，爭雄稱霸，血雨腥風，但在五百年間，大家都遵守這一盟約。這是人類的大智慧。孔子希望天下安定，并且致力于創建一個幸福的社會，使百姓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基于這個思想，他提出了‘仁’。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其根本要義是愛人，也就是尊重人、關心人。他把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將其確定為人們的道德觀念，這是很了不起的。當時還沒有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在那樣的年代，孔子就認為人類會在未來建立理想中的和平社會，這就是我現在要思考的，要寫的。”
巴老說：“我回到上海以后，想讀一讀關于孔子的書，或者孔子寫的東西。我小時候，每逢孔子的誕辰日，都要給孔子磕頭；在私塾念書時，每天都要背‘四書五經’，背不下來，老師就用竹板打手心。雖然要求背誦，但老師一點也不講，只是死記硬背，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
“漸漸長大了，家人時常用孔子的話教訓我。后來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開始提倡新文化，新文化運動號召打倒‘孔家店’，我很高興，很興奮。當時我很年輕，對反對封建禮教很贊成，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反感，在我的小說《家》中，年輕的主人公就有反孔的思想，我寫《家》的時候二十七歲。當時的社會與現在完全不同了，井上靖先生剛才講的我以前沒有考慮過，現在我應該冷靜地、客觀地重新研究孔子，期望從井上靖先生的小說中再認識孔子。”
井上靖先生說：“長期以來，人們把孔子當作千古圣人、一代宗師、萬世師表來頂禮膜拜，但我想把他當成一個普通人。兩千多年來，孔子一會兒被肯定，一會兒被否定，我個人的思想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但我現在肯定孔子，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三
第三次聽井上靖先生談孔子是在1989年5月，在他家的客廳里。
一天，蔣子龍先生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團員有管樺、林希、敖斯爾和我）去拜訪井上靖先生。當時，他剛剛寫完《孔子》，還處在創作的興奮中，故而興致勃勃地大談孔子。他說：“經過多年的醞釀、構思，孔子的形象呼之欲出，我開始動筆寫《孔子》。原來計劃在文學雜志《新潮》上連載，之后再出單行本，而且約定了第一次交稿的時間，但天有不測風云，就在交稿的那一日，我因食道癌住院動手術，稿沒交成，連受之父母的食道也被切除了。
“手術后的半年，有時住院，有時回家療養，這期間我還去歐洲旅行兩周，在瑞士過了八十歲的生日，目的是想看看自己身體恢復的情況，能否完成念念不忘的《孔子》。回國后，我馬上動筆，從1987年夏至1989年春，我用一年半的時間寫了五章約二十萬字，分二十一回在《新潮》上連載。”
井上靖先生很感慨，繼續說：“對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來說，遇到孔子是幸運、是幸福。我在青少年時代并未接觸過孔子，腦海中連一句‘子曰’也沒有。晚年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論語》，一下子著了迷，近十年來愛不釋手，思想在《論語》的天地間自由馳騁。到了八十歲，我又將《論語》改編為小說，但無論是寫作時還是研讀《論語》時，抑或到中國的山東、河南考察時，我的心情一直很愉悅。我能與孔子相遇，寫《孔子》，是一種緣分、一大樂事，現在終于完成了，激動之情難以言表……”說著，他拿出珍藏的孔子像給我們看，說是唐代的吳道子所繪……
1989年9月，新潮社出版了《孔子》的單行本，到1990年3月已再版二十三次。一部純文學的歷史小說，不僅榮獲“野間文藝獎”，還成為暢銷書，真是難能可貴，可喜可賀。
四
《孔子》的中譯本約十四萬字，1990年4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井上靖先生在《孔子》中文版《致中國讀者》中說：“孔子是怎樣一個人？如何評價他的人格教養？我認為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孔子是亂世造就的古代（公元前）學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論語著稱的美國克里爾教授與我國和辻哲郎博士把孔子稱為人類導師，這是最適當的評價。孔子的確是永恒的人類導師。”
井上靖先生原本計劃在1990年秋天率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團訪華，并于10月27日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聞訊很高興，想在與老朋友見面前履行諾言，把《孔子》讀完，所以他去杭州創作之家休養時隨身帶著《孔子》，有空就讀一段。遺憾的是，井上靖先生因病未能成行，并于1991年1月29日病逝。
巴老在病床上聽聞噩耗，非常悲痛。盡管因患帕金森拿不住筆，寫字十分困難，他還是在2月26日完成了《懷念井上靖先生》一文，發表在3月6日的日本《產經新聞》上。
巴老在回憶與井上靖先生長達三十年的友情和最后一次見面時的情景說：“一九八四年東京對談，我還保留了一盒錄音磁帶。當時他在寫關于孔子的小說，我們便談起了孔子。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我的老師是打‘孔家店’的英雄。我在封建大家庭中生活了十九年，從小在私塾中常常因為背不出孔子的書給打手心，長大成人又受不了要大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恪守本分的那一套規矩，我總覺得人們抬著孔子的神像在壓制我。在老友面前我講了些過去的真實印象。先生不加反駁，始終帶笑地談下去。最后我答應他的書出版后要認真地讀一讀。
“在去年十月等待他最后一次訪問的時候，他的書出版了，我得到一冊中文譯本，想起對談中的諾言，爭取時間讀完了它，我不由得發出贊嘆。他寫的孔子也就是我幼小時候把‘他’的著作和講話讀得爛熟的孔夫子，可是我到現在才明白這個孔子愛人民，行仁政，認為人民是國家之本！兩千幾百年以前就有這樣一個人，真了不起！在我們這個時代，花這么多時間和精力，把孔子放在原來地位上描寫出來，這就是井上文學。”
巴老最后說：“他走了，留下很多美好的東西。三十年并不曾白白地過去，兩個作家的友情也不會徒然地消亡，我們為之奮斗了半生的中日人民友好的事業將永放光芒。尊敬的井上先生，您永遠活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