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1年9月25日，為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人文社與魯迅作品出版暨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座談會”。這是一個頗有特色的話題。人民文學出版社是《魯迅全集》的出版機構，其權威性不僅因為其出版歷史長，更因其編輯、注釋等一系列工作在專業(yè)性上的不可替代。多位魯迅研究界的專家，參加過1981年版《魯迅全集》、2005年版《魯迅全集》出版工作的資深編輯參加了當天的座談會。

2021年《魯迅作品單行本29本》

我在會上作了個簡短發(fā)言。我的發(fā)言既是向長期以來為魯迅作品出版作出貢獻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及資深專家、前輩編輯致敬，也表達了對魯迅作品出版再出發(fā)的期待。我在發(fā)言中還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希望魯迅研究界的專家們在研究、總結(jié)魯迅著作的出版史時，不要忘記闡述中國共產(chǎn)黨在《魯迅全集》出版史上最原初的、始終如一的作用，不要忘記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人物一直以來對《魯迅全集》出版的重視、支持。事實也的確如此，《魯迅全集》的出版史，它的發(fā)生、發(fā)展，很大程度上早已超出了文學的出版的范疇，本身就是一部值得書寫的歷史。我想就此梳理一下，并突出政治力量對《魯迅全集》的推動作用。

一、魯迅逝世與《魯迅全集》的啟動

1936年10月19日晨，魯迅在上海逝世。由于魯迅在現(xiàn)代中國的深遠影響，這一悲痛的消息激起了各方反響。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得到魯迅逝世的電訊后，于10月20日即魯迅逝世的次日，給上海文化界救國聯(lián)合會和許廣平發(fā)去了唁電，并同時發(fā)出了《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其中有這樣的要求：

貴黨與貴政府為中國最大部分領土的統(tǒng)治者，敝黨敝政府敬向貴黨貴政府要求：

（一）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并付國史館立傳；

（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

（三）改北京大學為魯迅大學；

（四）設立魯迅文學資金獎勵革命文學；

（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

（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

（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

（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貴黨貴政府所頒布的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之法令。

——敝黨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獲貴黨貴政府的同意，特此電達。

其中的第五條就發(fā)出了完整編輯出版魯迅著作的呼吁。這也是以上諸條中實現(xiàn)最早的愿望。另一條就是第四條，設立魯迅文學獎，直到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作家協(xié)會始設魯迅文學獎。其他諸項，事實上應為共產(chǎn)黨對國民黨提出的“過度”要求，以迫使其積極對待魯迅身后事宜，具體事項均因歷史條件發(fā)生變化而未獲實施。

對于一位文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為后世人留下作品，像魯迅這樣在世時已注定屬經(jīng)典之列的作家，其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就顯得格外迫切。魯迅逝世后，他的親人、學生、戰(zhàn)友，幾乎是共同意識到出版《魯迅全集》意義的重大和迫切性。正如許廣平所言，“溯自先生逝后，舉世哀悼。輿情所趨，對于全集出版，幾成一致要求”。而這些要求歸納起來，又有以下一致：“望早日出版”“希收集齊備”“冀售價低廉”（《〈魯迅全集〉編校后記》）。

編輯出版完整的魯迅作品，甚至是魯迅本人在世時的愿望，書名也已定好：《三十年集》，而且他自己已經(jīng)構思出了兩種編輯方案。其中第一種，將所有著述分為“人海雜言”“荊開叢草”“說林偶得”三大類。目錄之外未作說明，所以連許廣平本人都不明白魯迅目錄里所寫“起信三書”具體所指是什么。第二種則按體裁分類并以創(chuàng)作為序。許廣平曾經(jīng)記述道：“記得先生大病前，曾經(jīng)說到過：他自一九〇六年二十六歲中止學醫(yī)而在東京從事文藝起，迄今剛剛?cè)?，只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余萬言，擬將截至最近的輯成十大本，做一記念，名曰《三十年集》。當時出版界聞訊，不勝欣忭，紛請發(fā)行。使先生不病且死，必能親自整理，力臻完善?！薄度昙酚?941年9月出版，編輯者為“魯迅紀念委員會”，出版者為魯迅全集出版社，加上原初的編輯、目錄的確定者是魯迅本人，所以這套多達30冊的文集，倒是“通體”都是“魯迅”元素了。《三十年集》是魯迅所有創(chuàng)作和學術的集成，未收魯迅的任何譯著。這既是因為要尊重魯迅本人意愿，也是考慮到讀者購買的承受力。

1941年版《魯迅三十年集》書影

雖說《三十年集》“啟動”在前，但實現(xiàn)出版方面，倒是先有《魯迅全集》。正如許廣平談到《三十年集》時所說：“無奈愿與事違，先生竟病且死，死后行將二年，始將全集印行，捧誦遺著，彌念往昔，不勝痛悼?！比绻⌒小度昙肥菫榱藢崿F(xiàn)魯迅本人的愿望，那《魯迅全集》的出版則更充分體現(xiàn)了各界有識之士對魯迅的尊崇和對魯迅作品的熱愛。

1937年7月18日，由宋慶齡、蔡元培、許廣平、沈鈞儒、許壽裳等72人組成的魯迅紀念委員會在上海成立。據(jù)上?！洞蠊珗蟆穲蟮?，當天的成立大會上，由許廣平報告了《魯迅全集》的運行進程：“魯迅遺著共三十余種，大都已經(jīng)中央審查通過，現(xiàn)正整理版稅權之收回，以便全集從速出書。全集編輯各先生，為蔡元培、馬裕藻、周作人、許壽裳、沈兼士、茅盾、許廣平等七人?！倍本┑摹侗逼叫聢蟆穭t指出：“關于《魯迅全集》審查事已有部批，除《二心集》《南腔北調(diào)集》《毀滅》《偽自由書》四種，全部禁止；《華蓋集》《壞孩子及其他》《而已集》《花邊文學》《準風月談》《三閑集》《魯迅雜感選集》《壁下譯叢》八種，部分刪去。”其余倒“均通過”；而“關于被禁部分，現(xiàn)正從事疏通，有無其他辦法另行出版，則尚不可知云”。事實的確如此，在國民黨白色恐怖與專制統(tǒng)治下，完整地、公開地出版《魯迅全集》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魯迅全集》的出版很自然落到了許廣平、許壽裳等親人，以及革命、進步人士身上。1937年10月，“文藝界救亡協(xié)會”在上海成立，郭沫若、胡愈之、陳望道、巴金、鄭振鐸、許廣平等人參加，會議提議：“前與商務印書館商定出版之《魯迅全集》，因戰(zhàn)事關系，延期出版，決由今日出席者簽名，請商務從速進行出版?！保ā秾W習魯迅精神，文藝家大團結(jié)》，見《魯迅研究資料匯編》（2），P872）魯迅紀念委員會在1938年5月16日發(fā)表于漢口《文藝陣地》的上《〈魯迅全集〉發(fā)刊緣起》一文中，特別說明了全集與魯迅《三十年集》的關系，“幸而魯迅先生去世之前，曾手擬《三十年集》總目，生平著作及述作，依照年代先后，分作十卷。這次紀念委員會刊印全集，是以這一目錄作為基礎，再加上翻譯作品，依照翻譯年代先后，分作十卷。”文章強調(diào)了《魯迅全集》出版對于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重大意義?！斑@是一個火炬，照耀著中國未來的偉大前途；也是一個指針，指示著我們怎樣向著這前途走去。在這個民族抗爭的期間內(nèi)，這全集的出版，將發(fā)生怎樣的作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p>

二、初版《魯迅全集》的曲折過程

《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注定要載入中國出版史冊的大事，眾多重要人物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了各自的作用。這里可以就胡愈之的努力做一介紹，略知其中之艱辛和感人之處。關于胡愈之為推動《魯迅全集》出版所做的工作，鄭振鐸在《憶愈之》一文中曾寫道：“《魯迅全集》的編印出版，也是他所一手主持著的，在那樣人力物力缺乏的時候，他的毅力卻戰(zhàn)勝了一切，使這二十巨冊的煌煌大著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印出?！焙?，浙江上虞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他先后參與創(chuàng)辦《公理日報》《團結(jié)》《東方雜志》等報刊，參與組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復社”等團體，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方針路線，傳播抗日救國主張，與侵略者和反動勢力進行堅決斗爭。1949年后，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光明日報》總編輯等職。胡愈之是魯迅的同鄉(xiāng)，青年時期在紹興府中學堂上學時就受到過魯迅的教育，對魯迅的尊崇無疑是真切的。能夠為《魯迅全集》出版盡力，于公于私，他都十分愿意全情投入。

2018年10月15日《文匯報》發(fā)表署名周鐵鈞的文章《胡愈之與首部〈魯迅全集〉出版》，透露以下細節(jié)：“1936年11月，胡愈之向上海地下黨組織匯報了編輯出版《魯迅全集》的想法，黨的負責人劉少文等商議后表示：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迫切需要用魯迅精神來喚起民眾，支持抗戰(zhàn)，要動員、利用一切力量，盡快組織出版《魯迅全集》?！蔽闹羞€寫道：

1938年4月，《魯迅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啟動，紛繁、復雜的事務讓胡愈之忙得不可開交：每一頁校對完的清樣都要由他終審；鉛字需要量巨大，他要四處采購鑄字用的鉛錠；當時上海食品奇缺，有錢也難買到糧食，工人們請求：寧可少賺工錢，也要每天供應三餐，哪怕米粥窩頭，吃飽就行，他又得多方奔走買糧食。這時，黨組織通過關系為《復社》搞到5000斤大米，胡愈之馬上發(fā)給每位工人50斤。久旱甘霖般的糧食極大地調(diào)動了工人的積極性，出版進度突飛猛進。

其中的細節(jié)也許還可以進一步進行精確化討論，但毫無疑問，《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從一開始就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支持分不開。

《檔案春秋》2017年第2期發(fā)表金洪遠的文章《王任叔與初版〈魯迅全集〉》，其中談道：

1938年，中共地下黨為領導上?？谷站韧鑫幕\動，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編纂出版《魯迅全集》。受共產(chǎn)黨的委派，擔任共產(chǎn)黨地下文委負責人之一的王任叔參加了這項工作。為了對付國民黨的破壞，由蔡元培和宋慶齡分別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的正副會長?？紤]到“孤島”環(huán)境十分險惡，《魯迅全集》的整個編輯工作都是在半秘密的狀態(tài)下進行，中共黨員王任叔就是負有實際責任的負責人之一。

1938年版《魯迅全集》影印本

經(jīng)過多方努力，《魯迅全集》于1938年6月始逐步出版印行。出版方由胡愈之等人創(chuàng)辦的“復社”承擔?！皬蜕纭弊鳛橐患也⒉徽降摹俺霭鏅C構”，出版的書籍卻出手不凡。在《魯迅全集》之前出版過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之后又曾出版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由于參與其中的各方人士日以繼夜地工作，加上胡愈之特殊的運作方式，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不但在出版速度上快得驚人，而且在出版經(jīng)費上也提前得到了保證。受《西行漫記》出版、發(fā)行方式的啟發(fā)，《魯迅全集》從印制規(guī)格到營銷模式，都具有創(chuàng)新特色。

印制方面，為了既要實現(xiàn)普及魯迅作品、達到喚醒民眾的作用，又能夠為出版印制籌集到足夠資金，“主創(chuàng)團隊”成員胡愈之、王任叔等將全集設計為甲、乙、丙三種不同規(guī)格。正如胡愈之的弟弟，也是“團隊”成員之一的胡仲持所說：“不到四個月，《魯迅全集》的三種版本都出齊了，甲種紀念本重磅道林紙印，封面皮脊燙金裝楠木箱，預約價每部國幣一百元。乙種紀念本重磅道林紙印，封面紅布燙金，預約價每部國幣五十元。普及本白報紙印，封面紅紙布脊，預約價每部國幣八元?！保ā丁呆斞溉党鍪赖幕貞洝罚┘?、乙兩種紀念本總共只印了200套，并作1-200編號。其中楠木箱上刻印了蔡元培題寫的“魯迅全集”四字。銷售方面，充分利用各種人脈預約出售。每到一地，就舉行茶話會，邀請各界人士購買預售書券。比如在武漢，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邵力子，自費花1000元錢訂購了10部。當時在武漢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對《魯迅全集》出版極為關心。辦事處預訂了許多部。而普及本也是通過預訂發(fā)售，情況十分樂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網(wǎng)絡上時有一種聲音，認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得益于國民黨高層的認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以一天時間審查批準、又親自出錢預購即是證明。我們說，國民黨內(nèi)部的開明人士給予過幫助是事實，但邵力子卻未必應算在其中。因為，邵力子支持《魯迅全集》出版，一是因為他與魯迅同為紹興人，二是邵的成長道路中對魯迅的崇拜早已銘刻在心，三是邵本人1920年就與陳獨秀等在上海創(chuàng)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8月轉(zhuǎn)為中共黨員。作為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的“雙重”黨員，邵力子一生從未動搖過革命立場。

《魯迅全集》就這樣在國家危難和國民黨公開禁止的情形下奇跡般地神速出版了。全集在廣大的解放區(qū)產(chǎn)生了影響。當然，綜合各種條件，在延安還很難見到《魯迅全集》。有記述稱，是胡愈之把編號為058的一套紀念本《魯迅全集》交上海黨組織轉(zhuǎn)延安的黨中央（周鐵鈞《胡愈之與首部〈魯迅全集〉出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的照片上，確可見到有三本《魯迅全集》置于案頭。而延安“解放社”于1940年魯迅逝世4周年之際，曾根據(jù)全集編選了一套《魯迅論文選集》（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1941年紀念魯迅逝世5周年之際，又出版由劉雪韋編選、張聞天主持并作序的《魯迅小說選集》。1948年，東北解放區(qū)在大連翻印了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版權頁注明“東北版初版發(fā)行三千五百部”，同時注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初版”。這些舉措都可以見出魯迅作品在解放區(qū)的廣泛影響。

1981年版《魯迅全集》

三、新中國成立后的《魯迅全集》出版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非常關心魯迅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很快就成立了魯迅著作編刊社，后并入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正式出版了十卷本《魯迅全集》。這其中，馮雪峰功不可沒。

馮雪峰是魯迅的學生，是新中國成立后整理魯迅作品出版最重要的人物。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為了更好地整理魯迅著作，當時的出版總署決定在上海建立魯迅著作編刊社，專事校訂出版魯迅著作，并聘請魯迅先生的學生和戰(zhàn)友馮雪峰擔任總編輯。1951年，馮雪峰又受命組建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刊社于是遷移到北京，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為魯迅著作編輯室。人文社自建社起就致力于魯迅作品的編輯出版工作。1951年秋，《吶喊》《彷徨》等二十余種單行本相繼問世，接著又出版《魯迅小說集》《魯迅選集》兩卷本，以及許廣平、馮雪峰、許壽裳等回憶魯迅的專著十余種。1958年底，推出十卷本《魯迅全集》，之后又編印了十卷本《魯迅譯文集》，這是繼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之后，全面系統(tǒng)整理出版魯迅著作的第一個注釋本，成為新中國出版史上的盛舉。這一版的《魯迅全集》與1938年版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注釋。編輯、出版的專業(yè)性大大增強，也因此奠定了人文社出版魯迅著作的專業(yè)權威地位。

專業(yè)的人做專業(yè)的事，正是人文社從一開始就確立的原則。正如現(xiàn)任社長臧永清在2021年9月25日紀念座談會上所說：

“從積極參與1938年版《魯迅全集》編輯、校對工作的王任叔先生，到主持魯迅著作編刊社、起草《魯迅著作編校和注釋的工作方針和計劃方案》，調(diào)集王士菁、孫用、楊霽云、林辰等魯迅研究專家，主持與領導完成1958年版《魯迅全集》出版的馮雪峰，以及后來的幾代文人，都是一代又一代接著前輩的接力棒全身心投入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傳播魯迅精神之火。自1950年10月19日起，魯迅著作的編輯出版尤其是《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始終是一項國家工程。”

2005年版《魯迅全集》

1958年版之后，人文社又先后出版了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梢哉f，歷次版本的《魯迅全集》，都是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直接領導下完成的。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出版，是迄今仍然被學界廣泛公認的版本。注釋的專業(yè)水準和客觀程度，在改革開放初期實屬不易。事實上，這一版的《魯迅全集》，早在“文革”結(jié)束前，在毛澤東的認可和中央的批準下就啟動了。

1972年2月11日，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口頭通知出版口負責人，說：“中央領導同志要看《魯迅全集》。現(xiàn)在的本子太小，想用中國古裝本的形式，用線裝，字大點，每本不要太厚，一本一本出，出一本送一本。”15日、16日，他又對出版口寫的報告作答復：《魯迅全集》用解放后的版本排，內(nèi)容和注釋全不動，并說“要集中力量突擊這套書，其他任務往后拖一拖，這是主席交的任務”。

1975年11月1日，毛澤東閱鄧小平10月31日報送的魯迅之子周海嬰關于魯迅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問題的來信。周海嬰信中提出：

一、將戚本禹過去從文化部保險柜弄走的全部魯迅書信手稿一千多封，交給國家文物局負責保護收藏，由文物局負責全部影印出版，同時由出版局負責編印一部比較完備和準確的魯迅書信集。

二、現(xiàn)在繼續(xù)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新的注釋本《魯迅全集》，需要動員一些認識和熟悉魯迅的老同志來參加工作。

三、將1958年下放北京文化局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國家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diào)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人員，請一些對魯迅作品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的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

毛澤東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fā)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毛澤東年譜》第6卷）毛澤東主席逝世前，為魯迅及魯迅研究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促成啟動了《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就是這次批示的直接結(jié)果。那次編輯工作的啟動，拯救了全國很多相關的文化人士，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梢哉f，這種改變是早于粉碎“四人幫”的。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專家陳子善就有相關的回憶，談到這次編注工作對他個人的影響：“那時也是‘四人幫’倒臺前夕，我們學校參與了魯迅著作的注釋工作，……也是為了工作需要，從這時候開始，我就不斷地查找史料，采訪前輩作家，和前輩學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薄耙舱沁@個經(jīng)歷，讓我有機會認識了很多前輩作家、學者，和他們在一起工作，學習他們對待學問的嚴謹態(tài)度、做學問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保ㄍ踬R《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陳子善研究員訪談錄》，《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四、毛澤東、周恩來與《魯迅全集》

中共領導人中，有多位表達過魯迅精神、魯迅著作對他們的影響。毛澤東、周恩來就是突出代表。

毛澤東向往魯迅，也向往擁有《魯迅全集》。1938年1月12日，他在給艾思奇的信中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nèi)，遍尋都不見了?！碑敃r《魯迅全集》還未出版。同年8月，二十卷《魯迅全集》出版后，毛澤東通過上海地下黨輾轉(zhuǎn)得到了一套紀念本。也有說毛澤東得到的是從八路軍辦事處運往延安的一套精裝本。1942年7月25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了出版工作。針對稿件缺少的問題，毛澤東說：“最近經(jīng)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說、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碑斎?，限于條件，延安沒有印行《魯迅全集》。

周恩來則視自己是魯迅的同鄉(xiāng)同族，對魯迅有著特殊感情，同樣也對魯迅作品十分熱愛，對《魯迅全集》的出版十分關注。1972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問中國，這是舉世矚目的大事。而周恩來贈送尼克松的禮物，就是一套《魯迅全集》。為此，他曾派人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求設法解決。幾經(jīng)周折，最后還是從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庫存中找到一套1938年版的紀念本贈送。此事引出的后續(xù)故事，則是1973年實施了根據(jù)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簡體、橫排版重印。

可以說，《魯迅全集》從啟動開始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出版行動。各種政治力量的介入，對《魯迅全集》的出版形態(tài)產(chǎn)生過很多直接、間接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尤其是注釋力量的組織，也都是在黨和政府的重視、關心和領導下開展的。過程中也有教訓和改正的過程，但很多方面不但具有歷史時期的超前性，而且具有作家著作出版的超規(guī)格性?！遏斞溉返男？薄⑿?、注釋之謹嚴，收集作品之全面和甄別之慎重也是文學出版中最具典范性的例證。

《魯迅全集》是中國文學出版史上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國家工程。在八十多年的歷史中，《魯迅全集》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啟迪人心的重要作用。是火炬，是指針，關乎中國的未來前途，彰顯著文學的偉大力量。正如許廣平在《〈魯迅全集〉編校后記》中所說，出版《魯迅全集》的迫切性在于：“而先生以一生心血，從事于民族解放的業(yè)績，又豈忍其久久擱置，失所楷模。”

魯迅作品的永恒價值，有力地證明許廣平所強調(diào)的觀點：紙張壽于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