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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40年代后期，著名導演費穆拍攝了我國第一部彩色影片——京劇大師梅蘭芳主演的戲曲電影《生死恨》。

費穆是一位很有建樹的電影導演藝術家，他1906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應聯華影業公司老板羅明佑之邀到上海，成為聯華上海一廠的電影導演。1933年開始，費穆陸續執導了《城市之夜》《天倫》，以及由阮玲玉主演的《人生》《香雪海》等影片。抗戰時期，費穆拒絕與敵偽合作，憤然退出影界，加入天風劇團，開始話劇創作，后自組上海藝術劇團，編演了《楊貴妃》等。抗戰勝利后，他重返影壇。

費穆

梅蘭芳在《生死恨》中飾演韓玉娘

費穆拜訪梅蘭芳

1947年一個冬日的下午，費穆來到上海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宅拜訪梅蘭芳。梅蘭芳是1932年春從北京移居上海的，入住馬斯南路121號這座英國式洋房，把“綴玉軒”改名為“梅花書屋”，已經15年了。其間他曾一度去過香港。在香港與上海，梅蘭芳閉門謝客，蓄須明志。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才重返舞臺。他與姜妙香、俞振飛、傳字輩演員演出昆曲《斷橋》《奇雙會》《游園驚夢》等，令觀眾欣喜若狂，一票難求。

費穆與梅蘭芳是老朋友，交誼很深。1938年梅蘭芳移居香港，費穆為協商演出事宜，專程去拜訪過梅蘭芳。此時他到訪梅宅，梅蘭芳非常高興。寒暄之后，梅蘭芳說：“您導演事忙，今天怎么有空光降寒舍？”

費穆說：“今天來，專程和您商量一件事情。我想和您合作，拍攝一部京劇的彩色影片。”

“彩色影片？”梅蘭芳聽了有些驚訝，因為當時中國的電影技術還比較落后，要進行彩色影片的攝制還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梅蘭芳有些好奇，就問：“這可是一件難事，您打算怎么做？”

費穆說：“我有個朋友顏鶴鳴，他專門研究沖洗彩色片的技術，很有心得。我打算和他合作，請您來拍攝這部彩色片，您的意見如何？”

梅蘭芳想了想，說：“這件事，我是有興趣的，只是我國還沒有拍過彩色影片，技術上有沒有把握，這是關鍵的問題。”

費穆很有信心地說：“我國的電影技術是比較落后，要進行彩色片的拍攝，相當艱巨，還有重重的困難。但是我們很有信心，有勇氣做好這件事。如果您能和我們合作，進行這個大膽的嘗試，我想是能夠成功的。”

梅蘭芳說：“拍攝電影，我早有這個想法，因為我現在已經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唱旦角哪能唱到六十、七十的，不就成了老旦了嗎？我復出后，經常收到各地的來信，希望我到那兒去演出，你看，我剛才還在讀一封四川的來信，說那里的觀眾盼望著我前去演出。但中國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所以很想拍一部電影，使許多邊遠地方的觀眾也能從銀幕上看到我的戲。”

費穆了解梅蘭芳的想法后，約了吳性栽、顏鶴鳴和梅蘭芳在一起，經過幾次協商，制定了拍攝影片的計劃，成立了一個以攝制彩色舞臺藝術片為主的華藝公司，資金由吳性栽籌措，梅蘭芳主演，費穆擔任導演，顏鶴鳴負責彩色片沖洗及錄音方面的技術問題，黃紹芬任攝影指導。

拍攝的戲目最后選定《生死恨》。梅蘭芳在《我的電影生活》一書中曾說：“我和費穆都主張拍《生死恨》，因為這出戲是‘九一八’以后我自己編演的，曾受到觀眾歡迎，戲劇性也比較強，若根據電影的性能加以發揮，影片可能成功。”

書屋初創《生死恨》

京劇《生死恨》的舞臺劇創編于1933年，那時，梅蘭芳入住馬斯南路新居不久。早幾年，齊如山曾根據明代董應翰寫的傳奇《易鞋記》改編成同名京劇。這次是在《易鞋記》基礎上改編的，改編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將大團圓的結局改成悲劇結局；二是齊如山的本子有39場，結構比較松散，為適應上海觀眾的審美習慣，加以壓縮和刪節。許姬傳先擬了一個劇名為《生死夢》，姚玉芙提出用《生死恨》更有力，得到大家的贊成。

《生死恨》是一出凄婉的愛情悲劇。北宋女子韓玉娘被金兵擄去為奴，并把她配給一個男俘程鵬舉。韓玉娘胸懷愛國之志，她勸程鵬舉逃回宋朝，投軍抗敵。程鵬舉卻誤認為她是金人派來的奸細，設下的圈套。當金酋審問程鵬舉時，他供出了玉娘，玉娘因此遭受了痛毆。后來兩人互表心跡，鵬舉始明白玉娘的一片真心。玉娘不惜犧牲自己，設法幫助鵬舉逃離虎口。臨別鵬舉遺鞋一只，讓玉娘留作紀念。鵬舉投奔宗澤元帥，奮勇殺敵，立下戰功，被授襄陽太守。他派家丁趙尋持另一只鞋子，尋訪玉娘。鵬舉走后，玉娘被轉賣給商人，她顛沛流離，先是流落尼庵，后寄居李嫗家里。湊巧被趙尋訪得，玉娘見鞋，傷感不已，因而得病。后鵬舉帶了鳳冠霞帔來見玉娘，夫妻抱頭痛哭。苦盡甘來，玉娘卻病重而逝，團圓之日成了斷腸之時。

梅蘭芳為此組織了一個編劇小組，以梅蘭芳為中心，劇本由許姬傳執筆，唱腔設計由兩位名琴師徐蘭沅、王少卿擔任。主要的創作場所就是馬斯南路的梅花書屋。梅蘭芳說了這次改編的宗旨：“編演這個戲的目的，意在描寫俘虜的慘痛遭遇，激發斗志，要擺脫大團圓舊套，改為悲劇。”劇本的前面部分改動不大，主要是刪改、壓縮，精簡為21場。許姬傳根據他們設計的唱腔、板式，填寫唱詞和臺詞。他一邊哼，一邊寫，唱詞盡量避免水詞，適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辭藻，經過幾次修改，寫成了長達18句的大段唱詞：“耳邊廂又聽得初更鼓響，思想起當年事好不悲涼，遭不幸擄金邦身為廝養，與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鴛鴦……”

他們創作十分精心，經常在梅花書屋焚膏繼晷，切磋研究，有時還請幾位朋友來提意見。《生死恨》正是他們嘔心瀝血創作出來的。

這個戲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臺首演，由梅蘭芳飾韓玉娘，姜妙香飾演程鵬舉。先是連演五天，天天爆滿，盡管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秀木等從中搗亂，或唆使日本浪人向臺上扔燃燒彈，或是以社會局名義禁演，但梅蘭芳不為所動，堅持演出，并移師南京大華戲院再演三天，在觀眾中激起了一股愛國抗敵的熱浪。

電影《生死恨》劇照

拍攝影片艱難多

戲目決定后，首先要考慮這個片子拍成什么樣式。有人主張按舞臺演出原貌拍攝，而費穆打算遵守京戲的規律，利用京戲的技巧，拍成一部古裝歌舞故事片，兩下爭論激烈。梅蘭芳提議請費穆試拍兩種鏡頭，看看哪一種效果好。費穆按照舞臺原貌試拍了“紡織夜訴”一場，四句散板的鏡頭。他又搭了景，拍了“霸王別姬”舞劍一場。大家看了前者感到異常沉悶，后者比較舒服。于是就決定照導演的意圖設計拍攝。

經過多次研究，對舞臺劇本的場次進行了增刪，有分有并，從原來的21場改成19場。第19場尾聲，舞臺上演到韓玉娘病死為止，電影里加了宋兵合唱，用《浣紗記》傳奇中相關曲牌修改填詞：“長刀大弓，痛飲黃龍，金甌無缺喜融融；看江山，在望中，一團簫管香風送，千群旌旆祥云捧；東皇酣釀笑顏紅，管今宵，宿上宮。”

拍攝《生死恨》的演員陣容十分強大。由梅蘭芳飾韓玉娘，姜妙香飾程鵬舉，蕭德寅飾張萬戶，李慶山飾番奴，新麗琴飾媒婆，李春林飾瞿士錫，王福慶飾老尼，朱斌仙飾胡公子，王少亭飾旗牌趙尋，何潤初飾李氏。樂隊由王少卿、王燮元、倪秋萍等七八人組成。

1948年6月27日晚上《生死恨》正式開拍，地點在徐家匯原聯華三廠的二號攝影棚。戲劇界、文藝界、新聞界的許多朋友前來參觀。那天棚內搭了“洞房”“夜遁”“磨房”三堂景，先拍“洞房”的鏡頭，梅蘭芳扮的韓玉娘、姜妙香扮的程鵬舉扮相都很樸素，一聲“開麥拉”，梅蘭芳與姜妙香跟著鏡頭動作起來，從晚上9時到攝影棚，一直拍到天亮，由黃紹芬親自攝影。卸裝時，費穆對梅蘭芳說：“電影界的同人在參觀拍片時說，梅先生并不是專業的電影演員，攝影機一動，他就進到戲里去了，這在電影演員里，也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組鏡頭拍韓玉娘從尼庵逃出來的一場，舞臺上是唱流水板，走圓場，連摔帶跌下場。導演認為圓場不合適，在畫的山水背景前面，布了幾株立體的樹，劃出路線，作為是在樹林里行走。梅蘭芳試走了兩遍就開拍了。誰知，他已經走完了這條路，而聲帶所放的唱詞還沒有完，他只能臨時繞一個小彎，恰好走完路，唱詞也結束，接著跌下去和鑼鼓也合上了。費穆說：“你剛才這一手真機變。我看見你繞彎的時候，怕你走出畫面去，嚇了我一身冷汗，居然恰到好處，順利拍成，不遵照導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這個鏡頭，可以說是神來之筆。”

“夜訴”也是影片里最重要的場子，舞臺演出時只有兩件道具：桌上油燈及小紗車，韓玉娘邊紡紗邊唱。導演認為象征性的紡車在電影里會感覺虛假，因此從織布廠借來一架老式的織布木機。布景擺好后，費穆對梅說：“身段方面，需要您來創造，以您的舞臺經驗，可以突破成規加以發揮。”拍戲的隔夜，梅蘭芳打腹稿，設計這段圍繞著布機又唱又舞的身段動作，后來又在花園草地上不停地練習。第二天晚上10時，正式拍攝這段戲，梅蘭芳在《我的電影生活》中寫道：“大段唱工我都圍繞著織布機做身段。當然，現場根據實物又有許多變動，機上的梭子成為我得心應手的舞蹈工具，有時我還扶著機身做身段，昨夜預先設計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我覺得舞臺上的基本動作，在這里起了新的變化，這架龐大的織布機，給了我發揮傳統藝術的機會。”

《生死恨》從1948年夏初開機拍攝，到11月方始完成，這段時間上海適逢酷暑炎熱，導演、演員及各部門人員在高溫下工作，十分辛勞。不久樣片出來了，梅蘭芳、費穆等在愚園路柳林別墅吳性栽家的草地上觀看了樣片。雖然它的色彩方面與當時一般的彩色片比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作為中國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彩色舞臺片，還是難能可貴的。梅蘭芳深有感觸地說：“將中國古典的歌舞舞臺劇推送到銀幕上去，是一件艱巨而有意義的工作，也是我多少年想做而不敢做的一件事。此次《生死恨》彩色片的完成，是集合了許多技術專家、戲劇家、文學家、批評家，每個人站在自己崗位上，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過程當中的艱難波折，甘苦得失，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可以體會得出。”他還說：“我這次拍演電影有兩種目的：第一點是許多我不能去的邊遠偏僻的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點我幾十年來所學得的國劇藝術，借了電影，可以流布人間，供我們下一代的藝人一點參考的材料。同時我要感謝吳性栽先生、費穆先生、顏鶴鳴先生，以及全體同人幫我完成這一件很要緊的工作。”

存遺憾但意義深

但是，隔了一段時間，從美國寄回來的拷貝試播，卻使梅蘭芳大失所望。因為顏色走了樣，紅的不夠紅，藍的不夠藍，錄音方面，金屬打擊樂器如小鑼等的聲音不穩定。梅蘭芳越看越生氣，真想把這部片子扔到黃浦江里去。他對費穆表示：我主張不發行。

對此費穆十分焦急，怕弄成僵局，他通過許姬傳向梅蘭芳解釋，并說明許多苦衷，因為當時中國拍攝彩色片的技術還相當落后，而放大、拷貝必須送到美國去印，而且是由一家公司壟斷專利的。如果這第一部彩色片不能問世，資金停滯，以后的事情就不好辦了。他對影片出現的質量問題承擔責任，但希望梅先生能原諒，能顧全大局，否則華藝公司將就此垮臺。

梅蘭芳經過一番全盤的考慮，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終于同意華藝公司發行《生死恨》。梅蘭芳說：“《生死恨》雖然在彩色和技術方面有上面所說的許多缺點，但終于拍攝完成并且和全國各地的觀眾見了面，這一點還是足以自慰的。”《生死恨》作為我國第一部彩色影片，雖然存有諸多遺憾，但總是一次有益的嘗試，有經驗，有教訓，對以后的彩色片拍攝都是重要的借鑒。所以，《生死恨》的拍攝還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