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主觀、客觀與不安

——文學批評的三個層面

陳思

我所設想的文學批評，至少包括三個共存的層面。

批評家必須首先是走私犯、說謊家和催眠師。他以客觀的包裝盒來走私主觀的價值判斷。他“騙”讀者說，這“才”是作家想表達的東西。他又去“催眠”作家說，你“其實”不懂你自己，你“其實”想寫的是這樣這樣的東西。他把自己的見解塞進原文，險惡又掃興。顯而易見，或許是因為對西方批評理論浸淫太久（然而又并未吃得很透）的關系，我在剛踏入文學批評這塊領地時，對于新世界充滿著拉斯蒂涅式的渴望。2005—2008年碩士期間在王一川先生門下研修文藝學，開始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2011—2012年到哈佛東亞系訪學，訪美期間，按順序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讀到笛卡兒、洛克、休謨、康德這些早期現代哲學，又參加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張正平（Briankle Chang）先生的深夜讀書會——記得把Werner Hemarcher論本雅明的文章“Guilt History”逐句分析到凌晨一點多。我剃了板寸，荷槍實彈，站在高坡上，“巴黎，我們來斗一斗吧”。必須承認，這種成為大說謊家的沖動或者剛剛撒了一個漂亮大謊的得意，仍舊時常涌入心海，激蕩澎湃，鼓噪不安。

批評家不能僅僅滿足于說出他自己。他的最大的主觀必須經過時間與空間的辯證，成為永恒的客觀。某些幸運的時刻，他的主觀價值判斷因為摒棄成見直指人心，拆除了作為“更隱蔽的主觀”的社會慣習與文學規范，而晉升為貌似主觀的“客觀”。批評家的第二層次是盜火者。他看似走私、說謊和催眠，其實卻是真理的助產士和快遞員。

2008年起我考入北京大學曹文軒老師門下，隨即進入邵燕君老師主持的“北大評刊”論壇，此后扎實服役，直面文本，徒手肉搏，不許夾帶理論武器入場。更糟的是還要把自己寫的評論逐字念出來，承受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們的拷問。現在想來，人才濟濟，我只能坐在暖氣管上（椅子不夠）承受大家的唇槍舌劍，不僅下身如坐針氈，上身更是草船借箭，腹背受敵，正面挨完背面挨——如果是動漫里，當時舉起水杯喝一口，全身上下就要撲哧撲哧冒出七八根水柱。當然，偶爾幾個時刻經受住了考驗，覺得自己真是發現真理。爽得很，請客喝酒。

但是，真理與火焰只是一閃即滅的洞見。語言系統的局限注定了真理陳述的有限。歷史還在展開，每一次批評都需要重新被審視。當你滿以為自己是盜火者、助產士與快遞員的時候，也許又做了另一重意義上的走私犯、說謊家與催眠師，徒勞又可笑。因此，批評的第三個層次是不安，不安于過去，不斷反省和重啟，清理自身在歷史中的遺蛻。于是批評才能形成新一輪的辯證與進化。

自2013年進入社科院文學所，我參加了“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讀書會，隨即2014—2015年被派往甘肅某個鄉鎮掛任副鎮長，分管社會保險保障與衛生工作。跟蹤拆遷、拜訪黑幫、尋訪神婆，當然還有開會發言、視察工作、招商引資、接待上訪、應付檢查、編造表格數據，等等。飲食男女，皆人倫物理。回頭再看文學，“世界”像幽靈一樣出現在“純文學”文本的背后，就如同一張靈異的底片。好消息是“文學”變得立體，不幸的是，原先明確的意義受到新的話語結構的撕扯。我感到許多時刻對文學的剎那靈感，變得可疑。于是惶惶然。即使在當時當地獲得了同意，我執終究還是我執。最終，我只好同步轉向社會史的學習，試圖建立一套復雜的關系網格與力之譜系，以便重新想象文學“生成”的現場。

我安慰自己，這不算是全盤踢翻吧。之前的工作，包括坑蒙拐騙，在歷史的大循環中也都存在自己的意義——文學批評就應該是這樣：卑下而崇高，低微而神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6年第3期

批評家印象記

一個干干凈凈的男孩

——陳思印象

曹文軒

初時見到陳思，第一印象是：這是一個干干凈凈的男孩。先喜歡上幾分。

我一直覺得中國的女孩要比中國的男孩干凈，你在路上走，稍加觀察，得出這個結論不難。女孩們一般都衣著講究，而男孩們總那么很不在意——而一旦在意起來，好像又有點兒不對頭，那衣服倒也是好衣服，但搭配上卻出了點兒問題。再瞧一張張面孔，那清潔程度更是一目了然。一旦近距離相處，這個印象就會更加鮮明。這里，還有個氣味的問題，不想細說。我只是從概率上說的——只是說相對于女孩，這樣的男孩稍微多了一些，自然不是說的全部男孩。由于有這點也許不可靠的印象，一群男孩在你面前時，我往往對那些干干凈凈的男孩先有幾分好感。

陳思就是這樣開始進入我的視野的。

后來經常性的接觸，證明我當初的印象是準確的。一個小伙子，走在你面前，精精神神，清清爽爽，很明亮。一年四季，陳思總是這個樣子。襯衣的領子， 從來沒有汗污的痕跡，無論新舊，看上去都覺得是剛換上的。他并未刻意打扮， 更多的情況下，倒是穿得很隨意。我沒有考證過他身上的衣服和腳上的鞋是否是名牌，但看上去就是覺得順眼、舒服，仿佛天下衣服、鞋就應當如此穿在身上、穿在腳上。那衣服、鞋，是他的朋友，是他身體的一部分，很合適。他那張臉永遠白里透紅，很天然。

這個干干凈凈的男孩，有時會讓我無端地聯想到一個與他毫不相干的人—— 郁達夫。此人，干凈人。他能容忍丑，卻無法容忍臟。凡干凈的人、物象和念頭，他都喜歡。讀郁達夫，“干凈”是一個關鍵詞。不捉住這個詞，他的文學之門怕是難以打開的。但郁達夫是憂郁的，而陳思是陽光的；郁達夫是病態的，而陳思是健康的。那年去看郁達夫的故居，我就明白了他的這份干凈來自何處—— 來自終年在他家門前流淌不息的富春江。這里的江水十分清澈，讓人不好意思不干凈。再說干凈起來也十分方便，不潔了，走到水邊洗濯一番就是了。而出入鼓浪嶼的陳思，終年沐浴于濕潤的海風之中，常常要在船上看那藍色的海水一片浩渺，白色的浪花在船的兩側翻滾跳躍，總目睹海水蕩滌一切的情景，也會從中聆聽到什么。

這份干凈不只是體現在陳思的肉體，也浸潤到了他的靈魂，體現在他的文字表達之中。且不說那些文字表達的意思絕無污泥濁水，即使表達本身也見干凈的心性：一句就是一句，不臃腫，不拖沓，有時真理在胸，固然雄辯，口若懸河，看似長篇大論，但卻并無多余文字，洋洋數萬言，還是不離簡潔。

陳思的博士論文是“80年代中國小說諧謔話語研究”。當初確定題目，我在內心是很有幾分疑惑的，覺得這個題目不容易做，其中道理難以說得清楚，且論據能否足以支撐一篇博士論文也是令人擔憂的。但見他似乎胸有成竹，對該題目一副情意綿綿的樣子，說，要么咱試試。果然，他是有把握的。論文出籠，都是好評。答辯時，評委們一致稱贊。現在寫這篇關于他的印象記，才忽然覺得，他選這個題目實在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個題目就該是他的題目。此話怎講？這就要說到他的幽默天性。看上去，穿著整潔的陳思一副一塵不染、不茍言笑、“一副小橡樹的樣子”，甚至還有點害羞——他是一個很容易臉紅的人， 但與人稍微混熟了一些，就會顯示他的另一面：詼諧幽默。他喜歡周星馳、伍迪·艾倫，會用帶了少許閩南口音的普通話學說伍迪·艾倫的一部電影的開頭話：“我很討厭只有我這種人的俱樂部。”“最可怕的一頓飯就是，那么難吃，還那么少。”他有絡繹不絕的無厘頭故事，居然是飯桌上和各種聚會時的搞笑大王。他翻唱一首眾人耳熟能詳的老歌，換了唱詞，用故意走板的腔調一本正經地唱著，唱得別人連連噴飯，笑倒一地，而他卻不笑，一副專業歌唱演員的樣子，不受干擾，神情莊重，繼續進行，直到他引發的笑聲斃倒所有。他演他師兄鄧菡彬創作或由他自己也參與創作的話劇，多半也喜歡演那路詼諧幽默滑稽可笑的喜劇角色。我們隨時都可能聽到陳思就地取材、隨手拈來、即興創作的幽默言辭。他反應極快，在這方面幾乎就是天才。他的幽默還常常來自自嘲。一個容易臉紅的人，其實是最容易陷入尷尬處境的，但陳思有他的法寶，這就是幽默。它能輕易使陳思逃出那尷尬之處境。他參加了邵燕君主持的“北大評刊”論壇。那個論壇的訓練幾乎是魔鬼訓練，對新人尤其殘酷，新人寫了稿子，要當眾念，而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打斷、挑錯、指責。陳思對作品的評論，總要遭到各種質疑。他就聽著，然后說他自己就像孔明借箭的草船，左邊是箭，右邊是箭，萬箭亂射，渾身都是箭。他說，我能怎樣，且將這些箭都收下吧。陳思的幽默其實是他人生智慧的一個表現，更是認識世界之后有了一定感悟之后的一種境界。邵燕君對我說，雖然陳思總愛表現滑稽，但在她看來，滑稽可能是陳思的一個面具，在滑稽面具下面，是一種羞澀的嚴肅；或許，滑稽是他和同學們融洽相處的方式；或許，這是他走出父母輩光環、走出自己的方式；又或許，這就是這一代人處理宏大敘事的方式——他們已經不好意思像上輩人那樣以嚴肅的方式面對嚴肅的命題，于是只能以滑稽的方式接近，“滑稽地嚴肅著”。

陳思單純，但并不單調。他是一個有廣泛興趣的人，喜歡旅行、踢足球、聽音樂會……我將那種只喜歡一樣事情而對其他事情都不感興趣或是感興趣卻又無能力為之的人，看成是無趣之人，而將那種既有專業興趣、對其他事情也感興趣并能在這些喜歡的事情中同樣做它個風生水起的人，看成是有趣之人。從前的那批文人，多半是這種人，琴棋書畫他們都喜歡，并都有幾下。趣不俗，雅趣。陳思有雅趣。最有力的例證是，他經常演話劇。他演的話劇，不少是他的師兄鄧菡彬創作的，也有他自己參與創作的。他演話劇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就是他有超強的背臺詞的功夫。他在蓬蒿劇場演一出《交叉跑動：有關誤會與錯過的小故事》的戲，那里頭陳思扮演“作家”這個角色，而這個角色有大段獨白，臺詞量大到驚人，一般人很難背下來，而陳思不但倒背如流，而且為了塑造這個“作家”口若懸河之形象，他能用極快的語速不打一個磕巴地在臺上滔滔不絕，一副狂歡的瘋樣，無論是聽懂了的還是沒有聽懂的，都報以掌聲。

鄧菡彬給我傳過來幾張劇照，看陳思那副投入角色的造型和神態，還以為他是個話劇舞臺的大腕，演的是一臺經典大戲。

陳思的這些雅趣，對他的主業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究竟會有何種作用，還難以說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它豐富了一個年輕的生命。

陳思讀碩士是師從王一川先生，攻讀的是文藝理論。后攻讀中國當代文學，因為他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訓練，一旦轉而搞當代文學評論，長處就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了。他很少寫那種印象式、感覺式的評論文字。無論是數萬言的博士論文還是幾千字、千把字的評論文章，那些文字都會由始至終地籠罩在濃厚的理論色彩之中。理論和評論，在陳思這里，是和諧交融，互為升華的。曾經的當代文學評論，一大弱點就是缺少理論的支持和點化，流于就事論事，話題總在淺顯的層面上進行，難以深觀細察。后來，國門洞開，各路西方理論潮涌一般奔瀉于當代文學的評論河床，又出來另一弊端：理論橫行霸道，本該是與評論互娛，卻變成了理論自娛，理論是貓，評論是鼠，貓要娛樂了，就將鼠玩于爪下。說是評論，只是拿文學的文本作點綴、作幌子蒙事，要表現的是抑制不住的言說理論的強烈欲望，洋洋灑灑，卻總抹不去似是而非、生拉硬扯的壞名聲。陳思則時刻提醒自己的學術出身，一旦進入評論情景，總是細讀文本， 知道自己擁有可左右逢源、縱橫捭闔的理論資源，卻很有節制地讓其相助，盡力做到寬窄、多少得當。固然有大段大段的理論鑲嵌于文字之中，但卻是與文學文本匹配的。這些理論，既來自理論王國，又來自文本——是從文本引申出來的。理論與評論關系的拿捏，陳思做得不錯。

陳思的說理能力自不必說，說事能力也很不一般。而后者，通常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而我以為他的說事能力是絕不亞于他的說理能力的。這些年的經驗告訴我一個多少帶有一點悲劇色彩的事實：無休止的教育、無休止的學位攀登，在使一個人的說理能力不斷得到加強的同時，他的說事能力卻在日甚一日地退化。念到博士時，往往成了一個說理的機器，而在說起一樁生活中發生的無比精彩的事情時，卻顯得那么的蒼白無力、味同嚼蠟。我將這一切看成是教育的失敗。說事能力與說理能力，價值同等。一個人若沒有說事能力或是本來有的后來喪失了，都是欠缺和不幸。讀陳思業余寫的幾篇文學作品，很欣慰。讀時我甚至想到等再與陳思見面，我一定要告訴他不要光做那些批評文字，還可以不斷地寫一些文學作品。并要告訴他，一個人有很好的說事能力，這是一個人的幸福，一個人的財富，而對于一個批評家而言，由文學寫作而提升的感悟能力，對于文學批評也是福祉。陳思不只是能在批評領域有所成就——那些作品很清楚地向我預示了這一點。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6年第3期

（曹文軒，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