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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子平:得后教我
    來源:《名作欣賞》 | 黃子平  2022年05月11日08:22

    在得后趙園家閑聊天。說起如果有來生,投生到哪個國度,干什么行當好呢。趙園說,北歐的某國吧,北極光風景的導游?問得后,得后很堅定的說,還是要生在中國,還是要研究魯迅!眾皆大笑。

    七十年代末,我讀北大的時候,中文系“做”現代文學的前輩,都還忙著為“兩個口號”(“國防文學”vs“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打筆仗,課堂上講魯迅,重點還在論證他如何“從民主革命同路人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基本上是“主流魯學”的余音裊裊。記得平原君從廣州中山大學來,聊起各自的現代文學課堂如何令人失望,他鐵口直斷,說,不出半年,這些話題不會再有人討論的了。我不知道余音還要裊裊多久,但隱隱然都意識到,新的魯迅研究的生機,或許正在早春天氣里悄悄萌發的吧。

    不久就讀到了“立人是魯迅思想的出發點、歸宿和中心”(王得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王富仁)和“心靈的探尋”(錢理群)。對于剛剛在現代文學研究里蒙昧著摸門徑的我輩,這些文字不啻或一意義上的“鐵屋吶喊”,振聾發聵。須知“立人”乃周樹人“前期思想”里的“前期思想”,得后卻拈出來說這思想“貫徹于魯迅一生的始終”,這對“轉變說”或“階級論”是極大的挑戰。難怪陳涌連續作文批判之,當時的魯研權威確乎意識到了這一論斷帶來的“惘惘的威脅”。老錢渲染這一代學者的“寂寞”,說“立人說”應者寥寥,“如一箭之入大?!?,未免有點夸張。其實得后的論述深刻地參與了八十年代的啟蒙籌劃,——還是孫郁的總結比較準確:“此四十年間,一直被學界引用”,“我們現在討論魯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且幾代學人受惠于他”。然而老錢一再申說的“無力感”,也自有其緣由,——說白了,這一代學者藉由闡發魯迅“改造社會”的思想來改造社會的宏愿,基本落空了。

    王得后《〈兩地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我當年讀了大為振奮并感動的,卻是得后那本成名作:《兩地書研究》。魯迅/景宋的通訊手稿跟《兩地書》的逐句比勘,雖是得后所說的“笨功夫”,卻藉由書信這一特殊文體,在公眾語境和私密語境里的增刪安排,觸摸魯迅心靈的隱秘處,呈現其幽微、豐富、復雜和矛盾。“相依為命,離則兩傷”,“我們之相處,實有深因”,“愛情:油然而生,沛然而長”,得后從稱謂、署名、語調種種細節讀出無窮的微妙,最精彩的還屬對“足足鬧了一個月的感情風暴”(“犧牲論”)的往復辯證。又想不顧一切地愛,又怕他人為自己作了犧牲,“忽而愛人,忽而憎人”,究其實,還是魯迅自己說到了根柢:“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消長起伏呀。

    老錢的評點,指出得后由《兩地書研究》出發,給自己提出了一個絕大的課題:“一個看透了大眾的靈魂的人的靈魂,是怎樣的呢?”其方法,還是從“基本人性”入手,著眼于“社會關系”:“研究魯迅本人,也正是研究麇集在他一身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魯迅在這種種關系中的言論行動,他的氣質、品性、心理和思想感情反映著一種怎樣性質的社會力量,他所破壞的是什么社會關系,他力圖建設的又是什么關系?!睆哪信異矍殛P系,討論到母子關系(“夢里依稀慈母淚”),討論到父子關系(“憐子如何不丈夫”),得后構建了禮崩樂壞大變動時代的“魯迅倫理學”。(惜乎得后醞釀已久的那幾章,討論兄弟、朋友,都沒有完成,“魯迅倫理學”的總體拼圖,缺了好幾塊。)回想當年閱讀“大師兄”們的魯研文本,與王富仁的宏觀思辯、錢理群的激情灌注帶來的思想撞擊不同,我感覺得后是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出魯迅自己都未必明言的思想,非常新鮮。在詞章的仔細爬梳中,對魯迅、對景宋(尤其是對景宋)的體貼理解,那種溫潤的語調,最是令我感動。

    2007年8月,王得后、趙園與師母杜琇

    多年以后,2011年,北京魯博和南開大學合辦紀念魯迅誕辰130周年的研討會。不知何時開始,此類逢五逢十的紀念,不再由官方高調舉辦,放手由民間低調來做。得后說這很好,是魯迅那“被背叛的遺囑”(“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的變通執行。那年我正好回到北大客座,得后鼓勵我與會,主要目的是要帶我們游覽他年青時當車間機修工的天津。其時我正在狂讀德勒茲,就套用其一篇文章的題目,報了個論題《他結巴了——魯迅與現代漢語寫作》,參會。會很好,津城游也很好?;氐奖本┎痪?,得后叫我讀《北京青年報》,說他有一篇小文(《魯迅流傳的希望》)記這次開的會。文章的開頭就讓人吃驚:“從南開大學開會回到北京,心有漣漪,很想寫點感受。三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三十年來!豈不就是得后遞交“立人論”紀念魯誕的百周年的那年,他怎么啦?

    那次會議帶給得后很多感觸,茲不贅述。但他叮囑我趕緊讀報的關鍵,是文中摘引了我的論文提要(“舊的語言系統崩潰了,每一個詞語都搖搖晃晃,發生震顫。魯迅是現代中國唯一‘從內部’體驗到這種震顫的作家。魯迅掙扎地應對這個錯位的時代, 充滿了表達的焦慮,但同時提出在語言系統的廢墟上‘讓語詞做更多事’的激進要求,——他的寫作只能是‘結結巴巴’的。這種寫作當然不見容于以‘規范化’為標的的現代漢語體制。問題是:如何在口若懸河的當代習得一種口吃的語言方式?”)——然后謬獎有加。得后獎掖后進的功德,多有所聞,這回輪到我了,真是惶恐。更慚愧的是,發言之后,這篇論文至今也沒有寫出來。

    2014年,王得后先生在郵輪上

    好吧,得后發現這位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魯研后學”還算孺子可教,于是有機會就點撥一二。2018年我在淡江大學客座,以《聲的偏至——魯迅留日時期主體性思想研究筆記》為題,參加了大學主辦的“東亞主體性”研討會(這回老老實實的寫了論文):

    (提要)身處二十世紀初中華文明的總體性淪亡之中,魯迅“別求新聲于異邦”,呼喚“摩羅詩力”和“神思新宗”來沖決“人界的荒涼”。他以是否出于“純白之心”的“獨具之聲”來判斷晚清思想言論的“誠偽”?!奥暋钡闹黝}或意象貫串于魯迅留日時期的文字活動,構成了他彼時之主體性思想(“立人”)中的“聲的政治學”或“聲的倫理學”。“心聲”是魯迅留日時期“立人”方案的基點,他把一種聲音和人的主體“心性”結合起來,“聲”是主體“心性”或“自性”的表征,亦可與一民族的命運相關聯。先覺者的“心聲內曜”于是成為“世界—歷史”的新的推動力。

    你一看就知道,這是在得后四十年前“立人說”的延長線上,小小的發揮。論文的簡體版發表后,得后因病目不能看小字,就請趙園念給他聽。之后每次通電話,他就大聲說“聲的偏至”寫得好,寫的極好,然后就再三叮囑,有一個題目,你一定要做,會做得很好!什么題目?魯迅《小雜感》里有一句:“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魯迅把“聲的有無”跟一種政制相關聯,格言體的表述開出很大的論說空間。我想其實這是得后“魯迅式雜文實踐”大好題目,在他心里定是思索好久了。如今交托與我,必得咬牙承受也。

    得后教我,在交談中,在書信里,三十年來惠我良多。這里僅僅拈出跟魯迅研究有關的一二舊事,聊充一則對得后《魯迅研究筆記》的研究筆記吧。

    2022.3.14于珠海唐家灣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珠海)中文系。圖片除書影外,均為趙園老師提供。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