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川有志于寫作，始于十四五歲。那時，他在小紙條上寫一些句子，折疊或卷做小紙團，塞入家里的墻縫中，想著日后“挖寶”一樣發掘出來。可惜，自己藏下，自己就忘了。不過，他從沒有忘記“詩”，一邊當詩人，一邊當詩歌編輯，直到出任《詩潮》的主編。作為詩歌主編，他沒有將雜志當成“自己的”，而是當成所有人的。他最怕詩人延續自己、復制自己，所以在他的眼里詩人沒有名氣大小之分，作者累積的名聲都會在新的一首詩之前歸零，以純粹零起點的角度去開啟語言的秘密，創造一個全新的境界。作為一個優秀的詩人，劉川創作了大量思想深刻的詩歌，但是他謙虛地表示，他應該沒有流傳一二百年的作品，“詩歌某種程度是語言的接力棒，希望我的一首詩能夠激發或者啟迪后面的詩人，讓他們寫出杰作。”

劉川1999。本版圖片受訪者供圖

1 人不過是生命的一只漂流瓶，我是一個渴望走出來的孩子。

青年報：我看到你的介紹，祖籍遼寧阜新。祖籍是以爺爺的戶籍為準，難道阜新不是你的出生地嗎？

劉川：人，不過是生命的一只漂流瓶；而故鄉，不過家族上一代或上幾代人的異鄉。從小我聽說家族自爺爺起生于阜新。也就是說，在爺爺之前的族人還有一個我不知道的、更加遙遠的故鄉。還有位外國作家說，他的書之所在，就是他的祖國；后來他又說，他的兒子之所在，就是他的祖國。這些與我類似，雖然我出生在阜新，卻將之當成爺爺的胞衣、家族的暫歇地、回溯族譜的一頁、我的出發地。這塊物理維度的鄉土固然是我終生之熱愛，而精神企望、皈依之境，更是我的生命寄托。從小，我是一個渴望走出來的孩子。

青年報：故鄉是指出生或者長期居住的地方，你把哪里當成了自己的故鄉?你結合自己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故事介紹一下你的故鄉吧。

劉川：我喜歡把時間和空間都當成故鄉要件：我在阜新居住18年，其他諸如丹東、遼陽、沈陽，居住近30年，這些地點無不構成了肉身的我、經驗的我、情感和精神的我，我并不把這些地區對立成故鄉和異鄉，恰恰相反，我認為每一個暫居地，都是階段性故鄉。他們在不同的一段段時間里重塑我、生出我。

我的童年，與遼西、乃至東北鄉村的孩子基本一樣：物質匱乏、天地廣闊。麻雀、莊稼苗、浩大的月光、粘糕、噼啪落下的雨點、干裂的河床、羊叫、春聯……這些最直接觸及生命的事物，讓我接收細節的能力突出、觀察生命紋理的欲望強烈。而我，不拘一格，喜歡調皮搗蛋，經常惹禍。回家后，父親常罰我跪墻角。我經常久久跪在那里“大謝其罪”，其實心里在等待外人來訪——客人一來，父親就會特赦，他揮一下手，我立馬就從那座僅僅由兩面墻組成的“牢房”釋放了。這啟發我，人的命運，是被外人、無關的人、他者來干預、幫助和構成的。因此，我寫作也希望可以有一種干預他人命運的價值，將人釋放于某種困境的囚禁。

青年報：你離開老家已經有很多年了，現在在老家還有哪些讓你念念不忘的人與事？你的文學理想和審美是故鄉培養起來的嗎？

劉川：在老家，劉是大姓，同族排行，兄弟姊妹估計近百人；我自己家，有哥哥、妹妹、弟弟。我行二。每每縈懷、常常思念的是母親與哥哥弟弟妹妹，更多的是父親，他亡故多年，常于夢中夢到。我有執念，對生命看不破、參不透。讓我疼痛的事物，讓我真實。

我有志于寫作，始于十四五歲。那時，我在自己家的破舊房子里，在小紙條上寫一些句子或片斷，折疊或卷做小紙團，塞入房子墻壁的裂縫中。想著日后“挖寶”一樣發掘出來吧，看看有沒有在一堆即興的記錄中找到真正有價值的。可惜，自己藏下，自己就忘了。今天才突然記起老房子墻縫里“發表”過最初的作品。很好笑吧。

不過，從那時起，我就認識到一面篩子：作品要經過時間，在時間之外重新被挖掘與篩選，要離開火熱的第一現場、作為當事人要從當事人中出來，才具有重新把握自己作品的權利，否則，作品僅僅是一面簡單的鏡子。

大概十五歲，我突然對同桌說，我要成為魯迅。當然，那時的同桌一愣，他摸了摸我額頭，看發燒沒有。而我從那時起，真的成了文學發燒友，三十幾年過去了。我的審美是逐漸成長和修正出來的；尤其后來，2000年初，我來到沈陽。整個中國都處在城鎮化演進之中，我稱之為時間上的“城鄉接合部”，我身上的故鄉和外部的異鄉，發生劇烈摩擦。而我的閱讀也迅速敞開，從有形的書本，到無形的社會經驗。故鄉，我內心里一塊越來越小的領土。回憶是倒退著走步的前進，回到簡單、原初、出發點。也就是，處在異鄉時，故鄉成了一種軟件或程序——不斷通過故鄉去處理越來越復雜的事物，使紛繁復雜的現象消解掉幻像的外殼，露出最真切的內核。幾乎就是那句用得太多卻依然有效的話：寫作，就是還鄉。

用簡單呈現復雜，用本真解決虛幻。這樣一種寫作向度，就是在異鄉回看故鄉帶來的心靈視角。

青年報：不管怎么說，你還是一直生活在遼寧，你有沒有向往過別的地方？現在是一個大移民時代，你有沒有那種叫做“漂”的情緒？

劉川：“漂”之感當然有。洛夫有本詩集名為“漂木”，此刻我想借來一用。木，漂于水上，固然是漂流，而對于木上之人，它就是船、一塊水上移動的陸地。在整個中國的民工潮流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分子。但一旦找到一張書桌，以之為舟，我就可以順流而下、逆流而上，或者橫截而渡了。解決漂泊感的辦法就是將自己投入到另一片穩定、長遠的文字大陸。

2 時間是一種溶劑，我們的肉身和我們的愛恨都會溶解于其中。

青年報：你有沒有用過筆名？你認為筆名對一個作家有什么樣的影響？

劉川：大學之前，用過幾個筆名，那時管理不嚴格，學生處蓋一個章，就可以取用筆名匯來的稿費了。后來要持身份證、身份證上名字要與匯款單上名字一致，而編輯部填寫匯款單經常把筆名寫成收款人名，稿費取不出來——有時已經提前把這筆費用買書或者和朋友喝酒花掉了。還是用本名吧，筆名就舍棄了。古人有名，也有字和號，現在我的微信名是粥飯，發起居錄和生活小感想；我的網易云音樂、酷狗音樂名是滄海一粒水分子、劉邦后人；諸如此類，還有好多。這種使用不同名字帶來的“分身”感，可以讓我在低維度的平行宇宙穿梭。切換身份，保持一顆愛玩的心。

筆名，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初意義不大；后來會成為與其文本扭纏在一起的一個風格標簽。比如提到博爾赫斯，就是“小徑、迷宮、鏡子和沙子一樣無窮盡的書頁”，就是玄妙、宿命和未知。博爾赫斯已經成為一種美學傾向。

我最初用筆名，是想自己跳出來，像看另一個人一樣，實名制的自己去看另一個人所寫之物。后來發現，這所謂的兩個自我常常混淆，筆名的那個人常常給我贏得酒錢，而實名的我也樂于讓他到廣大讀者中游走。呀，也就是說，所有的分身本質是幻像。我自己才是元宇宙。

青年報：我們在網上搜了一下，關于你的詩歌和專訪信息挺多的，但是百度詞條里，演員，運動員，官員，戰士，有27個劉川，卻唯獨沒有一個主編和詩人劉川，這是什么原因？你遇到過另一個劉川嗎？

劉川：希望自己不進百度詞條，好作品暗地流傳就夠了；沒有好作品，留下千秋大名也是枉然。時間是一種溶劑，我們的肉身和我們的愛恨、業績、功德、成就，都會溶解于其中。我不那么自戀。

曾經在火車上，遇到一個女生喊他的男友：“劉川！”我一驚。發生在兩個人之間，尤其男女戀人之間的名字，是惟一的，在兩個人的世界里，也只有這兩個人的名字。這種極簡化、最直接的姓名體驗，我難以忘掉，希望和每一個人交往，我都能以這樣去除了功利、附加值，唯以最直接的人與人、愛與愛的關系呈現名字。而寫詩，目的可能就在于建立詩人與讀者的最短距離。就像我喊你名，你聽到，而后應答。全部的確認，瞬間完成。確認的密碼，只有這二人彼此知曉。

青年報：正好，我們先聊聊你的主編身份吧。你是什么時候進入《詩潮》的？你第一次和最近一次走進雜志社都干了些什么？這兩次的變和不變是什么？

劉川：說真話，我不太在意主編這個身份，我更喜歡去除職業化的標簽，作為一個普通作者去與其他作者溝通。主編，就是一個特殊行業的生產組織者、業務協調者、工作統籌者。我不會將雜志當成“自己的”。它是所有人的。我就是把所有人的代表和樣態呈現出來。

我2000年進入《詩潮》。彼時天有雪，我幾乎沒有御寒之物，住過一段辦公室。我第一次到雜志社，是拆閱大量的信件，初選，把最差的稿件先脫離出來，之后再次篩選；我最近一次走進雜志社是研究雜志社員工的薪酬如何科學分配。——作為一個普通編輯和作為主編，不會一樣。作為主編，精力更多在文學之外；在資金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要去使一個刊社運轉，其辛苦不能為外人道也。

青年報：《詩潮》是全國重要的詩刊之一，在詩壇上的影響力比較大。刊物好不好，時間長短不是決定因素，主編才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什么時候升任主編的？你和歷任的哪些主編有過交往？他們身上有哪些為人為文的故事至今影響著你和編輯們？

劉川：謝謝給《詩潮》美譽。我2015年前后，任《詩潮》主編。《詩潮》創刊老主編羅繼仁先生，是一位忠厚長者，性格溫潤如玉，提掖新銳尤為用心；《詩潮》在羅老之手，推舉出了一大批探索性佳作，使初創的雜志就成為全國詩歌重要園地。繼羅老之后，李秀珊做主編，社會能力強，組織開展了諸多精彩的詩歌活動，也發掘了很多遼沈及全國新秀，我被李老師培養和提攜，常存感恩之心。

中國詩壇有諸多優秀的編輯家都曾影響和鼓勵過我，《人民文學》的韓作榮，《詩刊》的梅紹靜，《星星》的鄢家發、張新泉，《詩歌報月刊》的喬延鳳，《鴨綠江》的柳沄……太多太多了。如果詩人之間有心靈感應的話，編輯之間也是有的，這種感應建立在共同的無私情操、對文學新的生長極的愛護、對人才的求賢若渴。

3 我最怕詩人延續他自己、復制他自己。

青年報：說到這里，我想起了阿紅先生，他是陜西華陰人，當年我在沈陽的時候，經常去他家，他送我的幾幅書法，如今還掛在家里。據了解，阿紅先生曾創辦了文學函授，以這種方式培養了許多詩人。你任主編以后，活動，欄目，理念，你從前輩那些繼承了什么？你又做了些什么？

劉川：說到阿紅先生，他去世前幾日曾致我一函，無奈因其手抖，打開信封，只是一紙“蝌蚪文”，我大半不能讀解，可謂天書。但我知道，這是一封“電報”，解電碼是他對我的愛護和信任，是我們真誠的往來。他應該是告訴我，他的身體狀況、他又“發明”了幾首阿紅體的新詩，他的對聯研究到了第幾層境地。——這種友誼，非當事人不能知。一個編輯就要敞開自己，去建立和無數個寫作者之間的“發報”方式，去聆聽、去解讀、去貼近、去成為“自己人”。

青年報：《詩潮》是許多詩人走向詩壇的途徑。請問一下，你們有哪些對年輕詩人的扶持措施？你們更看重年輕詩人的什么素質？

劉川：創刊之初，《詩潮》就旗幟鮮明提出當代性、青年性、探索性。羅繼仁先生開設過“青年與詩”欄目、李秀珊女士開設過“中國詩歌高地”欄目，我們目前開設“新勢力”等多個欄目，依然把詩之變（詩歌美學的陌生化體驗、創造性表達）、詩之史（詩歌寫作的現實擔當、時代責任）、詩之流（多元、開闊的現場狀態），當成提拔年輕作者的三把尺子。寫作沒有固定的、惟一的、永久的尺度，所以我們也相對寬泛地保持著與每一個時代寫作潮流的呼應和審視，希望以有價值的寫作，成為時代記憶、歷史化石和未來經典。寫作是一件極難的事業，有人稱之為帶著鐐銬跳舞；而其實，真正銬住舞者的不是鐐銬，而是舞曲，我們希望寫作者聽從內心的旋律，而不是集體的噪音，一個個體的獨立寫作最值得尊重。

青年報：你們是如何面對著名詩人和無名詩人的？詩人們非常關心，你們是怎么處理自然來稿的？

劉川：在我眼中詩人沒有名氣大小之分，作者累積的名聲都會在新的一首詩之前歸零，以純粹零起點的角度去開啟語言的秘密，創造一個全新的境界。所以，讀每一篇來稿，與作者知名度沒有關系，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對過去的一切作者寫就的篇章增加了什么、延伸了什么、變異了什么，以及這些新的內涵是否立得住。我最怕詩人延續他自己、復制他自己。

青年報：有一種說法，中國寫詩的比讀詩的人多，你認同這種觀點嗎？現在的高考作文試題，動不動就“詩歌除外”，你對此有什么要說的嗎？

劉川：好像是作家黃梵說的，詩歌是一切文學的底座，也是一切文學的塔尖；是一切作品的入口，也是一切作品的出口（大意）。所以我的觀點是，不去過多強調文體（這是一種外在形式），而去強調一種詩意。我不會在意寫詩與讀詩的人群多寡，而在意多少人有文字表達的訴求和審美的能力。當然，詩歌作為外在邊界較清晰的文體還是應該力所能及地倡導和推廣，但正是因為要推廣的是詩，而不僅僅是詩文體，我會更多的功夫用在闡釋如何閱讀和書寫一首現代詩，內在地呼吁更多人探究詩歌的秘密核心，并不介意詩歌的外延是一則微博、一個小段子、一篇散文、一篇小說或講給孩子的一個故事。還是返回本初，即使在高考作文，也應該強調其創造性；尤其在物質時代、科技時代的科學至上主義背景之下，去鼓舞孩子們表達豐富的人性和詩性。

4 詩人作為萬物接收器，最敏銳地接收到疼痛，才能最快傳達疼痛。

青年報：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影響巨大，我們覺得對詩歌的影響最大，因為詩歌短小，和新媒體的碎片化傳播比較接近。你覺得詩歌刊物有沒有受到挑戰？如果說詩刊還有未來的話，繼續存在下去的優勢是什么？

劉川：我不認為詩歌紙媒（詩刊、報紙副刊、詩集）是不可替代的，詩歌紙媒正在趨向于詩歌的社會功能分配更加具體化的定位中。科技進步帶來的超時空傳播給文化共享帶來了極大優勢；破除壁壘，實現詩歌傳播最大化，就應該應時而為。對詩歌刊物的紙質部分必然帶來挑戰，而詩歌刊物在積極地參與到數字化、全媒體的傳播格局中，也在利用時代優勢，與時代同步。詩歌刊物不會消失，它作為一個學科性的遴選評價者、審美標準構建和引領者、詩歌價值闡述和傳播者，應該篤定和認真，堅守好學科本位，為研究提供一份持久的文獻、為時間提供一個詩歌庫藏、為寫作者提供一個交流平臺、為社會提供一個文化載體文化符號。同時，在其學術性專業性身份之外，要積極參與到社會角色的扮演和擔當中來，成為大眾文化表達、寫作培訓、價值引導的一個服務平臺。

青年報：紙刊普遍不景氣，許多報刊紛紛倒閉，你們的情況怎么樣？你們是靠什么生存下來的？

劉川：真心感謝沈陽。每年通過市財政和市委的文化基金給予一定額度的資金支持。文學期刊屬于社會高端文化載體，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創意、文學教養和精神氣質的水平與高度，屬于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政府加大對文學期刊的扶持力度。

青年報：你還有一個身份是詩人，你還記得發表的第一首詩嗎？回過頭來看看，你怎么評價那一時期的作品？

劉川：我第一首詩發表在1991年的《星星》詩刊，永遠感恩老編輯曾參明。那時上初二，屬于比較寫實和抒情的寫法，今天看來太稚嫩了。

事實上，年齡結構（背后是知識結構和經驗結構），在非常具體地影響著一首詩。這首小詩就是彼時彼地彼人的一個交叉點，不論它好和壞。我要說的是，如何在今后讓自己內在的“結構”更加開放、高維，超越簡單地寫實、抒情或評價，去深入事物復雜的肌理，挖掘當代人更幽微、深遠、豐富的存在。從過去的人，抵達當代的人。詩，是詩人成長的唯一見證，不迷戀自己過去寫出和發表的。

青年報：我讀了你很多詩，好像十幾年前，讀過一首《如果用醫院的X光機看這個世界》：“并沒有一群一群的人/只有一具一具骨架/白刷刷/搖搖擺擺/在世上亂走/奇怪的是/為什么同樣的骨架/其中一些/要向另外一些/彎曲、跪拜/其中一些/要騎在/另一些的骷髏頭上……”我至今都難以忘懷，主要因為你的詩有很強的思想性和人生哲理。你能談一談思想性對于詩歌的意義是什么？

劉川：思，越來越構成一個人作為現代人的基石。這是一個裂變、復雜、被觀念充斥的世界。一個人如果不具有思的能力，其實是無所適從的，很容易陷入工業化時代的批量生產出來的無限虛境和幻像。人容易迷失在現象當中。沒有強大的思作為“處理器”，詩人很容易一廂情愿地書寫肉眼所見就信以為真的那部分“現實”。現實覺悟力、歷史想象力，可能對碎片化的、即興引發的扁平書寫起到糾正作用。最為整體邏輯的思，對抗破碎的語言表達趨勢，是極其重要的。詩人應該自覺地從一個長遠的歷史維度、一個廣闊的思想體系出發，去認知、去書寫，避免受到刺激就表達的“膝跳反射”。

青年報：但是你的詩表面上又很直白，那么，你的詩是口語詩嗎？你結合自己的作品，能談談你是怎么看待口語詩與意像詩的？

劉川：是的，如前面我所說的，返回本初。外在簡單而內涵豐富，是我追求的一種效果和策略。我希望我的詩本質上是“說話”——如何說、說什么，我爭取把有形的部分說完，無形的部分留白，作者和讀者的一種參與和探討。同時也積極與現實世界構成互文。拿世界入詩，拿詩參與世界。詩是離開詩本身去向萬物滲透的藝術。

口語詩與意像詩并不對立，只是外觀的差別。詩歌本質是一種高級言說的方式，寓于象、寓于事、寓于敘述方法，或者寓于語言本身，都可以，都可以出奇制勝。每個大師都是自己偏執的踐行者和成功者，我不太愿意樹立一個尺度和認同。詩這東西，誰寫出來了就寫出來了。它是鮮異的創造力，它幫助我們自我破局、思想破維，它打破一個個既定的心智模式的天花板。

青年報：你的詩還有一個特點，日常生活化，像司空見慣的一塊肉，中間含著骨頭或者叫刺，也可以叫閃光點，能扎痛人的某根神經。你平時是怎么去捕捉這些閃光點的？你認為日常生活與詩的關系是什么？

劉川：我喜歡藏史于日常，更接近某種寓言。“閃光點”來自于敞開的器官，詩人作為萬物接收器，自己要最敏銳接收到疼痛，才能最快最精確傳達疼痛。

日常生活構成寫作的基本經驗和源源不斷的誘因，但不要過分依靠個人的日常，人類太古老了，要深刻體驗一個族群、一個地域、一個國家、全世界的那些整體性。那些差異、不同，那些復雜、超驗，可能構成寫作更大的魅力。

青年報：你目前已經出版詩集《拯救火車》《大街上》《打狗棒》《劉川詩選》《西天的云彩》等詩集，而且獲得過那么多獎。如果讓你挑一本（首）留下去，留給一兩百年后，你覺得會是哪一本（首）？

劉川：我應該沒有流傳一二百年的作品吧。詩歌某種程度是語言的接力棒，希望我的一首詩能夠激發或者啟迪了后面的詩人，讓他們寫出杰作。

青年報：現在許多年輕人沉溺于新媒體里，你是怎么看待微信和抖音這些的？這對年輕人的性格和人生會不會產生什么不良影響？

劉川：我從不擔心媒體，竹簡代替龜甲，紙張代替竹簡、印刷術代替刀刻和抄錄……我看到的是文化資源共享對生產力的提升，對個體提供的平等機會和表達空間。現代社會，個體充分展現、集體才有活力。媒體開闊多元，對民智提升、文化繁榮，都有好處。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小圈子壁壘，也就是“信息繭房”，這對一個詩人的創作是不利的，要能夠閱讀否定命題、批評文本、異質聲音，才能不斷打破次元、破壁而出。

青年報：你還有其他業余愛好嗎？

劉川：行走、美食、音樂。詩人應該成為“千足蟲”。我愛好太多了，呵呵。

受訪者簡介：

劉川，1975年生。國家一級作家，遼寧省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主任，《詩潮》雜志主編。曾發表大量詩文，入選國內外數百種選本，譯成十余種文字；已出版《拯救火車》《大街上》《劉川詩選》等多部詩集；曾獲得徐志摩詩歌獎、人民文學獎、遼寧文學獎、中國散文詩獎、中國當代詩歌十大名作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