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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亞子《北行日記》1949年3月19日記載：余提議開除梁漱溟；決議由秘書處撰文申斥，并聲明斷絕關系，差強人意。（注：此處開除，為柳亞子建議民盟中央開除梁漱溟的民盟盟籍。）

此記錄相當突兀，因此時梁漱溟任民盟秘書長，學術成就很高，而且突然如此，與柳氏《北行日記》的風格及主要思路相悖，實在是值得推敲。問題在于柳、梁二者之前關系一直不錯，為何竟突然如此。

查1949年之前梁漱溟同柳亞子的關系，并不糟糕，甚至說兩者是同一陣營的戰友。如《聚焦臺前幕后（下）·親歷者說出的歷史真相》中記載：“梁漱溟還與在港名人何香凝、廖夢醒、柳亞子、陳翰笙、彭澤民以及著名文化人茅盾、夏衍、金仲華等取得了聯系，他們均承諾支持梁漱溟辦報。”史飛翔在《有一種沉默叫驚醒》寫道：“1942年1月3日下午，梁漱溟、陳淑芬的婚禮在桂林市區一家旅館的宴會廳舉行……然后由著名詩人柳亞子和戲劇家田漢先生宣讀‘賀婚詩’。”《桂林文史資料（第11輯）》中也記載：“1944年5月28日，亞子五十八壽辰。桂林文化界共百余人，在社會服務處禮堂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慶祝茶會，田漢同志主持并講了話，還有金仲華、宋云彬、朱蔭龍、千家駒、熊佛西、林礪儒、梁漱溟等先后發了言。認為先生具有‘敢怒、敢罵、敢笑、敢哭’這一革命詩人的本色。”這一些論述充分證明柳亞子同梁漱溟之間關系算不錯的。

二人的分歧源于梁漱溟在1949年1月至3月發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一篇重要文章是《過去內戰的責任在誰？》，發表于1949年1月22日的《大公報》上。這篇文章主旨有二：一是“過去內戰的責任不在中國共產黨”，二是“今天好戰者即已不存在。全國各方應該共謀和平統一，不要再打！”第二篇是《論和談中一個難題》，發在1949年2月13日《大公報》上，梁漱溟提出：“第一、凡事國民黨之在高位者，應表示負責精神，自認作事失敗，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一律隨同蔣先生下野，閉門思過。第二、國民黨這樣做了之后，共產黨應宣布三年作戰，事非得已。今后只要各方講理而不用兵，共產黨愿以政治方式解決一切問題，達成改造，絕不用兵，以免重苦人民又毀國家。第三、在國共兩方之外，公推信譽素著之公正人士（五人或七人），負責邀集證人采集證據，考察過去事實，確定破壞和平造成內戰慘劇者究是哪些人。”還有第三篇《敬告中國共產黨》，發于1949年2月13日《大公報》，指出“從正面說，就是須要容納異己；從負面說，就是不要用武力”。

梁漱溟認為解放戰爭的主要責任不在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目前在高位者應當承擔責任，主動認罪。但同時，梁漱溟高估了第三種勢力的力量，認為他們可以主持大局，超脫于國共兩黨之外，因此才建議由第三方面出面，積極參與政治。這樣的精神設想在當時沒有實現的可能。

實際上，三年前，即1946年舊政協召開期間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清楚說明了除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方并沒有多少生存的空間，甚至包括宋慶齡這樣地位的民主人士也基本上無法左右政治格局。而時間到了1949年時，這樣的情況并未發生改變。因而，民主人士并沒有第三條道路，梁漱溟問題主要出自于此。

觀柳亞子《北行日記》，則可以看出與梁漱溟大相徑庭的另一番味道。1949年3月7日，“下午，偕子化、亞明同乘公路車赴萊陽，宿于三里莊軍屬馬大姐家，其夫李正滋，參軍已五載矣。馬略識字，能言擁護毛主席八項條件，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文化水準之高，可以想起。”1949年3月8日，“余被推講話，大呼‘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興奮至于極度矣。”柳亞子和梁漱溟的態度截然不同。

因而，兩人此時的政治態度發生了重大分歧。事實上，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早已經證明第三條道路是“死路一條”，梁漱溟這樣的態度成為其他民主人士批評的對象，顯然也就不足為奇。

當然，梁漱溟最終還是被邀請至北京，參與建國籌備相關工作。

（作者系柳亞子紀念館文史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