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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魯迅文學”的發生

在今天談起魯迅，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把魯迅當作一個飽含七情六欲、富有文人氣息的知識分子形象，如稱其為“好玩”的“大先生”。實際上，魯迅之所以在當代中國依然無可替代，不容忽視的還有另一面，那就是作為“革命人”也即“政治人”的魯迅。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如何來理解魯迅的“政治”？ 這也是把握“魯迅”與“當今時代”關系的根本立足點。

魯迅當然是一個文學家，但追溯一下“魯迅文學”的原點，不難發現“魯迅文學”的誕生與“革命”密切相關，正是“革命”召喚出了“魯迅文學”。1902年4月，魯迅東渡日本，就讀于東京弘文學院。翻看現存魯迅留日時期的照片，他剪去了辮子，在人群中十分醒目。當時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約有8000人，剪辮子的占少數，多數學生正如魯迅的《藤野先生》開頭所寫，既不敢剪掉辮子，又赧于明顯地留辮子，于是便將辮子盤起來，戴上學生帽，高高的帽子看上去“宛如富士山”。魯迅毅然剪去辮子，表明的正是他“排滿革命”的態度。他到日本即投身革命，是浙江光復會的最早成員之一，在光復會并入同盟會后，他也成為了同盟會的早期會員。與魯迅一同留日的紹興老鄉陳儀和許壽裳，也是光復會的成員，他們都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就拿陳儀來說，算得上是真正的“民國元老”。他在抗戰勝利之后奔赴臺灣，就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在他任職期間，爆發了臺灣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變”。和陳儀相比，魯迅終究沒有成為“民國元老”，內中緣由一言難盡，不過核心問題還是關涉到“魯迅文學”的發生。張承志在《魯迅路口》討論這個問題時，特別注意到兩個重要的細節。第一個細節是，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清政府因警惕于官費留日學生中革命派的發展，遂與日本文部省溝通，由后者下發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所言“取締”是日文，意思是監管、控制。該規則旨在限制中國留學生的革命活動。這一規則的頒布引起了軒然大波，愛國學生陳天華痛憤日本《朝日新聞》對國人“放縱卑劣，團結薄弱”的歧視，留下一紙《絕命書》后蹈海自戕，希望以此來警醒中國人。與之相關的第二個細節則是，因為有了“取締”規則，留日的中國學生分成了兩派。一邊是以魯迅同鄉“鑒湖女俠”秋瑾為代表的歸國派，另一邊則是選擇繼續留在日本的留日派：“身為女性言行卻最為‘極端’的秋瑾那時簡直如一個‘恐怖主義者’，面對糾纏不休的同學，她居然拔刀擊案，怒喝滿座的先輩道：‘誰敢投降滿虜，欺壓漢人，吃我一刀！’而在場者中間就有魯迅。”在張承志充滿文學性的敘述中，魯迅既沒有表達回國的愿望，也不曾流露留在日本的意愿。這種優柔寡斷的行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中，提到魯迅留日時期一次未成行的暗殺行動。據說，光復會曾下達一個暗殺任務給魯迅，魯迅因顧及母親的贍養問題而向組織發問，若是暗殺犧牲了，母親由誰來養活？ 組織因此更換了任務的執行人。這一事件并無旁證，因而無從考究真假，但根據當時的情況，革命黨人往往采取兩種形式來發動“革命”：一種是起義，例如秋瑾領導的大通學堂師生起義，結局是失敗并壯烈犧牲；另一種是進行暗殺，如徐錫麟暗殺安徽巡撫恩銘，雖然暗殺成功了，但自己也犧牲了。魯迅不能決然如陳天華，也未像秋瑾和徐錫麟，走上或起義或暗殺的“革命之路”，他不幸成為了一名“幸存者”。與陳天華、秋瑾和徐錫麟的犧牲相比，魯迅某種程度上是“茍活”在這個世上，“看殺”同鄉革命者的自責逐漸在他心里侵蝕、蔓延和嚙咬，最終催生了文學家“魯迅”的誕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承志稱魯迅的文學是“贖罪”的文學：“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后凋零的同學，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這影子變做了他的標準，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使他不得安寧。也許就是這場留學，造就了文學的魯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幸存者的文學”還是“贖罪的文學”，都是以“革命”為前提的，“拋開徐、秋二同鄉的影子，很難談論魯迅文學的開端。套用日本式的說法，他們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過，兩人犧牲于革命，一人茍活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說里悄悄地獨祭，或隱藏或吐露一絲懺悔的心思”（張承志：《魯迅路口》）。“革命者”與“文學家”交錯的經歷，使魯迅對革命的體驗和理解，首先與辛亥革命緊密相連。正如魯迅的老朋友許壽裳在1940年代為《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寫的序中所言：“魯迅一生功業的建立雖在民元以后，而它的發源卻都在民元以前。”

“辛亥革命”及其挫折

究竟如何看待魯迅與辛亥革命的關系？ 丸山昇出版于1960年代的《魯迅：他的文學與革命》和丸尾常喜發表于1980年代的《明暗之間：魯迅傳》，兩本著作不約而同引用了《兩地書》中的一封信。這封信是1925年3月31日魯迅寫給許廣平的。他說道：“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很顯然，魯迅在“民元”時對國家的前途抱有很大的希望。正因如此，他才愿意在政局動蕩不安，民國命途多舛之際離開紹興，只身前往南京，毫不猶豫地為新政府的教育事業盡心竭力。就像丸尾常喜強調得那樣，“民國元年時，魯迅三十歲”，他正處于人生大好年華，這時迎來了“辛亥革命”。從此以后，“辛亥革命”便以“民國理想”的形式鐫刻在魯迅的生命記憶中。

然而，讓魯迅備感失望的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國并未進入一個希望的國度。同樣在《兩地書》的那封信中，魯迅在談到“民元”的希望之后，緊接著就說起希望的破滅，“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因為他目睹的是革命的墮落和理想的失落：有些人在革命中犧牲了，成為了永遠的革命者；有些人本來就是投機分子，借革命來吃“革命飯”；還有些人革命成功之后轉而鎮壓革命，甚至自身墮落后也被殺了……譬如魯迅所熟悉的王金發、陶成章等人。魯迅由此生發出對“后革命”的警惕和恐懼，他覺得革命成功后往往會“故鬼重來”，也就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正是基于這樣的感受，魯迅創作了《藥》《阿Q正傳》《在酒樓上》《孤獨者》和《范愛農》等作品。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民元革命”本應具有的勃勃生機，如何逐漸消散與失落的：“魯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觀點的機會。他借王金發異化為王都督的例子，證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現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堅決地表明了自己拒絕激進、拒絕暴力的文學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襯下，這道路呈著險惡的本色。”（張承志：《魯迅路口》）在魯迅那兒，始終有所謂“民國的理想”與“民國的現實”之間的對峙，這兩者的緊張關系是促使他思考、寫作和行動的關鍵。

所以，魯迅沒有在抽象的意義上討論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正如他在人們非常熟悉的一篇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指出的：

“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說是康［有為］黨，后說是革［命］黨，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可是革命終于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于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么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于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后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乎是針對現代評論派和女師大風潮，但在更深層次卻總結了“民元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引申出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于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在《兩地書》原信中，魯迅同樣重申他類似的看法，“國民黨有力時，對于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于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但民黨復起時，卻又忘卻了，這時他們自然也將故態隱藏起來，上午和兼士談天，他也很以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眾人，但我現在沒有機會，待與什么言論機關有關系時再說罷”（1926年10月20日，魯迅致許廣平）。因此，魯迅提倡“痛打落水狗”，并非僅僅限于“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而是來自“民元革命”以來各種各樣血的教訓，如果革命不徹底，那些未被革命鎮壓的壞人總要秋后算賬，反戈一擊，革命重新要付出血的代價。丸尾常喜則進一步點明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苦心孤詣：“因為官階最高的一品官官帽上會用赤色珠玉做‘頂珠’，所以‘以人血染紅頂子’意指以告密作為出人頭地的手段，遺老是指前朝的遺臣，而遺少是魯迅新造的詞語，指那些無心進取、思想仿佛遺老的年輕人。緊接著，魯迅提到被殺的秋瑾和王金發。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寫在〈墳〉后面》，1926）。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魯迅已然覺醒的現實主義，以及目睹許多流血后內心郁積的悲憤。”（丸尾常喜：《明暗之間：魯迅傳》）

什么是魯迅的政治

圍繞著“痛打落水狗”的討論，實際上涉及到近年魯迅研究界爭議頗多的一個問題：什么是魯迅的政治？ 不少研究者認為魯迅看到革命后往往“故鬼重來”，因而對革命感到幻滅，甚至對革命產生警惕。魯迅對革命確實有重蹈覆轍的警醒，《阿Q正傳》對辛亥革命的描寫就是一個明證。但是，魯迅是從革命的進程中去理解革命的后果，還是從革命中超脫出來靜觀革命的遺產？ 這是兩種對魯迅政治完全不同的理解。假如靜觀革命的遺產，魯迅當然可以保持超然的態度，認為革命就是循環往復，進而將革命相對化，甚至質疑革命本身的合理性，從而與革命保持相應的距離，進而還可以把上海時期魯迅與左翼陣營的離合結合進來，凸顯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但是，這種將“革命”與“知識分子”二元對立起來的思路，根本無法清楚地解釋魯迅從血的教訓中得出的對革命的深入思考——“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更何況，這一思考從“民元革命”開始，可以說貫穿于魯迅的一生。

丸尾先生在《明暗之間：魯迅傳》中特別指出，廣州時期應是理解何為魯迅政治的一個關鍵。魯迅為什么選擇從北京南下？ 除了因為愛情——當時關于他和許廣平的關系，的確有很多流言蜚語，所以魯迅要離開北京——更重要的，還是因為南方帶來了“革命”的新希望。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后，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魯迅認為這是第二次“民元革命”，在“民國的理想”和“民國的現實”之間，魯迅再次選擇了“理想”，“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此時此刻說起“民元的希望”，投射的也有可能是魯迅寄托于“大革命”的“新希望”。但是，到了廣州以后，魯迅同樣需要面臨“大革命失敗”的危機。1927年在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魯迅正是在“政變”的前兩天，也即4月10號寫下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1975年“文革”時期作為魯迅的軼文被發現的，文章的題目叫《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在這篇文章中，魯迅不僅直接引用了列寧的話：“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于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很顯然，魯迅認為列寧的話與他“痛打落水狗”的邏輯是相通的，也即革命不能對敵人仁慈，否則就要付出血的代價，“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松懈，忘卻進擊了，于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所以，魯迅再次強調：“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張‘落水狗’還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實人以為苛酷，太欠大度和寬容；況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報諸我，報施將永無了結的時候。但是，外國我不知，在中國，歷來的勝利者，有誰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則如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后的袁世凱，對于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而且，魯迅進一步在革命的進程中，繼續反思革命有可能失敗的后果：“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起來……革命也如此的，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正是在革命似乎取得了勝利的時候，革命精神反而可能“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由此，“革命”之后才會“故鬼重來”“重蹈覆轍”，這是“革命”包含于自身的深刻危機，“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說的危機”。這一對革命后果和危機的深刻理解，離不開魯迅對辛亥革命以降一系列革命及其挫折的總結。

正是從這一富有歷史感的觀察出發，造成“革命”危機的不僅僅是往復的循環，恰恰是因為革命不徹底，沒有成為“永遠的革命者”，所以難以打破“故鬼重來”的循環。革命的進程需要召喚一種徹底的、“不斷革命”的精神，進而構成一種新的“革命政治”的視野。正是伴隨著“大革命失敗”血的教訓，魯迅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答有恒先生》，1927），在告別“五四”的自覺中，新的“階級政治”的視野逐漸浮現出來了。

謹以此文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