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魯迅的一生既沒有在山西學習過，也沒有在山西工作生活過，甚至可以說沒有真正到過山西，但在他的過往人生經(jīng)歷中，與山西人多有交集，并不時把思想文化研究的目光落到山西這塊古老而又現(xiàn)代的文化土壤上，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正如董大中所言：“對于一位文化巨人說，一個地區(qū)跟他的關系，是絕不能用他是否在那里生活過為唯一取舍標準的。”因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有關魯迅眼中的山西與山西人心目中的魯迅，自然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魯迅對于山西自然環(huán)境的認知

魯迅在棄醫(yī)從文前，曾在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的礦務班學習，接受過較為系統(tǒng)的地質礦物學知識教育。是時，該學堂是一所培養(yǎng)礦業(yè)工程技術人才的學校，與天津中西學堂同為我國最早的礦業(yè)最高學府。礦務班功課以開礦為主、造鐵路為輔，魯迅在此攻讀了三年整。這一學習經(jīng)歷不僅為魯迅打下了地質礦物學知識的基礎，還開闊了他的視野，啟發(fā)了他的思維，并得到了一定的學術訓練。

也正因此，魯迅在1903年即以筆名“索子”在《浙江潮》第八期上發(fā)表了《中國地質略論》一文。該文談及德國人利忒何芬在中國的礦產(chǎn)考察報告，并轉引其言：“（中國）大陸均蓄石炭，而山西尤勝。”魯迅在該文中，還引用日本地質調查者報告中圖示的我國石炭田的位置，述及山西礦產(chǎn)資源共計有6處，即東南部炭田、西南部炭田、五臺縣、大同寧民府間炭田、中路（譯音）、西印子（譯音）等。

1904年，魯迅又與同去日本留學的礦務鐵路學堂同學顧瑯合編了《中國礦產(chǎn)志》一書。作為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chǎn)專業(yè)志，該書是我國最早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理論論述我國地質礦產(chǎn)的科學著作，出版后又加以增訂，連續(xù)多次再版，在當時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被清政府學部批準為“國民必讀”之書，將其批準為“中學堂參考書”。

該書由“例言”“導言”四章六節(jié)和“本言”十八章三十六節(jié)組成。“本言”部分述及各省的礦產(chǎn)資源，其中第二章即為《山西省礦產(chǎn)》。該章述及山西省蘊藏金屬礦產(chǎn)和非金屬礦。其中，山西省鐵礦以平定州盂縣、潞安州、澤州陽城縣儲存量為最，并將其開采歷史追溯至2500多年前。山西省煤炭資源分布地區(qū)廣闊，計有13500平方里，煤層厚達25尺至50尺，平均厚度不在40尺以下，儲量高達6300億噸，山西一省所蘊藏的煤炭量足可以使用1000余年。

不過，及至1924年6月前，魯迅對于山西的認識應該還僅限于紙上。但也就在這一年，魯迅接受了西北大學與陜西教育廳合辦的“暑期學校”的邀請，啟程赴陜西作學術報告，終于有了過道山西的機緣。此次赴西北之行，魯迅對一水之隔的山西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以至于原打算準備由南向北穿過山西歸來。后來雖行程改變，但魯迅一行最終還是短暫逗留于山西境內(nèi)。在舟經(jīng)山西時，為真切見識山西，魯迅一行特地在黃河北岸山西一側的一個小山村登岸參觀。據(jù)魯迅該年8月9日的日記記載，他在登岸參觀的歸途中，還在水灘撿拾石子兩枚以作紀念。又據(jù)同行的孫伏園所撰《長安道上》一文記載，魯迅一行舟行晉、豫間，發(fā)現(xiàn)山西一側果木森森，登岸之處遍地種植著花紅樹，為此他們還特地品嘗了晉南的風物花紅，覺得不僅價廉而且物美。

魯迅對于山西傳統(tǒng)文化的關注

作為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處走出來的思想者和革新者，魯迅既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解構者，同時也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建構者。其思想文化觀以眼光犀利、質地勁銳、內(nèi)涵深邃而著稱，具有中國新舊文化轉換期的一些基本特征，對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統(tǒng)觀魯迅一生思想文化的發(fā)展，雖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秉持批判性的態(tài)度，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切了解，以及對其精髓的自覺傳承，則是誰也否認不了的。這在他對山西傳統(tǒng)文化的關注上就有具體映射。

從魯迅日記記載情況來看，他以抄錄、輯校古代典籍、碑刻為樂事，對山西歷史文化可以說饒有興趣。1914年3月1日，魯迅在琉璃廠購得有“長子”“襄垣”等字樣的四枚小幣。同年6月6日，又在琉璃廠購得有“安邑化金”字樣的一枚圓足布。1915年，他購得多種山西碑拓和著述，其中重要的碑拓有《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潞州舍利塔下銘》，重要的著述有《山右石刻叢編》一部，計24冊。同年，魯迅還以精拓本校完《大云寺彌勒重閣碑》，并寫出《〈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校記》一文。1918年5月3日，他在琉璃廠購得一枚《王通墓志》。同年12月27日，其又在琉璃廠購得兩枚“安邑”幣。1921年2月14日，他在商務印書館購得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同年3月2日，又購得一枚據(jù)說出自山西大同的《邑義五十四人造像》。1923年7月3日，購得十四枚云岡石窟佛像寫真。同年8月24日，又委托周建人代買一冊《山右金石錄》。

從上述日記記載內(nèi)容來看，魯迅對山西文化遺存不僅僅是收藏，也進行過山西文化的專題研究。他不僅重視山西地方古籍的閱讀，而且專注于輯校山西地方的古籍、石刻與收藏山西地方的碑拓，把文物考古作為研究山西文化的另一條路徑。

在魯迅所處的時代，“其基本的歷史命題是，如何促進中國古老的民族文化，從封閉的僵硬的傳統(tǒng)中向現(xiàn)代化方向轉換”。也正因此，作為促成民族思想文化轉換的一代巨人中的杰出代表，魯迅面對新的時代，站在思想文化轉換時代所能夠達到的歷史高度，在對傳統(tǒng)思想文化進行深刻的反省中著眼于未來。

頗值得玩味的是，魯迅的幾部深刻反映民國初年現(xiàn)實的小說中，又有意無意地把山西作為閉塞昏悶的地方，這多少折射了他將社會功用看作文學的主要功能的認識。由此也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在文學上表現(xiàn)出來的反傳統(tǒng)和他又從傳統(tǒng)中汲取有益的因素，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矛盾的，而實質上卻有著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可以說，作為一代巨人的魯迅，一生所追求的都與時代賦予他的，以及他自覺承擔起的思想文化啟蒙的歷史任務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筆下不時提及古代山西的名人及其他。如在《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中，魯迅就談到太原人王琰。在《唐之傳奇文》中，又談到太原祁人王度。透過魯迅提及并評述的這些山西籍的古代作家作品，我們多少能領略到他作為史家的眼光和見識。與之同時，魯迅對于山西傳統(tǒng)文化中滋生的劣根性，也給予了淋漓盡致的揭批。

事實上，魯迅的文化反省，“在好多情況下就是從人生的殘缺中生發(fā)出來的，而他的思想啟蒙也是從‘揭出病苦’開始的”，“其目的正在于喚起人們的痛苦感，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因為在魯迅看來，熟讀古人筆記，不僅能發(fā)現(xiàn)“正史”中失佚的材料，而且也能看到中國的“真面目”。這也是在特定的思想文化的整體的歷史轉換中，魯迅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上的思想文化偉人之所在。

另外，讀書與藏書有著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山西的歷史從史前文明的舊石器時代發(fā)端，歷經(jīng)堯舜禹和夏商周數(shù)千年的演進，到晉國和三晉時期已形成有別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顯著特征。春秋時期，三晉人物以其高卓行為顯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華夏兒女獻身正義事業(yè)，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和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建作出了巨大貢獻。從魯迅專事記載訪書、購書的《魯迅日記》可知，其藏書中就有不少三晉文獻。從中我們不僅可知魯迅對中國文學及傳統(tǒng)文化的積累程度及其研究傾向，而且也可窺見其書帳中隱現(xiàn)的“三晉文化”，以及藏書中所包蘊著的藏家主體精神的投入。

魯迅在山西人心中的地位

魯迅深刻的文化反省注定了他是一個孤獨的思想先行者，因而形成了他獨特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對于魯迅的真正意義是什么，魯迅遺產(chǎn)的真正價值是什么，山西人也給出了他們的回答。

魯迅的一生始終處在前進中，他不是跟著時代走，而是推著時代走。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曾被高長虹等部分山西文學青年嚴重誤解，但對于高長虹等部分山西文學青年強加在魯迅身上的不公之詞，“我們既要放在當時普遍存在的那樣一種大環(huán)境里來認識，又要把它作為一個‘個案’進行具體的分析和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要把它當作一種文化現(xiàn)象，對其加以科學的研究和總結”。

對此，同是山西人的王哲甫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中也給予了魯迅類似的評價，稱魯迅的“筆鋒帶著譏刺，但譏刺之中而含著血淚，他的態(tài)度很是冷峻，但冷峻之中，卻抱著同情。他如同一位醫(yī)士把‘老大中國’的沉疴很詳細的診視出來，他的銳利的目光觀察到人們的肺腑”。

可以說，魯迅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看出了中國文化的千瘡百孔，看出了它的病入膏肓。也正因此，當年《魯迅研究年刊》發(fā)刊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在其所撰的《祝賀與希望》一文中，不無痛惜地指出：“中國理應拿出十倍于紅學研究的熱情來研究魯迅的，而實際上，可能還不及紅學研究之半。”

在20世紀的中國思想界，魯迅的思想無疑是極其深刻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魯迅逝世時，埃德加·斯諾就說：“我總覺得，魯迅之于中國，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學上的。”這也體現(xiàn)在魯迅逝世后的悼念活動中。魯迅出殯日，上海各界人士自發(fā)送行的隊伍綿延長達十幾公里，民眾更是將一幅繡有“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綢旗覆蓋在他的靈柩上。對此，葉圣陶在《相濡以沫》一文中就不無感慨地寫道：“這樣的事，上海從未有過，全中國從未有過了。”魯迅逝世的消息一經(jīng)傳到山西，便迅即引發(fā)了山西隆重悼念魯迅的活動，成為當時一種罕見的文化現(xiàn)象。

太原魯迅追悼大會籌備負責人田景福后來在《太原青年文學研究會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介紹說，當“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太原，像一聲霹靂，震撼著無數(shù)青年的心靈，文研會會員們奔走直告，有人泣不成聲，如喪親人”，哀痛之余，討論著“用什么方式追悼這位偉大的文學導師、中國的高爾基”。當時，《山西黨訊》副刊所發(fā)表的有關魯迅的消息和悼念詩文，在全國媒體中是最多的。其中，1936年10月21日的《山西黨訊》副刊在其發(fā)出的《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專刊征稿啟事》中稱：“為了紀念這個不朽的人格，為了使大家了解他給我們遺下的任務，我們籌備著出個專刊，來盡些傳播的責任。”

魯迅逝世的紀念活動也在晉綏邊區(qū)展開來。以1940年為例，《抗戰(zhàn)日報》在該年10月16日第一版就登載了這樣一則消息，稱“本月十九日（即星期日）為中國新文化導師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晉西文聯(lián)特發(fā)動晉西文化界籌備紀念會”。194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聯(lián)編的《北方雜志》在第1卷第5期，刊出了一個《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輯》，共刊發(fā)13篇文章，把晉冀魯豫邊區(qū)紀念魯迅、研究魯迅的活動推向了高潮。可見，魯迅的精神也為晉綏邊區(qū)軍民所欽佩、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