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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為焦裕祿精神留下真實的文學記錄 ——訪作家高建國
    來源:《百家評論》 | 舒晉瑜  2022年08月04日07:47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作為民族史詩中的一個重要形象,經歷半個世紀的時代轉換,依然具有歷久彌新的魅力。

    焦裕祿精神是如何煉成的?其間經歷了怎樣的風風雨雨?在人民依然呼喚焦裕祿的新時代,怎樣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讓焦裕祿精神煥發出新的光彩?

    寫作《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軍旅作家高建國傾盡全力,幾乎動用了自己全部的經驗和積累。

    他先后16次趕赴河南尋訪、挖掘、查證,跑遍了焦裕祿工作生活過的大連、哈爾濱、博山等地,到中央檔案館和河南省、開封市、蘭考縣、尉氏縣、民權縣、博山區檔案館和焦裕祿紀念館查找資料,與知情者和見證人扎根懇談、深度溝通、據實核查,拿出了記者采訪挖掘的敏感和韌勁,加之領帥機關修得的宏觀分析與把握能力,做實際工作磨礪的研究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大河初心》完成了,這部58萬字的著作藝術而全面地還原和呈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跨世紀接續鑄造焦裕祿精神的波瀾壯闊歷史進程,為新時代推進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奉上一曲蕩氣回腸的壯歌。

    在北京舉行的《大河初心》研討會上,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創聯部主任彭學明說,讀《大河初心》這本書,他無數次淚流不止?!斑@部作品太直抵人心、太感人肺腑、太凈化靈魂了!我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我這么多年以來讀到的最感動人心、最直抵人心的報告文學,也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最完美的報告文學?!?/p>

    焦裕祿許多動人事跡和細節還不為人知,讀者了解的焦裕祿形象還是片面的,這是高建國寫作最初的動因。

    舒晉瑜:早在20世紀60年代您就讀過新華社記者穆青等人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為什么半個世紀之后您想到再寫焦裕祿?

    高建國:創作《大河初心》,于我而言,是對黨和國家精神大河的一次壯麗回溯,也是對自己人生奠基歲月的深長回眸。我最早知道焦裕祿,是在1966年春天。那一年,我11歲多一點,從父親訂的《支部生活》雜志上,讀到了穆青等人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完全沉浸在他感天動地的事跡中了。特別是當我讀到焦裕祿生命垂危時,在醫院對前來看望他的領導同志說,我活著沒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時,禁不住熱淚漣漣,哽咽失聲。精神的種子一旦悄然入心,焦裕祿便始終與我同行。從2000年起,我輾轉河南軍營十幾年,得以走進夢縈魂牽幾十年的蘭考。我隨部隊到黃河蘭考段參加過抗洪搶險,帶機關到焦裕祿墓前上過黨課,還與焦家子女有過接觸。也不知道是為什么,在河南期間,我就留心搜集有關焦裕祿和黃河的書籍、材料,寫《大河初心》時全用上了。那時我就發現,一些人筆下的焦裕祿不完全符合歷史真實,而他的許多動人事跡和細節還不為人知。這或許就是我寫這本書最初的動因吧。

    2014年5月,我寫了5000多字的散文《焦裕祿的家風》,《解放軍報》加編者按全文發出。軍報一領導說,看到這個稿子有喜出望外之感。創作這篇散文是我重寫焦裕祿的一次小試身手,讀者反響熱烈也為我著書埋下了伏筆。

    舒晉瑜:作為上個世紀60年代就誕生的先進典型,描寫焦裕祿英雄事跡的相關作品很多,焦裕祿已經被反復書寫。在確定重寫的時候,我想您一定有不可遏制的創作沖動和信心。寫作之初,您是否為自己設定了目標?

    高建國:2017年夏,我即將達到最高服役年限。退下來后時間多了,寫點什么呢?那些日子,我仿佛置身時光隧道,少年時嵌入心中的焦裕祿的形象又清晰顯現眼前。文藝創作喜生厭熟。我不是不知道寫熟悉的老典型的難度和風險,也清楚這是一次輸不起的創作,但這個影響了自己一生的偶像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私底下分析我有四點優勢:一是做過黨委書記,熟悉黨委會的議事決策程序和書記的工作方法;二是做過新聞工作,容易體察當年發現和宣傳焦裕祿的不易;三是從小生活在縣委、縣人委大院,熟悉黨在農村一線指揮部的工作和生存狀況;四是在焦裕祿戰斗生活時間最長的河南、山東工作了40年,人地兩熟,便于采訪。這些別人未必具備的有利條件,堅定了我寫出不一樣的焦裕祿的信心。

    作家出版社領導和責任編輯支持我的想法,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報請中國作協,經專家評議、書記處批準,《大河初心》列入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幾位著名作家、評論家與我切磋交流,出了很多好點子。創作中,當我看到一些寫焦裕祿的書有虛構杜撰和各種差錯時,我知道自己在占有史料和材料上已經走在前列了;寫作中我常常熱淚奔涌,我就知道這部作品肯定能打動人。

    焦裕祿通訊作者之一、新華社原副社長馮健,不顧年老體弱兩次接受我的采訪,扶病審閱書稿。他的女兒在電話中告訴我,老人家有空就翻看書稿,想到的意見在書上作了很多標記。我第二次見到馮健時,問老前輩對書稿有什么修改意見?他說沒有。我很意外,問:“女兒不是說您作了很多標記嗎?”他翻著畫滿紅線和綠線的書稿對我說:“她理解錯了,我是看到你寫得好,才在上面畫線的!”

    有文章表示,高建國對焦裕祿精神層面的開掘前所未有。新華社原副社長馮健的評價更為直接:“你采訪的深入扎實,遠遠超過了我們職業記者?!?/strong>

    舒晉瑜:16次到河南,最長的一次超過了1個月;還到過焦裕祿工作生活過的大連、哈爾濱、山東博山等地,包括中央檔案館、各地相關檔案館和紀念館;15次到蘭考,有14次去看望病中的蘭考縣委原新聞干事劉俊生……您還現場采訪焦裕祿愛人的弟媳、焦裕祿的侄媳婦,甚至采訪給焦裕祿治過病的中醫專家的兒子……《大河初心》是一部走出來的報告文學,采訪和敘述的耐心來自什么?

    高建國:報告文學重在報告,貴在文學。重寫焦裕祿要突出重圍,首先要為讀者奉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真材實料,使他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閱讀愉悅。這樣,作品才沒有魯迅說的“謀財害命”之嫌,老題材才能陡生新意、滿目璀璨。

    風景綺麗常在于險遠。經驗證明,越是疑竇叢生、山窮水盡之際,越是可能有大突破和豐厚斬獲之時。采訪之初我就發現,焦裕祿1962年底代理蘭考縣委第二書記主持縣委工作,1964年1月27日才當上縣委書記。此時,離他去世僅剩3個月零17天。他1963年5月任縣委第二書記時,省委組織部干部處建議派張漢儒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焦裕祿的蘭考上任之路為何這樣漫長?期間發生了什么?張漢儒又來自何方?熟知內情的原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剛以98歲高齡謝世,健在的老蘭考誰也說不清,偏偏河南竟找不到焦裕祿一份完整檔案。我對在省、市、縣三級檔案館和山東博山焦裕祿紀念館找到的4張任職報告表進行綜合分析,終于弄清了焦裕祿上任之路一波三折的過程,老戰友也幫我從省委組織部查明了張漢儒的情況。穆青等人寫的焦裕祿通訊,通過罕見自然災害、干部隊伍中消極錯誤思想和自身嚴重疾病3種考驗,成功塑造了焦裕祿光彩照人的高大形象。搞清焦裕祿為何赴任蘭考1年2個月方實至名歸,第四種考驗——崗位與職級的考驗又豁然在目。這些新的發現和書寫,不僅填補了中共黨史空白,而且成為直抵人心的精彩內容。

    采訪中破解重大疑難問題,是一個腳力腦力交替并用的過程。我用雙腳勘探未知,用頭腦搜尋遺珍,在聚沙成塔中靜候一個看上去毫無新意的題材從量變到質變、從老套到新穎。這種期待和渴求,成了我鍥而不舍堅韌前行的動力。

    馮健看了我反復修改的書稿后,欣慰地說:“我喜歡看京劇,如果說,當年我們采寫的焦裕祿通訊是京劇的一折,那么,你這個稿子就是京劇的全本;當年我們掘地一尺,你掘地百尺。你采訪的深入扎實,遠遠超過了我們職業記者?!?/p>

    舒晉瑜:有評論家認為,您對焦裕祿精神層面的開掘和內容設計是空前的,對焦裕祿精神層面的認識和理解高于以往對于焦裕祿的書寫。您認同嗎?您認為這種“高”是緣于什么?

    高建國:焦裕祿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中帶有基礎性、標識性的偉大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跨世紀接續鑄造、在新時代閃發出更加耀眼光輝的寶貴精神財富。習近平總書記講的“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五句話,是我們黨對焦裕祿精神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的概括,生動反映和體現了黨鑄造焦裕祿精神的最高水平與最新成果。躬逢盛世的《大河初心》正是在黨的創新理論指導下,站在時代高峰對焦裕祿精神成長史縱深回望的產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上個世紀60年代對焦裕祿模范事跡的宣傳,為剛剛擺脫三年自然災害陰影正在“爬坡”的共和國注入了強勁精神動力。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黨著眼新的使命任務和自身建設新的實際,大力弘揚并切實踐行焦裕祿精神,正是黨在治國理政中牢牢把握“國之大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體現。主旋律作品作為黨的意志、人民意愿和時代精神的反映,必然會隨著時代前進的步伐,對黨的精神譜系的嶄新創造及其引領下新的偉大斗爭實踐作出反映,這是時代發展和黨對焦裕祿精神鑄造不斷提高到新水平的必然結果?!洞蠛映跣摹穼乖5摼癫煌谝酝拈_掘、設計與書寫,對焦裕祿精神新認識、新理解的藝術呈現,歸根結底來源于此。

    置身新時代書寫新鑄造,需要有嶄新的視角。這就要跳出寫傳記、生平的窠臼,集中寫我們黨鑄造焦裕祿精神的長周期過程,從這個窗口進入,打開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對黨和國家幾十年的歷史作一個縱深透視。如此謀篇,一個人與一個政黨、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格局和氣象就出來了。

    書中寫焦裕祿蘭考歲月的第三章,屬于“正面強攻”。穆青等人寫的焦裕祿通訊早已成為經典,再寫焦裕祿如何獻身蘭考,無異于“叫花子跟龍王比寶”。我堅持缺失的內容寫全、概略的內容寫細、相同的內容寫新,既不與焦裕祿通訊“離經叛道”,又憑借新材料、新認知寫出讀者聞所未聞的蘭考往事與新風新貌,使這一章得以躍上書中的高地。

    舒晉瑜:這部書立體全面而且完整地展現了焦裕祿的人生軌跡,從家族寫起,材料詳實,能看得出來您寫作背后所下的功夫。但是在爬梳材料、辨別真偽上,也有一定難度吧?

    高建國:我是懷著賡續黨史的敬畏之心,重返歷史現場瀝沙揀金的。創作中,堅持吹糠見米、去偽存真,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焦裕祿在蘭考不坐縣委的小汽車留給老干部坐,自己騎自行車下鄉,這個故事流傳很廣。我從蘭考老同志處了解到,當時蘭考并無小汽車,河南省委明確規定,縣里不配小汽車。焦裕祿前任用縣交通局一輛嘎斯51卡車,換了一輛電影《南征北戰》里國民黨張軍長坐的那種美式吉普,走到哪兒老百姓都喊:“張軍長來了!”該書記坐美式吉普剛剛3個月,就被開封地委發現將車收走。我在蘭考縣檔案館找到當年縣交通局給縣委、縣人委打的報告,說局里賬物不符,少了一輛卡車,恰好印證了此事。我摒棄了這些附加給焦裕祿的虛假的東西,書中關于蘭考小汽車的故事,另有看點。

    有部寫焦裕祿的電影,人為設置了縣委副書記、縣長工作中給焦裕祿使絆子的虛假矛盾沖突。我調查掌握的確鑿史實證明,與焦裕祿搭檔的兩任縣委副書記、縣長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否則,焦裕祿也不可能站住腳并迅速打開局面。曾與焦裕祿共事的縣委副書記、縣長程世平撰文說,傳記影片是紀實的,電影里寫我這個角色跟焦裕祿對著干,叫人家怎么看我老程的人品呢?有個劇團為焦裕祿創作了一臺戲,在蘭考演了3場就被老干部叫停,問他們根據什么把縣委副書記、縣長寫成焦裕祿的對立面?編劇說是根據電影寫的。老干部說,你們去問問縣里的老同志和村里的老支書,沒有副書記、縣長的真心支持,干部群眾能擰成一股繩齊心治理“三害”嗎?焦裕祿這個典型能宣傳出去嗎?劇團與老干部座談并分頭下去聽取意見,回去認真作了修改。《大河初心》出版后,蘭考老同志給劇團編劇和飾演焦裕祿的演員捎去兩本書。兩人看完書后給老同志發微信說,他們很受感動。編劇后來聽了《紅船聽書》播講的《大河初心》,慨然寫道:“歷史最終是由人民寫的!民心所在,英雄不死!”

    由于年代久遠,一些老同志的回憶難免會出錯甚至“穿越”。這就需要認真核查。蘭考縣委原新聞干事劉俊生回憶,1963年6月,焦裕祿為推動抓典型召集公社黨委書記開會,會上兩次拿出《河南日報》,指著上面刊登的蘭考有關社隊的報道,啟發大家要學會典型引路和抓兩頭帶中間的科學工作方法。我到《河南日報》查閱存報,未發現劉俊生講的那些報道,便把那段時間《河南日報》關于蘭考的報道全拍回來與劉俊生對照回憶,使有關報道與焦裕祿例舉的社隊“對號入座”。對這些歷史過往,我堅持秉筆直書,為焦裕祿精神成長史留下真實的文學記錄。作品出版后,蘭考老同志托人給我發來微信:“最喜歡看的文章是穆青、馮健、周原寫的焦裕祿通訊,最喜歡讀的書是高建國的《大河初心》?!?/p>

    采寫中,高建國奔赴多地進行挖掘與查證,以新的視角為焦裕祿精神尋根立傳,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去偽存真。

    舒晉瑜:焦裕祿當武裝干部、搞地雷戰,當鄉長、當區長時對付土匪的經歷,很有傳奇色彩,這些內容我想多數讀者大概第一次看到。我們都知道報告文學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在既要還原歷史又要把握好虛與實的分寸,您的原則是什么?

    高建國:坦率地說,我不贊成報告文學創作借用影視劇“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理念。我認為,真實,是報告文學區別于其他虛構文體最顯著的特征,也是報告文學的魅力和命脈所在。如果失去了真實,報告文學的生命就結束了。

    魏、蜀、吳三國時期,蕪湖天門山以西長江上曾發生孫權挑戰曹操水軍的故事。《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引注《吳歷》載,孫權屢屢挑戰曹軍,曹操堅守不出,孫權乘船從濡須口(今安徽無為裕溪口)進入曹軍水寨察看,曹操命弓弩手不得放箭。孫權行五六里始歸,并向曹軍擊鼓奏樂?!段郝浴穼懙?,曹操見孫權乘船而來,乃令萬箭齊發,孫權見船一側中箭多開始傾斜,便令船掉頭,使“箭均船平”,安然駛去。兩書的記載,當屬那個時代的報告文學?!度龂萘x》把孫權到曹操水寨探營的事安到諸葛亮頭上,演繹出諸葛亮為心胸狹窄的周瑜所迫,立下3天造好10萬支箭軍令狀,借20條上置草把子的船,趁大霧到曹軍水寨前擂鼓吶喊引曹軍放箭,成就了“草船借箭”千古佳話。這種移花接木顯然是小說筆法了??梢?,古時紀實與虛構就是涇渭分明的。

    我認為,真實生動的細節是報告文學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基石,在事實上不容許想象和虛構。如果你以“小事不拘”為由編造細節,縱使感人,總有知情者,人家怎么相信你這個作品的真實性呢?這個口子一開,杜撰勢必如脫韁之馬,報告文學最本質的文學特征——真實,便被戕殺了。

    誠然,報告文學作家在信息獲取和文學轉換時,難以完全避免還原和呈現中的“損耗”。但杜絕虛構以保證作品真實性,是作家的藝術良心,也是一條必須恪守的重要原則。我在挖掘焦裕祿遷葬蘭考材料時,發現一些回憶文章說法不一。焦裕祿一位女兒也告訴我,當時,由于父親的棺木已破損,聽說在外面又套了一個新棺。事實究竟如何呢?焦裕祿長子焦國慶給我提供了一個細節:1966年2月,父親從鄭州遷葬蘭考時,大約是下葬時淋了雨,從墓穴中挖出的棺材已經損壞,修補后在棺材上打了三道鐵箍,重新刷了朱漆。蘭考焦裕祿紀念館有一張照片,從中可見焦裕祿靈柩放入遷葬蘭考的墓穴后露出一角,大小屬正常尺寸,上面有一排鐵箍,證實了焦國慶回憶的準確。資料顯示,焦裕祿墓穴長2.7米、寬1.1米,這個尺寸是放不下一口套棺的。我在蘭考縣檔案館翻箱倒柜找到一沓賬單,記載當年為焦裕祿購買棺材開支288.7元。這個數字使我意識到,之前所見所有關于焦裕祿棺材價格的回憶(有的講花了400元)都是不準確的。另外,也沒有發現再為焦裕祿購置新棺的憑證。綜合分析以上情況,我寫遷葬這一段排除了“套棺”說。有意思的是,我在蘭考檔案館發現的賬單,還顛覆了一個曾賺了我不少眼淚的細節:電影《焦裕祿》有一個鏡頭,焦裕祿的棺材放入墓穴后,錄音特技著意渲染鐵鍬鏟土砸在棺材上的“咚咚”聲,撼人心靈。不過,蘭考的賬單顯示,當時為焦裕祿修水泥墓開支270元。原來,棺材放進磚砌抹灰的墓穴后,上面還要蓋水泥墓蓋,然后再覆土,墓穴成為一個密閉的空間。因此,入葬后的棺材是不接觸土的。這一發現,減損了我心中電影下葬覆土情節的感人效果。你看,細節真實多么重要!

    毋庸諱言,在戰爭硝煙飄散70多年、見證人均已謝世的今天,要真實還原焦裕祿的武裝斗爭生涯,是困難的。我認真查閱地方黨史和有關軍史,從總體上坐實大的背景,依據相關文字記載,理出問題定向求證。包括實地踏勘舊戰場和故事發生地,聽取同焦裕祿并肩戰斗過的戰友后裔和烈士親屬及當地焦裕祿紀念館專家介紹情況,兩次赴濟寧訪問第一本《焦裕祿傳》作者、1994年曾采訪過熟悉焦裕祿早期斗爭經歷的老人及親屬的作家殷允嶺,聽他回放當年的采訪實錄,之后還就一些時間、細節反復與他溝通。我還數次到河南省尉氏縣查閱檔案資料,同專家和文史工作者切磋交流,到焦裕祿戰斗過的村莊實地考察。過去尉氏縣習慣于說焦裕祿1948年在該縣三擒三縱黃老三,我經過查證,決定寧可犧牲一點故事性,也要如實寫三擒兩縱黃老三。

    不放過一個疑問,孜孜矻矻在歷史風塵遮蔽處尋覓,所涉之處力求野無遺珍,是我創作中始終秉持的信條。山東省商河縣和惠民縣各有一個油坊張村。1947年,焦裕祿先后在這兩個村參加過土改復查和南下干部大隊整訓。有位研究焦裕祿的專家在惠民縣油坊張村未找到人證,便認定焦裕祿參加整訓是在商河縣油坊張村。我翻閱焦裕祿南下戰友的回憶文章,都講是在惠民縣油坊張村,便到該村找3位最年長者座談。生于1938年的老黨員張秀儉說,當年宣傳焦裕祿,村黨支部書記張玉昌告訴他,焦裕祿在村里整訓就住在自己家。焦裕祿出生后沒改過名字,報紙宣傳他時登出照片,張玉昌自然會認出來。一段懸疑終于破解。

    舒晉瑜:您筆下的焦裕祿,是一個可親可信又可敬可愛的人,他并不完美,也有缺陷、不足,您在寫作中沒有回避問題和爭議,寫出了立體、真實、飽滿的焦裕祿,在寫作中,您秉持怎樣的理念?

    高建國:焦裕祿不是天生完美的楷模,他也有血有肉,成長過程中和普通人一樣有過缺點不足,走過彎路。他被日寇抓到東北挖煤死里逃生回到家鄉,為解決生計和找隊伍打鬼子,誤打誤撞被同鄉領到“第四方面軍”,但很快就發現這是一支魚肉百姓的漢奸隊伍,第4天早上就從廁所翻墻逃走。參加革命后,工作中比較急躁,還有些粗疏。就是在他已經成熟并擔任蘭考縣委書記后,也還因同意動用救災代食品頂換糧食補助干部,受到省委通報批評。我覺得,英雄也食人間煙火,即使對他們的缺點錯誤,也沒必要回避。過去有些文藝作品寫焦裕祿為救助群眾鋌而走險,違反國家糧食統購政策派人到豐收地區買糧,受到上級通報批評。這種“為楷模諱”而有悖歷史真實的寫法,不是報告文學作家應取的態度。我看到河南省委的通報原件,開始也感到挺棘手。缺衣少食的困厄年代,人民公仆從饑腸轆轆的百姓口中奪食,這事兒怎么寫?。亢髞砦蚁耄乖5摬皇谴耸碌氖甲髻刚撸斂h委副書記、縣長程世平根據地委“在安排好災民生活的同時,干部有困難也要解決”的指示,提出拿出部分糧食補助機關干部時,焦裕祿想到縣直機關27名干部因病餓非正常死亡,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便在常委會上同意了這一提議。不過,此議未及付諸實施,即被上級調查此事的工作組阻止。焦裕祿病重入院后,主持工作的程世平頂風發放補助糧,鑄成大錯。當我看到省委通報發出之日距焦裕祿辭世僅有兩天,頓覺百感交集。在黨和人民共度時艱的困難歲月,作為重災區的縣委書記,要在嚴守政策規定與從實際出發的兩難選擇中走好鋼絲,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統一起來,真是太難了!如實寫出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不僅不會損害焦裕祿形象,反而會使讀者感到更真實、也更感人。

    書中寫到了焦裕祿第一次婚姻的變故,而且恰與開國后干部隊伍中出現的“離婚潮”同期。對一個堪稱道德模范的典型人物來說,寫婚變顯然是個敏感點。我查閱有關材料,詳詢當年宣傳焦裕祿時曾到博山采訪過其前妻的劉俊生,同聽焦母講過離婚內情的焦裕祿侄媳婦交談,弄清焦裕祿南下3年才回到家鄉,準備把前妻接到河南時,前妻提出離婚。焦裕祿不同意,但前妻去意已定,當晚就把家中物品收拾一空。焦裕祿向組織報告經批準離婚后,前妻很快重組家庭。顯然,婚姻破裂女方起主導作用。我從走出十萬南下干部大軍的山東省檔案館發現,1947年到1948年,山東解放區黨組織因執政資源匱乏,無力兜底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顧之憂,妻子逃荒要飯、被迫改嫁乃至非正常死亡導致家庭破裂,幾成南下干部之殤。書中寫了1948年4月,山東一批南下干部帶著“憂妻”重負到達河南濮陽隨營學校,當兼任隨營學校校長的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給大家作報告時,收到臺下傳上來的一把條子,其中呼聲最高的居然是帶著老婆去從軍!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婚變,既真實感人,也于英雄無損。

    舒晉瑜:全書結構非常講究,前三章講焦裕祿的人生歷程,后四章圍繞焦裕祿精神的形成和傳播展開,能談談您在布局謀篇的構思嗎?

    高建國:這部作品的總體構思與框架搭建,既有因形就材的“巧雕”布局,也有進退維谷的無奈選擇??赡苣呀涀⒁獾搅?,本書的序章很長,一般都沒有寫這么長的,這是由作品內容的特殊性決定的。蘭考東壩頭是黃河迄今為止最后一次大改道之處,也是毛澤東主席1950年代兩次蒞豫考察黃河登臨過的地方。這些材料很珍貴,但全放在書中不好處理,于是決定寫一個大序章,以黃河和東壩頭為意象,從1855年黃河在蘭考銅瓦廂決口開篇,以黃河中下游的歷史人文為襯托,傾情潑墨書寫毛主席1952年10月和1958年8月兩次考察蘭考東壩頭的經過,接著以寫意與工筆相結合的手法,寫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3月在蘭考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親臨東壩頭視察的情景。時隔一個甲子,黨的兩代領導人為了人民的福祉與安康,先后考察見證了黃河苦難與新生的東壩頭,向天下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治國安瀾中一肩系天下安危的博大胸襟和耿耿初心,具有動人心弦的力量。這一章還利用東壩頭與焦裕祿的因緣際會,把他與黨的兩代領導人自然聯系起來,奠定全篇的基調,既提升政治站位,又賦予作品濃重的黃河文化底色。序章這樣處理是形式服從內容的需要,是對特殊材料的量體裁衣。

    前三章寫焦裕祿的人生歷程,是一個自開筆以來令我糾結至今的安排。前兩章寫焦裕祿青少年時代和投身工業戰線的奮斗歷程,雖然有參加武裝斗爭和由外行變內行等比較新鮮的內容,但難以擺脫傳記作品容易產生的“人物成長的長胡同”的影子。我曾多次考慮打亂重構,一、二章的內容不單獨立章,序章之后直接進入第三章內容,用倒敘、插敘和閃回的辦法,把一、二章的內容穿插在第三章以后的部分。這樣結構上比較緊湊,全書字數也可減少。但問題是需要回過頭來說的東西太多,反復切換難免給人以凌亂之感,有些生動的故事和細節也要忍痛割愛?,F在結構的好處是,人物發展的脈絡很清晰,利于展現主人公及其精神的成長。有些評論家和許多讀者感到,焦裕祿的武裝斗爭生涯挺新鮮?!侗本┩韴蟆贰短旖蛉請蟆愤B載都是從第一、二章開始的。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認為,高建國有很豐富的非常扎實的黨的領導工作經驗,這對于寫焦裕祿是特別重要的。

    舒晉瑜:作家柳建偉認為,《大河初心》是迄今為止文藝作品對焦裕祿精神最全面、最真實、最深刻、最有力度之集大成式的闡發。對焦裕祿的經歷、事跡和精神層面,有如此綿密的深入的體會和開掘,完成后您是不是覺得寫透了焦裕祿?

    高建國:這是知名作家對我的鼓勵罷了。前面說過,習近平總書記五句話的精辟概括,是對焦裕祿精神本質最集中、最準確、最透徹的闡發,豐富了黨的宗旨和精神譜系的內涵,是形神兼備、呼之欲出的大河初心。努力反映中國共產黨鑄造焦裕祿精神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是《大河初心》創作的題中應有之意。馬克思說,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讀者感到作品有裨于他們對焦裕祿精神形成過程的了解特別是精神實質的理解,這首先得益于書中對黨的最新鑄造成果的形象化詮釋,同時也是以此為指針奮力開拓的結果。

    創作中,我努力發揮后發優勢,力求站在巨人肩上瞻前顧后,沿著穆青等名家“筆落驚風雨”的焦裕祿通訊開辟的道路,進行新的拓展和創造。為了真實還原歷史,我走遍焦裕祿所涉物理空間,還努力向焦裕祿精神輻射的更大范圍探求,做到尋訪無禁區、踏勘無空白。我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把許多新的發現和矯枉成果展現在書中,但不敢奢言已經寫全寫透。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是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認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書寫。作家不是這種書寫的終結者,他只是精神傳承鏈條中的一環。

    探訪挖掘中,高建國掌握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實,廓清了若干模糊不清的不實之說。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認為,這部作品是對焦裕祿精神展現得最新鮮、最獨特、最精細的一部書。

    舒晉瑜:最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人們認識焦裕祿的過程竟然如此曲折。在采寫過程中,您是不是也有很多意外?寫完這部58萬字的作品,您愿意如何評價焦裕祿?

    高建國:焦裕祿是深受蘭考人民愛戴的好干部,省、地領導對他英年早逝十分痛惜,1964年5月16日,焦裕祿在鄭州下葬時,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率有關領導同志冒雨參加追悼會。不過,焦裕祿是第一個未經各級黨委推薦、由記者發現并走向全國的重大典型。1965年底,焦裕祿事跡通訊初稿形成后,穆青等人向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匯報并得到支持,但未及與開封地委和宣傳部溝通。1966年1月,修改后的焦裕祿通訊送到河南征求意見,地委某部部長和蘭考縣委書記持反對意見。這種分歧在“文革”中演化成一場嚴重斗爭。大河奔流從來不是筆直的,偉大精神的形成和問世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作品真實再現這段風雨歷程,意在幫助人們了解并加深對焦裕祿精神和黨的精神圖譜形成規律的認識,具有獨特的文史和文學價值。書中對歷史是非曲直不簡單臧否,而是設身處地寫出反對者的理由及思想轉化過程。對他們26年后聯袂赴蘭考悼念焦裕祿的描寫,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些曲曲彎彎的支流終將匯入波瀾壯闊精神大河的世道人心。

    對這段歷史曲折,開始我想回避。第七次去蘭考,焦裕祿在蘭考工作時的縣人委辦公室主任、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蘭考縣委原副書記樊哲民對我說,沒有張欽禮,就沒有焦裕祿;沒有焦裕祿,就沒有張欽禮!這使我感到震撼。我重新審視這段悲劇性的歷史,發現這場綿延幾十年的爭論和斗爭,實際上是鑒別和淬煉焦裕祿精神的交鋒,也是焦裕祿精神在歷史螺旋中不斷升華進而春風化雨灑江天的過程。拂去歲月風塵,你竟會看到那么多令人或驚愕、或沉重、或感慨的歷史片段,掩卷沉思,可以更好地理清偉大精神的前程來路,從而更加珍惜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再現這段歷史還利于在滄海橫流中凸顯人物性格,增強作品的文學性和可讀性。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英雄模范浩如星辰大海,但像焦裕祿這樣時隔半個多世紀一再被歷史喚起并至今為人民所深情呼喚的楷模,卻并不多見。書中寫到,比起當年“那些為了解救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活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跟敵人干,死時腸子被敵人扯出來掛在樹上也不皺眉”的“鐵疙瘩似的共產黨”,蘭考老百姓覺得焦裕祿“似乎更善解人意,更知冷知熱”。他“喊著爹叫著娘為百姓服務”的嘉行懿德,閃發著民族美德和人性的光輝。所以我認為,焦裕祿是把黨的宗旨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完美融合的典范。

    舒晉瑜:作品的細節豐富,情節生動,情緒飽滿,寫得跌宕起伏,既有報告又有文學。您是如何把握細節的?與過去的創作相比,在創作手法和技巧上是否有所突破?

    高建國: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報告文學以情動人,不是靠作者率性抒發,而是要把深沉的情感寓于富有感染力的細節中。思想為王,細節制勝,最純潔的靈魂、最真摯的情愫都蘊藏在細節中。我翻閱過一箱兩千多萬字的叢書,在一份影印的殘缺不全的錄音整理稿中,發現了張欽禮1966年在廣東省軍區作報告講述焦裕祿母親的一個細節:

    焦裕祿在鄭州病逝和下葬時,李星英沒哭。縣委領導來看她,相約誰都不許哭。見面后,大家問聲“老母親好”,淚水就憋不住了,一個個竟然嗚嗚地哭出了聲。老人勸幾個縣領導:“同志們,不要哭,哭是沒有用的。”

    過了幾天,老人問縣領導:“裕祿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了嗎?”縣領導說:“完成了,完成得很好,很出色。”老人又問:“裕祿對得起毛主席了嗎?”縣領導說:“對得起啦,很對得起毛主席啦!”老人點點頭,眼圈紅了。

    過了一段時間,待老人心情稍稍平復后,有人問她當初為啥不哭?老人說:“俊雅還年輕,又帶著6個孩子,將來所有的事都要靠她一個人。我在那里哭,俊雅怎么活呀!”

    這個細節寫入書中,與前面寫焦裕祿遷葬蘭考時,李星英強抑眼淚,一直緊盯著幾欲頭撞棺材隨焦裕祿而去的徐俊雅,遷葬儀式結束后,李星英讓孫兒們用一輛架子車拉著她重返墓地,抱著兒子冰冷的墓碑,嘶啞而無力地喊著:“祿子,這是咱娘倆最后一次在一起說話啦!娘老啦,走不動了,以后再也不能來看你啦……”的場景,還有焦母返回山東老家,在博山八陡火車站一下車就癱倒在地,手摳黃土哀號“我的兒呀……”的痛哭組合書寫,打造“兩哭兩不哭”的情感板塊,在對比和關聯中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僅成功塑造了英雄母親的感人形象,而且使英雄的美德有了來路和根。

    創作中我更加注重細節的采擷與運用,借鑒詩歌“復沓”修辭手法,擇取細節在書中不斷重現。如多次寫到焦母從小給孩子哼唱的“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歌謠,形成層層遞進的“細節潮汐”,收到了輕濤舐岸、潤物無聲的效果。

    在兩個100年交匯的時候,特別需要我們的領導干部發揚焦裕祿精神,這就是焦裕祿精神在當今的重要意義。

    舒晉瑜:閱讀《大河初心》,不亞于一堂全方位的黨性教育課,給讀者提供很多寶貴的精神力量。尤其是當下,如何傳承焦裕祿精神,您有什么建議?

    高建國:傳承焦裕祿精神,是我們黨建設永恒的課題,也是全社會民族精神和道德教育的一項長期任務。這方面,我有三點建議:首先,領導干部要帶頭學,以身示范當好表率,形成頭雁高飛群雁隨的良好效應;其次,要建立和形成有效促動機制,樹立先進典型,完善評價體系,形成有利于持久有效傳承的制度保障;再就是,要利用現代傳媒搞好多種形式、多種渠道的傳播。要拓寬宣傳內容,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特別是要搞好對行業和青少年的教育,我自己就是少年時學焦裕祿的受益者。3月份開研討會時,有專家提出記者要讀《大河初心》,學焦裕祿精神也學穆青無私無畏宣傳楷模的風骨,這不失為傳承焦裕祿精神的好渠道。

    舒晉瑜:作品通過豐富詳實的資料和脈絡清晰的敘述,描述焦裕祿精神成長和焦裕祿精神在新時代的價值和意義,您怎么看待焦裕祿對于當下的現實意義?

    高建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途中,中國共產黨肩負著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繁重的任務和光榮的使命,人民也熱誠希望有更多焦裕祿那樣的優秀領路人和孺子牛,帶領他們去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鞍傩照l不愛好官?”習近平總書記《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中的這句詞,道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民始終在深情呼喚焦裕祿的根本原因,也彰顯出焦裕祿及其精神的當下價值與意義。

    蘭考有1963年9月焦裕祿手扶樹干照過相的“焦桐”,這棵中國存世時間最長的泡桐王,被視為焦裕祿精神的象征,成為人們心目中扶正祛邪的“神”。中國歷史文化中,那些被神話的英雄人物,總是以百姓最喜聞樂見的形式,傳導和折射出一個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心理,從而具有了永不衰竭的價值和恒久的生命力。焦裕祿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旗幟,在他身上最徹底地體現著黨的宗旨和初心;焦裕祿是貫通黨和人民血肉聯系的一座橋梁,黨員干部都像他那樣竭誠愛民、勤政為民,黨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焦裕祿是最具人格魅力的道德模范,黨員干部像他那樣清正廉潔、大公無私,就會引領和帶動社會風氣向善向好。世代企盼清官善治的淳樸善良的人民對焦裕祿式的人領導干部的熱烈憧憬,焦裕祿精神蘊含的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密碼,都寄寓在神州大地海晏河清的美好圖景中,成為激勵一個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深厚力量。

    多年的工作積累與生活甘苦,成為高建國與歷史和人物對話的底氣。

    舒晉瑜:作為軍旅作家,您認為部隊生活給您帶來了什么,先前的《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也獲得很多好評,可否談談您的創作經歷?

    高建國:我也曾是個文藝青年,1974年開始在報上發表一點雜文和散文。1977年,我為一位老領導代筆,在《光明日報》東風文藝副刊頭條發表散文《紅日照征途》,還寫了散文《延河朝霞》和報告文學《桑榆情》。1985年寫了中篇報告文學《小靳莊的沉浮》,翌年寫了中篇報告文學《綠色羅曼》,后應作家出版社之約擴展為長篇,以《當代中國軍人婚姻透視》為題出版。1988年2月,我在《解放軍文藝》發表中篇報告文學《本世紀無大戰》?!段乃噲蟆奉^版頭條消息寫到時任總政文化部部長徐懷中對這部作品的關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了作品梗概,《解放軍報》發表署名譚健的評論文章。大約23年后,我在北京開會遇到《解放軍報》總編輯譚健。一問,他正是當年那篇文藝評論的作者。1988年10月,《本世紀無大戰》獲百家期刊“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二等獎,同年獲《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獎。此后我轉入黨委文秘部門易地筆耕,業余創作戛然而止。這一去,就是27年。2015年我重溫舊夢,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獲第六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此間還寫過一些短篇報告文學和散文,但《大河初心》之前真正的熱身之作,還是《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

    我當了一輩子業余作者,青年時代雖未能遂愿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但多崗位歷練豐富了閱歷、開闊了視野。對于寫作者來說,人的所有經歷都不是多余的。每個作家的書寫,都會留下自己的人生屐痕和職業印記。職業軍人對于黨和國家及人民的責任,參加抗震救災等非戰爭軍事行動,鍛鑄了我的忠誠、堅毅,錨定了我寫紅色題材的文學坐標,也賦予我嚴謹求實和守正創新的追求。寫《大河初心》時,多年的工作積累與生活甘苦,成為我與歷史和人物對話的底氣。寫這部作品要求有一點政治和經歷資質,作為出場入戲的“導演”,我沒說外行話,這得益于崗位和工作經驗的饋贈。

    舒晉瑜:我想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與您幾十年的積累有關。您覺得自己的創作多年來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高建國:我始終是徘徊于文學殿堂之外的“門外漢”,駁雜的人生賦予我豐富職業積淀的偏得,而寫這本書就是對我人生歷練和修養的綜合檢驗。我差不多動用了自己全部積累,包括當記者采訪挖掘的敏感和韌勁,在領帥機關修得的宏觀分析與把握能力,做實際工作磨礪的研究解決問題的思路、對策,等等。正像一位寫過焦裕祿傳的作家說的,寫焦裕祿這類題材是雙向選擇,作家選擇題材,題材選擇作家。

    如果說,這些年自己的創作有什么變化,恐怕最大的變化還是更加注重思想的鍛鑄,并作為一種文化自覺來強化。作家首先是一個思想家。重大題材報告文學要堅如磐石、深邃厚重,最終還是需要借助思想的力量。這就需要作家具備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和分析問題,有獨到犀利的眼光,能夠洞察歷史流變透視和剖析各種社會現象?,F在有的作品看上去散,恐怕不光是個結構問題,而是與缺少思想力量有關。沒有遒勁思想紅線的貫穿和寬廣思想平臺的盛放,那些林林總總的材料勢必會成為零珠散玉,光靠外在的結構框架,是無法把作品渾然一體統御在一起的。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借助語言才能飛起來。這本書寫作中使用過多種風格的語言。比如,在寫書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變奏時,就使用了政論、哲理、文學三金鑄一的語言。因為不這樣寫,就缺乏表述命運沉浮的力道和況味。

    舒晉瑜:可否談談您接下來還有怎樣的創作計劃?

    高建國:我會選擇熟悉和有價值的題材,寫些中短篇作品,還將寫一部反映革命戰爭題材的長篇報告文學,像寫《大河初心》一樣,積數年之功,磨一劍之利。我將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