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近現(xiàn)代的詩詞，文學意味不必都濃厚，實用層面倒不便忽視，人們常以它為敘述生活或交流思想的工具。我們總能在近人日記、書信集中讀到自創(chuàng)的詩詞作品。此時，優(yōu)劣之分并不特別重要。或者說，技巧平常者必多，而精美的華章較少。因為作者本人未必把精工深穩(wěn)、意內(nèi)言外當作最大的追求。倘若創(chuàng)作之際，并不預先計劃將來編集出版，就更不會有什么心理負擔了。作者造句命意之時，可能因不同的創(chuàng)作情境，在修辭與表意之間調(diào)整游移，有所側重，但最終只想取得意思與情辭的綜合效果——及格即可，良好尤善，至于優(yōu)秀，那是妙手偶得之的事，原不必時時苦求。

況且世代推移，詩詞這類文體早已社會化，以至社交化了，確實不能拿唐宋名家的標準，去衡量近世作家心里的優(yōu)劣等差。他們所謂“好”，未必是能流芳百世，而可能在于圓融流暢；“壞”，也未必都在失粘落韻犯復這些不難修改的小毛病上，而可能在于成品的綜合效果不大夠瞧。這種“彼亦一是非，此一亦是非”的話，聽來像在為近世的古典詩人解嘲。幸虧他們雖不總以講究為第一要務，畢竟仍然身處綿長的文學傳統(tǒng)之中，徹頭徹尾地“不講究”，也難。

最近出版的《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趙林濤、顧之京校注，中華書局2022年1月版）中，約有五十余通論及創(chuàng)作，紙尾常附有顧隨自作的篇什，詞更多些。又有些師弟二人推敲作品的片段，可惜周汝昌的信未能保存，周作諸篇均不得見。僅就文學意義來作價值判斷，此集中的顧隨作品當然不如半世紀前的清季四家，也不如二十年前的王國維，涵泳尋味的余地并不很大，原因或如上述。可兩人往復“講究”的過程，倒是難得的好材料，便于讀者揣想詩詞怎樣才算及格。當然，預先說明，世代又已推移了七八十年；他們想要“及”的，是那個時代的格。

譬如，依據(jù)典故，湊泊成“祭鶉”那樣的詞，顯得牽強，就不行（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顧隨致周汝昌信）。不想著用典，典故自己從手腕底下冒出來，自然無妨；為了表達，搜索枯腸找一個典故，憋成“慚愧旌旗擁萬夫”（應是從辛棄疾“壯歲旌旗擁萬夫”移來）之句，也不妙（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顧隨致周汝昌信）。此外，修改作品時，若嫌用詞不穩(wěn)而要改換，不能只管自己愜意，而不考慮讀者是否誤會。“思想與筆墨不免時時露痕跡”，便不夠云蒸霞蔚，也須收斂注意（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顧隨致周汝昌信）。（或者因此，“夜半心弦不住鳴”，要改為“瑟瑟鳴”）還有，“九陌晴初尚有泥”固然不好，把“有”改作“碾”，也不恰當，因為聲音太啞，云云（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七日顧隨致周汝昌信）。

顧隨很少向周汝昌解釋為什么。他很喜歡這位學生，說是“年將五十乃得玉言”，大加推許。不解釋，是因為沒有必要。在讀、寫兩端未曾切斷的時代，只要基礎扎實，有足夠的創(chuàng)作實踐，自能知道佳構與惡詩的差別。顧隨顯然相信對方一點就通，懂得刻露之句何以寒磣，上聲的字放在哪兒會啞火。

到不了好的境界（或者也如前述，并不永遠追求“好”），乃是常態(tài)；然而，至少要反復修改，繞開壞的深坑。這至少是一種素養(yǎng)。在那個新舊渾融的時代，它還不算珍稀。

依我說，更珍稀的，倒是誠懇。前舉各種句例，多數(shù)出于顧隨的自我批評。他既接受周汝昌的意見，也會自斟自酌地修改作品，他常說，“心少余裕，寫作俱不能佳”，“前寄拙詞二章俱不佳”，“昨得五律一首，亦不佳，茲不錄”，“前三章都復不佳”……只偶爾才肯自陳近年作詩略有進步，或者一篇里有一兩句比較精彩。

“能寫”和“寫好”是兩件事，“修改”和“改好”也差不多。推敲的樂趣與成功的喜悅不必兼得。顧隨不吝惜自己的作品，全無文過飾非的想法，可能也不以“定稿”為要務。改過一兩遍還不行，信里就沒了下文，也許覺得失敗是常事，挽救不了的何妨拋去。居今之世，寫作的余裕更少，一年也織不出幾個成篇。寫出來的玩意兒差在哪里，心里當然都清楚；可要承認它們“不佳”，甘心下回重來，立即就難以割舍了。因為做不到，才尤其覺得可敬，素養(yǎng)的差異不止在腹笥。

以性格論，顧隨不算是樂天派。謀生之難，家事之繁，病軀之勞，都是他常常感嘆的話題。從信中偶然露出的消息來看，人事浮沉、風氣澆漓，也是每一個時代里都有的事，困擾著每一個平凡的人。他肯定非常癡迷古典文學——讀其詩詞講記，幾乎是以自己的生命與古代詩人的哀樂共燃燒——而在創(chuàng)作的層面，卻顯出一種融注了誠懇的豁達。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信，大約因為周汝昌問長調(diào)如何作，就示范了一首《風流子》，但又不自滿意，覺得學不像周邦彥，倒學成了吳文英的味道，十分別扭。隨后說：

此等詞傷元氣損神明，與苦水甚不合勢。作文寫字要于古人中發(fā)現(xiàn)自己，旁人只可贊助印可，即無他山之攻，仍可自悟自證。

那些“不佳”的小令，他總愿意思索修改，而面對于自己“不合勢”的長調(diào)，就并不勉強。所謂“于古人中發(fā)現(xiàn)自己”，也就是要在讀文學作品時反復思考，先辨明喜歡什么、厭煩什么，再思考自己何以有這樣的好惡，由此決定進一步修習的路徑。讀與寫，看上去像是通過訓練而掌握技能的過程；而“學讀”“學寫”，其實是在學著辨識自己的性情。大體認識自己，方能于天性所近之處多加培養(yǎng)，力求高華；于秉性不耐之處及早退避，因為強扭的瓜不甜。從顧隨寫給周汝昌的信判斷，師弟二人填詞取徑頗不相同。學生請求示范，他就也大大方方地作了，只是說：我不喜歡，所以做得不好；你若明白了自己喜歡什么，何以喜歡，自然能用對功夫，未必需要他山之玉來敲打，也不必求前輩作范文。

通信談論詩詞作法的那幾年，顧隨已是知命之歲，周汝昌還未及而立。得此高徒，他十分高興，可批評起習作來也不客氣。“清新有余，沉著不足”“心思過密，雕鏤過甚”“但少生辣之致”之語，時或一見。剛猛痛快一路，或者本非青年周汝昌的選擇，而老師愛他，便望他學得更全更好，“不為”則可，“不能”就可惜了。

這份誠懇何以如此親切，不讓人面上作燒呢？ 那是因為他把所有“不佳”的酷評都留給了自己。對學生的作品，總是呵護為主，先說完“大體尚好”“極見功力”“筆意清新”“真有進益”，才舍得批評。

師長呵護培植，也許只覺得理應如此，而學生或許久久記得這舞雩臺上的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