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在前面的話：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想到浙江的東海與新疆的天山，想到海洋文化對江浙文化的影響，想到以天山為主，沙漠、綠洲對新疆人的潛移默化。因而從地域的角度來說，東海之濱，黃海之側的浙江是水鄉澤國的海海世界；位于中亞腹地的新疆則是一片遠離海洋干裂缺水之地。海為龍世界，云乃鵬家鄉。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片地域一處詩。一邊是秀麗溫婉的江南，一邊是剽悍粗曠的塞外。浙江詩人的詩里多水意多柔媚，這種多恰恰是新疆詩人的詩里所缺失的一面，而新疆詩人詩中充盈的東西也是浙江詩歌需要借鑒的元素。因此這種對話交流非常必要，也十分有益。不僅是一種補充學習，更為我們的寫作另劈一條蹊徑，另生一只眼睛來重新審視、認清我們的寫作，使我們的寫作更有效，更能切中詩歌的本質。天下詩人皆兄弟。對我們寫詩的人來說，詩人這個詞是個美好的、溫暖的詞，因為人最好的樣子應該是詩的樣子，是詩人感受到詩意的樣子。讓我們敞開自己，如無話不說的兄弟一般，來徹談詩歌，磨利詩筆，寫出我們夢想的詩篇。

學術顧問：沈葦 彭驚宇 郁笛 江離 霍玉東

發起人：盧山 尤佑 余退 北魚

參與詩人：尤佑（浙江嘉興） 余退（浙江洞頭） 北魚（浙江杭州） 林宗龍（福建福州） 王靜新（浙江洞頭） 蕭楚天（浙江杭州） 趙學成（江蘇南通） 老點（新疆阿拉爾） 董赴（新疆阿克蘇） 吉爾（新疆庫車） 盧山（新疆阿拉爾） 劉二偉（新疆阿拉爾） 曹戊（新疆烏魯木齊） 王世虎（新疆烏魯木齊） 耳南（新疆阿克蘇） 肉孜·蘇皮（新疆阿克蘇） 拓野（上海）

主辦單位：新疆兵團第一師阿拉爾市文聯、浙江溫州市洞頭區文聯、新疆兵團第一師阿拉爾市作家協會、浙江嘉興市文藝評論家協會

1、詩人沈葦有從江南到新疆、又從新疆回到江南的履歷，他曾說：“我突然厭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販子。”你如何看待當代漢詩中的地域局限與無限？

林宗龍：我一直覺得，在漢詩的譜系中，所有的定語和后綴，都是它的局部。或者我們永遠都無法觸及到它的整體，就像人類對于宇宙的認知，我們只是作為一根渺小的蘆葦，去感受那不知從何處吹過的風以及照射進來的光。“地域”作為漢詩寫作的局部，它可以讓我們去觸及到漢詩創造中的某種邊界，這種邊界，一定是隨著詩人的心靈和感受深度，不斷在擴大和蔓延，這或許就是它的無限性。而如果過分強調它的地域性，而忽略了詩歌里情感密度和認知廣度，導致“意”與“義”之間的錯位，很可能就產生某種局限。

肉孜·蘇皮：詩歌之有地域性，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只不過地域性對詩歌的影響有時隱蔽、有時顯著。由于詩人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表達方式，寫作風格的不同，一個區域所孕育出的詩人也不同。所以說，不同區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詩人。我認為，地域是給予詩人靈感的子宮。因為，地域決定人類生活和命運的基本因素，地域從來就是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詩人所生活的地方會決定詩歌的地域局限，如果一個詩人思想被地域習慣所限制，其寫出來的詩歌自然就有地域性。當然，有很多偉大的詩人，胸懷寬廣，其思想可以影響在這個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生活的人們，自然也就有了我們所說的無限性。其關鍵，如何在常見的書寫領域中展露出不一樣的特質，如何將個人化的經驗與情感通過藝術轉化生成獨特的詩歌文本。

董赴：地域、風俗、語言和視界的匯流與認同，產生詩群、圈層、文化的濡染自足，由此不免帶來孵化機制的片面及文本模式的局限、蒼白，甚至缺乏爭鳴的勇氣。網絡自娛的狹隘，群體習性的淺嘗輒止、點贊者的捧殺、話語權共享的矜持；并不能取代來自北島、食指、顧城、昌耀、楊煉、章德益等“影像的懷疑者，詞語的堅定信仰者”(韓子勇）的果敢煅造。資訊濫觴的擷取，思想星空的浩蕩、無窮幻象交織的經緯、新鮮的草根的攫奪、深入骨髓的滌蕩，回歸家園的執念、曠野里無拘無束的嘯吟、民間涌動的悲憫良善，才能真正回到“詩歌最初的模樣”。

尤佑：我理解的地域性更接近本地特點。詩歌一定有本地特點，因為即興、習性、語言環境、人性都與時域相關。沈葦厭倦的“地域性”是標簽化、坐標式的、民族化的陳腐之物。這也是地域性或詩人本身的局限。真正的地域是突破時空的心靈訴求，它可以偏狹，可以遼闊，可以收放自如，但一定是自由。前不久，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短頻區間探測”現場，設備簡陋至極，只有一根電纜接著一個旋轉的鐵骨支架，支架上有一根避雷針似的東西。我探問操作員情況，他平淡地說，這家伙可以測定不同區域發出的電波。不知他的回答是否敷衍，但我驚詫之余感到神秘。那虛無縹緲的空中幻化出無數的信息。如今，真正局限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因為它消解在每個人對本地性和人性的接觸之中。而人對生活的感知和想象則構成了地域的無限。

盧山：我為存在發言。我的存在就是我的風格。地理位移的轉變、風俗環境的變化，勢必會對一個人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山水、人文、風物、經驗都會促成新的視野、刺激新的體驗、形成新的詩歌美學。當然，這也與詩人的敏感度和吸收能力有關。我曾在西湖的寶石山下工作過幾年，被江南山水人文豢養教育，詩歌里流淌著繾綣憤懣和湖光山色。評論家趙思運老師指出，“《寶石山居圖》是典型的江南文化地理，卻又鐫刻著盧山獨特的精神紋理，浸染著極具個人色彩的生命體驗，這是屬于盧山一個人的‘寶石山居圖’。”從寶石山來到天山，從西湖來到塔里木河，被遼闊的塔克拉瑪干收養，我的寫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詩人沈葦說：“新疆是以天山為書脊打開的一冊經典。”新疆是中國唯一一個具有世界文化融合的地區，塔里木這片土地太豐富了，太遼闊了，也太動人了。我要交出怎樣的詩篇？它的寂靜與遼闊，神圣與莊嚴，都深深地征服了我。有時候我大言不慚地問道，國內哪一個詩人能和我相比，你看看我擁有塔里木河與塔克拉瑪干沙漠，這種氣場和能量，唯有李白和王昌齡可以一較高下。一個詩人要有把地域的“局限”變為“無限”的能力。大地賦予你能量，關鍵是學會接收這種恩賜。如果我再次回到江南，我該如何寫作？我甚至不會寫作了。蹲在鋼筋水泥的城市里寫作，與行走在戈壁灘和胡楊林里的寫作是完全不一樣的。

王世虎：對于地域的局限和無限，我想我們首先要考慮清楚什么是地域？從我們的出生地、長期居住地以及游歷過的山河，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們身上的地域性，這種影響或深或淺。詩人沈葦說，他厭倦了做地域的二道販子，這是有意識地思考和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寫作歷程的某種體現。在當下大多數詩歌寫作者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們身上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而一些寫出過優秀詩歌作品的詩人，也常常停留此間，止步不前，成為了地域文化的代表者。而往往偉大的詩人，他們的詩篇一往無前，沖破地域的枷鎖，為自由、愛、美和真知而作，再冠之以意象、回憶和贊美之名。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域的靈性是我們寫作開始的根源，這是無可質問的。愿我們在寫作的平行世界中，都擁有無限的禪思和虛構。

老點：沈葦老師是我的詩人兄長、詩歌榜樣，他的寫作為我提供了一種詩學的維度與借鑒。我和他相似，同樣是從內地流落到新疆的人，寫作同樣要來通過這個地域的隧道。其實，人出生就帶著他的地域性，他的家庭，他的地方，他的民族，他的國家，甚至他的星球（如果一個人從外星球來到我們這里，他的眼光肯定與我們不同），可以說你從那里來，經過那里，你攜帶的記憶、文化、經驗直接或簡接地在你的表達中映現出來。可以說地域性占據了一個人大部分的經驗，對我們至關重要。一個人沒到過冥王星，如果讓他表達這顆星，他只能通過想象。然而，雖然我們的出生不同，經歷迥異，我們的肉身一樣，血液一般紅，都是在地球上活動的生物，那種對愛與寂寞，悲傷和恐懼的感受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意識相同。也許，我們外表上看似有著文化、身份、民族之別，但我們的內心、向往確是共同的。因此，我們只能看見問題，認清問題，追根問題才能化解問題。地域的局限和無限問題說到底也是一個人的眼界目光，襟懷見識問題。境界大于技巧。為什么那些大藝術家，大作家順手寫下的一紙便箋都那么美，杜甫從早期 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到“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他境界變了，還有蘇軾，到了晚年，他的詩書畫三才皆成，這樣的例子更有米沃什，沃爾科特，弗洛斯特，他們無不是從地域出發，又打破地域性，超越地域性，鳴唱出人性永恒之音的詩歌大鳥。也有借住地域之殼，寫出人類共有意識的大作家，如咱們的莫言，美國的福克納等。因而，地域性不是問題，寫作者的個人心靈才是問題，“文學無邊無際，它存在于一個人之中。”（博爾赫斯語），如何讓我們更敏銳，更深邃，更開闊才是問題；怎么讓我們如何大又如何小地看待我們的生活才是問題。

劉二偉：與關注地域對人和詩歌地塑造相比，我更在乎現實是如何擊中一個生活于斯的人。與個體體驗的獨特性相比，地域的萬象經一代代人的賦意、賦能，已被層層包裹、層層繭化，先期搶占了語義和感受的一個個制高點，弱化甚至剝奪著我們對現實生活的真實感受，我們見過部分西部的詩歌，里面丟滿了地域性的詞匯軀殼，他們在有意識地去標識地域中，喪失著自我的感知能力，我想這就是我認為的地域局限，這是我一直在防范的陷阱，這也是我更關注詩歌的現代性表達的原因，更注重重新梳理面對自我與現實景物事物的關系，擺脫那些意義的軀殼，重新去挖掘新的表達可能，在更廣闊的語言和生活空間里將地域重新開墾成“處女地”。

吉爾：我認為地域的局限性是不存在的，局限是詩人給自己的局限，而非地域和詩歌本身。如果說地域寫作局限了什么，那么是人自己筑起的思想、認識、形態自我的藩籬。我們都在寫自己熟悉的，都在寫“生活在那個地方的我”，那個地方的性格必然存在。就像東北的詩人會不斷地寫雪，江浙的詩人寫到雨。他們會寫黑龍江、西湖，我們會寫天山、塔里木河一樣。但詩人如果刻意地把自己放進地域寫作，而不是在地域之上寫作，也可能會陷入“地域”。

余退：“生于斯長于斯”，地域作為空間的存在，有著強烈的惰性，對人的性格和差異性文化的形成有著生生不息的影響。談論漢詩中的地域性，實質上討論的是地域文化與現代漢詩的互動影響。我想詩人沈葦說“我突然厭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販子”，有著對地域原生性的內在要求，他是希望能夠不只是所在地域的“養子”。對于我個人而言也一樣，因為生活在海邊，總是容易寫到海洋，進而自覺地將海洋作為寫作的一部分。“地域局限”其實更多表現的是地域文化的差異，它因為歷史傳承和文化基因不同而具有它固執的一方面。但是因為經歷漫長的時間，它本身又自洽而顯得是豐富無比的。就像媽祖信仰一樣，媽祖慢慢被奉為“海神”，本地海泥陶器創始人想建一個窯口時，他想到的窯神依舊是媽祖。只是城市化對地域性的沖擊是巨大的，城市之間的差異性已經很小，其背后的價值觀更是日趨統一。目前而言，擁有邊疆的人依舊是幸福的，有未被破壞殆盡的海和天山的詩人是幸運的，這是一種得益于天然的賜予，因其獨特性多少還保留著。

趙學成：這個問題我談到過，這里直接復制吧：一個寫作者應該如何與他身后的那片土地建立起一種血肉聯系，并讓這種血肉聯系在風格和美學的演進中顯現為一種關涉自我與存在的命運？當下詩學討論中頻頻被提及的“地方性”，在我看來有一個容易引發謬誤的暗示，那就是似乎這個“地方性”只是提示和申明了一種對某一個地域的精神皈依和心靈扎根，只是單向度的投懷，把自己種在那片土地上，卻往往忽視了詩人頭頂還有一片天空，以及外面更浩瀚的宇宙。中國詩歌界的“地域性寫作”，很多時候就很不幸的淪為了那種小家子氣十足的自足與自戀的鄉紳式寫作，還拼命自詡在書寫什么“地方志”，同時還喜歡拿福克納和莫言來鳴鑼開道。這其實是挺可笑的。在他們眼里，約克納帕塔法縣就是約克納帕塔法縣，最多再添加一個歷史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簡直幾乎成了物自體——他們就是這樣理解福克納的——為什么就不能是美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世界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宇宙中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時間洪流中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死者眼里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眼界（可能還有天賦）決定層次，世界始終就在我們身邊。我們以詩為一個地方立傳、樹碑，或者問路尋鄉、還鄉，既不是要一頭扎進某個譫妄的烏托邦里顧影自憐，也不是在一場自以為宏大的招魂儀式中顧盼自雄，或者完全被它吸附進去，讓自己成為一個影子或者桃偶，而是勇敢置身在歷史的傾覆現場，以見證者與建構者的精神姿態切入對時代與現實的理解之中，唯有如此，詩才可能是有效的。顯然，搞文化投機、販賣情懷，與此是背道而馳的。“地方性”倡揚的“扎根”倫理，所謂精神地理，所謂心靈籍貫，其意義當然是不言自明的，但還應該始終將它置放在詩與現實（時代）的關系框架和結構中，賦予它繁密的肉身紋理和宏闊的精神視野，而不能成為作繭自縛、自造牢獄的借口。

拓野：地域性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基點，但除了這個基點外，我們或許更需要一些系之于這個基點的一些別的東西。我自己的經歷是從合肥到西安，再從西安到上海，也算游走在東西之間。沈葦老師的話，我印象中是我的朋友佳桑很喜歡的一句。佳桑是一個云南的彝族詩人。他的詩在17-18年幾乎和地域性無關，更像是童話詩。而19年-22年，他開始處理自己身上的一些地域性的因素。寫了很多有關觀蟒山和身邊親朋好友的詩。他的公號甚至就改名成“觀蟒山”。觀蟒山其實是和他精神氣質蠻切近，但距離還是有一些的一個地點。他觀“觀蟒山”，借“觀蟒山”的“觀”，再觀別的東西。的確是地域性，但絕不僅僅是地域性了。

北魚：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地域對詩人品性和詩歌風格的影響，大概也是因為此時此地的山與水，以及山水蘊育的、先于詩人存在的地域文化。因此，我覺得，應該將“地域性的二道販子”尊稱為“地域文化的采擷者”，而最終采集到什么樣的詩，則取決于詩人本身的仁與智，或者也可以說，受制于為詩人本身的局限和無限。沿著這個思路，我們可否假設詩就是詩人和山水相互作用的產物？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么漢詩作為語言世界的一塊領地，它的地域性也自然成立，并同時伴隨有局限和無限的屬性。這兩種在整體上得以共存的屬性，作用到詩人個體上，根據受影響的大小，則產生了多重的差異。就我個人而言，這種地域所帶來的影響不算太大，在詩歌題材上或多或少有點，其他方面則切實不多。

王靜新：個人認為，地域首先是一個關于時空的概念，是一個客觀存在，是詩人無法回避的一種生存場域，它有其局限性。地域對寫作的影響表現在語音腔調、事物人情，地域提供了一個寫作的原點、觀念的原點。很多時候，異域是對這一個原點的脫離，反過來，也是對這一個原點的再認識，從這個角度看，地域是具有無限性的。我相信，此域和異域之間的時空反差，會激發感官的盛放，會觸發很多詩意的噴涌。當然，更廣義的角度來看異域，閱讀對觀念的更新則更深入。經過觀念關照之后，尤其是步入中年期寫作之后，或許，地域對寫作的影響是可以忽略的，寫作本身高于一切，地域性只是寫作中的一個因素。

2、用幾個關鍵詞描述下你生活的地方？這種地域性特征對你的詩歌寫作產生怎樣的影響？

曹戊：詩意的富饒，生活的充實，體態的豐盈。這三組詞相應對照的是：我的故鄉隴南，讀大學的成都，工作的烏魯木齊。故鄉是一個充滿神秘力量的地方，我們在遠離它的過程中又無限向往回歸的生活，每次接近故鄉，那種澎湃的詩意便像海浪一樣涌過來，擊中我。盡管今年回家沒有寫詩，但我相信詩在等一個契機，因為它的詩意來源足夠富饒；成都，在此之前，我生活的全部的歸宿地，學生時代的詩歌起源于此，各種美味的食物來源于此，僅此足矣；烏魯木齊，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地方，特別是體態的變化，今后多年的生活和工作將在這座充滿雪意的城市度過，這種可期待的生活就是對寫作最好的回饋。三個地方，從南到北再到西，這樣的跨度完美更新著我生命中全新的體驗，這種體驗，體現在詩歌中就是詩歌的內在質地有意無意的轉變，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

耳南：我生活的地方實在太過遼闊，足夠配得上所有華麗或樸素的詞語，在這其中，“我”的存在更顯得渺小。如果一定要用幾個詞描述它，可能會是：包容、厚重、希望。它的包容使我能夠同時擁有甘南和阿克蘇兩座西北城市的不同色彩，如果說甘南給了我溝壑與草原，那這里給予我的一定是山脈與深雪；它厚重，歷經無數沙塵侵襲，仍然能夠在茫茫沙海中巍然不動，并保持堅定的神色，它讓我無比敬畏，它讓我的筆端正直，讓我的寫作落在大地上；它充滿希望，遼遠的天空見證過古道西風，如今，它也容納著更多的變遷，它會不斷向前，而我的寫作也將如此。

蕭楚天：我現在生活在杭州，我想到的關鍵詞是：古典，雅致，清幽，互聯網，未來，城市化。可以說是兩組詞，而且表面上給人一種天然對立的感覺，但是一旦提到今天的杭州，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說什么。是的，杭州就是如此神奇的一座城市，既是東亞古典文化積淀最深厚的地方之一，也是互聯網文化最發達的地方之一。上一個給我如此印象的地方是倫敦，在那里這兩種極端的相融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我認為那種相融是人類走向未來的一條可行之路，來到杭州之后，我相信杭州也可以做到。人的存在肯定是地域性的存在，生活的模式千變萬化也離不開具體時空。我們選擇和領受各自的地域性存在，也就選擇了一種屬于自己的，同時需要自己去學會的，寫作的聲音。具體到我個人的寫作，我覺得杭州讓我開始敢于嘗試慢下來，在語流節奏和詞匯控制上。在杭州，我對于中國古典詩歌的詩學傳統也有了新的認識，不像之前長居英國時。當然，我依然有不少扎根于求學西方時的寫作題材和靈感，但“杭州”作為一個新的背景，甚至語料庫，也在我的潛意識里不斷更新我的寫作手法，調整我的寫作姿態，這種潛移默化我是歡迎的，畢竟是我主動選擇了來這里，被這里改變。

董赴：南疆的荒旱遼遠之于北疆的雪嶺云杉草原，陽光、戈壁、沙漠給予的暖意色彩凸顯著蓬勃、熱烈、甚至倔犟堅韌的地域生態。數千年角逐、拉據的風云凝固，熢燧、古城象形的碰觸，孤島式的綠洲“距離被無限放大，以至完全拋離了‘受體’和‘聽者’”(韓子勇)，孑孓獨行的游牧和不為世俗裹挾的曠達，流動的光影，豐厚物產的饋贈，以巍巍昆侖、托木爾峰、龜茲文化的神示與標高，流溢著不可比擬的邊塞雄渾和清澈。

林宗龍：我生活在東南沿海的一座城市：福州。雖然我在這邊生活有十多年之久并且今后將長期居住在這里，但它確實沒有給我帶來太多的情感和寫作依附。它對我來說甚至是一種“模糊”的狀態。但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現實，把我罩住，讓我經常有強烈地想逃離它的情緒。所以，每當短暫地離開這里，去往另一個地方，我就能強烈到感覺到進入一種夢幻一般的時空。或許這種隱性的沖突感，讓我的詩歌，顯示出一種游離、交織、晃動的氣息，像火車的汽笛聲在曠野中響徹。

肉孜·蘇皮：我出生在阿克蘇，生活在阿克蘇。我在阿克蘇初中畢業，考上了巴州師范。三年后分配到和田，在一所希望學校教書整整五年，又回到了美麗的阿克蘇。看來，我與阿克蘇真有緣！我離開阿克蘇，在外那么多年的讀書教書，除了孤獨，只有詩歌形影不離地陪伴我。作為阿克蘇的詩人，我把自己最好的詩要么留在心里，要么寫在水上，因此，在我的眼里，阿克蘇是水和詩最多的地方。阿克蘇真的很美，美得如水！阿克蘇真的很美，美得如詩！詩意阿克蘇，我一輩子也寫不完。我在每首詩里，默默地傾訴著對她的眷戀……

尤佑：我現居浙江嘉興。毗鄰上海、杭州，由此決定了嘉興的樞紐地位。如果用幾個詞來描述它，我想是：通達、溫濕、平曠、水網密布。我看地域性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是動態的，有時甚至是旁觀的。長期駐守某個地方，有利于深入了解它；而以闖入者身份審視地域，結論更貼近真相。當然，絕對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非土著，而是新居民。當我從山水九江遷居杭嘉湖平原，我身上的水性未去，卻多了幾分甜度。嘉興給我的詩意，集中在城居者的瑣屑和小日子的美好。一組組矛盾讓我的寫作煙熏火燎、貼地翔集。

盧山：塞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我的寫作就是我的履歷表。從故鄉安徽石梁河畔到成都求學，從成都北上金陵南京深造，再次南下杭州謀生成家，最后又來到新疆落腳，這些年詩歌紀錄了生活的奔突現場和心緒的輾轉反側，形成了個人的生命詩學。故鄉的石梁河是我寫作的起點，我的文字里永遠站立著河邊上的那棵大柳樹；成都和南京寵愛了那個不可一世的白衣少年，誓言和牢騷漫天飛舞；杭州山水安頓了我躁動的青春，并在一地雞毛的職業困頓中給予我深刻的教誨和溫暖的佑護；新疆塔里木為我的生命賦能，釋放出了那只被生活囚禁的猛虎，得以暫時的馳騁在塔里木的星空下。感恩于每一次遭遇和相見，這片土地用萬里寒光、天山積雪和大漠孤煙來教誨我，讓我在三十五歲的時候，成為一個“敢于吃螺絲釘/肯硬骨頭”的硬漢。作家周濤說，新疆是自己的情人。地理位移的變化，氣候、飲食、習慣等是第一關，更重要的是內心的文化認同感。沒有大地就沒有大文章。我多次在與詩友聊天中說到湖山對人的塑造，我期待可以將塔里木河像圍巾一樣裹在脖子上，幫我度過這北風凌冽的中國邊疆。一年多來，陸續有詩友說我詩歌里的“水分”逐漸被蒸發掉了，意象和主題也更新了，關鍵是格局和氣場有了。這讓我感到不小的驚喜和欣慰。一個詩人要不斷的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和自我突破，否則永遠都是一個無效寫作的犧牲品。

老點：我生活在塔克拉瑪干邊緣的塔里木綠洲，遼遠、廣闊、粗礪、本初、自然、混沌是我想要描述它輪廓的關鍵詞，但主要帶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大字。腳下的土地可以裝下上海、北京像這樣的大城市好幾個還綽綽有余，簡直像把幾粒石子裝到盒子里一樣。還有這里的食物，一端上來就是大盤雞、大盤魚、大盤肚子、大盤拌面，更有維吾爾族人烤制的像臉盆子那樣大馕餅。人們大塊啃羊肉，大碗喝燒酒，樂此不疲。這種“大”直接影響到人的性情，這里的人豪爽、仗義、粗放、心機不深，熱情好處，你若久住，必受浸染。在這里生活，你必然感受到人的渺小，尤其是你在與大自然接觸中，當你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獨坐，那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覺特別強烈。在這樣巨大的時間與空間中，你只不過是一粒沙子而已。如此環境，勢必影響你的詩學，短暫與永恒，個人和整體，大與小，輕和重，這些思想也必定會介入你的寫作，使你的寫作會呈現不同的樣貌。可以說，這片地域是產生大詩人、大藝術家的地方，然而羞愧得很，我至今還沒有寫出令自己滿意的東西，看來我的修為和功力還不夠。

劉二偉：什么樣的人就會產生什么樣的作品，人是藝術的核心。在新疆幾乎每一座山、一條河、一粒沙都指向廣闊宏大與星辰亙古，而我們的生活和生命又是如此的卑微與渺小。我的詩歌和繪畫面臨的問題正是如何闡釋這種矛盾，找到自己心中的山水，構建自己的藝術面貌。創作中，我沒有地域性的既定概念，而且可能會首先摒棄我是河南人、新疆人，摒棄在河南、河北、北京、新疆的生存經驗，但摒棄的是與之相關、且已有的或自我能見到的表達方式，我會集中精力在更寬的范圍內去尋找那些走在前沿的人或曾經走在那個時代審美前沿的人，尋找那些能打破我固有意識、拓展想象空間和表達空間的藝術語言，尋找那些純粹愉悅著藝術本體語言的東西，去吸收欣賞借鑒那些，去背叛、反對、遠離地域性不經意間可能已賦予自己的符號，并保持遠觀的狀態去審視身處地域中的自我，盡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挑戰自己既定的事實，去努力將自己當下的狀態轉換成筆下的詩句和風景，轉換成自己生命真實的、保持成長的狀態。

吉爾：慈悲、蒼涼、神性、孤獨、桀驁、博大。

趙學成：我所在的海門剛剛并入南通大市，由一個縣級市變成了一個區。關于它，我想到的關鍵詞是“張謇”（此人對此地的影響深入骨髓）、“基礎教育”（高考“業績”馳名全國）、“富裕”（有錢人比較多，人們頭腦靈活）、“濕潤”（典型的南方氣候）等。這種地域性特征對我的詩歌寫作幾乎沒有影響，因為骨子里我是一個北方人，盡管在此地已生活十多年，并在此結婚成家，戶籍也遷到了這兒，但我的客居心態從未改變。比如我拒絕扎根，拒絕學習本地方言，拒絕被稱為“海門人”。甚至可以說，我寫詩，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反對自己成為一個本地人。

北魚：煙雨與塵霧、懷舊與夢想、柔波與潮涌。眼下的杭州，已不完全是我們傳統記憶里的舊時江南，從建國之后的工業化熱潮，到改革開放是民營經濟浪潮，再到如今的互聯網時代狂潮，它似乎一直在試圖打破人們的固有印象。早幾年剛來杭州的時候，漫天的霧霾、蛛羅的高架橋、哄抬的房價……幾乎遮蔽了我對杭州所有的想象。也許是出于寫詩者的“天然叛逆”或者更恰當說出于“心靈保護”的需要，我到杭州最初幾年的創作是在類似“包裹”的狀態下進行的，也就是我把自己放在過去的江南，來寫當下的杭州。那些習作自然是符合了某種內在的需求，與實際的杭州是脫鉤的。但“地域性”的影響是不可能僅存在于記憶或者印象里的。出于人本能的適應性也好，又或者像盧山所言“與這塊土地的鏈接”也好，當我們從不得不面對到見諸事習以為常，直至認同它“眼下的應有樣子”，作為一個詩人，不得不去思考是這種發展著的新的關系。就好比，陪你逛街看電影的女友，如今已經是為你煮飯教娃的夫人一般。我不得不選用一些更為生活的詞匯，來為我的詩換一種可能的方式。我覺得這可不僅僅是地域的關系，更多的可能是光陰的磨礪。所以，影響我們的，可能是時空。

王靜新：如果一定要用幾個詞語來形容，我想用以下四個關鍵詞：遼闊、神秘、莽荒、無常。遼闊作為海洋表面的特征，帶來的感官感受毋庸置疑是很普遍的和整體的，在詩歌中呈現為一種大海青藍無際無涯的印象，但在這個表現的內部是各種力量，海流、涌浪、暗礁、乃至入海的河流等形成的各種力量的博弈。而在更深的海底，是各式各樣的神秘的魚類世界。這些魚類世界都是以科學說明文的形式出現在書籍中，它們的神秘也幾乎未被詩歌所發掘，而或許也沒有人愿意在那些稀奇古怪的造物中去挖掘詩意，那是一個潛藏著的莽荒的世界。人們總是說，落水鬼是最悲慘的，億萬個魚卵中能夠長成大魚那是非常低的概率，每種魚類既是獵手，也是獵物。在海水內部，隱藏著無數這樣的無常。而作為海邊生活的漁民的孩子，我對這種無常的感受是更真切的。

3、作為一名創作中的青年詩歌寫作者，你想寫出怎樣的詩歌作品或者有怎樣的詩歌抱負？

耳南：除去年齡的界定，我一直拒絕將自己定義為作為青年詩歌寫作者，原因有二：一是我個人的詩歌創作一直處于一種隨心的狀態，雖然我也曾給自己立下定時練筆的規章，但實際上常常陷入一種感知遲鈍的狀態——這與普遍意義上的青年創作印象不同；二是我極愿意積累日常所見，然后將其糅合、提煉，因此，詩歌產量并不算多。但我同時相信量變所產生的未知。在這種糾纏狀態下，能寫出怎樣的詩歌作品，事實上我自己并無把握。至于想寫出怎樣的詩歌作品或有怎樣的詩歌抱負，我認為我能做的，只有把自己與腳下的土地、山川、明月、河流、樹木積極融合，而時間會不會記住我，則并不重要。

蕭楚天：我時不時會想到魏晉詩與唐詩的關系，英國的新古典主義詩與浪漫主義詩，維多利亞晚期詩與現代主義詩，甚至現代主義詩與自白派詩的關系。我總隱隱覺得我們所處的時代也像一個類似的轉折點。詩在中國和英美都變得越來越小眾，越來越成為學者、文科大學生和詩人同行的精巧的玩具，但唐詩宋詞依然在中國長盛不衰，就像莎士比亞、但丁、濟慈和葉芝的書依然擺在英國很多書店的顯眼位置。詩會不會變得小眾是我們無法決定的，就好像巴赫曾被人遺忘后來又被捧上神壇，但他的音樂還是那樣的音樂。可詩不應該把自己定位成小圈子玩物，像邪典電影或者同人文學，詩有著偉大的傳統，橋接時代語言和時代精神，能產生巨大的能量，無論東西。這樣的思考讓我想要寫出在語言上足夠當代和自信，在主題上能處理多領域議題，在表達上探索個人與命運的關系的作品。更具體來說，我在嘗試寫一種敘事詩，我希望它不被流派和技巧束縛，也不媚俗，我希望它的語言流暢，足以讓非現代詩愛好者欣賞，同時有明晰的結構、主題和方向。我希望它能讓人想起惠特曼的自由詩，拜倫的長詩，更遠一點的，莎士比亞的詩劇。中國的詩歌似乎缺乏這種傳統和實踐，有的話我覺得會是好事。

林宗龍：我想寫出一種能夠聽到心靈吟唱的詩歌，具體來說，就是當我在六十歲時，面對三十歲時所寫下的那些文字，依然能夠被三十歲時所折射出的“自我”而打動，那“自我”里，有那個時空所經歷的、感受的、觸摸的最為真實和深刻的復雜體驗，而除了被打動之外，可以平靜地凝視那個“自我”，不問候也不致敬。我希望將這些不同時空的“自我”串起來時，能夠聽到那個聲音，在某種完整的形象里回蕩著。那個聲音，要告誡我什么，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個聲音，是我真切而真實的聲音。

肉孜·蘇皮：從小到大，我一直很喜歡詩。小時候，我是幾乎每晚都聽爸媽講的童話進入睡眠的。還記得，我兒時聽過的其中一篇童話是這樣開頭的：

很久很久以前

大山就是大海

很久很久以前

大海就是大山……

這是多么優美的詩句！說心里話，當時我早上起床也被詩叫醒，因為對我來說，窗外的鳥聲也是詩歌，這是我至今靠聽覺作詩的原因之一。一首詩是一次生命的覺醒，也是一次語言的自覺。我一直想在詩歌當中找到更加真實的自我。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集中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的精華。中國是詩歌王國，詩是藝術神圣的殿堂，是藝術高聳的峰頂，是我們精神的家園。因為我是個詩性很強的人，在巴州師范上學開始一邊更加努力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一邊大量閱讀漢語詩歌。每次遇到好詩就譯成維吾爾文，給少數民族詩歌愛好者分享。至今翻譯發表了海子、顧城、汪國真、北島、沈偉、王妍丁、老點、蘇德新、張映姝、吉爾、綠野、劉康平、張立江、盧山等詩人的300余首詩歌。近兩年，我把自己以前用維吾爾語創作的詩歌開始用漢語再次創作，已有了200多首。

尤佑：青年，意味著活力、革新、可能。對我來說，我希望寫出緊貼生活的詩歌，比如威廉·卡洛斯、羅伯特·勃萊、沃爾科特等人的創作，就是如此。詩歌千姿百態，但生活缺位的詩，一定寡淡無味。或許是寫詩，兼做評論的緣故。我企圖用詩學來歸類詩人的創作構想。青年詩人要寫出怎樣的詩，等于在問青年詩人有沒有考慮自己的詩學問題。詩學不拘一格，但重復前人走過的老路，肯定行不通。青年詩人之難就在于要快速脫離模仿的同時建構屬于自己的詩學，如若不能，他將失去精微創造的內驅力。我期待用透視法寫出泥沙俱下的生活，用純正漢語寫出人間百態，用思辨的眼力審視現代社會的表與里。

王世虎：優秀的詩歌寫作者，對于詩歌創作都有自己的考量。有人認為，詩歌是良藥；有人認為，詩歌是修行；有人認為，詩歌的救贖；也有人認為，詩歌是竹籃子打水...我想，對于不同的人，詩歌對我們的意義都是不一樣的，但是又是相似（一致）的。好的作品，讀來讓人動容。當然，這也取決于讀者的文化水平、學識修養等等。曼德爾施塔姆說：“詩歌的空氣是意外”，好的作品需要很多（機緣）。我們要認識到，有些詩歌是詩人活（過）出來的；有些詩歌是生活的真相...而天才的詩人，從來不缺乏這些。對于一名青年寫作者而言，堅持閱讀、堅持寫作、堅持思考，是最好的回答。至于寫成什么樣，時間會給出明證。而詩歌抱負，那是我們的情懷，是熱愛，是熊熊大火。

老點：看到青年這個詞，令人為之一振，也為之汗顏。我已過青年，將至中年末端，可我的寫作依舊青澀，仍然昏暗不明，但我這股“詩歌的血不會冷！”（盧山語），我心目中的詩歌不藏惡，不虛美，從容而有力，自然又不隔人，樸素而陌生，洞穿表象又直至本質。好詩是一種秩序、一種平衡，必須要心靈的參與，是理智和情感的交歡，水與火的共舞。我渴望通過寫作和人世修煉，使：“一扇門在體內打開/我進入清晨的明澈”（米沃什語），寫出如博爾赫斯的《界限》“有一行魏爾蘭的詩句，我將不再記起/有一條鄰近的街道，是我雙腳的禁地/有一面鏡子，最后一次望見了我/有一扇門，我已關上了它直到世界末日/在我圖書館的藏書中（我正望著它們）/有某一本我再也不會翻開/今年夏天，我將有五十歲了/死亡消磨著我，永不停息”；如羅伯特·潘·沃倫的《世事滄桑話鳥鳴》這樣的好詩。寫出“東關酸風射眸子，憶君清淚如鉛水”（李賀詩）這樣的好句子。若我能寫出這樣的好詩、好句子，一首即可，兩句也行，足以撫慰平生，也算沒白來一趟塵世了。

劉二偉：最渴望的就是，在創作中不斷地背叛自己、忘掉自己昨天的表達和觀察方式，朝新的可能性邁出步子。

趙學成：我希望我的詩能夠面向這個時代，并能夠穿越它，觸摸到永恒。在這個時代，僅僅從每天的新聞里走過，都會有劫后余生之感。我每嘗想用一個幸存者的心態來寫詩，用一個死者遺囑執行人的心態來寫詩，用一個被告、一個受辱的人、一個病人、一個落伍分子的心態來寫詩。我并不是掌燈的人，但我有自己的倫理和尺度：干脆，直接，準確，有鋒芒但不粗暴，有溫度但不溫吞，有對語言延展性的高度自覺但不迷戀修辭，有細節并且在抵達細節的過程中控制好節奏但并不堆砌，不媚俗也不媚雅，高度自治卻也戰戰兢兢。

拓野：我想寫一些青年應該寫的詩，比如寫生活、感情之類的。會以日記的感覺去戳中擊中我的一切物事。但我更想寫一些按道理我這個階段本不應該能寫出來的東西。比如一些對人類族群整體的觀照、對語言之迷霧的繚繞究竟能到什么地步的探究、對一種最低程度的未來感和科幻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對男性的女性主義寫作的可能性等等的追問。我倒沒什么抱負之類的，只實現自在地在經驗之流和文本的美中東走走，西逛逛。我的抱負就是此處不應生抱負，抱木負薪不如張開雙手。

北魚：要么流行，要么傳世。當然，優秀而經典的作品是兼具兩個屬性的。很遺憾，到目前為止，我與這兩項都不沾邊。好在，這似乎也不一定是我一個人的難題，也可能是當下不少漢語詩人所處的困境，以至于我還保留了一絲“同志仍需努力”的勇氣。但從內心深處來講，我在詩歌寫作方面，沒有上限，唯獨祈求能活到老、寫到老。能一直寫下去，就夠不容易了吧？！

4、青年詩人該如何處理好生活與寫作的關系？

曹戊：生活和寫作，在我看來生活是高于寫作的，你可以不寫作，但你不能沒有生活，而在某種程度上，生活的廣度構建起了寫作的地基，在日常生活中，積累的點點滴滴都構成了寫作的素材，以詩歌為例，當在生活中某種場景觸動我們的時候才有寫作欲望的呈現，而這種通過文本再現生活的過程就完成了寫作的第一次跨越，盡管這時候的文本呈現已經遠遠高于生活本身，但“吃水不忘打井人”，我們又要回饋生活，所以去寫作。寫作只是構成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的生活，絕大多數人是不寫作的，但他們依舊生活得很好。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很多人在大學時代寫作，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多多少少都會寫一寫，但進入社會之后，有一部分人放下了寫作的事情，完完全全地投入生活，所以青年詩人應該生活得很好，然后去談寫作，兩者并不矛盾，兩者之間沒有必須要完成的關系。

耳南：說到生活，我就想起苦難。在我人生的前22年，我生活、學習的地方缺少水源、親情，缺少世間的大多數美好之物。兩年前，我又來到新疆阿克蘇，開始了與干燥、遼闊相關的生活。這并不是逃離，正如博爾赫斯所說：“生活是苦難的，我又劃著我的斷槳出發了”。我的寫作大多數都來自于我狹小的生活，正是生活給了我寫作的勇氣，它讓我能夠更早的明白，我的生活怎樣，我的文字就怎樣。因此這二者并無先后之分，更無高低之別。等我老去的那一天，我愿意這樣和所有人告別：耳南，生活過，寫作過。

蕭楚天：我個人的觀點是，生活與寫作是無法分開的。哪怕我們可以戴著“路人甲”的面具在個人生活里，一個詩人對生活的觀察和對寫作信念的堅守依然會在生活中產生回響。如果一定會互相滲透，我們希望生活與寫作互相成就，而不是互相傷害。而現實是，我們往往無法做到圣人所倡導的“中庸”，或者用一個西方諺語：我們不可能既要留住蛋糕又要吃掉它。我們篤定的東西會決定我們的選擇，如果選擇的關頭來到，我們的選擇又遲早會深刻改變我們的寫作。無論如何，一個有著藝術自覺的詩人，一定會把選擇權留給自己。

林宗龍：我一直覺得生活和寫作從來都不是對立的。生活中所要面對的庸常、瑣碎、慣性、局限、貧瘠，其實也正是寫作中所要面對的困境，前者更為具體，后者則是抽象的，但它們都是一種“勞作”，都需要處理現實與非現實的問題。而對于一個對生活和寫作都充滿困惑的人來說，我常常提醒自己：去認識它們，去感受它們，然后盡可能地去化解它們，不被它們所異化。或許，去感受生活中那些善意和樸素的部分，才可能找到寫作的通道和秘境，而在寫作中去了解自身所在的生活處境，或許才能更好地發現生命的本質。

肉孜·蘇皮：很多時候，有人認為從事寫作和個人生活會有很大的沖突。當然有道理，就說我自己，白天忙于上班，下班后做飯、陪孩子做作業，只有深夜一點的時間才屬于我。但是幸而有詩歌串聯起瑣碎無序的生活。我無法想象沒有詩意的生活，更無法想象沒有生活的創作。從我個人的生活實際來講，我一般一邊生活，一邊寫作。寫作能夠給我生活的靈魂，生活能夠給我寫作的精力。我用美好的詩句裝飾我平凡的生活，給我的愛化妝。我覺得寫作的人更應該認真去生活，認真去寫作，認真去愛身邊的人。在我的眼里，生活就是愛，寫作也是愛，寫作就是愛的糧食，愛就是寫作的支柱。我寫詩應對生活的瑣碎、焦慮與挑戰。

盧山：詩人也是社會化的產物，但是要逐漸的抵抗日益焦灼的社會化對寫作的侵擾。無孔不入的廣告娛樂商業炒作，價值觀的悖論和認知的龐雜，詩歌的火焰還能在渾濁的冷風中堅持多久？寫作是一種過癮，也是一種宿命，在寫作和生活的雙重答卷中，如魚得水的不多，東倒西歪的大有人在。頭破血流之后，我們開始重新認識世界。每個人都有很多社會角色，可能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自己對“詩人”這個角色的認同感是至高無上的，也是致命的。寫作是一種對自我生命的修煉，也是一種暗無天日的悟道，當我們足夠通透和遼闊的時候，就有了舉重若輕的本領了。詩人于堅早年說過，世界在上面，詩歌在下面。但我相信，“下面”的力量是無比龐大的，如塔克拉瑪干沙漠心臟的地火。這“地火”讓我們勇敢的活著和愛著。

王世虎：生活是面包，寫作是精神的食糧。這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呼應，相輔相成。從我過去的寫作經驗看，那些我寫出的還不錯的詩歌作品，無不是在生活極不如意，充滿困苦又悲傷的時刻，那時候詩歌是另一個我。而現在，工作以后，隨著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寫作卻是平平無奇，從一條大河成為小溪，這是一件讓人很頭痛的事情，但是我們又不得不去面對他。如何處理好這兩者間的關系，我想還是需要一些中間的物質，比如：閱讀、旅行、思考、保持對身邊一切的敏感并堅持真我。

老點：相信這個問題是困擾我們所有人的問題，人之為人無不背負著沉重的肉身，詩人們更不例外。年少時，可以無牽無掛、不管不顧地寫，到了我們這個年齡，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爬坡上坎的載重卡車，可見弄順當兩者關系，互不妨礙，十分必要。我們也不是王勃、李賀、葉賽寧那樣的天才，扔下一堆光耀千古的詩篇就轉身走人了。我相信，我們活得越久，會詩藝漸成，越寫越好。至于怎么處理好生活與寫作的關系，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法寶，各人會看好自己的孩子，養好自己的小家。安家立業，安身立命，唯安心才能從容，愿我們都能在這個浮躁喧嘩的時代安妥身心，養護好我們詩歌的這條命。

劉二偉：我是個沒有詩人身份自覺和寫作自覺的人，詩歌也好繪畫也好不過是你會說的另一門“外語”，這門“外語”的特點是它無法掩飾你的內心，它會赤裸裸地呈現你的狀態，僅此而已。對于我來說我一直也堅定地否認“詩人”這個詞匯和自己嫁接在一起，我既沒有用詩歌去針砭時弊反映廣泛意義上的苦痛喜樂，也沒有用詩歌去洞悉人性憐憫眾生，更沒有把生命熱愛成詩歌的樣子，他僅是自己真實生活的一部分，和其他高尚的符號，都沒有關系，因為在我眼里，詩歌一旦剝離了那些使命感和表達能力，“詩人”這個標簽，它更像件衣服，一件讓有的人舒服或有的人難受的衣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去寫長短句子、去畫畫，僅僅是因為我有表達意見、表達喜惡的沖動，并試圖用藝術的形式去發現自我另一種生命的狀態，更重要的是我偷懶，習慣了這種表達方式。

吉爾：連生活都不愛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談愛世界。

余退：生活與寫作的關系是不可分的。我最希望能通過寫作觸摸到生活中的隱秘部分，那些看不見水下冰山。雖然這個世界表面上很雷同，信息的獲取異常快速，但是因為心靈的存在，每個人眼中的世界依舊是決然不同的。我的祖母那一輩中的女性，可能有些一輩子都沒有踏出過海島，對于他們來講西北、東北，更別說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了，永遠像是傳說，是不真實的。前段時間和一位詩友聊天，他說他兒時暑假，有一次他的一位伯伯抱著他上了卡車，帶著他過了一段在卡車上的奔波生活，晚上就和他的表妹一起睡在大卡的后座。而我兒時看到的是木船，暑假撲到海水里游泳，勇敢的孩子會嘗試潛過木船的底部。不同的生活記憶現場在某個共同場域交匯了。但是，更多的生活對于他人而言是真實的，而對我而言依舊只能是想象的，就像我無法直接體驗到一位日夜在礦井下開采的曠工的心態，或者一位在遠洋船只上工作幾個月不上岸的年輕人的孤獨感。生活交叉的依舊只是一小部分。我們或者永遠只能寫出我們所認識的那部分生活。但是因為觸碰，有些連接發生了。因為寫作，有些生活被重塑了，具有了微弱的意義。

北魚：請允許我把這個問題做個精分：如何處理好有質量的生活和可持續寫作的關系。這樣，可以讓這個問題的討論顯得不那么傷感。事實上，我們這一代的青年詩人，有許許多多因生活的原因而漸漸失去寫作的動力和方向，我更希望他們是為了追求更有質量的生活而暫離詩歌，而不是因為生活所迫而遠離詩歌。就我本人而言，詩歌與生活的關系，確實也曾給我帶來不少的困擾。這種困擾來自于我對持續寫作的不放棄和親人對我過度熱心于詩歌事業的不理解的對抗。好在，人都會長大，生活除了磨礪，還有諸多的饋贈。當我們有時間、有能力并有具體方法把有質量生活和可持續寫作統一起來的時候，一切都迎刃而解。此時，生活會讓寫作更沒有顧慮。我和盧山一起創辦《詩青年》的時候，提了兩個標語：“詩歌的血不會冷”這是致敬詩歌；“尋找詩意生活的現實藍本”，這是詩與生活的融通。

王靜新：通俗來說，于我而言就是生活養育詩歌，或者說，有余力則以學文。每一首詩都要全部的熱情和智力去增加其碳火。

5、改革開放背景下，你如何看待文化“移民”的混血特質？

耳南：從我個人來說，文化移民并不意味著選擇哪種文化或者追求哪種文化。“混血”這個詞語非常準確的描述了這個過程，“移民”并不等同于放棄原有的特質，正如第一個話題中我提到的包容一詞；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文化移民”也不代表用原有的事物代替后來的事物，反之亦然。我認為，“文化移民”能夠很好的將不同的地域、習俗、價值等特征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綜合的認知。這對于打開潛在的、全新的視野是有好處的。“混血特質”極有可能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塑造了更為細膩且全面的感知力，當然，這還需要我自己去逐漸發現。

董赴：限制的打破，人口的流向，環境的異化和包融，被置放在時代潮流的冊頁。故土僅僅作為曾經的注釋而存在。“漂泊”和“移民”式的混血特質被省略、簡化在都市利欲擾攘的片段、時間散碎的層面。相對偏遠的“移民”則在應對自然、時間、歷史鴻溝等場域跨越之中，開掘塵封千年的廓清、孤寂中延續著民族、文化“混血”帶來的勃勃生機和蠻野沖撞。扎根的汲取，沾染著異域、故鄉的雙重的距離與審視，迸射著迷離、強悍的解構、嬗變和重生。

肉孜·蘇皮：詩歌創作也需要不斷創新，就像改革開放。我認為，在改革開放背景下，中國新詩吸納西方詩歌藝術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種表現手段是應該的。我們應該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這樣才能回答時代發展的要求。當然，詩歌創作不需要過度的具體目的，不過它需要詩人應該看透時代的總體面貌。沒有開放思想的不是好詩人，沒有與時俱進的不是超越自我的靈魂，沒有了這種靈魂，寫作是商業的附屬品，不是靈魂的歸宿。我感謝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了這種變化就有了更具時代精神和意義，更有先鋒模范的詩人和詩歌。

盧山：地理位移的改變帶來了新的鄉愁和詩歌美學。詩人在兩個甚至更多個故鄉之間游離、徘徊，成為回不去的故鄉的影子和幽靈。“混血”亦是多元，“移民”也是再造。你得在沙漠里找到金子，你得在沙漠里種下蘋果樹。

劉二偉：主要還是看現實給創作者施加了什么樣的影響力。地域的切換，其實質應該是生活的變化，這種變化讓創作者遠離了生活的舒適區，為接下來遠離創作舒適區提供了平臺。如果生活沒有變化，人生際遇沒有變化，苦痛喜樂沒有逆向性切換，那地域變換不過是切換了塊布景，繼續舞蹈，它為創作帶來的只能是更加生分的、油和水的感覺，也根本無法帶來新的視角、無法給生活賦予新的意義、更無法形成“混血特質”。

余退：從我這位島民的視角而言，移民是一直存在的，混血是我們這個種族的生命特質，根本就沒有純種一說。像我所生活的叫“洞頭”的小海島，始遷祖中約一半多來自福建等閩南語系地區，另外一半來自溫州地區。小海島一度因為明清“海禁”和“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僅存留一些海盜或者流民。我所理解的人類史就是移民史，不管是否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只是有時停滯了，有時又加速了。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非洲裔英國移民作家阿卜杜勒，他的作品就是主要以殖民主義及流散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身份危機為題材的。我的一位朋友說他自己沒有故鄉，因為他從小生活在兵工廠里。他的祖父、父母都來源于不同的地域，他還十分羨慕我這種世代生活在海島的家庭。

北魚：“移”，向著“禾”“多”的地方去，漢字多么富有詩意，我們應該為用漢語寫作感到更多的美好和幸福。“移民”自古有之，或因天災或因戰亂或因政令，就中國農耕文化帶來的故土情結而言，人們多數是出于無奈而移民。而到了改革開放背景下的移民則截然相反，似乎是在向往美好生活的源動力驅使和經濟規律的客觀作用下產生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對異鄉文化的接受省略了“故土難離”的緩沖環節，這也使得從故土帶來的文化習性與他鄉的文化特性在個體上快速融合，形成新的生活習慣。而作為詩人，我們更多通過寫作習慣來透視我們的文化血脈。

6、如何克服對東部和西部的一些固有印象？這能否意味著在東部發現西部，在西部發現東部？山與海二者在何種程度上互為對方的底色？

曹戊：所謂的固有印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偏見，個人偏見或者集體偏見，并不能正確詮釋某些地域特征。克服這種固有印象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實地考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東部和西部拋開地域環境來說，他們所傳承的歷史文化有較大的差異，東部和西部，作為互補的兩部分存在，誰都可以是集合，也可以是子集，各自有各自的風格特點。山與海是自然界兩種不同的產物，山的高峻，海的遼闊，在共同語境下的時候，有山有海，互為底色。

肉孜·蘇皮：對于當代新詩來說，偉大的中國古典詩歌、百年新詩、西方現代詩歌是三大傳統。我覺得，我們在創作中，試試看這三把泥土捏成一團，有可能還有更多的更鮮艷的顏色，在某種程度上互為對方的底色，同時還能多出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性”。詩的活動要求詩人重新擦亮那些固有印象。我們詩歌中的陰郁與西方詩歌中的澄明和超脫思辨是互補的。文化底色這種東西是深藏于一個民族骨血中的特質。所以，我們在詩歌中既要保留漢語語境下的“母詩要素”，也要呈現接納性開放式的寫作姿態。不用擔心換血了我們還是不是我們？我們要相信，總會有明眼人一眼就能認出來，我們寫出的詩依然是東方語境下的詩，我們也依然是中國詩人。

拓野：哦，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像是我自己問的）。我有和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和對方說，比起山或海，我可能更喜歡用“江河”作為自己的一個底色，一個濾鏡。江河，正是從東到西貫通山與海。江與河的主干是山海之緯，而江河的支流則是山海經。（取經線意）至于克服固有印象這塊，東部的雄崛和西部的秀媚，還需要更仔細地去發現。西部是內守的姿態，東部更為開放。但在詩學和美學構建上，西的內守又與高原、鐵詩、風沙之類的意象捆綁在一起。但內守的寧靜，海子（不是指那位詩人）的清明，雪山的“可以埋葬人的溫柔”。這些呢？互相發現只需要一剎那的視線偏移。籠罩著山與海的是被共同呼吸的大氣循環。

王靜新：或許我們對異域存在一種浪漫的想象和遠方的情結，這產生了許多畫冊和游記，都相應地拔高了遠方的印象。我認為只有生活才能揭示一個地域的真相。東部和西部確實互為遠方，如果沒有海洋貿易帶來的繁榮，山和海或許都對應著同一種遼闊的貧瘠（隨著西部開發，特別是貿易路線的建設，今天的西部也可能會逐漸呈現唐朝時商路的繁榮）。很多時候人類的經驗是共通的，生活在中部、北方的人他們同樣可以發現一個真實的西部或者東部。我沒有去過西部，西部是以圖像和想象，以經驗和觀念的方式呈現在我的腦海里。如果一定要說山與海之間存在某種聯系，我覺得就像海枯石爛、山盟海誓等成語所揭示的，就是那種存在的極致，至高的山和至深的海或許都有著一種單調的永恒之色彩。

7、你認為在當代漢詩寫作中應突出哪些漢語特質？

曹戊：詩歌是最早的語言藝術。范云晶在《偏離·繁復·精確——論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特質》一文中講到：“偏離、繁復和精確是現代漢語詩歌的三個典型語言特質。偏離打破了古典漢詩的想象范式，并超越了調語原有意義，為現代漢語詩歌帶來語義的增殖；繁復通過詞語意義由“單一”到“復合”的“膨脹”和不同詞語之間的勾連，實現了意義的延展；精確以“及物”的方式將事物具象化，并由此物遷延出物。確保了現代漢語詩歌語境的透明。這三者相互激發，互相闌發，共同作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詩質”和文體樣態。現代漢語詩歌的豐富多元和復雜難解亦與這三個特質有關。”除此之外，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提到漢語的三個特征：“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行美以感目，三也。”簡單來說就是事物以視覺聽覺達意，得到美的效果。詩歌的寫作更能突出這幾點，一方面，詩歌的語言與常規的語言有些不同，更為凝練的語言使得詩歌具備多重表達，產生了更多靈動活潑的“活法”。另一方面，漢語詩歌的形式讓詩歌更加具有可讀性，有讀者可以填補的巨大空隙，使得詩歌不僅僅是一次性消費品，更具備值得反復研讀和品味的特質。

董赴：文字上的回歸，其實也是文化傳統由陳舊走向新生必有的妊娠、陣痛。白話百年對傳統字義的喪失，西化流行的過度解讀、意象的重復，詩與思的同質化、殿堂化，寡淡無味的遠離了體溫、荷爾蒙的詞句，早已悖離了自身肌體興衰相伴的不斷的去腐、更新和揚棄。而中國古典詞性的鏗鏘、韻律、質感、色彩，乃至意在言外的抒情深度和春秋、先秦、唐宋多脈相承的學養積淀，必將以切削式的袪魅存真“將靈魂的電荷賦予和回贈了大地”(韓子勇)。

尤佑：漢語，既是典雅的書面語，也可以是直取本質的口語。現代漢語具有準確、多義、典雅、富有韻味等特點，四字短語、俗語、詩句，與音樂節拍極為吻合，數千年的古典詩歌確定了現代漢語的審美基因，所以，一個有語言意識的詩人一定成長更快。作為當代漢詩的生力軍，青年詩人的創作應注重對漢語特質的提煉與運用，用漢語思維審視生活，表達生命。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現代漢語的活力，它脫胎于古代漢語，兼容并蓄了西方語系的部分特點，將雅與俗、象形與寫意、表意明確與多義含蓄融為一體，其博大、蓬勃、先導，決定了文化文明、思想思潮在語言之后。

盧山：詩歌要說人話。過分的炫技、虛浮都會把詩歌帶入凌空虛蹈、華而不實的尷尬境地，自娛自樂、自說自話。當然，詩歌也不能陷入口水的極端，那里多是一幫子玩客。干凈的語言、大氣的格局和人性的閃光，這樣的詩歌會打動我。還有現在的青年詩人缺乏一種貼著大地行走的能力和情懷，尤其是一些大學生詩人的寫作，由于缺乏社會經驗和認知，總以為把詩歌寫得云里霧里繞來繞去堆砌意象和詞語，這就是漂亮的詩歌。一些詩人和評論家也推波助瀾，鼓勵助長了這種不好的風氣。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另外，還要警惕膚淺化的虛假式的抒情，我們很容易陷入這個誤區。

劉二偉：因為學繪畫的緣故，再加上自己的審美趣味更趨向于現當代架上繪畫，這一方面使得我在詩歌創作中不自覺地會運用形象思維，用語言去描述畫面，傳達詩意。另一方面會把詩歌創作和繪畫創作融合起來一樣，只不過詞匯成了顏料、顏色，尤其是當自我遵從當代繪畫反傳統的價值追求時，顏料、色彩便不再服務于形體、意義甚至技法等東西，它更多地服務于過程、服務于存在等更形而上的東西，那用這種思維去創作詩歌，詞匯原有的意義便一定程度上不存在了，或一定程度上被消解、被結構了，創作中他會像顏料一樣被無意識、無目的又服從于某種美的規律，被調和、雜糅失去自身原有的樣子，這種鞣制的過程或粗暴、或細膩，結果是，顏料成為彰顯自我生命過程的色彩，詞匯更是脫離了原有意思得到新的生命和意義，這時，詞匯這個原本已經固化了某些意義的符號，也許已無法辨認，這種新生，也會因審美趣味的巨大差異和藝術門類的差別，不易被察覺和認同，甚至會更加地讓人不明就里。這也是我，從邊塞詩傳統和前輩詩人實績中的突圍方向，不做拖拽著巨大陰影創作的人。

吉爾：我認為特質應該是詩人自己的修煉，一個詩人應該拒絕同質化。

拓野：字的孤立性，就是以字為詞；兼顧到正在生成的新漢語特性；對字內部構造的挖掘，除了押韻，或許也可試試在句中押偏旁部首；音樂性和意象性的關系，乃至和反音樂的關系；對孤立語的截斷特性的使用，即對“頓”的使用；如何處理成語、俗語和死隱喻；一些更精神性的東西，更強調意境的東西，但要用一種漢語中的外語去重新表達；巫頌的傳統；使氣與琢磨的關系；一些外來詞在當下漢語中的位置；一些因果邏輯詞、虛詞、副詞等的處理，巧用之或者巧避之。

8、面對中西兩大詩歌傳統和前輩詩人的創作實績，青年詩人該如何處理“影響的焦慮”？

曹戊：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讓我想到王國維曾在《宋元戲曲考》中寫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簡單來說就是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一代有一代要寫的事，但是面對詩歌傳統和前輩詩人所創出的佳績，我們又不能置之不理，在這樣的影響下，我們在寫作的過程中要實現自己的文學抱負，又要在前人的基礎上超越前人，“二律背反”在這里得到完美詮釋。相信這是每一位青年詩人都會面臨的焦慮，但我們怎樣處理這樣的焦慮，成了青年詩人頭疼的事。我想，第一就應該承前啟后，在讀前輩的基礎上找出不足，彌補不足，成就自我；第二則是在這種焦慮的影響下，實現自我寫作的突破，地域的跨越和全新的生命體驗，讓自己得到成長。

耳南：前輩的影響肯定不可避免，其對青年詩歌創作著帶來的“焦慮”也確實存在。在平時與同為創作者的朋友們談天時，也常會提起現下幾位前輩詩人，談起他們的作品，并互相傳頌。作為詩歌創作者，寫出具有影響力的作品的想法是好的，但并不能因為前輩的“影響”就患得患失，丟棄自己原有的寫作本心。我始終堅信前輩詩人的每一步也都與腳下的路有關，而不是一開始就看見了道路盡頭的鮮花。若輕易就被“影響”擊潰而陷入泥淖，則詩歌只是詞句的蒼白堆砌。“沒有比腳更長的路”，在我上初中剛剛開始嘗試詩歌創作時就把這句話當座右銘。青年的詩歌更應該讓自然看見，青年的詩意應該為生活迸發。如此，青年人的“影響力”便會自然而然的發生。

肉孜·蘇皮：我覺得，青年詩人剛開始寫詩時可以模仿前輩詩人，但無論吸納怎樣的思辨方法和何種表現手段，詩人最終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行。個人的生活經驗需要在語言中拓展，內部經驗需要與外部世界相契合，如此才能找到并明晰自己的詩歌語調，發現自己的聲音，使之區別于他人。一般，隨著詩人年齡和經驗不斷的增長，其詩歌的觀念、方法、眼界、心智、技藝和寫作狀態等都應當開始走向成熟并且能夠自立的地步。青年詩人要始終注重詩心的堅守與詩藝的提升，因為，只有發出自己的聲音才是詩人立身之本。

王世虎：詩歌，幾千年來已經慢慢成為流淌在我們骨子里的東西，這是大傳統，而每個地域都有自己的地方傳統，對于古人以及我們的前輩詩人，我們一邊是仰望學習，另一邊是再辟蹊徑，開創屬于這個時代的詩歌作品。我們常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那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命運。青年寫作者處理這種焦慮，最好的辦法就是立足當下，不斷學習優秀的詩歌作品，汲取養分，推陳出新，形成自己獨特的作品，獨樹一幟，但這又何嘗不是難上難。

余退：如果真的有“影響的焦慮”的話，那前提是要有“影響”，總體上還是被動的。我感覺作為青年詩人，更應該主動進入到文學的脈絡之中，這個是無法逃避的，這是一種自覺。中國新詩經過一百年的發展，盡管尚未成熟，但是已經開始它自己新的傳統，這個新傳統絕對是融合中西，并且已經在形成屬于它自己的獨特個性了。如果說有焦慮的話，更多的是作為個體，還不能很好地進入那個新的傳統之中，對中西方詩歌的了解和深刻程度都值得懷疑。對于進入寫作傳統的個人而言，我相信只要等待成熟，每個詩人都將找到并進入自己的風格。

趙學成：“影響的焦慮”能夠成為一個問題，至少說明詩人處在一種傳統的福蔭中——當然，他要不斷調整自身與傳統的這種關系，力爭通過自己持續更新的寫作，讓這種或許原本完全處于被動狀態下的關系，能夠稍許掙脫某個（或某些）詩人或詩學的陰影，讓自己的詩獲得更充裕的表達時機和更富饒的闡釋空間。這是任何一個自覺的現代詩寫作者必須經歷的詩學心事和心路歷程，所以對此沒有什么可諱言的，青年詩人尤其是如此。要對抗這種“焦慮”，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不斷地讀，不停地寫，在詩與思的相互駁辯中持續拓深自我，努力尋找和建構自己的“個人傳統”，也就是老杜所說的“轉益多師是汝師”。而我們的幸運之處在于，當下網絡新媒體的空前發達，正好為此提供了極佳的技術支持。