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倘若說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是五四落潮期對魯迅發生最重要影響的異域批評家，那么俄羅斯作家阿爾志跋綏夫，則是這個時期對魯迅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魯迅先后翻譯了阿爾志跋綏夫的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及短篇小說《幸福》和《醫生》，分別發表于《新青年》和《小說月報》。《工人綏惠略夫》一九二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經魯迅一九二六年校訂，一九二七年北新書局出第二版。《幸福》《醫生》則收入了一九二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小說譯叢》。

阿爾志跋綏夫

《工人綏惠略夫》

魯迅與阿爾志跋綏夫的相遇是頗偶然的。一九二○年四五月間及十一月，他曾多次前往紫禁城午門，參與整理德國商人俱樂部“德華總會”的藏書，發現了阿爾志跋綏夫小說集《革命的故事》的德文譯本。于是才有了他對《工人綏惠略夫》等作品的翻譯。

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女師大毀校紀念會上，魯迅發表演講，開始即談到為什么在一堆書里偏偏挑中了這一篇：“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后，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后，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但他并不贊成綏惠略夫破壞一切的復仇，所以又指出：“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都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魯迅更關注這篇小說所表現的為社會做事的改革者，反倒面臨被迫害和受苦的處境。而對于綏惠略夫向社會復仇，他的看法是：綏惠略夫“在無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尋一條可走之路，于是成就了其“對于社會的復仇”。

魯迅認為，《醫生》寫的是“對于無抵抗主義的抵抗和愛憎的糾纏”。而對作者為什么要寫“反抗無抵抗”，他做出了“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這憎，又或根于更廣大的愛”的解釋。他說《幸福》渾然寫出了“愛憎不相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對于愛和恨、犧牲和復仇彼此交融相互轉化的關系，尤其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中愛憎糾纏而又相爭的特點，魯迅的悟解體認是異常深刻獨特的，也引發了他的持續不斷的深入思考。

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講《娜拉走后怎樣》里，魯迅借了綏惠略夫對亞拉藉夫說的話，來質問夢想將來黃金世界的理想家：“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么給他們自己呢？”魯迅以為希望在于將來，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尸骸”，則“代價太大了”；所以對此有所保留。而他借用的綏惠略夫的話，與《〈吶喊〉自序》所說不愿意大嚷起來，驚起了“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里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的看法，則是高度契合的。

對于“黃金世界”及以此為旗號來對民眾進行蠱惑的質疑，構成了他思索啟蒙主義、思索希望與未來社會等相關問題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價值基點。

《工人綏惠略夫》的主人公是個化名綏惠略夫的大學生。他以工人身份到工廠組織罷工，而被當局逮捕判處死刑。從法庭押往監獄途中，他得以逃脫，到了彼得堡。他本來是出于愛，充滿勇氣和勝利的確信，“將一生最寶貴的去做犧牲”“為了共同的事業跑到死里去”；但其革命行動并不被群眾和“不幸者們”所理解，反而幫助警察來追捕他。在走投無路的境遇里，他的憎恨和憤怒一變而為瘋狂的報復，于是“對于不幸者們也和幸福者們一樣的宣戰”。在逃亡途中他跑進戲院，舉槍向觀眾射擊。“他抱了涼血的殘暴的歡喜，施行復仇了，為了那許多自己時常遇見的，損害，苦惱，和被毀的生活。”

在《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一文中，魯迅又說，更了解施蒂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阿爾志跋綏夫，并沒有讀過尼采的著作，但綏惠略夫“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來。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終身戰爭，就是用了炸彈和手槍，反抗而且淪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其實，綏惠略夫并非一開始就邁出了向群眾開槍這一步。他稱自己的“憎惡人類”，并非由于什么“憤激”，而是源于“經驗”。之前他懷抱著希望，和戰友們到工廠去，為了共同的革命事業苦斗了五年。然而，他的同事們先后都犧牲在當局的皮鞭和屠刀下。他的戀人理莎也委棄在死亡里，委棄在污穢的絞索、絞架和絞刑吏的嘲弄里。他的內心深處埋藏下了鐵一般的憎惡、沉重的憤怒和決不寬容的力量。

逃到彼得堡后，他又目睹了民眾的苦難和社會的黑暗：失業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忍饑挨餓而不得不乞討的鐵匠；因為不馴服而遭撤職，全家人陷入饑餓里，妻子在疾病中掙扎，又因交不起房租將被房東趕走的窮教員；在艱困的生計中，被迫嫁給像畜生一樣的小商販的可愛姑娘阿倫加……殘酷的現實使他更堅定地認為：真理只是最通常的誑騙，以使一部分人能夠依靠另一部分人而生活；亞拉藉夫宣揚的愛、自我犧牲和同情，結果也只能如此。

綏惠略夫的憎恨和復仇信念的確立及益發堅定的過程，一直伴隨著與愛和犧牲的思想的爭辯。在與信奉托爾斯泰主義的夢想家、理想家亞拉藉夫的對話中，他沉痛而憤激地反駁道：你們無休止地夢想著人類將來的幸福，可是從現在到將來要經過多少“鮮血的洪流”呢！而你們教人們夢想的東西，是他們永遠也不會得到的！即使你們所有將來的夢都當真實現了，但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們的淚海”稱量起來，也是根本無法平衡的。

此外，作品還以很多筆墨表現綏惠略夫的幻覺和夢境。先是他已死去的戀人理莎來看他，仿佛知道這是綏惠略夫決心復仇前生命的最后一夜，特地來與他告別、對他哭泣。他堅定地告訴理莎，這是他的唯一選擇。繼而出現的，是一個形象模糊的夜間來客，好像是黑瘦臉長頸的鐵匠，又似乎是個幽靈，業已知道了他的復仇計劃，以為其策略是可怕的；還說他的憎惡和狂亂的想法，都來自他所罵詈的廣大的犧牲一切的愛。他馬上堅決予以否認，說這不是愛，“我不要愛！”而來客認為，他盡了天職地全力愛著人類，卻不能忍受惡，“你憎，就因為你心里有太多的愛！而且你的憎惡，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犧牲！”

這場對話凸顯了綏惠略夫所信奉的憎恨、復仇的人生哲學，與亞拉藉夫的愛、犧牲和勿以惡抗惡的思想觀念的尖銳對立。他在自己的內心重現這兩種不同價值觀激烈爭執交鋒過程的同時，也對自己所秉持的憎恨復仇的思想做了進一步思考和強化。綏惠略夫感到，黑暗中來的并不是一個人，“簡直是一面鏡子和自己的形象在里面”。

在談話中，綏惠略夫針對認為他的策略是可怕的看法，具體說明了自己不想到愛而只懷著憎恨的原因：由于這些不幸、怯弱和昏迷的人，壓制他一生太久，把自己的所愛和所信都奪走了，所以他不愿意去愛他們，而是憎惡他們。他像對糟蹋生活的“幸福者”報仇一樣，也要向這些非常慘苦、尚未隕滅的“不幸者”報仇。他認為憎的權力比愛更強大，并激烈反對來客所謂犧牲愈大，其意義便愈純潔愈神圣，以及要為光明偉大的未來做出犧牲、勿以惡抗惡的觀點。他質問道：把我們的生命和幸福都當作肥料，使肥沃的土地迸出新生活的萌芽，然而又有誰來對這些喝我們的血，以我們的痛苦為樂，在我們的生命幸福都成了肥料的土地上跳舞的人進行報復呢？

緊接著警察前來抓捕，綏惠略夫脫身逃走；亞拉藉夫終于在邪惡面前、在死亡威脅下，以憎惡和憤怒，被迫用炸彈手槍奮起反抗，死在警察的槍口下。魯迅說他是“為愛而犧牲”，與綏惠略夫的因憎恨而復仇形成了鮮明對照。逃亡中的綏惠略夫，“凡所遇見的一切，個個都是仇讎，沒有一人肯想隱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讓給他一條路”；就這樣他決絕地實施了復仇，在戲院里向人群射擊。

一九二五年在給許廣平信里，魯迅專門談到了“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亦即綏惠略夫這一類人的命運：“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于成了單身，忿激之余，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于毀滅。”綏惠略夫這個人物在他內心激起了極大波瀾，觸發了深長的思索。就在這一年十月，魯迅創作了小說《孤獨者》。

二

《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殳雖近于綏惠略夫“精神上的中國兄弟”，但與“被絕望所包圍”而成為“復仇者”的綏惠略夫不同的是，他在家鄉寒石山以及S城，是一個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異類”和“孤獨者”。盡管他對人的態度有時是冷冷的，說話也詞氣冷峭，但卻很喜歡小孩子，認為他們是天真的，“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而且他也并未像綏惠略夫那樣，一出場就“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

小說里還有一個與魏連殳人生境遇、思想情感都極為接近，并對其懷著同情和理解的“精神上的同貌人”申飛。他既是小說里的一個人物，也是故事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通過這種特殊的敘事方式，魯迅旨在別具匠心地表現對于覺醒的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和探索。盡管《孤獨者》與《工人綏惠略夫》的差異非常明顯，但兩者都寫出了先覺者、改革者的慘苦處境，均為“憤激”之作。魯迅與阿爾志跋綏夫一樣，也在作品的精神意向中強調了憎恨的正當性與抵抗復仇的必然性。

在村人眼中，寒石山唯一一個外出游學的魏連殳，是個怪人、可怕的“吃洋教”的“新黨”。由于他常有奇警的議論，喜歡發表文章，在最不愿意有人無所忌憚地發議論的S城，便受到小報的匿名攻擊，學界也總有關于他的流言，因此被校長辭退失業，生計越發不堪。他一直喜歡的天真的兒童也開始仇視他；他每人都給買過一只口琴的房東的孩子，連他送的東西都不吃了。不久他就淪落到了生活窘迫甚至求乞的地步。

魯迅說過：“先覺的人，歷來總被陰險的小人、昏庸的群眾迫壓排擠傾陷放逐殺戮。”（《集外集拾遺補編·寸鐵》）魏連殳的處境正是如此。后來他連郵票也買不起，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在窮困潦倒的窘境中，被迫當了杜師長的顧問，馬上每月薪水就有現洋八十，還有了“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他自稱，“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有的研究者認為魏連殳去做顧問，是他報復社會和舊勢力的一種極端方式，卻忽視了他是在生活沒有著落、無路可走的困境中，萬不得已才做此選擇的。所謂“復仇”，不過一個附帶結果而已；而且也主要是精神性的，即《摩羅詩力說》所言“以嘲弄社會，聊快其意”，或如魯迅所說用“中國的老法子”，即“驕傲”與“玩世不恭”。他并未像綏惠略夫那樣實施破壞一切的行為。

然而，魏連殳這一即便是不得已的選擇，在生活處境得到改善的同時，也給他個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陷入了極大的心理失衡和難以解脫的精神折磨中，以至于“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與做顧問一起到來的，還有“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渡過了生存危機，反而掉進了另一個深淵。不久即死于肺病。

魏連殳只是個無奈的“孤獨者”，而非真正的“墮落者”、冷血的“復仇者”。他的死，既是向社會進行自戕式復仇所付出的代價，更是在現實中沒有出路的先覺者的人生和精神悲劇。是黑暗冷酷的社會、沉重無望的生活，使他墜入絕境，逼迫他由孤獨走向死亡。

小說在沉重壓抑的氣氛中展開了魏連殳入殮的描寫：“到入棺，是連殳很不妥帖地躺著”；“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這冷笑里帶著憎惡，既是對自己，也是對社會的。

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文末再度出現了深夜里受傷之狼，在曠野上嗥叫的意象，突兀、慘厲而雄悍，首尾呼應，所表達的不僅是魏連殳強烈的創傷感及其慘苦的境遇，更有作為孤獨的精神戰士的魯迅，置身于文化荒原之中深切痛苦的生命體驗和悲劇性的心靈感受。《祝福》《在酒樓上》里業已響起的苦澀憂郁的抒情音調，至此增添了更加濃重的悲愴色彩。

小說有三處描寫最令人震駭：一為第一節魏連殳坐在草薦上突如其來的長嚎，二即上邊這個結尾，三則是魏連殳寫給申飛那封長信。此信既是魏連殳對于老友的內心告白和情緒宣泄，也是他對自我毀滅式復仇的“心靈懺悔錄”與“自我裁決書”。他絲毫不原宥自己的所作所為，亦并未做任何自我辯解，而是進行了一番痛徹肺腑的自我審判：原來的求乞、凍餒、寂寞和辛苦，并非真的失敗；現在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才真是失敗者了”。

對于這個選擇，魏連殳始終都保持著清醒理智的意識，內心充滿了絕望的掙扎和難言的苦痛。對于看不見任何光亮的烏黑一團的社會，他發出了悲憤的控訴：“愿意我活幾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這人已被敵人誘殺了。誰殺的呢？誰也不知道。”

他的清醒理性使其反省格外沉痛。信的開頭寫道：“我稱你什么呢？我空著。你自己愿意稱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罷。我都可以的。”后來又說：“你將以我為什么東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這里透示出的是知識者內省的“自我意識”，也流露出魯迅對于“我（們）到底是誰”的困惑和追問。覺醒者——孤獨者——受難者——失敗者，就是魏連殳在人世間掙扎生存的命運軌跡。

申飛在雪夜中閉目枯坐之時，在幻覺中看到了魏連殳的眼睛，聽見了他的話音：“我還得活幾天！”在信里他也說過，“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在令人絕望的社會環境中，他掙扎到了最后，終于還是徹底失敗了。一個覺醒的正直的知識者，在現實中是根本沒有活路的。而活著的人，出路又在哪里？

面對這種嚴酷處境，申飛仍要以堅忍頑強的生命意志活下去，他堅持往前走；但不會重走魏連殳的路，事實已證明那是一條自我毀滅之路。魏連殳在信里曾對申飛表示：“我們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魯迅認同憎恨與復仇的正當性合理性，而對魏連殳蔑視自己的生命的報復行為，盡管懷著同情卻并不贊成。魏連殳入殮后，不覺出了大門的申飛，“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他要在魏連殳的生命終點重新出發，走一條與之不同的路。

“快步走”，也意味著要一往無前地從如磐的黑暗中突圍，迅疾堅定地走向前方。這是魏連殳死后，申飛面對黑暗和絕望，做出的堅毅決絕的人生抉擇，亦即魯迅“與絕望抗戰”的生命哲學的形象演繹。

魏連殳與申飛，實際上是魯迅內在意識的兩個不同側面。他的真實而完整的“自我”，即隱匿在這兩個對偶式的人物后面。他們之間的對話，正是魯迅內心深處兩個聲音的交談。

這樣的直接對話共有三次。第一次，魏連殳認為孩子總是好的，全是天真的，他們沒有大人的壞脾氣，后來的壞是環境教壞的；申飛則不同意這一看法，他以為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第二次，在對魏連殳本家的看法上，兩人顯然存在分歧，申飛認為之所以本家要奪他的屋子，關鍵是因為他沒有孩子，并問他為什么老不結婚。第三次，申飛對魏連殳坦言，他把人間看得太壞，是過于自尋煩惱，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希望他應把世間看得光明些。魏連殳這一回似乎覺得申飛說得有道理，而且承認造成將自己裹在里面的“獨頭繭”的“絲”，其實來自祖母。

他幼小失了父母，由祖母撫養成人。而祖母是他父親的繼母，因而在家里備受壓抑和歧視，曾經吃過許多苦。魏連殳小時候覺得她總是冷冷的，無論怎樣高興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起她的歡笑。父親去世后，家里“幾乎全靠她做針線過活了”，直到自己進學堂及畢業有了事做。但卻從略知世事起，便逐漸疏遠了祖母。祖母郁郁寡歡的不幸的一生，使他深切感受到了人世間的不平和悲涼。

祖母的人生悲劇，對于魏連殳具有一種徹骨的宿命性質的影響。從祖母去世起，他便將“她的一生縮在眼前了，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我雖然沒有分得她的血液，卻也許會繼承她的運命”。他不但自己也像祖母那樣過著孤獨的生活，而且內心承載著像祖母那樣的身世遭際的人們的痛苦和哀傷。他覺得“這樣的人還很多哩”“這些人們，就使我要痛哭”。

可見他在祖母喪儀上的大哭，哭的既是祖母，又是普天下像祖母那樣不幸的人們。對于魏連殳來說，這既是一種博大深廣之愛，也是一種深沉廣漠的悲哀和苦痛，一種無所不愛而又不得所愛、無所可愛的悲哀和苦痛。祖母去世以后，“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為他“痛心”；于是，愛完全轉化成為恨，他開始實行自暴自棄的復仇。而最終死在了彌漫著無邊無際的空虛寂寞的冷酷無情的人世間。

魏連殳與申飛的三次對話，既真切地透露出魯迅自身存在的深刻矛盾和困惑，也呈現了他內心深處自己與自己的爭辯和對話，及其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黑格爾哲學研究者鄧曉芒指出：人要追求自由、追求自由意志的實現，必須首先達成自己與自己的矛盾對立。這種矛盾對立，意味著不滿足現實、不滿于現狀，而去追求其他的新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是無限的，然而，現實卻往往只體現出一種可能性（譬如魏連殳所走的道路）；因此便會產生困惑、不滿和痛苦，于是想要去追尋、實現更多更大的可能性。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否定自己。人的自由、自由意志與生命意志，也就在這不滿、否定與追尋的過程中得以實現。

在申飛“走”的堅定抉擇與行動踐履中，《孤獨者》展示出了知識者面對黑暗和絕望，尋索人生出路的強大的生命自由意志與堅忍的人格精神力量。

魯迅小說人物譜系中，魏連殳和狂人以及N先生，都是“最魯迅式”的人物形象。他們那種痛苦激憤的精神狀態、深刻精警的議論，以及外冷內熱、被憎恨包裹著的愛意的表現，都會令人聯想到魯迅本人特有的人格氣質和精神風貌。魯迅曾說過魏連殳寫的就是他自己。倘若說狂人與魯迅的相似主要是內在的，體現于心理精神及思想方面；那么“短小瘦削”“長方臉，蓬松的頭發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兩眼在黑氣里發光”的魏連殳，則與魯迅既形似又神似。其個性人格和氣質稟賦更接近魯迅本人，甚至某些具體生活經歷，兩人幾乎都完全相同。譬如魏連殳的父親死后，本家爭奪他的房屋，要他在筆據上畫押的細節，就來自于魯迅曾親歷的一件事。魏連殳關于祖母的回憶，以及他在祖母喪儀上的表現，也都是魯迅本人的事情。魏連殳后來做了師長顧問，而魯迅曾對青年朋友表示，如果北京待不下去了，就到老同學陳儀（時任孫傳芳部隊師長）那里去“當兵”。

魯迅在一封信里說過，自己“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他與魏連殳的區別，大概就在“忍住”與“忍不住”之間吧。魏連殳盡管有很強的自傳色彩，但畢竟是魯迅創造的一個獨特藝術形象。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認為：“與其說，文學作品體現一個作家的實際生活，不如說它體現作家的‘夢’；或者說，藝術作品可以算是隱藏著作家真實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還可以說，它還是一幅生活的圖畫，而畫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開的。”《孤獨者》表明，魯迅敢于直面內心的黑暗與虛無，把自己的內在情感意識外化為小說人物，以魏連殳的形象來呈現內心深處的某些側面，并把未能訴諸行動的若干真實想法，在這個虛構人物身上變為現實，以達到對自我及同類知識者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道路，進行深入探究、體驗與省思的目的。

三

雖然《孤獨者》深受《工人綏惠略夫》的影響，但絕不是對阿爾志跋綏夫的簡單移寫和模仿，而是五四落潮后魯迅基于自己的情感和心路歷程，所做的獨立的思想藝術創造。這篇作品因而成為對先覺的知識者的人生和心靈進行深入探索，對其悲苦命運進行深沉悼亡的小說，也是一篇對于實現自己的精神自由、貫徹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生命意志，進行思考探尋的意蘊深厚之作。

魯迅五四退潮期的許多作品，包括《彷徨》和《野草》，尤其是《鑄劍》《復仇》《希望》及諸多雜感文字，都能或隱或顯地看到《工人綏惠略夫》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止是觀念上、精神上的，也是藝術表現上的。綏惠略夫與亞拉藉夫的爭論，他與夜間來客的對話，他的似真似幻的夢境，及其在夢中與理薩、與來客的對談等各種表現形式，對于《彷徨》《野草》創作的啟發更是顯而易見的。《在酒樓上》《孤獨者》運用了對偶式人物之間的對話方式、復調性的敘事結構，《死火》《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立論》和《死后》等作品，均以“我夢見”開頭，采取夢境的藝術形式，也不能不說與阿爾志跋綏夫的藝術示范是有關的。

在綏惠略夫逃亡到彼得堡的整個過程中，及后來躲避警察追躡直至跑進了戲院的路上，阿爾志跋綏夫著意表現了他的各種紛至沓來的感受、印象、聯想、回憶、幻覺、夢境和下意識，生動有力地凸顯了其苦惱、緊張、迷亂、仇恨與瘋狂，以至幾近于崩潰的真實心態，把這個人物被逼入絕境后的情緒心理和精神世界揭示得淋漓盡致。這些表現手法與魯迅贊賞的“消融了內面世界與外面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具有“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的安特萊夫小說的藝術特點，也是極為相近的。他的另一篇小說《傷逝》所表現的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對于往事的追懷與自我辯解，及其連續不斷的心靈獨白、精神搏斗和情感激流，都可明顯看出對上述藝術手法得心應手的借鑒與冥契神會的創造性發揮。

《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文自然也濡染著魯迅個人的鮮明話語風格。由譯文中的“黃金時代”而來的“黃金世界”，更是成為魯迅表達對于啟蒙主義的思索、質疑、惶惑和超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他在致許廣平的信里說：“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與此相關的話題，在《頭發的故事》《〈吶喊〉自序》《娜拉走后怎樣》《春末閑談》《影的告別》《忽然想到（七）》《記談話》《答有恒先生》等多篇文章及書信中，皆有深切的思考和獨到的表述。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或許可以說，關于“黃金世界”命題的拓展與沉思，深刻地影響了魯迅的價值觀、歷史觀和社會發展觀。“黃金世界”已成為魯迅思想文學中一個具有深邃哲學內涵的概念和“關鍵詞”，對于他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清醒冷峻的自我意識的確立，其作用恐怕也是不能低估的。“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在魯迅作品里常見的此類奇崛獨異的語言、梟鳴一般的格言式的文句，其底色無疑也是對于“黃金世界”的深沉思索。

有些阿爾志跋綏夫個人色彩比較強的詞語，比如“幸福者”，是與“不幸者”作為一組對應的概念，成為綏惠略夫同一復仇對象的。而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魯迅棄“不幸者”而采用“幸福者”，且創造出另一個新詞“哀痛者”，作為與之相對的一組詞語，從而賦予了這一新的表達以豐富深邃的意涵。“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恐怕只有進入到《工人綏惠略夫》的語境之中，才能更精確深切地理解“哀痛者”和“幸福者”這兩個概念的真正含義吧。這類例子還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