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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約稿·創作·發表·冷遇——《狂人日記》四重奏

《狂人日記》發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四卷五號，首次署名魯迅。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短篇小說。這個現代體式，其實是文言加白話，而并不完全是白話。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也就是內容與形式上的雙重現代特征，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

那么，劃時代的《狂人日記》是怎么創作出來的呢？魯迅的日記當中沒有明確的記載。催生者錢玄同一九一八年四月至年底的日記也缺失了，所以，后世的史家、學者、傳記作者不得不依靠想象和虛構來逼近當年魯迅寫作時的情境。我們看到，《覺醒年代》便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驚異。

但是，魯迅不可能像《覺醒年代》中所表現的那樣趴在地上去寫作。首先，這不是執管而書的姿勢，也不是創作的氣場；其次，寫小說對于魯迅來說還是相當輕松的。《狂人日記》發表十五年之后，在一篇應邀而寫的創作經驗談里，魯迅曾經提到，自己的創作“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魯迅創作《狂人日記》時已經三十六歲了，他的文學積累是難以估量的深厚，留學日本時期曾經海量閱讀世界文學作品，歸國又有十年浸淫于傳統文學當中，真正的厚積薄發，一出手便使中國新文學在其手中開端，在其手中成熟，至今都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制高點。

魯迅其實是一個有潔癖的人，是非常愛整潔的，那些各種回憶錄里為了突出他的儉樸而大肆渲染不修邊幅的描寫，我認為是過于夸張了，或者說過于搶鏡，以至于他高潔的一面僅僅成了精神的象征。實際上，無論是青少年時期，還是留學日本的七年，魯迅都是非常愛整潔的。他的藏書至今已經一百年了，仍然非常干凈，內里也很少當年留下的閱讀痕跡；他的創作手稿改動的也不多，難以讓人從中揣摩構思過程；他抄校的古籍手稿更是如同印刷的一般，令人驚嘆。寫作的時候，魯迅喜歡端坐在北窗下的書桌旁，邊抽煙邊思考，因為北窗既明亮又沒有陽光直射，因而不損害目力。尤其是，魯迅不會在寫完文章的時候，把還蘸著墨水的毛筆投在地上。當然，影視劇為了在極短的時空場景內將人物的性格塑造得淋漓盡致，只好調動能夠調動的一切美學元素來集中表現，這是不容易的。魯迅崇尚魏晉風骨，外表冷漠，內心卻燒著一團火，如何在影視劇中非常抓人地展現這樣一位現代“狂狷之士”，是有相當難度的。演員選擇用一種有別于正襟危坐的姿態來表現《狂人日記》的寫作過程，作為觀眾的我們也不必較真兒，獲得精神上的溝通就好了。

雖然魯迅的日記中沒有明確記載，即便記載了也肯定是某日開始寫，某日寫畢。對于作家內心深處的創作機制，靈感的秘密泉涌，只能靠后來者推想。我們現在明確知道的五個要素是：寫于深夜里；創作迅速；錢玄同與劉半農結伴到紹興縣館來取稿件；四卷五號《新青年》的出版拖期了一個月；《狂人日記》發表后至少五年面臨的是落寞的遭際。

一、如何約稿

那么，這篇劃時代的作品是如何約稿的？或者說，魯迅是如何“聽將令”的呢？

錢玄同首次到紹興縣館拜訪周氏兄弟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吶喊〉自序》當中提到的著名的“鐵屋子”的對話，就是問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說“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據周作人回憶，指的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份的兩次拜訪時所說的。錢玄同一般下午四點的時候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鐘回師大寄宿舍去。“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這個結論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次年發表在《新青年》，它的創作時期當在一九一八年初春了。

一九一七年除夕之夜，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這一天，周氏兄弟是怎么度過的呢？劉半農來到了紹興縣館，也第一次出現在了魯迅的日記里，之前當然已經多次出現在周作人的日記中，因為他們是北大同事。胡適這一天的白天也到北京大學法科去找過劉半農。在隨后出版的四卷三號《新青年》上刊登的系列《除夕》新詩里面有劉半農的一首：

[一] 除夕是尋常事，做詩為什么？/不當他除夕，當作平常日子過。/這天我在紹興縣館里；館里大樹甚多。/風來樹動，聲如大海生波。/靜聽風聲，把長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與我談天；——/欲招繆撒，欲造“蒲鞭”。/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

[三] 夜已深，辭別進城。/滿街車馬紛擾；/遠遠近近，多爆竹聲。/此時誰最閑適？——/地上只一個我！天上三五寒星！

“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同樣說明文學作品的約定是在一九一八年春天。那么，這個除夕之夜，三人在談論什么內容呢？魯迅建議文白之爭發展到目下有必要上演一出“雙簧戲”，也就是，由錢玄同以擬古體“王敬軒君來信”羅列舊派觀點，《新青年》記者半農逐一批駁，這兩部分內容后來組成《文學革命之反響》一文，很快在四卷三號發表，落款時間為“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也就是說，一九一八年的大年初九，錢玄同、劉半農便已經備好精彩的臺詞，“雙簧戲”成功上演了。除了“雙簧戲”，魯迅當時還建議在《新青年》上設立《蒲鞭》欄，這是日本雜志中常設的一種欄目，相當于“介紹新刊”，以書評形式開展文明批評。“蒲鞭”就是用蒲草做成的鞭子，這個欄目是督促編譯界進步人士，鞭策國人警醒的意思。

不過除夕，顯示了一種告別舊世界的姿態。春節過后，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五月，錢玄同頻頻造訪紹興縣館，可統計的就有11次之多，有時候是和劉半農結伴而來。“雙簧戲”已落幕，該招“繆撒”了，也就是掌文學美術的女神，這里指的當然是文藝作品。因為《新青年》是一個議論性的刊物，除了零星的幾首新詩發表之外，敘事文學主要刊登的是外國的翻譯作品，國人自己創作的小說還付諸闕如。

我們看一九一八年三月二日這一天的魯迅日記、周作人日記、錢玄同日記，全都記載了三人在紹興縣館聚談的情形。周作人記得最詳細，“玄同來談，十二時去”，這個時候應該開始約寫《新青年》四卷五號的文章了。因為《新青年》固定的發排日期是每月的十五日，并且要在這個時間節點收集好下一期的文章。而錢玄同、劉半農編完了四卷三號，就要收集四卷五號的稿子。四卷四號是李大釗責編。

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狂人日記》前面約200字的文言識語，末尾署的是“七年四月二日識”。假如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是現實中《狂人日記》寫完的日子，那么其后三天，也就是四月五日，錢玄同、劉半農二人同來紹興縣館，應該就是來取《狂人日記》的稿子的。“繆撒”果然招來，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小說誕生了。

胡適曾經記下《新青年》第四卷成為同人刊物后固定的輪值記者的順序，五號記者是劉半農。在具體操作的時候，當期值班編輯可以根據情況自行安排，比如四卷三號本來是沈尹默當值責編，但由于他眼睛不好，就交給錢玄同、劉半農二人代編。那么，四卷五號的編刊在實際操作中，也很可能仍然是錢玄同、劉半農搭檔。這可以從魯迅、胡適、錢玄同的日記中得到互證。而《覺醒年代》當中，我們看到，只有錢玄同一人前來魯迅寓所，并且非常人設地說：“成了？”“這么說，我現在手上拿著的，就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的手稿，而我將成為第一個讀者。”這就有點把文學史教材的評價性語言直接搬到人物臺詞當中了。

二、如何創作

雖說是約到了作者，會不會辜負期待呢？事實證明，魯迅不僅沒有辜負，還給了整個中國新文學以永恒的驚喜。

《狂人日記》全篇4777個字，共分13節，加上文言識語實際上是14個部分，雖然采用了日記體，呈現出意識的隨意流動，卻是精心結撰，充分發揮簡潔凝練的技巧，也就是同期所刊登的胡適《論短篇小說》里所提到的“經濟”二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于謀篇布局，講究效率，適合紙媒時代的閱讀節奏。而《狂人日記》甚至顯示了音樂結構的光彩和數學的比例美，高度提煉出禮教“吃人”的審美核心，達到了“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效果，振聾發聵。

“狂人”的創意可謂獨具只眼，對于魯迅來說確是信手拈來，毫不費力。有人說，“狂人”的原型是他的姨表弟。這位姨表弟叫阮久蓀，畢業于浙江法政專門學校，后來到山西一帶游幕，置身于封建官場中，看慣了騙人、賣友、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負得不到施展。長期抑郁寡歡，得了迫害狂，他在幻想中感到山西繁峙縣的紳商各界到處撒下了羅網，欲置他于死地。一九一六年十月，他逃到北京，仍然覺得時刻有人追蹤，經常流露出恐怖的眼神，發出凄慘的喊叫。魯迅把他送到池田醫院治療，住院一周，不見好轉，后來就送回了紹興老家。還有人說，當時北京《晨鐘報》報道了精神病醫院“吃人肉”相關事件，引起了魯迅的關注，激發了其創作靈感。也有人說，魯迅最崇敬的“有學問的革命家”，也是他的老師章太炎，好發議論，毫無顧忌地褒貶人物，經常被稱為“章瘋子”。“狂人”正是這樣的革命先驅者的化身；更有人說，“狂人”就是魯迅理想中的新文學作家、摩羅詩人的象征。以上種種推想都有各自的視角和道理，但我還覺得“狂人”這個詞甚至可以說是大總統袁世凱賜予的。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知道，魯迅在留日時期就深思國民性問題，探究什么才是最理想的人性。這其實并不只是彼時啟蒙知識分子朝思暮想的心問，袁世凱政府為熔鑄國民人心，也在苦苦追尋。他們選擇的是忠孝節義，肯定此四點精髓應當為普世通天的價值觀。北洋政府頒布了“提倡忠孝節義施行方法”令，勒令在學校講堂上懸掛，刊登在課本的簡端，家喻戶曉，激發天良，并直接施以邪惡或正義價值判斷的名分壓力——“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謂忠臣孝子節義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謂亂臣賊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周樹人作為教育部部員，被耳提面命，不知在聽此訓令簽名的時候，是否已在心中暗暗為自己的名字打上了“狂悖之徒”的圈點？魯迅曾經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部中風氣日趨日下，略有人狀者已寥寥不多見。”所做“極人間之奇觀，達獸道之極致”。這就是彼時創作主體的現實體驗。《狂人日記》可謂是“浸潤于暗夜而來”。在某種程度上， “狂人”難道不是“蒙大總統之賜”嗎？

除了“狂人”形象，“吃人”這個審美核心的提煉無疑是非常抓人的，那么，魯迅是怎樣高妙地提煉出了這一現代審美元素？眾所周知，在S會館沉潛的時期，魯迅在大量抄校古籍，整理拓片，抄古碑，浸淫在精華與糟粕共存的傳統文化當中。某一天，“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然而，寫作《狂人日記》前后，周樹人還有一個身份是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的審核干事，不太引起人們的注意。此前還擔任過主任，負責擬定小說的分類標準等。當時全國所有創作的新制小說，乃至發表小說的雜志都要送到周樹人這里來評審，寫得好的要褒獎，格調低下的要查禁。周樹人平均每年要審二百多種新制小說。這事說起來也是蠻有意味的，就是從理論上講，小說作者魯迅是要接受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審核干事周樹人的審查的。而在周樹人的直接上司教育總長的訓詞中，什么是好的小說呢？“寓忠孝節義之意，又必文詞情節，在在能引人入勝”。也就是說，“吃人”還要吃相優雅。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許壽裳的信中，魯迅說：“仆審現在所出書，無不大害青年，其十惡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顫。”這個時候恰恰是其開始醞釀構思《狂人日記》的時候。是否可以這樣說，魯迅在以他的“創作的短篇小說”抗議北洋政府之“忠孝節義寓于動人的文辭之中”的小說表彰標準，用真誠的文學性虛構向虛假的道德文字發起挑戰？

除了迫害狂主人公、禮教吃人的審美核心，文體采用日記體也是《狂人日記》的創新之處。魯迅曾經說，這是受了俄國果戈理同名小說的影響。這是確實的。魯迅留日歸國曾經帶回兩本剪報冊，也就是自己將喜歡的文章從原發表報刊上拆解下來，自訂書目，精心編選裝訂的一本新書，其中一本《小說譯叢》是由十篇日譯俄國小說組成的，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而且，這也是在錢玄同遺物當中發現的。《小說譯叢》的首篇就是日本翻譯家二葉亭四迷翻譯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從精神譜系上來講，《狂人日記》中的魯迅在與果戈理持續對話，后來他自己評價說，比之要更加的憂憤而深廣。

二葉亭四迷不僅翻譯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記》，還翻譯過高爾基的《二狂人》，這些全部構成周樹人置身其中的明治日本狂人文學的氛圍。看慣了傳統中國章回體小說的魯迅，在留日時期有一段海量閱讀斯拉夫民族文學作品的歲月，他最喜歡讀的神秘幽深的安特萊夫，就曾經以精神病患者為原型寫過小說，魯迅還翻譯過他寫的《謾》和《默》。所以，魯迅對于小說文體的自覺意識自留日時候便已經萌生。只待回到中國的土地上，在歷史的契機下激發而成。而《新青年》恰好提供了這樣的契機，也可謂是風云際會，歷史的車輪必然前行至此。

三、如何發表

約稿約對了人，稿子也很快寫成，它又是如何發表的？這里也是有一番風景的。在《覺醒年代》當中，我們看到錢玄同飛快地跑到紅樓文科學長室，陳獨秀、蔡元培、錢玄同、李大釗、胡適群集于此，共讀《狂人日記》，心潮澎湃。

《新青年》自四卷一號宣布為同人雜志，編輯策略發生了巨大變化。記者獨立策劃選題、引發爭論。同人之間更是頻繁交流，經常面對面聚談。四卷五號同樣是精心策劃的。它的意圖非常鮮明，就是引導國人去關注什么樣的小說才是那個時代應該有的短篇小說。其意在從觀念與實踐兩個方面，來培養新文化讀者。這幾位同人除了是《新青年》的作者和編者，另外都有一個與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相關聯的微妙身份。比如說，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都是北京大學國文門研究所小說科的指導教師，而周樹人則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審核干事。所以，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小說應該以什么樣的現代面貌呈現給國人，這一批同道是掌握著話語權的，也是有實力通過傳媒去引導這個文學潮流的，無論是從理論水平、史學背景，還是翻譯實戰，他們都有著良好的訓練和扎實的功底，而且擁有中西方文化比較的視野。現在看來，《新青年》隊伍真是黃金組合，難怪后來《新青年》解體，魯迅也萬分留戀地說，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陣了。言外之意，之前的《新青年》隊伍的確是“同一戰陣中的伙伴”。

四卷五號《新青年》的作者成員幾乎都是實名的北大教授，只有教育部僉事周樹人用了筆名，這在《新青年》同人中是非常特別的。周樹人最初是以啟明兄弟的身份介入這一群體的，那時他還不是北大聘任的講師，而周作人則是北大教授。刊出《狂人日記》的同時，還刊出了“唐俟”所作的新詩《夢》《愛之神》和《桃花》三首，“唐俟”也是周樹人。

四卷五號《新青年》沒有如期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付印，而是拖到了六月。因為，采用了新式標點符號之后的《新青年》排版工作煩瑣，魯迅的文章需要錢玄同幫助標點，編輯環節出現了延宕。魯迅在五月二十九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提到“《新青年》第五期大約不久可出，內有少許拙作”，這里的“拙作”指的就是《狂人日記》和新詩三首。

以上可以看出，“魯迅”誕生于新文化生態中思想投契的同人雜志，《狂人日記》正是以同人方式編輯產出的現代短篇小說創作的碩果。

四、發表之后

《狂人日記》是不是一發表就引起轟動了呢？

這么說吧，四卷五號《新青年》銷路不佳。從一九一八年發表，到一九二三年《吶喊》出版，五年間評論魯迅的文章只有11篇。平均一年只有2篇，而這11篇里，只有3篇論述有些篇幅，其余只是簡單提及，并且還不只是針對《狂人日記》。沒招來什么謾罵，根本沒有激起國粹派的怒斥，仍然是無可措手的悲哀，小說爭鳴那是后來的事。什么原因呢？一個字，怪。這篇小說模樣的東西，無論是題目、體裁、風格，乃至內蘊的思想，對于彼時的知識群體來講都是極新奇可怪的。我們看，它其實是有著落寞的遭際的，歷經五年之后才開始受到關注，也就是一九二三年《吶喊》出版，魯迅的沉寂期才宣告結束。所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的心”，那是在新文化陣營的內部。

傅斯年寫的評論發表于自己編的《新潮》，吳虞的《吃人與禮教》發表在《新青年》。編者之一劉半農倒是戲呼魯迅為“狂人”。那是一九二〇年的一天晚上，他領了北大學生常惠去拜望魯迅，一進屋，就對魯迅說：“這是北大的常君，來看‘狂人’來了。”魯迅也很風趣地說：“哦！丟了人了，到這里來找人吧？”——劉半農原名“半儂”，《新青年》二卷和三卷均署名劉半儂，自四卷一號起把“儂”的立人旁去了，改名“半農”，所以魯迅這樣來同他開玩笑。這說明《狂人日記》在新文化陣營內部還是獨領風騷，頗多知己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會出現《覺醒年代》里同人聚攏紅樓文科學長室共讀《狂人日記》的情景。紅樓作為北大文科教學樓是一九一八年九月的秋季學期才開始投入使用的。

那么，《狂人日記》發表的一九一八年，哪篇小說入了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的法眼，被評為上等，乃至褒獎呢？殊為可笑的是，鴛蝴派暢銷作家李定夷著的《同命鳥》與《伉儷福》（國華書局1916年8月三版，后者也是采用第一人稱日記體）一起名列其中。作者以肯定的口吻寫到主人公的女兒刲骨療親，使母親病情好轉，并認為此種精神絕非愚孝，而是和殉夫、殉國一樣是值得褒揚的節操。實際上，在一九一七年李定夷之苦情小說《湘娥淚》（1914年8月國華書局版）即獲上等并褒獎，另有其節烈小說《雙縊記》（1916年9月）被評為上等。看來，彼時北洋政府高度首肯的還是晚清以來宣揚忠孝節義的敘事主流，卻是被新文化陣營稱為逆流的小說。從《狂人日記》當中你可以清晰地辨聽魯迅的抗議之聲。

《狂人日記》遭受的冷遇令人遺憾嗎？不。這恰恰說明了魯迅小說的先鋒性、實驗性、經典性，遠遠超越了當時讀者的接受能力與審美預期，而中國新文學所需要的恰恰是這樣的超前力作。中國小說的現代發端有賴于現代讀者的養成，對此，歷史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