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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4日，馬識途108歲茶壽前夕，四川大學舉辦了馬識途文學獎捐贈簽約儀式，馬識途續捐50萬元，資助學子文學夢。馬識途通過視頻寄語青年學子要好好讀書，“你們要學到真本事，不要浮夸。教授們為你們的求知之路開門引路，廣闊的前景，還需要廣大年輕學子自己奮力開拓。”

這一文學獎已連續舉行八屆。早在2014年1月，馬識途舉行100歲書法義展，并將義賣所得23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用于資助熱愛文學的寒門學子。為此，文學與新聞學院設立了馬識途文學獎。截至目前，通過書法義賣所得用于該獎的金額已有386萬元，受惠學子達153位。

2022年1月17日起，展現馬老精彩的革命人生和深厚的文學造詣紀錄片《百年巨匠——馬識途》陸續在四川衛視、云南衛視、廣西衛視等首播，并在學習強國、人民網、愛奇藝、騰訊、B站、搜狐同步上線。

馬識途與巴金、張秀熟、沙汀、艾蕪并稱“蜀中五老”。這位在戰火年代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解放后筆耕不輟，即使兩度患癌，也不曾停下寫作的腳步。五年前，患肺癌的馬識途仍加緊撰寫《夜譚續記》，很多內容都是醫院完成的；2020年《夜譚續記》出版后，他曾寫下“封筆告白”，但深藏心底的甲骨文情懷一直都在，于是他又以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完成了《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而早在《夜譚續記》之前就完成的《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經過幾年反復打磨，終于由人民出版社推出。

他說：“我就是要發憤而作，就是要和病魔戰斗到底，正像當年我們地下革命斗爭不畏死一樣。”這位頑強的老人，雖行動不便，卻以敏捷的文思和不屈的戰斗力馳騁于文壇。

一

中華讀書報：《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寫作的跨度有多久？ 是在什么狀態下完成的？

馬識途：三聯書店為我出版《百歲拾憶》之后，提出的倡議，后轉送人民出版社，今年才出版。

這些書稿幾乎都是我一字一句在電腦上敲出來的。因為每天不停地在電腦前趕稿，原本就不太好的眼睛中途又出了問題，不得已入院打針。在治療過程中，醫生一再建議我要多休息，少看電腦，但為了將自己記憶中的珍貴往事趕緊記錄下來，我不愿半途而廢，只好重新拾起了筆，靠手寫完成了最后的書稿。

中華讀書報：為什么只寫了去世的故人？ 您有交往的故人肯定不止書中的這些，在取舍上有何標準？

馬識途：我只寫已蓋棺論定的故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睡覺之后，過去的一些老朋友、至交和那些犧牲了的戰友，他們就在夢里找我，仿佛都要參與到我的創作中來。于是，我就把記憶深處的那些革命斗爭、革命人物，文壇名家，一一寫出來。我寫的都是我接觸過的，值得書寫、敬佩的人物，其中有從事革命工作接觸到的領導，也有魯迅、巴金、吳宓、夏衍、曹禺、李劼人、吳祖光、艾蕪、沙汀這樣的文壇名家。

二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對魯迅的印象？

馬識途：對于魯迅，我是看到過的，我說的是看到過的，不是說見到過的。像魯迅這樣的大文豪，在他去世前，我還不過是一個中學生，怎么可能和他相見過呢？ 但是我的確看到過他，而且有兩次，我終生難忘。

1932年，我在北平大學附屬高中上學，那個學校的校長是留學法國回來的教授，主張自由平等博愛，所以民主風氣比較濃厚，學校有許多思想進步的同學。有一天一位同學約我出去聽講演會，我問他誰的講演，他說去了就知道。到了和平門外師范大學的大操場上，他才告訴我說是魯迅。能得到秘密通知來聽魯迅講演，我也算是進步分子了，我很高興，還有點得意。

不多一會兒，看見一個個兒不高、比較瘦的半大老頭登上桌子，沒有人介紹，也沒有客套話，就開始講起來。哦，這就是魯迅！ 魯迅講了些什么，他那個腔調我聽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聽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魯迅，而且在這種場合看到魯迅，也就夠了。不多一陣，魯迅講完，忽然就從桌上下去，消失得沒有蹤影。我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時候講完的。人群紛紛散去，我們也回平大附中去了。

在路上，張同學才對我詳細地講了魯迅的情況。他說，魯迅是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中國新文化的領軍人物，同情中國革命。反動派特別嫉恨他，所以這次他是秘密到北平作講演，知道的人不多，你不要告訴別人。我說：“我在初中時就讀過魯迅的《狂人日記》，很崇拜他。你約我去，讓我看到了魯迅，我很高興。”從此，我就成為他們進步分子的一員了。

第二次見魯迅是他去世之后，在上海萬國殯儀館向遺體告別。現在雖然聽說對魯迅有各種說法，我不管怎樣，始終認為魯迅是偉大的中國人，雖然我只看見過兩次，他卻一直是我人生征途上立著的一塊豐碑，我堅持我一直說的一句話：“魯迅是中國的脊梁骨，巴金是中國的良心。”

三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對您影響最大的人？ 比如聞一多，您的筆墨最多；比如巴金，您在后記中說到“想學巴金，我說的是真話”。

馬識途：聞一多的坦蕩，巴金的要講真話，我向往之，所以著墨較多。

我是在西南聯大讀書時認識的聞一多先生。他個兒不很高，有幾分清瘦的身子，裝在寬大的褪了色的藍布大褂里，瀟灑自如。他的臉說不上紅潤，可也并不顯得陰暗晦氣，像當時在落難中的許多知識分子那樣，配上深邃又充滿智慧的眼神，一望而知是一個很有修養的學者。他的胡子不茂密，可是很長，大概留的年頭不短了。他手里攥著一個特大的藍布口袋，這個口袋似乎和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同時存在的，那里面藏著他多年的心血和打開中國古代文化的鑰匙。

他給我們講唐詩，走進教室，在小講桌前坐下來，先把老懷表摸出來放在桌上。時間還未到，他摸出黑亮的煙斗點上，吸起煙來。選唐詩這門課的本來只有十來個學生，可是教室里早已座無虛設。有的就坐在窗臺上，有的站在后邊，連窗外也站了一些人，旁聽的比選課的多了幾倍。我是選唐詩的，來遲了一步，也只好站在后邊。

聞一多先生學識淵博，詩書畫印，無不諳熟，加上他早年學藝術，中年攻古文，對于甲骨、金石、篆刻一類，造詣很深。在我這一生中，能成為聞一多先生的學生，聆聽他的教誨，能和他一起，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戰，實在是一種幸運。在聞一多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真誠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我把他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所以我用了較多的篇幅來紀念我的這位老師。

巴老是成都人，對于家鄉有特別深摯的感情，每次文代會上見到巴老，邀請他回家鄉看看，他都熱情地表示一定要回來。1987年秋，終于實現了這個愿望。他回到成都便說，他帶回一顆心來了。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不顧身體的疲勞，參觀訪問，對故友新交，熱情接待懇談。特別使他高興的是和他的老朋友張秀熟、沙汀、艾蕪，多次相聚。我也忝列末座。

我們五人曾到新都寶光寺、桂湖、草堂蜀風園、李劼人故居菱窠，相聚晤談甚歡。我曾奉命題寫“桂湖集序”，并賦詩以紀其事。我至今記得，一首詩里有“才如不羈馬，心似后凋松”。還有一聯“問天赤膽終無愧，擲地黃金自有聲”，大家都以為寫出了巴老的品格和氣質。我們在訪問他的老友李劼人的故居時，他在留言簿上寫道：“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來看望人兄，我來遲了！”他對已故老友的感情，使我們在座的無不涕淚欲出。巴老離開成都回上海時，特意帶走了一包家鄉的泥土，足見他對家鄉的眷念之深。

中華讀書報：最令我感動的是您懷念劉蕙馨和王放的兩篇文章。她們對革命的忠誠、對親人的摯誠、對愛人的赤誠令人動容，甚至熱淚盈眶。但是您的語言是節制內斂的。能談談您寫這兩篇文章時的特殊心情嗎？

馬識途：我對她們的情深意切，非筆墨所能描繪，略抒情感而已。

劉蕙馨是我早期的親密戰友、第一任妻子，在書中，我回憶了那段與妻子并肩作戰的革命歲月，也痛苦地書寫了妻子被捕后所經歷的一切折磨與酷刑，還有和劉蕙馨失散的女兒吳翠蘭找到時的欣喜……幾十年過去了，我寫蕙馨的小傳，真是百感交集！ 我能夠告慰于蕙馨的是：我并沒有背棄我們的共同理想，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繼續舉起她留下的紅旗前進，終于勝利了，“那個日子”真的到來了。

王放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出身書香世家，早先在家鄉河南上大學，抗戰爆發后逃難到四川轉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并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四川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追憶我與王放同志相識相知相守相伴的難忘歲月，我們共同戰斗，穿越生死……愛妻先逝的悲痛，我刻骨銘心，至今難忘，所以文章一開頭，我就寫與女兒馬萬梅一起尋訪舊時光的情景。

中華讀書報：您也提到了一些有爭議的人物，比如郭沫若。

馬識途：一個偉大人物，總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時，做非常之事，因此總是有譽有毀。世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沒有什么完人。郭沫若是當之無愧的當代中國文化巨人，聞名海內外，受到廣泛尊重。研究歷史人物總要“知人論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

四

中華讀書報：2020年，在《夜譚續記》出版時，您寫了《封筆告白》。阿來說：“他說封筆了。我說怕是封不了。”當時為什么要封筆？不停地寫下來，您創作的動力是什么？

馬識途：癌病嚴重時，以為要走了，所以封筆。醫院專家為我擋住癌病，還可活下去，于是又動筆了。作家創作要有非寫不可的激情，動力就是激情。

中華讀書報：《夜譚續記》后您又出版了《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再現了國立西南聯大語言文字學家羅常培、唐蘭、聞一多、王力、陳夢家等妙趣橫生的授課場景，尤其是唐蘭教授對甲骨文研究的精髓。您是有記日記的習慣嗎？還是憑記憶？

馬識途：老師講課講得好，我有記筆記的習慣，正好。

很少有朋友知道我曾在西南聯合大學（抗戰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成）學習和研究過甲骨文。我現在把我和甲骨文這段因緣告訴我的朋友們。

我在西南聯大的時候，上語言文字專業，聽唐蘭、聞一多的課，做了很多筆記。其中，近現代著名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給我們上《說文解字》，講金文、甲骨文，非常精彩，他們都不寫講義的，但我都記下來了。第一課來開講的，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泰斗人物——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唐蘭。他不說什么，就在黑板上用粉筆寫字，像是一副對聯的下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然后又在黑板畫上兩個我們都不認識的字……那兩個奇奇怪怪像符號又像亂畫的，正是甲骨文“東西”。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甲骨文。

四年后，我大學畢業，正欲繼續深造，卻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調令，離開了昆明。作為共產黨員，我遵守黨的紀律，奉命執行，只得放棄了在西南聯大的學術研究機會，并將所有相關的筆記文稿付之一炬。不過，它們都在我的腦子里!今天甲骨文筆記的面世，或許算是對八十年前西南聯大諸位大師諄諄教誨所交的一份遲到的作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