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我傾心有事實感的批評

王鵬程

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審美體驗和價值判斷，“知多偏好，人莫圓該”。那么，批評諸要素中最關鍵的是什么？學識、視野，抑或眼光、方法...？竊以為，最關鍵的還是事實感——藝術經驗里真理性內涵的呈現。正如伽達默爾所言：藝術作品的真理性既不孤立地體現在作品上，也不孤立地存于審美主體上，而是存在于過去與現在的溝通，以及“不斷更新的被經驗的實在性”上。由此可見，事實感是一種無形的“軟能力”，是一種看起來極為普通而又十分難得的批評才能。但它無疑是批評的生命線，關系到批評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缺乏事實感，批評就會“東面而視，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睹北方。”批評是知識與思想、美感與經驗、事實與判斷力融合而成的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結構和能力。學識淵博、視野開闊、眼光深邃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這些并非充要條件，不能保證形成恰切得當的判斷。批評活動的可靠與有效，除了基于這些要素形成的審美經驗之外，決定性的因素是建立在事實感之上的判斷力。托·斯·艾略特曾鄭重地指出：“批評家必須具有非常高度發達的事實感。這絕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或常見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種容易贏得大眾稱贊的才能。事實感是一件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培養起來的東西。它的完美發展或許意味著文明的最高點。那是因為有這么多的事實領域需要去掌握，而我們已掌握最外面的事實領域、知識領域，以及我們所能控制的最外面的領域，將被更外面的領域用令人陶醉的幻想包圍起來。”批評是全面的、綜合性的活動，它不僅需要理論和技巧，更倚重于文學知識和生活經驗而形成的價值尺度和事實理性。這種事實感的形成，漫長而艱難。它面對人類的文學傳統和價值經驗，立足于現實生活，在批評主體的審美經驗、批評實踐與自我反省的砥礪中不斷調整磨合，最終形成穩健得當的差別意識和價值等級。

批評的事實感置身于人類的文學傳統和價值經驗之中，并在與現代審美經驗的雙向互動中“守故鼎新”，判斷批評對象把握現實的寬廣程度、深入本質的深刻程度，闡明它說出的能力以及“時代”價值與“歷史”意義，進而重塑傳統。在只能“看到腳面”的當下，我們更有必要在向傳統與經典的返歸中尋找經驗支持和價值支援，從而獲得抓住要害、指明關鍵的批評能力。這種“返歸”會告訴我們：什么是文學中持久而過硬的東西，什么是可以“確信”的；一部作品有什么樣的意義，應該擺放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有事實感的批評，在向文學傳統的不斷返歸中，探索傳統發展的邏輯與批評對象深隱的秘密；通過考察文本的整體性，以特殊的方式突出那些被忽略的、然而卻有重要意義和整體價值的一切，肯定那些逸出傳統的戛戛獨行的“創造”。以事實感為支撐的可靠價值區域，同批評者的感覺、經驗、才識熔鑄為敏銳的感受力、可靠的判斷力和對真理性內涵的固執追求——不被理論拘囿，不被現實限制，不被現象迷惑，不被派別蒙蔽，能以敏銳的洞察、深邃的剖析與清明的闡述，透視批評對象的真實意圖；能夠克服暫時性和相對性，同過去、現在與未來所構成的意義世界建立聯系，確定其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所屬藝術門類的發展要求，并探尋新的端倪和趨向。

文學批評是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建立聯系并獲得意義的真理性活動，事實感像航標一樣，起著決定性作用。事實感是一切批評活動可靠、有效的充要條件，是杰出批評家無不具備的突出才能。也是文學批評生機勃勃、歷久彌新的唯一通途。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7年第3期

批評家印象記

王鵬程印象

王彬彬

是十幾前的事了。王鵬程報考我的博士，看材料，“出身”不大好，沒有讀過本科，是以中師畢業的身份考碩士，碩士畢業學校也不是那什么“211”和“985”。但看他附在材料里的文章，卻頗不一般。行文平實、論述扎實，水平遠高于通常見到的碩士畢業生。我于是懷著期待等待考試結果。結果是，他的專業課八十五分，在報考我的考生中是第一名，而英語差了三分。那些年，南京大學博士招生的英語試卷之難，是出了名的。許多專業很優秀的人因為懾于英語而放棄了南京大學。也有許多專業很優秀的人，鼓足勇氣報考了南京大學而終于栽在英語上。英語差三分，不能錄取，但三分畢竟不多。第二年，鵬程又報考了。成績揭曉，仍然是專業課八十五分，第一名，仍然是英語差三分。這樣的巧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敢勸他再考。第三年，鵬程考入了別的學校。其實，當時如果爭取一下，給研究生院打個報告，請求破格錄取，雖然我人微言輕，也還是可能的。當時不知為什么沒有這樣做。這些年來，想起此事便有些后悔。

后來就一直關注鵬程。這些年來，與有些青年才俊比，鵬程的學術成果，在量上不算多。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生活和工作上都有不少麻煩要應付，用于專業研究的時間有限。另一個原因，就是學術態度嚴肅認真，不輕易動筆。雖然在數量上不算多，但鵬程的文章，真可說是“一篇是一篇”，每一篇都有一定的分量，我沒有見過鵬程寫過那種很輕浮很荒謬的文章。

價值觀念的“正確”，是鵬程特別值得稱道之處。我當然知道，價值觀念難以有“正確”與“錯誤”之分，所以我把“正確”加上引號。我所謂的“正確”，當然是指鵬程信守的基本的價值理念，是我所認同的，是我所認為正確的。在文學研究中，價值觀念很重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價值觀念尤其重要。我所謂的價值觀念正確，無非是認可、尊重人類生活的一些常識，無非是表現為具有一個心智正常之人、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價值觀念的不同，會使得對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文學史問題，有截然相反的評判。這些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一些青年人在一些中老年人的帶領下，把踐踏常識、背棄良知的勾當干得十分起勁。明明是一錢不值的作品，非要說有偉大意義不可；明明是非曲直清清楚楚的事情，偏要胡攪蠻纏，把水弄渾。鵬程則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沒有成為這類青年人中的一員。

鵬程也沒有趕過“理論先行”的時髦。所謂“理論先行”，是手中先握著某種理論，然后用這種理論去套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用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去印證那種異域的理論。多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不少年輕人在一些前輩的示范下，一開始就走上了以理論套對象的路子，在研究任何一個問題前，手中必須握有至少一種理論，有時是握著一把理論。手中有理論，一時找不到可套的對象，也會“拔劍四顧心茫然”吧，然而，眼前有了問題，手中卻無理論，則如貓咪遇上了蜷成一團的刺猬，不知從哪里下嘴。鵬程也沒有走上這樣的路子。他一直是問題先行。在對問題深入后的解說中，當然也會有理論的介入，但這不是事先握在手里用來“套”的理論，而是體現為過去長期閱讀、思考所形成的理論修養、理論眼光。

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鵬程的素質很全面。在文學研究領域，有的人擅長資料的搜集、研究、考證，審判能力則明顯欠缺，要讓他對一部文學作品進行審美意義上的解讀，他會不知所措。有的人，則審美能力比較強，而資料功夫則比較不夠，要讓他對一個復雜一點的文學史問題進行梳理，他則會無所適從。鵬程則兩方面的素質都很好，他的文章，有的偏重于資料的考索、辨析，有的偏重于對作品美學價值的闡釋。更多的時候，鵬程能把資料性的考證與美學價值的闡釋融會貫通。

前面說過，鵬程的論述語言很平實，這也是難能可貴的。我以為，平實而準確，是學術語言的最高境界。語言平實而準確，能融考據于審美闡釋，融審美闡釋于考據辯正，這就略近于古人所說的義理、考據、辭章兼備了。

博士畢業后，鵬程進了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博士后流動站，“聯系導師”是我。“博士后”是不能稱作學生的，而“聯系導師”與“博士后”也不是師生關系，是合作關系。所以，王鵬程沒有當過我的學生。我們一直是朋友。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7年第3期

（王彬彬，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